几年后在香港和一群宝贝蛋演出《大笨贼》这部戏，男主角是许冠文，女主角是我。有一场戏里许冠文幻想自己是骑着一匹白马的王子，我则是坐在他身后的公主。我们两人骑着马正有说有笑时，马儿突然受惊而扬起了前蹄。许冠文控制不住它，我顺着马屁股四脚朝天地摔在地面，许冠文八十七公斤的躯体配上重力加速度整个摔在我身上，当场我就动弹不得，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工作人员赶忙请来一位跌打名医，这位广东老太太烤了一帖狗皮膏药贴在我尾椎部位，一个钟头之后我才能站起来走动，第二天便搭飞机回台湾，第三天又赶赴新竹登台。新竹的一名年轻的跌打师父替我推拿了一个星期疼痛才有改善，但从此之后右半边身体经常隐隐作痛，直到三十多岁遇见一位气功高人——唐师父，他以徒手吸出了我尾椎部位的淤积物，疼痛才痊愈的。结果那个再度“为艺术牺牲”的镜头连一秒钟都没出现，原来整段都被导演剪掉了。
十五年的从影历程我拍了近四十部令人哭笑不得的影片（倒是很贴近人生），以我四岁就开始看西片所培养出来的鉴赏角度，这些影片中只有《海滩上的一天》堪称佳作。导演杨德昌是我们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比较能掌握受存在主义与个人主义影响的一代人，跟受制于拥有及物化观的上一代人之间的冲突，也较有能力处理现代女性的省思与成长。他给了我充分的时间让我去酝酿我所饰演的钢琴家角色，同时还为我请了两位恶补演奏技法的老师，一位是尚未出道时的黄韵玲，另一位则是“胖子”范宗沛（现在已经是杰出的电影配乐师了）。他们协助我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重复再三地模拟肖邦练习曲《冬风》中的一段。对于几乎完全不会弹钢琴的我而言，这真是一项艰涩的挑战，然而两位小老师的功力很高，后来在银幕上呈现出来的画面颇具说服力。此外这部采取同步录音的电影也用上了我“白雪公主”程度的德文。我的发音一向称得上标准，拍摄时又有老师指导，最后银幕上呈现出来的德文对白也颇有说服力。整体来说，这部电影终于让我尝到了专业和自重的滋味。
当时台湾的电影工业在几位新锐导演的努力之下，新浪潮的趋势已经逐渐明朗化。我记得我们在中影看毛片时孝贤正在剪接《风柜来的人》，老杨看到孝贤所采用的超级长拍画面，禁不住兴奋地大喊：“你敢这样搞啊！那我也要这样搞！”我站在一旁欣赏他们因大胆忠于自己所流露的快意，心里生起了一股悸动，湿霉的空气中似乎飘拂起了宜人的熏风。那一刻我才开始深自反省，其实十年来我对自己的演艺工作从未有过真正的尊严感，我时常一边演出，一边跳出剧情暗自嘲笑对白的荒唐和肤浅；那是一种毫无创造力的反应。我在这个领域里占了十年的一席之地，然而我到底贡献了什么？我能为我的演艺伙伴们做些什么呢？我开始正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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