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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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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1-8.启蒙与学习

  除了一些属于创伤儿童的记忆之外,学习与成长仍然充满着兴味。

  中师附小在当时算是明星学校,里面的外省子弟人数较多,老师、校长大多受过日式教育。附小以音乐、美育著称,刚好这两项我都稍有天才。

  一年级的音乐导师萧碧珠是台中著名的钢琴家,她当时判定我为绝对音感,因为每回听音考试我总是拿一百分。另外几位具有绝对音感的同学日后都成了杰出的小提琴家和钢琴家,虽然我没有步上此道,但音乐一直是我的狂喜与至乐。音乐的能量是属灵的,它勾起了我最深的表达欲望,而这些欲望通常是透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的。

  说起舞蹈,我真的差一点成了芭蕾舞娘。台中当时有一位以严格教学闻名全省的舞蹈家——辜雅琴。六岁时母亲把我送到她那里学习,我的瓜子脸和瘦长的体形非常得到她的偏爱。

  她对我寄予厚望,但教育的形式却是体罚。我如果跳得不合乎她的标准,她就拿出一根绑着铁丝的细藤条在我的手心抽打三下。那三下打得相当重,我的手总是一阵麻痹,好一会儿才能恢复正常。我禁不住对体罚的恐惧从此不肯再去学舞。辜老师后来很诚恳地写了一封信给我,希望我能持续下去,但我就是死也不肯了。日后想想因缘的来龙去脉,成为芭蕾舞者其实违反了我的心性,那种专注苦修的途径绝不是爱自由、爱多元化发展的我所能承担与满足的。

  对我而言,绘画是另一项表达自我的方式。我的画时常被选出来参展,但总是得不到第一,不是第三,就是第四。我不习惯大胆用色,下意识地喜欢把颜色调混,画出来的风景或静物总是灰蒙蒙的。评分老师喜欢孩子们以明朗鲜艳的色调表现童趣,所以我无法拔群。这项对混合色的爱好,长大后也表现在我对服装的品味上。

  我爱月牙白、秋香绿、墨绿、靛蓝、酒红、中国红、灰紫、栗子色、青磁色,还有各种的黑——黑中掺任何颜色都比纯黑悦眼。这项对绘画的嗜好一直延续到中学、大学,当了演员之后便完全中断了(2004 年我又开始探索油画技巧)。

  附小合唱团当时被誉为台湾的维也纳儿童合唱团,上一年级时我被级任导师廖先生介绍到团里,成为年纪最小的团员。我人长得瘦,但嗓门特别大,声音可以高得震耳欲聋,于是外号“雷婆”的我自然被编入了高音部。当时负责指挥的老师名叫陈烟梯——这个名字的意境还真有点费解——他有一对招风耳,一个红彤彤的酒糟鼻,还有两道开阔而深刻的法令纹。他的态度非常认真,教学甚为严谨,口音里带着浓重的日本腔,脚上总是穿着一双纯白皮鞋。他上台指挥时表情严肃,如果有同学声音过大、过高或唱得荒腔走板,他就睁大眼睛狠狠地瞪你一下,嘴里还嘟哝着:“险累①哦!”手里的指挥棒差点没成了打人棒。

  ①险累:闽南话,意为“赏你一计耳光”。

  我小时候有一种奇特的反应,每当大人的表情过于严肃或场面过于紧张时,我就忍不住地笑个不停,有时甚至歇斯底里到流眼泪的程度。上台北参加全省性的比赛如果我控制不住笑了起来,可想而知会是什么场面了,所幸一次也没发生过,因为我被选为高音部的独唱,荣誉感令我收拾起了玩心,一本正经地专注于歌唱。1963 年我们的参赛歌是《老乌鸦》,我独唱其中小乌鸦的那一段。我们在台北中山堂表演的时候,我自认为把小乌鸦唱成了黄莺出谷,陈老师也因此而顺着烟梯步上了青云——我们得了全省冠军。第二年再接再厉,我们勤练高难度的《哈里路亚》,我仍旧担任其中一段的独唱。没想到比赛前一天我感冒倒嗓,同学们建议我服华达丸,结果情况更糟,糟到连《哈里路亚》也感动不了上帝。我的演出活像个倒嗓的老乌鸦,陈老师气得七窍生烟,险些没从梯子上摔下来——我们得了全省第四名。从此我开始变音,歌唱生涯告一段落,平日里只能在家中高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全套黄梅调,或者趁着老“立委”们出巡考察时在他们面前展露一下歌喉,以聊表自己的演唱才华。

  回忆起另一段历史可就不那么有趣了,不但不有趣,简直是噩梦一场。到目前为止我读过许多人对数学的观感,其中只有《荣格自传》深得我心。他在自传里有段精彩的辩白,所有痛恨数学的人都应该一读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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