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留在上海的一些人当中，有几个唐一向熟识，如胜利后立即公开出面代表蒋介石的蒋伯诚，从地下钻出来的军委会驻沪办事处主任吴绍澍，以及被日伪逮捕后又被送回重庆的原上海社会局长吴开先等，唐去上海后，因任务不同，不便先去找他们联系，他们见唐由重庆到了上海，也猜到是蒋介石派去的，便多次暗中主动找他去联系。
有一天，上海新华电影制片厂负责人张善琨去找唐，说蒋伯诚、吴绍澍想和他谈谈，问唐愿不愿意，唐当即表示愿意。第二天，张陪唐去白赛仲路某号八层楼上与蒋、吴见了面。除谈了彼此别后情况与上海和重庆两方面的许多事以外，他们便问听到什么重要消息没有？希望告诉他们一点。唐便把他前天从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那里听到一点日军最近准备进攻长沙，目的是去扰乱，并趁两湖丰收去抢点粮食，不会作长久占领。这消息唐早已向重庆汇报了。
蒋伯诚、吴绍澍却如获至宝，分别向重庆去汇报。不料他们发出的密电被李士群的特务侦破出来。其中有一句是“听四弟说的”，李士群一研究，唐生明投敌时，唐生智在重庆登的脱离兄弟关系的报上是称“四弟生明”，知道唐与蒋介石派在上海的其它特务组织也有往来，所以便找唐去问。唐回答很巧妙，说我每天接触那么多的人，怎么知道谁是重庆特务呢，以后说话注意点就是了。
周佛海也在第二天找唐谈这件事，并暗示他也与重庆拉上了关系。并劝唐不要零零碎碎地搞，有事可以和他商量。不要再避讳他。唐一听，知道一定是通过扣押他母亲等之后，才与重庆勾结上的。后来他便告诉唐，戴笠对他母亲、岳父等都特别优待，他岳父常有信来，渐渐发展到戴笠和他称兄道弟直接书信往来，并介绍军统留在上海工作的特务程克祥、彭寿负责和周联系，还在周领导的财政部上海办事处内设立一与重庆直通的秘密电台，由周在财政部给他们名义掩护。
1943年戴笠把彭寿叫到重庆，当面指示他如何进行利用周佛海的问题。因估计快要接近胜利了，蒋介石便暗中作了抢占上海、南方等地的部署，要所有与重庆有勾结的汉奸们，一定要很好地运用日伪军阻止附近的新四军先进入这些地区。但又不能让汉奸们拿到文字上的证据，以便将来好处理他们，便要求特务们只作口头上的传达。彭寿回来后，曾把蒋介石这些指示都告诉了周，周听了很高兴，认为以后不管那一方面最后胜利，他都是有功之臣。
1944年冬，周的母亲在贵州病逝，戴笠竟代替周佛海充当孝子，周曾把戴寄给他那套他母亲生病与死后办丧事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戴笠当孝子跪在周母灵前的侧影，周对此异常感动，从此，更死心塌地的甘愿听从戴笠的指挥。
胜利前夕，军统在上海附近的忠义救国军等特务武装部队没有经费，周一次便拨了三百亿元交与唐生明转发他们。当时三百亿可以值几千两黄金，唐除发放出去一些外，胜利后还将剩余的买了三千两黄金交与戴笠，可见周当时是如何全心全意在支持军统的工作了。
当时重庆对伪满洲国方面的情况了解很少，因日寇长期统治，特务不易打入。戴笠希望周佛海想点办法，周便利用机会去过一次伪满访问，除了解到—些情况回来，还为军统在伪满作了一点布置。
周佛海自与戴笠发生关系后，也把他的一些亲信拉下了水，他最得力的助手罗君强、上海伪市府副秘书长胡泽吾，以及妻弟杨惺华等不少人都经过他介绍为军统做了不少工作。
经过唐生明拉拢的大汉奸叶蓬，原为汪伪政府的陆军部部长，以后为伪湖北省省长，和唐一向要好。唐想拉他与重庆发生关系，这人很坦率地告诉唐，宁愿当汉奸也不愿再当蒋的部下。他抗战前任武汉警备司令时，把日本人画成枪靶子，作为士兵练习时射击之用，以增加士兵对日寇的仇恨。结果日本人发觉，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他，蒋介石恨他得罪了日本人把他撤了职。以后陈诚也排挤他，使他弄得到处碰壁，最近才决定宁可当汉奸，也不再替蒋介石工作。他一谈起过去就伤心。唐曾极力劝慰他，并说明戴笠作风与陈诚不同。而且也是反对陈诚的，最后他才同意与重庆发生关系。但却一直没有什么具体表现，特别是重庆要利用他的身份搞反共活动，他不肯按照重庆指示去做，所以胜利后被判处死刑。
还有汪精卫的副手陈公博，是通过戴笠的副手郑介民拉过来的。唐身份公开后，在与陈秘密谈话中也听他谈到他是极力主张汪蒋重新合作，不要再闹分家，好集中力量反共。他说只有这样，日本人才会同意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形势。他曾表示一定忠于蒋，但时机还不成熟，不宜急躁。蒋也很体谅他，像一般搞情报，保释被捕的人，都不让他出面，因为汪精卫还有他自己的打算，不会完全肯听他的话。
汪精卫病死在日本，由陈公博代理南京伪主席期间，陈看出日本已成强弩之末，迫切希望重庆与南方公开宣布“统一”，但蒋介石却不肯干了。陈曾要求去重庆当面见蒋请示“统一”步骤，遭到了蒋的拒绝。他知道蒋不会再利用他，因为眼看便宜的胜利就可到手，何必再在全国人民面前来闹这个丑剧，便下决心至死依靠日本人，所以日本刚宣布投降，他与伪政府高级顾问影佐帧昭，一同逃到日本，他还希望蒋介石能放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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