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假戏真做，还得由唐生智出面登报声明与唐生明脱离兄弟关系才行。当戴笠派军统局人事处长李肖白去见他，说等唐生明一到南京，南京伪广播电台和报刊发表这一消息时，重庆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也得立即发表一则他和唐生明脱离兄弟关系的消息。唐生智余怒未消地对李肖白说：“一切都是由你们安排的，用不着找我商量，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李肖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戴笠又亲自赶去看他，据说唐生智还是讽刺了戴笠几句。戴笠虽然很生气，但还得利用他这块老招牌，以达到假戏真做的目的。
当唐生明到达南京，南京国民党汉奸组织也有一个中央社，立即发布一篇新闻，标题是《唐生明将军来京参加和平运动》，内容如下：
“国民政府改组还都以来，革命军人，谙识体治，深明大义者，纷纷来京报到，积极参加和平运动，顷悉唐生明将军业已来京。唐将军系唐生智之胞弟，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中日战争发生后，任长沙警备司令，长沙大火之前调任常桃警备司令以迄于今。因鉴于无底抗战之非计，乃毅然离去，不避艰难，间关来京。汪主席于踢见之余，至为欣慰，且深致嘉许，已决定提请中央政治会议，卑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要席，俾得展其抱负云。”
1940年10月4日，南京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时，还逆精卫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身份，交议了大批新任命人员名单，其中第十四项便是：“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决议：“通过，送国民政府任命。”
正在这时，重庆方面也于10月10日到19日连续在“中央日报”等大报上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启事”，全文如下：
“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诚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
紧接着，重庆国民党政府也对唐生明“叛国投敌”发出一通“通缉令”，这场假戏做得十分逼真。
唐生明在南京停留了一个短时期便回到了上海，因为他从香港到上海后，大汉奸叶蓬便把在法租界金神父路24号一座花园洋房让给了他，周佛海还送他一辆漂亮的小汽车，这些正是他所追求的。
唐生明开始还不知道：不但汪精卫认为他是蒋介石派去准备以后汪蒋合作的代表人物，连日寇方面也曾研究过，蒋介石派这样一个人去是为了将来中日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人可以出面来谈和谈条件，是预派的“和谈代表”。所以他在上海不仅仅军统地下工作人员奉戴笠之命要保护他，连汪逆、日寇也要保护他。但他当时不了解，开始还是提心吊胆过日子，戴笠交给他的三个任务，他一个也不敢执行，而是整天去吃喝玩乐，以避免敌伪的注意。
戴笠当面交给唐生明的任务：第一是要他运用过去与汉奸的关系掩护军统在沦陷地区的工作，并在他家中安置一部特工电台；第二是对汪伪组织中一些重要官员多接触，必要时可透露蒋介石能原谅他们，并关怀他们、理解他们投敌是不得已的；第三是要利用敌伪的力量，去消灭在江南的新四军和其他由中共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部队。戴笠再三强调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并说看来最困难，但也最容易，因为日寇，汪逆都是反共的，同一目标，可以采取统一的和公开的手段进行……。唐生明认为最不容易进行的是第三项任务，很快他就体会到戴笠的分析太正确了，因为日伪也把新四军当成“心腹之患”，他们也想和蒋介石军队取得默契，三方面联合起来对付新四军。1941年5月，汪伪政府便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共军事组织——清乡委员会，由汪逆亲自担任委员长，以陈公博，周佛海为副委员长，特务头子李士群兼任秘书长负实际责任。李的助手汪曼云任副秘书长，协助李工作。
委员会下设四个处，唐生明被任命为负主要责任的军务处处长。
这个会在四月间开始酝酿时，李士群便找唐生明研究，一再表示让他去负责军事方面工作，无疑是利用他能与蒋军配合，唐最怕要他担任实际工作，一直没有同意。后来他把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和人事情况，以及李要他负责军事等向重庆密报后，蒋介石指示戴笠转告唐应当参加进去不能推辞，并规定他的任务，一定要很好利用日伪这一支武装去消灭新四军和中共领导的其它地方武力。所以李士群最后一次提出时，唐就同意了。
这个委员会是集汪伪组织中所有大汉奸于一体的，委员中几乎把各院、部长、省长和什么司令官，特务头头等都网罗了进去。
1941年6月中旬，汪精卫召开了一次清乡地区行政会议，会上决定以苏州为中心，向四面展开。一个月后，清乡委员会便成立了办事处，实际上是把南京的整个清乡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都搬到了苏州，办事处主任由秘书长李士群兼任，汪精卫并指定军务处长唐生明兼办事处副主任，协助李工作。七月初，李士群和唐生明为了表示决心认真工作，都把家从上海迁到了苏州。
苏州实验区的范围，当时划定是东自昆山沿京沪铁路到镇江，南边包括太湖沿湖各县，北边到长江南岸包括常熟、江阴，共约二十个左右的县，也就是新四军经常活动的地区。
清乡办事处指挥领导的伪军，大部分是过去日本人历年来所收编的土匪改编成的保安部队，共有好几万人，分散在各县，原来一直是由日本人领导，这时名义上是交给办事处实际上还是掌握在日寇手中，这些伪军头子一向认贼作父惯了，他们心目中对后来居上的南京伪政府的汉奸们，并不买帐，有些不愿当奴才的奴才，而愿直接与主子打交道，汪逆和李士群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并不硬性去指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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