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南方的农民运动已展现出如火如茶的景象，毛泽东一到广州，就关注起一位叫彭湃的农民革命的专家。两人几乎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彭湃说他出身地主家庭，还在日本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又说他的首次革命尝试却是异常可笑的，带着泰戈尔式的印记。那还是1912年的春天吧，他身穿西装来到粤东农村考察。先找了一位在村边拾粪的农民攀谈，那位老乡以为碰上了来收戏捐的老爷，恭敬地说：“这里没演过戏呀！”又碰见第二个农民，他问彭湃是在哪个营里当差？一听说他要和自己交朋友，便将脑袋摇成了拨郎鼓，谦卑地弯下了腰：“配不起你们官贵子弟呀！”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第三个农民听他讲了半天大道理，狡黠地笑了：“你是来乡下收租的吧，何必对牛弹琴呢？”就连他的乡亲们也以为少爷得了精神病，还亏得他有一手表演魔术的绝技，再经过几个星期的聊天，才慢慢地消除了农民的不信任感。但是一天，正当他高兴地动员农民起来造反时，一位老农却谢绝了他敬来的洋烟，说：“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终究是食租的，耕田的终究是耕田的哟！”气的彭湃差点没背过气去。
毛泽东却听得哈哈大笑，此时的彭湃已成功地在家乡一带组织起许多农会组织，还在广州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由国共联合领导，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还打算回湖南写一份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在明年来这儿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鲍罗廷自孙中山逝世后一直陷入被动的局面。第三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终于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顽强抵抗。先是廖仲恺遇刺，使中共从此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合作伙伴。鲍罗廷立刻成立了一个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三人特别委员会来全权处理这场危机。蒋介石对调查显得很卖力，很快就揭露了一个阴谋。一群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伙同一些粤军指挥官企图打倒广州政权机构中的激进分子。在一周之中，有许多嫌疑分子被捕，其中有些被处死。蒋介石建议鲍罗廷将其政治对手胡汉民流放去苏联，没过一个月，又排挤掉了与他金兰结义的军事竞争对手，粤军名义上的总司令许崇智。廖仲恺的遇难，终于让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很快又将林森和邹鲁这两位元老派往北方执行“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了国民党内部一个重要派别的领导人。
1925年的夏天，戴季陶出版了两部书，他以孙先生信徒的名义，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竭力主张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他的一位朋友、早已参加了共产党的沈定一也跳出来反对共产党。还在夏天召集了一次国民党浙江省委会议，发表了一份拥护戴季陶主义的宣言。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迎击了这一挑战，这位总书记发表了一封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动机作辩护。并警告载季陶，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他的书做宣传。
1925年的深秋，一群国民党的元老在北京西山召开了会议，决定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并宣称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是不可能携手共进的。他们宣布，终止鲍罗廷与该党的关系，要汪精卫停职半年反省。广州的国民党人开始以牙还牙，立即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痛斥了邹鲁和谢持的“西山会议派”。连蒋介石也在一封公开信中为汪精卫、鲍罗廷以及共产党人作了辩护，信誓旦旦地表示了追随先总理的政治态度。他还需要为自己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捞取政治资本，他再也不会忘记张静江这位大盟兄的提醒。他必须首先跻身核心层，再利用手中的党军施展其治国平天下的雄图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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