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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名人传记 > 北大之父蔡元培

一二九

  午夜抵达郑州时,这位风雅的大帅,扬言要送前来请示机宜的靳云鹏一幅墨竹,以显示出师必胜的信念,竟在车上理纸泼墨,对客挥毫起来。也许是大战在即,心绪不宁,也许是上天在冥冥中作怪,反正他一连画了数幅都不满意。这时,专列已停了四个多小时,为了不贻误战机,他也只好胡乱应付了一幅了事。他一到北京,就出任了“讨逆军总司令”,并在中南海四照堂向各路将领面授机宜,下达作战命令。他确实是个骄横的统帅,那天见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堂,身穿紫色绸子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双手叉腰敞开着怀,嘴里轻松地叼着一根纸烟,下身穿一条白色散腿便裤。他先是朝众将领威凛凛地瞥去一眼,就盘腿往太师椅上一坐,斜身靠在条案上,像念经一样下达起命令。那架式,真像一位稳操胜券的满清王爷哩。正在这时,电灯突然熄灭,大堂内一片漆黑,一种不祥之兆突然摄住了众人的心。

  这真是本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恶战,奉军投入了二十五万虎狼之师,而直军也派出了二十万大军。双方都第一次出动了海军和空军,背后都有外国势力的支持。

  吴佩孚这次真有点出师不利,他的专列是晚上开往山海关的。可是由于日本人给奉军暗通消息,一路上屡遭炮击。他不得不退回秦皇岛,在那里设立大本营。但每当他亲临前沿阵地视察时,因身穿上将军装,帽沿和肩章在阳光下金光闪闪,腰挎的指挥刀也放出烟烟银光,又有副官和卫队前呼后拥,每次都会引来奉军的炮火袭击。虽然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随员却常被炸死。正当双方酣战之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前线。一直对直系把持政局,排斥异己不满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按照和奉军的秘密约定,于10月22日深夜突然回师北京,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以一个营包围了总统府,将曹锟囚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当副官将吴佩孚从睡梦中唤醒时,他手捧冯玉祥发出的通电,极为震怒,破口大骂冯是一条背信弃义,永远喂不熟的恶狗。但他又怕走漏风声,动摇军心,天亮后仍照常去前沿视察。当接到曹锟宣告停止战事和免去他职务的电令时,他又怒而批以“伪令”二字,并当场将总司令一职交给张福来代理,自己仓促返回天津调集军队讨伐冯玉祥。

  吴佩孚就是这样走向了末路。他原以为冯玉祥不堪一击,没想到他拼凑起来的军队在杨村被国民军打得一败涂地。发发可危的天津已隐隐听见逼近的炮声,他不得已向山东和江苏求救,而两位督军却以自保为名无动于衷。这位孤立无援的将军终于走投无路了,只能整天躲在天津北站的专列里借酒浇愁。而奉军的特务还在千方百计暗算他,甚至收买了卫兵打算行刺。幸亏被他事先查获,将他们一齐枪毙才免于一死。绝望中有人献计,劝他不如逃入租界躲避一阵,没想到他还有点民族气节,居然声色俱厉地训斥道:

  “身为堂堂中国军人,岂能托庇外人?真是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但由此却受到了启发,他终于困兽犹斗似的决定狗急跳墙了。便给隐居天津的段祺瑞打了个电话,口气很粗地说:

  “我已准备把军队开进天津租界,干脆引起各国插手干涉,让狗日的也没好果子吃!”

  老谋深算的段祺瑞沉思片刻,规劝道:“你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人,何苦要惹出国际争端呢?还是先上别处休息几天吧!”

  吴佩孚听出了弦外之音,只好死了这条心。

  11月2日的夜晚,日本驻津司令官亲自前来见他,劝其离津另谋新策。日本人刚走,美国驻屯军司令又来劝他快走,否则就有生擒的危险了。这位美国人头脑很灵活,似乎摸透了他爱面子的心理。话刚说完就让站长给专列挂上机车,然后向他敬礼道:“我算给你送行了。”吴佩孚就这样逃到了塘沽,当他登上军舰,在极目远眺仰天发出一阵狞笑后,一路浮海南下。

  而基督将军冯玉祥已控制住北京的局面,这位出生贫寒有苏俄倾向的北方军人,还真做成了几件大事。先是果断地将宣统皇帝驱逐出了故宫,按理都民国了,还保留一个小朝廷确实是个讽刺。从历史意义上讲,冯玉祥的举动未尝不是革命。但胡适不高兴了,也许他旧情仍在,就站出来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简直是东方式的野蛮。正像他的弟子后来说的,胡适是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发宣言、贴标语的忙人。他的这一举动自然引来许多非议,连一些温和派朋友如周作人、李书华也写信表示反对。而刚在去年应诏出任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终于随溥仪离开了宫帏。他眼见幼主受辱而坐视无策,先一气辞去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一职。从此终日在忧患中闷闷不乐,此时的他已有自杀之心,只是因家人严视护理而得以幸免。

  冯玉祥又在政变后的第三天,召开军政会议,决定先由黄郭暂组摄政内阁过渡,他自己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政。他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仰慕孙中山,中山先生对他也竭力争取,还亲自送他一部手书的《建国大纲》。按冯玉祥的设想,将来的政府应由孙主政,段祺瑞主军。而段祺瑞和张作霖因当初和南方有“反直三角同盟”,又为全国舆论所迫,也故作姿态地电请孙中山早日北上,主持大计。

  孙中山就这样迈出了北上的不归之路。他是在11月10日这天,发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重申要召开国民会议,谋求中国的和平统一和建设之路,并向党内同志发誓:“对外要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要消灭军阀势力,使民治之基础不可动摇。”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一行终于从海上绕道日本抵达天津。因旅途劳累,当晚肝病复发,只得留津诊治。而就在他北上的途中,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张作霖背信弃义,不顾向冯玉祥立下的诺言,把大批奉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天津和津浦路北段,硬是把国民军挤了出去。又向冯施加压力,迫使其不得不与他一起把段祺瑞抬出来当上临时执政,抢先控制了北京政权。他这样做自有他的打算,他是想让毫无兵权的段祺瑞做挡箭牌,先对付孙中山和冯玉祥,再为自己将来执政作过渡。所以当孙中山在天津上门拜访时,他故意摆出一副大军阀的样子,态度非常傲慢。孙中山下车后,只见公馆前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张作霖自己不出来,只让张学良在外迎接。进门后在客厅等了半天他才露面,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谈话时,见孙中山说:“此次直奉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为可贺可喜呵!”他故意仰起头,装出不高兴的样子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有意让客人难堪。然而孙中山毕竟是大人物,虽然为了顾全大局,可以不和他计较,但那种凛然正气,还是令他有所收敛。几天后,他终于回访了孙中山,还公然劝他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见孙中山不悦,又假惺惺表示:“作霖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指示。”

  冯玉祥已完全失势,段、张一联手,他只得受排挤离开北京,以养病为由进山去了。不久又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自行解除总司令职务。所以当孙中山北上后,两人甚至连一面都没有见上。段祺瑞又趁孙高烧不退,一时难以抵京之际,于12月6日至书外国使团,宣称继续尊重以往与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又悍然公布善后会议条约,并派许世英抓紧筹备,公开与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唱对台戏。为了试探这边的态度,他还假意派许世英、叶恭绰前来迎接孙中山。孙中山在病榻前厉声怒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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