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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名人传记 > 北大之父蔡元培

六八

  陈独秀这些天有点讨厌起这位当年的密友。觉得他行事不够正大,喜欢跑来跑去传递消息。喜欢和汤尔和一起为蔡先生充当谋士,喜欢插手教育界的派系活动。而对轮流编辑《新青年》,老是强调眼睛不好设法推托。他是个眼里容不得砂子的人,尤其对熟悉的朋友。他果然不悦地冒出一句粗话,呛得沈尹默顿时尴尬起来: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干吗要管这么多闲事?真想管,还不如回去多写几首带点火药味的新诗来!”

  李大钊见他当场发火也有些窘。沈尹默抬起头,歹毒地投来一眼,又默默地走了。

  3

  刘师培来京已有些日子,肺痨却一直不见好转。他的家显得很凌乱,北大开的薪水虽然不薄,但多数送进了药铺和书店,生活依然是那样拮据。

  今天早上,他却换上一件新布衫端坐在客厅,苍白的脸上泛出了喜气。待会儿,善拜名师的黄侃就要上门来行磕头之礼了。这位国学深厚的怪杰真是个活宝哟,竟会为一句戏言,当起真来了。

  几天前黄侃来访,正好有学生在请教。见刘师培随意应付了几句就打发人家走了,他不禁诧异起来。

  刘师培叹息道:“此子不可教也。”

  说完便面容悲戚地大发感慨,语多伤感之情。他说这些年病体缠身,实在对不起列祖列宗。刘家四世传经,眼看将断送在自己身上了。

  黄侃深表同情,又问:“那你想要收什么样的学生呢?”

  刘师培想起蔡元培聘他时说的话,笑着拍拍老兄的肩说:“像你这样足矣!”

  没想到这位狂生不但不恼,反而神色欣喜地站起来,一掸衣袖,当场就想执弟子之礼。慌得他一把拦住,连说不妥。

  黄侃反问道:“有何不妥呢?”

  刘师培劝他入座,缓缓说道:“季刚,承蒙抬举,但此事万万不可。一是你只小我一岁多,岂能师生相称?二是你这章门大弟子已名扬天下,再转换门庭太炎先生处又如何解释呢?再说么,唉!我这名声对你也未必有好处……”

  他讲到这里,惨白的脸又开始溢出了悲戚。就在他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大唱赞歌,被封为“上大夫”时,老袁因黄侃名气大,也想授予嘉禾勋章进行拉拢。黄侃却卑视其为人,不但拒绝接受,还写诗嘲讽此事。据说当时一枚勋章值二十金,诗曰:“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

  向来目中无人的黄侃也陷入了沉思,他已仔细想过,当今天下国学要令他服膺的,惟章、刘二人而已。刘师培一到北大,因许多参考典籍不在身边,只能经常写信到江苏仪征老家去查询。但他记忆力惊人,能准确地说明某书在何橱何格,何排何册,家人一查即得,从无误记。写起文章来也很出色,随便什么深奥的学问,都能下笔千言,疏注引证,头头是道。好像在他手里,没有做不好的学问。如此的大才情,令狂傲一世的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地低头赞叹了。

  黄侃当即表态,择吉日行拜师之礼。

  正在胡思乱想时,妻子何震喜滋滋地进门通报道:

  “来了!来了!快准备接客。”

  黄佩捧着一对红蜡烛,拎着一包礼品,领着几位北大学生进了门。见他先是恭敬地亲自点燃烛火,又扶刘师培人坐。然后“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惊得刘师培连声劝道:

  “好了,好了,头就别磕了。哎呀!真是折寿哟!”

  黄侃一本正经地行完大礼,就又板起面孔教训起跟来的学生:

  “记住!我拜师是磕过头的,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所以今后我收弟子,也一定要你们磕头。记得在日本时,一谈到经学。有我在,刘师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何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了多年,今天总算明白了。原来他是要我磕头拜师,才能传授经学呀!哈哈!我的学问是磕头磕来的,刘师,您说有道理吗?”

  刘师培真有点哭笑不得了,但心里却不无得意。忙令何震端上早已备好的酒菜,唤众人入席畅谈。

  来人中有一位学生叫张煊,也是他俩的崇拜者。这些日子为创办《国故》月刊,已多次前来商谈。最初张煊等学生想办这个刊物,有针对傅斯年的《新潮》之意。在刘师培看来,《新潮》派进步虽进步,但立论过于偏激,因此引来了另一批学生的不满。而他早已过了当年冒迎西学,否定一切的阶段,由于《中国学报》的解体,也正有办一份国学刊物的打算。见学生们能力有限,就欣然答应出任主编,张煊他们又分别聘请黄侃、马叙伦、黄节担任了特别编辑。《国故》社就这样成立了,今天正是来商谈创刊号稿件的。

  张煊拿出两篇自己的文章,递了过来。

  黄侃仰面喝下一杯烈酒,大声地说:

  “我已看过了,全是痛快文章。对那帮简单、粗暴、霸道的人,就得进行反击!”

  他因得意门生傅斯年的反水,这些天正恼羞成怒呢。

  刘师培细细翻阅后沉默不语,文章虽有火气,但还是表示了与《新潮》争鸣、商榷的态度。他也觉得仲甫和玄同等人有点偏执了,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或反动的惟一标准。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并不能让人认清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反而容易引导学生误读历史。所以在心里,他也有抵触情绪。但他毕竟是曾经沧海的人了,也知衰弱的身体来日不多。满腹经纶急于传授,但已不能在课堂高声讲课,否则就会引起剧烈的咳嗽。他想了想,见二位正急于听自己表态,便理智地说:

  “我以为《国故》的宗旨应埋首国学研究,提倡学理探讨,尽可能与现实无涉,与所谓的封建复古更无涉。我也准备了几篇论文,有文字训诂方面的,也有谈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之,我不反对必要的争鸣,但更希望看到一些治学精于考证的学术论文。”

  这就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年的文化态度。对于一个真正做通天下学问,雄踞在中国文化之巅的人,其实倒始终怀着一种笑做学界的真性情。在北大新派们的眼里,他和住对面的崔适老先生,该同属旧派之列了。每天早晚出门相见,两人也恍如谦谦君子,总是弯腰行礼。但一到课堂就不同了,他对老先生的今文经学竭力抨击,一一指出荒谬之处,丝毫不留情面。而崔适也毫不示弱,常在对面课堂破口大骂这位年轻的国学大师。但只要一回到寓所,在门口相遇,又依然彬彬有礼地互相问候。

  《国故》月刊就是这样出笼的。由于《新潮》的后面站着激昂的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还有那位鲁迅先生,加上他们的顾问又是爱标新立异的胡适之。所以一创刊,就被社会舆论自然而然地推到了北大新派的对立面。三十六岁的刘师培也万万没有料到,他一夜之间又变成了面目可惜的封建遗老,专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的后台老板,由此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呢!

  4

  我们的故事又得回到绒线胡同的林琴南寓所。

  1919年的林宅,也确实一度门庭若市,闹哄哄地成了另一股势力的风暴口。林琴南至今仍像一只怒发冲冠的老公鸡,沉浸在去年那场“双簧戏”的耻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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