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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紧接着,本子上又出现了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康白情、毛子水、范文澜等一大串响当当的名字。

  他们好像不是来看报的,而是找这清静之地商量《新潮》的办刊宗旨和创刊号的稿件。他们围坐在长桌两边,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毛泽东侧耳静听,羡慕地注视着每个人的表情和发言。还是傅斯年果断,三言两语就把要点讲清楚了:

  “蔡先生已为我们书写了刊名,并批准每月拨二千元作办刊经费。我考虑了很久,觉得该杂志的宗旨应该有三点。一是批评的精神,二是科学的主义,三是革新的文词。不知诸位意见如何?”

  青年人个性都很强,一下子又提出了许多建议。毛泽东顿时来了兴趣,他想起今年四月创办新民学会时,他提出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见都是同龄人,便大胆地站起来开始了插话。

  没想到他还没说完一句话,傅斯年就恼怒地问罗家伦:

  “这人是谁?说一口难听的湖南土话。”

  罗家伦不屑地回转身,教训起毛泽东来;

  “记住!你的工作就是管好登记本,没看到我们正在谈正事吗?少来打岔!”

  最可鄙的还是那位毛子水,冷冷地刺来一句,令毛泽东犹如万箭穿心,面色顿时苍白起来。

  “哼!也不看看自己身份,这里轮得上你说话吗?”

  毛泽东是何等自尊之人,在湖南一师时他是公认的学生王,从来没受过这种侮辱。他那有力的手掌终于愠怒地折断了那支铅笔,“啪!”地摔门而去。

  范文澜因经常来图书馆,与毛泽东较熟,慌忙赶出来一把拉住了他,好言劝慰道: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青年人容易冲动,千万不可当真呀!”

  毛泽东愤愤然一甩手说:“我总算领教了‘新潮社’老爷们的民主和平等,记住,我这一辈子都发誓不改湖南腔!”

  因下班时间未到,他只好在门口来回徘徊。当里面散会时,出来的每一个人都讨好地向这位倔强的工友点头致歉。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经范文澜一提醒,他大度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摇了摇说:

  “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唉!我们实在太忙了。听说你在《新青年》还发过文章呢?咱们今后抽空再聊吧!”

  毛泽东和蔡和森此时已搬出杨家大院,与湖南学生租了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的一座简陋小院。由于八个人挤在一起睡觉,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每人只能占一块方砖宽的地方,常挤得筋骨发酸。夜里有事起来,还要轻声招呼左右的人。那天他回去一说,众人都很气愤。觉得就连堂堂的北大,都如此等级森严,更何况其他学校呢?

  在这个秋凉如水的月夜,毛泽东却失眠了。他抽着烟来到院子里,见房东大嫂的东房还亮着灯。这是一位很腼腆的中年妇女,发现湖南人不会做面食,常闹笑话,就动手教他们做饭。他是个特别敏感的人,又想起了一件不算愉快的小事。

  毛泽东在读书时就对哲学发生了兴趣,听说胡适以《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编了本专著,还请蔡元培写了评价很高的序文,准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记得一个周末的下午,哲学系研究所搞了一个小型的学术讲座,请胡适谈谈此书的与众不同之处,毛泽东也欣然赶去旁听。这次讲座办得很活跃,由留校的第一批研究生冯友兰主持。

  冯友兰相貌堂堂,有点正人君子的味道。他的发言令毛泽东大开眼界,从心底里佩服胡适治史的那种革新精神。

  冯友兰说话时胡适就坐在旁边,左手托着下巴,面露得意之态。

  “胡先生以前的哲学家们,无论有没有新的哲学思想,著书时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的。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胡先生的这部书,却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胡先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胡先生的革新精神在史学中的自然流露。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全书全用白话,并采用新式的句读符号和标点符号。这在我国学术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创举。守旧的人以为,提倡白话者,大约都是不会读古书写文言文的人。不料提倡白话的胡先生竟能读古书,而且了解古书的眼光,绝不让于清代的乾嘉学者。这无疑是对守旧派国故家们的一种示威,也更增加了白话文运动的声势。”

  胡适见好话都被这位学生说完了,就换了个话题谈起实证主义,还透露了杜威明年要访华的消息。最后,留出时间让大家提问题。毛泽东就举起手提了个问题,好像是问杜威的实证主义与他这部书的关系。也许又是听不懂他的乡下话,也许因为自己是个没有注册的旁听生,反正胡适飞快地问清了他的身份后,就又管自己滔滔不绝地演讲下去。临别时,他热情地一一与人握手,包括自己,却一句不提刚才的事。

  毛泽东怅然长叹了一声,悟清了一个道理。夜空中,他把目光投向了苍茫大地,自言自语地说:

  “看来中国的所谓名流学者,一旦成为权威就以救世主自居。对待下等人,就会拿出地主对待佃农的腔调。唉!翻开几千年的史书,居然没有一本书是为我们的农民写的。可是这帮贵族老爷们恰恰忘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啊!我今后一定要为农民写一部拯救他们出苦海的大书!”

  果然,他在半年后返回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豪迈地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发出了史诗般的宣言: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如果追溯起这种狂飙突进的激愤情绪,可能与他在北大的最初遭遇有关。谁都知道,在他今后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从来就没有对那些独立的自由派知识阶层,有过丝毫的好感和同情。

  10

  一个巨大的喜讯,掠过茫茫大洋,震惊了世界:

  “德国战败了!协约国胜利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的消息,令千疮百孔的中国舒缓出一口长气。知识界和老百姓欢欣鼓舞,各派政治势力,各种党派,包括东交民巷里的各国使团,又开始了紧张的盘算和新一轮的交易。

  教育界首先激动起来。11月14日,经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一个叫欧战协济会的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北京城里六十余所大、中、小学校的三万名学生,在高奏的军乐队开道下,欢呼着穿过大街涌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和友邦人士都站在使馆前鼓掌欢迎,对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真是感叹不已。最后,游行队伍齐集在天安门广场,推选蔡元培担任大会主席,主持演讲会。美国、英国和法国公使,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那天他回家很晚了,虽两腿发酸,却兴奋得面颊发烫,两眼放光。黄仲玉正等着他吃饭,见菜凉了,又去热了一下,还为他烫来一壶醇香的绍酒。

  蔡元培先和她痛饮了一杯,高兴地说:

  “哈!公理总算战胜了强权。这次协约国的胜利,证明了我早年提倡的‘互助论’,是代表人类大同理想的。为了庆贺胜利,我已决定北大于明后两日在天安门举行群众演讲大会。哎!仲玉,你能否为我挑一件像样的衣服。我和仲甫、守常、胡适,还有马寅初、陶孟和等人都要登台亮相呢!”

  黄仲玉苦笑着叹了一声,放下筷子,去屋里取出一张记账单,脸色为难地递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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