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谈病人了，上面三个人只是作为例子提到的。我还想谈谈那个年轻的女医生杨木华。她并不是真人，真实的只有她的外形。在这本小说里只有她才是我的创作。我在小说里增加一个她，唯一的原因是，我作为一个病人非常希望有这样一位医生，我编造的是我自己的愿望，也是一般病人的愿望。在病房里我见到各种各样的医生，虽然像杨木华那样的医生我还没有遇见，但她的出现并不是不可能的。她并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她不过是这样一位年轻医生：她不把病人看作机器或者模型，她知道他们都是有灵魂，有感情的人。我在三等病房里住了十几天，我朝夕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位医生在病房里出现。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也曾这样想过：通过小说，医生们会知道病人的愿望和要求吧。
所以我写了“在这种痛苦、悲惨的生活中闪烁着的一线亮光。
那就是一个善良的，热情的年轻女医生，她随时在努力帮助别人减轻痛苦，鼓舞别人的生活的勇气，要别人‘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人有用些。’……”但是像这样一位医生在当时那个社会，当时那个医院里，怎么能长久地生活下去，工作下去呢？所以我给她安排了一个在金城江大爆炸中死亡的结局：“一个姓杨的女大夫非常勇敢而且热心地帮忙着抢救受难的人……她自己也死在连续三小时的大爆炸中。”后来我编佣文集》，一九六 〇年底在成都校改这部小说，我自己也受不了那个悲惨的结局，我终于在《小引》里增加了一小段，暗示杨大夫到了四川改名“再生”，额上还留着一块小伤疤。她活着，我也感到心安了。
然而我还应当说一句公道话：病室里的医生除了那个给朱云标治病的外科大夫外，一般都能用平等的眼光对待病人。
小说写完了，出版了，解放后还出现了日文译本。但老实说，好评似乎不多，有位朋友还说：“第几床、第几床叫来叫去，把人脑子也搞糊涂了。”也有人批评小说有什么“人性论”、“人道主义”。我无法替自己开脱。我的小说里，我的思想里都不免有这样的东西，何况是那个时候的作品。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小说受到了更严厉的批判，给戴上了毒草的帽子，这是无足怪的。我接受批判时，心安理得。我看出来我的确和“四人帮”那一套“对着干”。我希望医生把病人当朋友，“四人帮”之流却把病人当敌人，在医院里实行“群众专政”。在一段长时间里，好几年吧，我没有去医院看病，因为我不愿意先到群众专政组去登记，不愿意让别人在我的医疗卡或病历卡上加批“反动学术权威”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友人王西彦纪念魏金枝的文章里有这样的话：“当病人被送到医院急诊室时，医生看到是个气喘嘘嘘的老人，原来态度是很积极的，可是等到机关去了人以后，大概知道病人是个靠边的，医院里的态度就变了。”这是一九七二年年底的事，就在这之前四个月，萧珊患肠癌在上海某医院“动手术”，她一个人住院治病，却需要动员全家的人轮流看护、照顾，晚上也得有人通宵值班。萧珊病情恶化，我们要求医院代请一位较有经验的护理人员，医院也毫无办法。看来一个人生重病就可能拖垮一家。对“四人帮”之类搞的那种让病人（或及其家属）自力更生的办法，即使在当时我也想不通。我守在萧珊的病榻旁边，等待她需要我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几次想起了一九四四年在贵阳医院里的一段经历。难道我是在做梦？难道我没有写过一本叫做《第四病室》的小说？难道我写的真实是假话？难道我现在不是我自己？当时我一个人睡在病床上甚至在开刀后不能动弹的时刻，没有家属照顾，也不要我自力更生，我居然活下来了。
今天是萧珊逝世后六年零八个月，想到她在上海医院中那一段经历，我仍然感到心痛。大概没有人再相信“四人帮”之类的胡说了吧。现在重读三十五年前我写的中篇小说，我还有一种和老友重见的感觉。重读它我更加热爱生活，它仍然鼓舞我前进，鼓舞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前进。即使我前面的日子已经很有限、很有限了，我还是在想：“怎样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我怀念当时第三病室的医生、护士和病友。
【关于《寒夜》】
我写《寒夜》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际一个夜晚，在重庆警报解除后一两个小时，我开始写《寒夜》。
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过是一个贫苦的患肺结核的知识分子。我写了躲警报时候的见闻，也写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纠纷。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汪文宣进行的。我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也不曾花费时间去想怎样往下写。
胆肺病患者悲惨死亡的结局却是很明确的。这样的结局我见得不少。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过肺玻的确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我也会成为汪文宣。汪文宣有过他的黄金时代，也有过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我写汪文宣，写《寒夜》，是替知识分子讲话，替知识分子叫屈诉苦。在当时的重庆和其他的“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处境很困难，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囤积居奇，做黄（金）白（米）生意的人，还有卡车司机。
当然做官的知识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权有势。做小官、没有掌握实权的只得吃平价米。
那一段时期的确是斯文扫地。我写《寒夜》，只有一个念头：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三个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范兄。我在早期的散文里几次谈到他，他患肺结核死在武夷山，临死前还写出歌颂“生之欢乐”的散文。但是在给我的告别信里他说“咽喉剧痛，声音全部哑失……最近几个月来我已受够了病的痛苦。”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彦兄。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后听说他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凄凉地死在乡下。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抗战初期他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后来回到家乡，仍在邮局服务。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道他身体弱，不知道他有玻以后听说他结婚，又听说他患肺结核。最后有人告诉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几次要求家人让他死去，他的妻子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难。我想摆脱这三张受苦人的脸，他们的故事不断地折磨我。我写了几页稿纸就让别的事情打岔，没有再写下去。是什么事情打岔？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后，日军进入贵州威胁重庆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后记里说，朋友赵家璧从桂林撤到重庆，在金城江大火中丧失一切，想在重庆建立新的据点，向我约稿，我答应给他一部小说。我还记得，他来找我，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梯下那间很小的屋子里。他毫不气馁地讲他重建出版公司的计划，忽然外面喊起“失火”来，大家乱跑，人声嘈杂，我到了外面，看见楼上冒烟，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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