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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

  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

  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去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1952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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