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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殷都屡迁的原因是什么?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改换自己居留地的迁徙活动,是常有的事。不论哪一种形式和规模的迁徙,各民族和社会群体在不同时期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我国商代,殷人多次迁都,其原因究竟何在?学术界至今尚未有公认的解释。殷人迁都,史料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尚书》中的《盘庚》三篇里。殷人迁徙了多少次,一般认为“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张衡《西京赋》)但对此还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殷人“不常厥邑”的原因,过去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殷人为了躲避水灾的威胁,才不得不如此的。《书序》称:“祖乙圮于耿”。《正义》曰:“圮,毁也;河水所毁曰圮”。后人据此发展成了“河患”说。著名学者王国维也不脱陈说,在《说耿》中把“耿”考释为邢丘,“其地正滨大河,故祖乙圮于此也”。(《观堂集林》卷十二)对于“河患说”,有人提出反驳:“上古黄河流域的水灾当是常常发生的,那几百年间常常发生的水灾,绝不能解释几百年间才有几次迁徙的事实原因”(芳明《殷商为什么屡次迁都》,《历史教学》1956年第6 期)。傅筑夫先生进一步认为当时的“河患”并不严重,而成汤以前的八迁地点都是离河甚远的高地,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河患”,即使盘庚以后的两迁,也不避“河患”,往返于大河南北;再则,殷人迁徙反而是“有目的地向滨河一带移动,并且还是尽可能地要在距河不远的适宜地点定居”。(《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

  因此,有人从经济方面解释了殷人屡迁的原因。1935年,丁山就提出由于“部落时代之生活,农业方在萌芽,大部分生活基础仍为游牧,游牧者因水草而转徙,部落之领袖因其族类而亦转徙不定;于是政治中心之所在,既无所谓都邑,更无固定可言”(《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 )。这里明确指出了游牧生活是殷都屡迁的决定因素。所以有人认为找出殷人“定居条件是否成熟”,是说明殷都屡迁原因的途径。在盘庚前,畜牧业占主导地位,长久定居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有多次必要的大迁徙,但到盘庚时代,农业逐渐发达起来,“在长久定居的条件已接近成熟”的情况下再要迁都时,便发生了《尚书。盘庚》中所记载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的情况。盘庚强行迁殷后,殷人在两百年中,不再迁徙。这说明社会经济发展到了定居生活阶段,人们不再需要迁徙了。

  傅筑夫的意见不同,他指出:“殷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其经济发展早已超过渔猎和游牧阶段”,因此,他否定了因为游牧经济占主导地位而导致殷都屡迁的论点,而认为迁都的原因是“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去改换耕地,实行游农”(《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因为殷人的农业水平较为原始,不懂得收获量的减少是由于地力的衰竭,而只是通过不断改换耕地来继续其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这种迁徙是“初期农业社会的一个共有现象”。

  也有人从政治方面解释了殷都屡迁的原因。考古学家邹衡认为殷人迁都是为了便于战争,因为“当时选择王都的地点,不能不考虑到作战的方便,就是说,不能不从军事的角度上考虑迁都的问题。成汤居亳,显然是为了对付北方和西方的强大敌人”。(《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另外,有人认为“比九世乱”是殷都迁徙的客观原因,“恪谨天命”是殷都迁徙的主观原因。“比九世乱”是“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立”的王室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史记。殷本纪》),“比九世

  乱“的直接后果是殷王权的削弱和贵族势力的膨胀,所以只得通过迁都来重整和加强王室的势力。由于殷人尊神,他们把迁都看作是”天“的意志,不能不”恪谨天命“(黎虎《殷都屡迁原因试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 期)。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教授,最近独辟新径地解释了三代王都屡迁的原因。他认为,迁都是“以追寻青铜矿源为主体的因素”。这是因为青铜器在三代政治斗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储量稀薄的铜、锡矿多集中在以豫北、晋南为中心的华北平原边缘的山地,而王室对于青铜的需求量又特别巨大,促使人们随时寻求新矿,“那时在寻求新矿、保护矿源以及保护矿石或提炼出来的铜锡的安全运输上,都城很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商代都城是“沿山东、河南山地边缘逡巡迁徙,从采矿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便于采矿,亦便于为采矿而从事的争战”(《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载《文物》1985年第2 期)。殷都屡迁,诸说殊异。从各种纷坛的说法中找出一种比较正确的解释,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的。

  (黄显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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