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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

第二节 从公安派到竟陵派的诗歌

  袁中道自论其诗,尝言:“颇厌世人套语,极力变化,然其病多伤率易,全无含蓄。”(《寄曹大参尊生》)大致说,写诗冲口而出,浅易率直,宁取俚俗,不取陈套,是袁家三兄弟共同的特点。因此在语言风格上,他们也很自然地倾向于白居易、苏轼等人。但三人才情、个性有异,诗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长兄袁宗道性格平和,其诗中少有特别强烈的情绪,也不大有特别警醒的字眼,明白、浅显,语言时有罗嗦,有些像白居易后期的随意之作,感染力较弱。小弟袁中道的诗感情强烈,其入仕前的作品,常表述失意之愤和任侠之情,如《风雨舟中示李谪星、崔晦之,时方下第》中“早知穷欲死,恨不曲如钩”,愤激的情绪溢于言表,那种大胆的自白,也令人震惊。另如《感怀诗》之五:

  少时有雄气,落落凌千秋。何以酬知己?腰下双吴钩。时兮不我与,大笑入皇州。长兄官禁苑,中兄宰吴丘。小弟虽无官,往来长者游。燕中多豪贵,白马紫貂裘。君卿喉舌利,子云笔礼优。十日索不得,高卧酒家楼。一言不相合,大骂龙额侯。长啸拂衣去,飘泊任沧洲。

  这诗颇有李白式的狂傲,下笔随意,却也淋漓痛快。但小修的诗常写得过于轻率,而缺乏诗味。如《感怀诗》之二,有“一峰绿油油,忽出青蓝外”之句,近乎打油诗了。

  袁宏道的诗优于其兄弟。他主张“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张幼于》),不讲规矩,用语不避俗,不求雅,不喜说大话,不做大场面,但每有奇思异想,表现出敏锐的感受。如《东阿道中晚望》:

  东风吹绽红亭树,独上高原愁日暮。可怜骊马蹄下尘,吹作游人眼中雾。青山渐高日渐低,荒园冻雀一声啼。三归台畔古碑没,项羽坟头石马嘶。

  “游人”之眼迷于富贵者所乘之马扬起的灰尘,这是大众生活的隐喻。而荒园冻雀一声凄厉的啼叫,便是袁宏道这样的智者欲以打破这昏沉世界的呼喊吧?它是尖锐的又是无力的。然而在精神上,诗人更愿意像项羽墓前的石马,永远保持着不甘雌伏的神态,于无声中作惊世的长嘶。在这首诗中,兀傲与自卑的意识相混杂,深刻地表现了独醒者内心绝望的挣扎。

  再如《灵隐路上》:

  细鸟伤心叫,闲花作意飞。芳蹊红茜雨,古涧绿沉衣。艳女逢僧拜,游人缓骑归。幸随真实友,无复可忘机。

  这好像是古诗中很常见的纪游之作,但却给人以新鲜和异常的感觉。诗中不平静与平静的意象反复对映,显示着诗人心灵的躁动。第五句写艳色女子与僧人见礼,把俗世的诱惑与出世的选择组成同一画面,尤其显得怪特。由于语言不合规范(如首句过于俚俗),情绪无法一致,画面缺乏平衡,古诗中习惯的意境完全被破坏了。

  在涉及社会生活内容方面,袁宏道的诗也多有新鲜成分。

  他常常对传统价值观表示怀疑,如《湖上别同方公子赋》之二,以“曷为近汤火,为他羊与鸡”责难岳飞的忠节,是少见的大胆议论。在《秋胡行》中,写了一个大声宣布自己死情不死节的妇女形象,也具有很明显的反抗传统道德观的意义,而民歌风调的《江南子》:

  鹦鹉梦残晓鸦起,女眼如秋面似水。皓腕生生白藕长,回身自约青鸾尾。不道别人看断肠,镜前每自销魂死。锦衣白马阿谁哥,郎不如卿奈妾何?

  则写出一个已婚的美丽女子不满于自己的丈夫,为那不相识的“锦衣白马”人怦然心动的情绪。在诗人看来,这心情无可非议,所以他把这一瞬间描绘得美丽而动人。

  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诗中多表现沉湎于山水酒色、庄学佛旨的闲逸之情,似乎他是不关怀社会政治的,但实际并不如此。他也有一部分表现对于国事的忧虑和愤懑的作品,而这一类作品之所以为数不多,一则由于他感觉得晚明政治的腐败不可为,自身与官场的不合拍,同时也由于他感觉得历来政治诗中包含了太多的做作与虚假。《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之二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诗人形象。

  袁中郎诗的缺陷,也在于词语缺乏锻炼,有时写得过于流易轻率,如“疾疾愁愁三日雨,昏昏滑滑一年秋”(《病中见中秋连日雨,柬江进之》)之类。

  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向来很受重视,但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人们的评价并不很高,这里有值得分析的地方。中国古典诗歌到明代为止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同时也在格式、意境、意象、语汇诸方面形成一定的套路,很难再有大的突破,而且与明中后期社会中形成的活跃、显露、市俗化的生活情感难以相容。换言之,古典诗歌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生活的抒情需要的束缚。当李梦阳感叹“真诗在民间”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而唐寅那种口语化的诗作,更意味着对古典传统的轻蔑。到了公安派,这一种打破古典传统的要求以强有力的理论形式提出,并广泛地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形成一个颇有声势的诗歌改革运动。

  但是,在理论上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比较容易被当时人认可和接受,运用于创作却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公安派所使用的诗歌形式仍然是古典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可能因为大量运用俚俗和平易的语言就得到根本的改造,却会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公安派的诗,以袁中郎的才情和颖悟,尚能在旧有的形式表现出一定的新鲜感,但成就颇为有限;一般无甚才情的人贪其易为而仿效之,那比拟古派的诗更容易流于粗滥。所以这种诗风虽一度影响很大,却不可能持久。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公安派的诗也同他们的理论一样,意味着对古典传统的破坏,表现了从旧的诗歌体格中解放出来的欲望。尽管他们没有获得成功,但这种要求是合理的,这种尝试也是有价值的。

  袁宏道后期以“淡”为“文之真性灵”,已经表现出从激进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点上的退却。享年较久的袁中道看到公安派的诗在破坏了后七子的“格套”以后,在一群末流诗人的效仿下“而又渐见俗套”,大为不满,遂对公安派的理论提出修正,在坚持“独抒性灵”的前提下,主张“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蔡不瑕诗序》)。公安派的流弊是显而易见的,既不能更向前进展,则必然要回顾历史,取法于以唐诗为代表的古典传统,这实际意味着公安派理论与前后七子理论的折衷。这一趋向后来为陈子龙、吴伟业等诗人所继承,成为明末清初之际的一个重要流派。

  在公安派锋芒消退的情况下,以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遂趁势而起。

  钟惺(1574—1624)字伯敬,号退谷,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有《隐秀轩集》。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少慧而科场不利,天启七年(1634)

  始举于乡,崇祯十年死于赴进士考试的旅途中。有《谭友复合集》。钟、潭曾编选《诗归》(单行称《古诗归》、《唐诗归》),在序文和评点中宣扬他们的文学观,风行一时,竟陵派因此而成为影响很大的诗派。

  竟陵派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同时从各方面加以修正。他们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钟惺《问山亭诗序》),即反对步趋人后,主张标异立新。那么,从公安派那里,竟陵派向何处“变”呢?他们看到公安派的流弊在于俚俗、浅露、轻率,便提出以一种“深幽孤峭”的风格来纠正。钟惺《诗归序》谈如何求“古人真诗”,有云:“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

  他们也主张向古人学习以成其“厚”(谭元春《诗归序》说他和钟惺曾“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但这又不像七子派那样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调”,而是以自己的精神为主体去求古人精神所在。所以他们解说古诗,常有屈古人以就己的。

  在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上,竟陵派与公安派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审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这背后,又有着人生态度的不同。公安派诗人虽然也有退缩的一面,但他们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标准,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压迫的痛苦,毕竟还是具有抗争意义的;他们喜好用浅露而富于色彩和动感的语言来表述对各种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现内心的喜怒哀乐,显示着开放的、个性张扬的心态;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诗境,则表现着内敛的心态。钱谦益说他们的诗“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列朝诗集小传》),是相当准确的。他们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语言又生涩拗折,常破坏常规的语法、音节,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到气息不顺。如谭元春的《观裂帛湖》:

  荇藻蕴水天,湖以潭为质。龙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为,喁喁如鱼湿。波眼各自吹,肯同众流急?注目不暂舍,神肤凝为一。森哉发元化,吾见真宰滴。

  这诗不大好懂。大致是写湖水寒冽,环境幽僻,四周发出奇异的声响,好像潜藏着各种怪物。久久注视之下,恍然失去自身的存在,于是在森然的氛围中感受到造物者无形的运作。

  钟、谭诗类似于此的很多,他们对活跃的世俗生活没有什么兴趣,所关注的是虚渺出世的“精神”。他们标榜“孤行”、“孤情”、“孤诣”(谭元春《诗归序》),却又局促不安,无法达到陶渊明式的宁静淡远。这是自我意识较强但个性无法向外自由舒展而转向内倾的结果,由此造成他们诗中的幽塞、寒酸、尖刻的感觉状态。

  竟陵派诗风在明末乃至清初十分流行,其影响远比公安派来得久远,这是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打击以后,文人心理上的病态在美学趋向上的反映。钱谦益站在正统立场上对竟陵派大加掊击,斥为“诗妖”,甚至指为国家败亡的朕兆(见《列朝诗集小传》),虽为偏颇之论,却也指出了竟陵派诗与正统文学的距离,及其表现出的时代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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