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唐宋派”是指对嘉靖间文坛颇有影响的、以反拨李、何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该派作家主要从事散文创作。
一般把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都列入“唐宋派”，其实是很含混的说法。严格说来，所谓“唐宋派”的主脑人物王慎中和唐顺之，实际上是宗宋派——说得更清楚些，是道学派，因为他们真正推崇的，首先是宋代理学而不是文学。唐氏说：“三代以下之文，莫如南丰（曾巩）；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邵雍）者。”（《与王遵岩参政》）王氏也说：“由西汉而下，（文章）莫盛于有宋庆历、嘉祐之间，而粲然自名其家者，南丰曾氏也。”（《曾南丰文粹序》）曾巩之文、邵雍之诗，即使在宋人中，文学气息也最为淡薄。所以，这里虽在论诗说文，评价的基准却是道学。茅坤在理论上附和唐、王，但不那么极端，态度常有些游移，他的“文人”气也比较重些；在散文方面，他以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著称，也是以唐宋并举。正如宋代理学家指责韩愈所言“道”驳杂不纯，宗宋与唐宋并举是有区别的。但在崇道的基本意义上，固不妨将唐、王、茅诸人合称为“唐宋派”。
至于归有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同唐、王等人既无直接联系，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亦与之存在歧异，所以董其昌评他的古文“前非李、何，后非晋江（王慎中）、毗陵（唐顺之），卓然自为一家之书”（《凤凰山房稿序》）。把他从唐宋派中分离出来，似更为妥当。
嘉靖初，王慎中和唐顺之先后中进士，在京师与陈束、李开先等人切磋文学，被称为“嘉靖八才子”。其时，王、唐都是李、何所倡导的文学运动的热忱追随者。不久，王、唐的思想发生剧烈变化，不仅否定了自己早年的文学立场，而且对当时追随李、何的文学潮流持严厉的批判态度。
唐、王的文学理论的核心，乃从维护道学的立场出发，重弹宋儒以来“文道合一”论的老调，即所谓“文与道非二也”（唐顺之《答廖东雩提学》）。他们讥訾“近时文人说秦说汉说班说马”（唐顺之《与陈两湖》），并非如有些研究者所肯定的，目的是纠正李、何以来文学复古的流弊，使文学的发展更趋完善，而是根本上认为文学本身是有害于道的东西。如唐顺之把文学贬为“枝叶无用之词”（《寄黄士南》），反对人把精力“消磨剥裂于风云月露、虫鱼草木之间”（《与蔡白石郎中》），甚至认为“日课一诗，不如日玩一爻一卦”（《寄黄士南》）。由崇道绌文的基点出发，自然会像宋濂等人一样，认为“程朱诸先生之书”“字字发明古圣贤之蕴”（唐顺之《与王尧衢书》），当作“文”的极致。而王慎中对曾巩之文特别敬重，也是因为认为它“会通于圣人之旨”和“思出于道德”（《曾南丰文粹序》）。
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第二书》一文向受到称赏，文中“直掳胸臆，信手写出”等语同他的“开口见喉咙”（《又与洪方洲书》）的主张一样，被认为与晚明文学中“性灵”派文论有直接关系。其实两者存在根本的区别。如袁宏道的“性灵说”以李贽“童心说”为基础，主张表现人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自然之性”（《叙小修诗》）。而唐顺之的“直摅胸臆，信手写出”则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前提，他不止一次表达出“人欲之为苦海，而循理之为坦荡”（《与陈两湖主事书》）的思想，这与他接受程朱理学的立场完全一致。
明嘉靖间，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危机继续加深。在封建制度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而又难以变革的环境下，士大夫阶层中流行着追求享乐的风尚。这既包含着“人欲”对物质生活的正当要求，也是对封建政治表示失望的消极对抗形式，实即意味着知识阶层与皇朝之间的裂隙加深——封建末世无可挽救的衰兆之一。唐、王诸人属于一部分社会责任感尚未完全消泯的士大夫，唐顺之惊叹“天下事鱼烂极矣”！并严斥“东南州郡侈靡日长”，“江左诸人任情恣肆，不顾名检”。他们要做“真正英雄”，拯救时局。当意识到时局实际上无法挽救时，他们只能返身求诸自己的内心，如唐顺之所说：“以康济斯世者康济此身，以除戎攘寇手段用之惩忿窒欲、克己复礼之间，此古之所谓真正英雄也。”（《与胡柏泉参政》）但他们的努力终归徒劳，因为他们从封建思想传统中拾取的武器已陈旧不堪，对于封建制度的衰败命运实在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他们力图“窒欲”的努力，也给自己的精神生活带来很大痛苦。如王慎中《答李拙修》谈到自己在妻子去世以后的一种心情：“吾辈学问，用情中节第一难事，而七情之感，其于哀者尤难中节。……故于此际尤宜审察，勿令为伤。不然，虽可为天常之厚，而未得为学问之功也。”既意识到哀痛之情难以抑制，又要硬讲“学问之功”，以求“用情中节”，正说明精神的矛盾。而他所说“学问”的违背人性，也于此昭然可见。
唐顺之、王慎中等人既如此轻视感情、鄙薄文学，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可观的成果。唐顺之早期的诗歌，还较讲究艺术形式。如《元夕咏冰灯》诗，虽不见如何出色，对词藻、色泽的运用尚属巧妙。但连这种诗他后来也弃之不屑为了。
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昆山（今属江苏）人。嘉靖进士，官长兴今，南京太仆寺丞。他因场屋不利，出仕较晚，在文坛发生影响比唐顺之、王慎中等人要迟，他所批评攻击的对象，也主要是嘉靖后期声势煊赫的“后七子”。归有光既对文学复古的主张不满，对模拟的文风尤其斥之甚厉，为文主张根于六经，宣扬道德，这是人们把他列入“唐宋派”的主要原因。但是，归有光与唐顺之、王慎中等人的不同之处仍是很明显的。首先，他所主张的道，仍然是传统的儒家之道，对宋代理学并无太多兴趣；其次，他在散文方面酷好司马迁，爱讲“龙门家法”，同时对宋、元文也不排斥；再有，他对文学的抒情作用也比较重视，曾说：“夫诗者，出于情而已矣。”（《沈次谷先生诗序》）又认为“圣人者，能尽天下之至情者也”，而“至情”就是“匹夫匹妇以为当然”（《泰伯至德》）。这和唐、王的观点有一定距离。
正因为归有光肯定“匹夫匹妇”的“至情”，他一部分散文如《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写得相当感人。如《项脊轩志》：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
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积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赖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然予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
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
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
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
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印象深切的感受，娓娓道来，却寄托着感慨和深情，是归有光这一类散文的长处。语言十分简练精洁，材料讲究剪裁，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时是很用心的。这种散文在当时的文坛上显得很突出。但应该指出，在归有光的文集中，这类散文所占比率是很小的，大量的文章还是散发着迂腐的说教气息。这也反映出明中期文学的复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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