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元代前期诗文是由北方作家和南方作家两个群体的不同创作构成的。从诗来说，大体北方作家的风格雄犷而豪健，体现出异民族文化素质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所产生的新的活力，但艺术上较为粗糙；南方作家的风格偏于清婉秀雅，情调较低沉，艺术上更为讲究。后来赵孟入仕于元，在某种意义上犹如庾信、王褒进入北朝，使得元诗在艺术上得到提高。故顾嗣立《元诗选》说：“赵子昂以宋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而诗学又一变。”
元代前期诗歌的显著特点，是同宋诗传统的分离和风格的多样化。在这个世变急遽、血火遍布的年代，诗人们情感激荡，在宋代形成的偏重知性审美意趣的诗风显然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因此，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成为普遍的意见。如郝经《与撖彦举论诗书》云：“诗之所以为诗，所以歌咏性情者，只见三百篇尔，……盖后世辞胜，尽有作为之工，而无复性情。”这里面虽有崇尚“高古”的偏见，却也有强烈地标举“性情”的意义。宋荦为《元诗选》所作《序》云：“宋诗多沉僿，近少陵；元诗多清扬，近太白。”所谓近少陵、近太白之比拟固嫌粗略，但指出宋诗“沉僿”、元诗“清扬”的区别，确是看到了在情感表现上前者多有抑制而后者较为舒张的事实。虽然，从语言的精深来说，从诗人的独创性来说，这一时期的诗歌仍有许多缺陷，但它毕竟从宋诗的势力中解脱出来，在广泛取法前人的基础上，形成较为多样化的面貌。
这一时期的散文也正如前面所说，同样发生了与宋代散文传统相脱离的趋向，虽然其效果不太显著。以戴表元为例，可以明显看到文章中说理成分的减少和抒情性的增强。
元代前期诗文的题材相当丰富。在民族间激烈冲突、战争以野蛮而惨厉的情形出现于中国大地的数十年中，很多诗人从各自不同的地位、立场上反映了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灾难。
另一方面，在历史的大动荡中，积极与蒙古贵族合作的“识时务者”和以身殉节的忠烈之士毕竟都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是眼见故国沦亡而无力抗争。他们或以遗民自居，或不得不向新主臣服，但在精神上都镌上了深巨的创伤。这一时期的诗文也录下了知识阶层心灵的惨痛。
任何一次历史的大动荡，都无例外地引起知识阶层的深刻反思。在元代前期的诗文中，我们同样看到人生的幻灭感，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乃至尖锐的批判，以及对新的人生取向的寻求。
元代前期出身于北方的诗人主要有耶律楚材、郝经、刘因等。其中，耶律楚材（1190—1244）生活年代最早。他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族人，辽皇族的子孙，被成吉思汗召用，太宗时官至中书令，成为元初的名相。有《湛然居士集》。他的诗写得不够研炼，但不少作品境界开阔，情调苍凉，很有特色。如《阴山》：
八月阴山雪满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插天绝壁喷晴月，擎海层峦吸翠霞。松桧丛中疏畎亩，藤萝深处有人家。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
郝经（1223—1275）字伯常，陵川（今山西晋城）人。家世业儒，其祖父郝天挺是元好问之师。元世祖忽必烈为皇弟时，在藩府中召见郝经，对他所陈述的治国方略极其赏识，即位后，授予翰林侍读学士之职，并派遣他为国信使，与南宋谈判。入宋后遭拘禁达十数年，始终不屈身辱命，宋崩溃之际始归朝，不久卒。有《陵川集》。
郝经反对传统的“华夷之辨”，力图在蒙古王朝征伐四方的盛大事业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他的《内游》、《养说》二篇发挥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论点，强调主体精神的自我涵养，提出“圣之所以为圣，贤之所以为贤，大之所以为大，皆养之使然也”（《养说》）。进而对于文章写作，他也强调“皆自我作”，“不必求人之法以为法”、认为“三国六朝无名家，以先秦二汉为法而不敢自为也；五季及今无名家，以唐宋为法而不敢自为也”（《答友人论文法书》）。这里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和创新意识。
郝经的诗作受韩愈和李贺的影响较大。他的《长歌哀李长吉》对李贺极表推崇，感叹“我生不幸不同时”。他的《怀来醉歌》中“腊香一喷红染唇”，《古菱花镜词》中“化为片铜藏死魄”，《湖水来》中“昆明老火飞狂灰”之类，用语遣词显然受李贺的熏染。但郝经的诗缺乏李贺那种内向体验的深度，而更多外向扩张的力量，如他以“喷叱一气转，大呼天地窄”、“云飞月缩艳，日落天失色”写《北风）一题，不但写出风的狂野，也表现了自身的审美趣味。他的一些古体诗，对南北分裂的历史和现实纵横议论，而推崇北人的勇武，也有类似特点。如《白沟行》：“石郎作帝从珂败，便割燕云十六州。世宗恰得关南死，点检陈桥作天子。汉儿不复见中原，当日祸基元在此。”指出宋王朝的衰败，实始于宋太祖放弃燕云十六州的懦弱政策。又如长诗《沙陀行》，由赞美驰骋漠北的沙陀马，转而歌颂北人作战的勇猛：“人人据鞍皆王良，直入饮血啮头颅。查牙生人润枯肠，所向空阔都无敌。”体现出作者崇拜武力的狂热，充满肃杀之气。另如《居庸行》、《化城行》、《入燕行》等，咏叹宋、金的兴亡，以及战争带来的生民涂炭的结果，寄寓了深沉的历史感。
郝经羁留南方时所写《秋思》等诗，则有更多的抒情意味。诗中所表现的对元朝的忠诚，与其说是源于某种道德信念，毋宁说更是以他对宋、元双方实力的判断和对个人所选择的从政道路的自信为基础的。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容城（今河北徐水）人。初仕于元，后辟官还家，表示不愿与蒙古统治者合作。有《静修集》。刘因是北方著名的理学家，但他个性豪迈，没有南方儒者中常见的局促拘谨之态。他的诗也大都写得高昂自信，常带有议论成分。如《寒食道中》：
簪花楚楚归宁女，荷锸纷纷上冢人。万古人心生意在，又随桃李一番新。
在生与死的循环交替中，诗人所注意的不是死的可哀，而是生的可喜。另外，刘因的词也很著名，风格接近苏、辛，于朴素中洋溢豪放之气。如《玉漏迟·泛舟东溪》的结末云：
“天设四时佳兴，要留待、幽人清赏。花又放，满意一篙春浪。”
在前期的北方文人中，姚燧以散文见称。所作以碑铭诏诰等应用文为多，文学性不强。但其风格，《元史》本传称“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与宋代散文的平易流畅不同。《元史》又说他二十四岁时，“始读韩退之文，试习为之，人谓有作者风”，可见他是从韩文入手的。他的文章句子常写得短截有力，叙述多转折起伏，这种审美趣味和郝经的诗一样，反映出当时北方文人对文学的表现力度和由此体现出的作者的精神力量的追求。
元代前期由南宋入元的诗文作家，主要有邓牧、仇远、戴表元、赵孟等。
邓牧（1247—1306）字牧心，自号“三教外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作为文学家，他的成就并不高，留下的诗文数量也很少；但作为一个著名的反理学、佛学、道学的“异端”思想家，了解他对于了解元初文人的思想动向很有意义。
邓牧在宋亡后以遗民自居，与谢翱、周密等人相往还。这些“遗民”往往对宋代文化的缺陷有一种反思，而邓牧更进一步，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某些本质问题作了深刻思考。
在《君道》一文中，他说：“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指出天下不是“一夫”的私产。文中还严辞抨击秦以来的君主“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所以“勿怪盗贼之争天下”。在《吏道》一文中，他又指出封建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败，是为害人民、使天下不得安宁的直接原因。邓牧的救弊方案是“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这当然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但他对君权和官僚制度的批判，还是强有力的。
邓牧另有《寓屋壁记》和《逆旅壁记》，是两篇辞旨隽永的小品，如《四库提要》云：“稍露繁华消歇之感，余无一词言及兴亡；而实侘傺幽忧，不能自释，故发而为世外放旷之谈，古初荒远之论。”实则表达了元初文人悲愤、虚无的心态。
仇远（1247—1326）字仁近，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在宋末已有诗名，入元后做过溧阳教授，晚年优游湖山以终。有《金渊集》。
在元初的诗人中，仇远的性格颇为洒脱、或者从另一种意义说，颇为颓放。这其实是因为无法把人生建立在某种坚定的价值观上，而以通脱的态度为自解。所以，在他的诗中，既集中表现了当时读书人空幻、消极的心态，又深藏着难以言说的苦闷。如《醉醒吟》说：“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醒我独醉。先生何苦与世违，醒醉之中有深意。”在论醉说醒中反映着他对世态的无奈和不满。于是宣称“卿法吾情各行志”，意思是“法”既不足为凭，那么只能循“情”而行。他的《酒边》写道：“却有一尊春酿在，醉眠犹胜楚三闾。”和元代许多散曲一样，否定了以屈原为象征的“忠”的传统信条。对仇远来说，脱离对传统价值观的依傍而转向个人的存在和日常生活的乐趣，实在是现实所造成的无奈，但这却代表着文人的新的人生取向。
仇远于诗自言：“近体吾主于唐，古体吾主于《选》。”
（见方凤《山村遗集序》）以宗唐和复古作为对宋诗的反动，这是元初诗人的普遍倾向。他的诗作以七律较著名，于清新圆畅的语言中表现出人事变迁的感慨和凄楚蕴结的心情，如《次胡苇杭韵》：
曾识清明上巳时，懒能游冶步芳菲。梨花半落雨初过，杜宇不鸣春自归。双冢年深人祭少，孤山日晚客来稀。江南尚有余寒在，莫倚东风褪絮衣。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奉化（今属浙江）人。早年游学杭州，宋咸淳间进士，任建康府教授。元军南下他流离转徙。大德年间，一度为信州教授。后有朝官推荐他为修撰、博士，力辞不就。有《剡源文集》。
在元初诗人中，戴表元是鼓吹“唐风”、力矫宋诗之弊的有力人物，特别是对理学和科举制度破坏文学艺术的现象，反复加以揭露和抨击。袁桷《戴先生墓志铭》记载他“力言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这一点在他留下的许多文章中仍然可以看到。如《方使君诗序》记南宋末都城临安士人的风气：“当是时，诸贤高谈性命，其次不过驰骛于竿牍俳谐、场屋破碎之文，以随时悦俗，无有肯以诗为事者。”《张仲实诗序》又言，时人“见有横眉拥鼻而吟者，辄靳之曰：‘是唐声也，是不足为吾学也。吾学大出之可以咏歌唐虞，小出之不失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为哉！’”《元史》中说戴表元于至元、大德间，在东南一带“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
戴表元在南宋破灭后流落颠沛于浙中一带，他的诗大量记载了残酷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如《夜寒行》、《剡民饥》、《采藤行》、《行妇怨次李编校韵》、《江行杂书》、《南山下行》等等，都是伤时悯乱、悲忧感愤之辞，读来感人至深。
不过，前人称他“力变宋季余习”，乃指他“诗律雅秀”的五、七言近体（《元诗选》）。如《西兴马上》：
去时风雨客匆匆，归路霜晴水树红。一抹淡山天上下，马蹄新出浪花中。
此诗格调清新，形象鲜明，虽然意思浅，不像宋诗那样曲折或带有理趣，但颇有韵致，在当时意味着艺术规范的转化。
戴表元也以文章著名。他的记、序一类散文，笔调清新流畅，看似和欧阳修等人的风格相近，却没有偏爱说理的毛病。如《送张叔夏西游序》，记词人张炎少年时代作为贵游公子的翩翩风姿，和中年漂泊潦倒的境遇，以及酒中高歌、忘怀穷达的神态，文辞简洁而传神，流露出亲切自然的感情。这一类文章摆脱堂皇的议论而完全立足于人生的真实体验，应该说是文学的进步。
在元代前期诗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赵孟。
赵孟（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有《松雪斋集》。他作为宋皇室后裔，十四岁即以父荫补官。宋亡家居，三十三岁时应征出仕于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受到蒙古统治者很高的礼遇。但对于赵孟来说，特殊的家世使他对故国的怀恋难以淡忘，称臣于新主的耻辱也无法平复，心中总是充满悔恨和苦闷。只是，一方面从前的贵族地位涵育了他的谨重性格，另一方面，由于他的敏感的身份，无论仕元前还是以后，他的言行举止都不能不小心翼翼。因此，他无法以颓放的姿态求得自我解脱，也难以直率坦露地抒发情怀，而只能以一种稍稍隔远的态度，在高古旷逸的情调中寻求精神支撑，这就形成了顾嗣立《元诗选》所言“风流儒雅”的特征。
对北方诗人来说，这位文化修养深厚的“宋王孙”虽是失败者，却代表了更高的文化典范，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元诗选》引元中叶诗人欧阳玄的话说，元初北方诗歌尚有金人“尚号呼”（即粗犷而不精雅）的余习，到他的时代就完全改变了。这种改变的契机，顾嗣立指出就是赵氏的北上。
赵孟的诗以五言古体和七律最为著名。他的五古有汉魏六朝诗的风味。如“徘徊白露下，郁邑谁能知？”（《咏怀六首》）“顾瞻靡所骋，忧心惄如捣”（《古风十首》）等，令人想起阮籍。显然在难以明确表达的复杂心绪上，他从阮籍一类诗人身上找到了契合。有时他又效仿陶渊明，通过体验高洁的人格来获得心灵的平静，如《东郊》：
晨兴理孤榜，薄言东郊游。清风吹我衣，入袂寒飕飕。幽花媚时节，弱蒋依寒流。山开碧云敛，日出白烟收。旷望得所怀，欣然消我忧。中流望城郭，葱葱佳气稠。人生亦已繁，惠养要须周。约身不愿余，尚恐乏所求。且当置勿念，乘化终归休。
这种诗可以说是“简淡平和”的，而内在的情感却并不淡薄。
在推进元诗“复古”的风气中，赵氏是有力人物之一，但要注意这不是为复古而复古。
赵孟于近体诗推尊唐人。他的七律一般以清丽委婉见长，令人想起他的书法。但也有写得较为深厚的，如著名的《岳鄂王墓》：
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衣冠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难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诗中流动着悲凉缠绵的故国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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