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就已存在古文家和理学家在文学观点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一般说来，古文家虽然也讲宗道征圣，但他们有时会对“道”作出较为宽泛的理解，同时他们对于文艺都有自己的爱好。至于像唐代韩愈的喜好张扬、宋代苏轼的出入佛老，其为人个性都有明显不符合正统儒家修养的地方。而理学家则是把内向的道德纯化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把任何一种精神外骛视为人生的危险，所以二程就直接提出了“作文害道”和作文也是“玩物丧志”的论点（见《二程遗书》）。
又由于他们与古文家都以儒道为旗帜，所以更需要指出古文家宗道履道的不彻底甚至虚伪。到了南宋，理学愈盛，并出现了集大成的宗师朱熹，这种鄙视乃至取消文学的理论因他的阐发产生了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作为哲学家、伦理学家的朱熹，其思想具有复杂的内容，包括朱熹学说的核心命题“存天理而灭人欲”，其原有内涵也并非后世帝王所企望的存自家“天理”、灭他人“人欲”。但朱熹的思想也确实存在被后世帝王改造为统治思想的基础，这种基础就是：他把封建伦常、忠孝仁义抽象为先天的至高的“天理”，要求人们屏除私欲、屏除物质世界的一切诱惑，通过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使人性纯化而归复“天理”。这也是他的文学观的基本出发点。
朱熹是两宋理学家中最具文学修养的一人。《朱子语类》中论及前代诗人每有独到之见。如称“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又论白居易云：
“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眼光很是老辣。其诗亦有可观者，如人们熟悉的《春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理学家喜欢从寻常自然景象中感悟哲理，诗中每每有理趣。杨万里的诗，就和理学家所推崇的“活法”有关，朱熹本人也写有不少这一类型的诗篇。
但这种文学修养并不妨碍朱熹站在道学原则立场上看待文学。首先，他根本上视文学为可有可无之物，曾言：“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今便学得十分好，后把作甚么用？莫道更不好。”（《朱子语类》）他又反对文学中的个人才性之表现，如北宋中期诸名家中，本以曾巩最缺乏文学气质而以苏轼最富才华，朱熹的评论却是：“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到得东坡，便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同上）
在《读唐志》一文中，朱熹对自古及今的文人作了一个概要的评价。先谓“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实际是拿儒家经说对后世之士作了总体的否定。继而列举包括庄子、屈原、司马迁在内的战国至西汉许多重要的学术家和文学家，称他们虽然“先有实而后托之于言”，但“唯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犹或羞之”，至于宋玉、司马相如等，“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再论东汉至唐，则称：“东京以降，迄于隋、唐，数百年间，愈下愈衰，则其去道益远，而无实之文亦无足论。”竟似不值一谈。
说到韩愈以道统自任，则讥其“敝精神縻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而且“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至于欧阳修，“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于是最终发为浩叹：“呜呼，学之不讲久矣，习俗之谬，其可胜言也哉！”照他这样说来，只是“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后来的人都是道德不纯正，文章都很少有价值。
这种千古文章一笔抹杀的议论，真是有它可怕的地方。
自二程至朱熹的文论，其最有针对性、影响最大的是对唐宋古文家的抨击。唐宋古文的创作各有特色和成就是无须说的，但就文学观念来说，韩柳较南朝为退步，欧苏较韩柳为拘谨，这对文学本来可以取得的进展绝不是没有妨害。而理学家意犹未足，更对韩柳、欧苏施以打击。尤其朱熹眼光尖锐而议论苛严，对古文家之“道”的不纯正提出了严厉的指责。除上述已引文字，另如《朱子语类》中有一节，举欧阳修《六一居士传》和苏轼《昌化峻灵王庙碑》为例，指斥他们的文人习气，责问道：“其他人无知，如此说尚不妨，你平日自视为如何？说尽道理，却说出这般话，是可怪否？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门者难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们这般文字不入。”大有逐出二人于孔圣之门的激情。而朱熹一生讲学不辍，影响极为广泛，对文学的阻遏实不为小，故宋元之际戴表元有“后宋百五十年理学兴而文艺绝”之论（见袁桷《戴先生墓志铭》）。至少从散文来看，南宋较于北宋的衰落是很明显的。
自程朱理学兴起，唐宋古文的系统就受到严重挫伤。后世的正统“古文”，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不是直接沿续唐宋古文的，它们都沾染了道学气味。桐城派的开山祖方苞更直接指出学唐宋古文对于其经学上的不纯粹要有所警戒（详见后有关部分）。所以说，以“载道”为理论宗旨的古文一脉到南宋已趋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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