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传奇发展初期。唐传奇的发展与唐诗不同步，诗歌方面所说的初、盛时期，在传奇方面都属于初期，也就是从志怪体向传奇体转变而尚未充分成熟的时期。
在初唐，有些小说还完全停留在志怪的范围，如高宗朝唐临的《冥报记》和郎馀令的《冥报拾遗》就是；也有些虽仍属志怪，但已稍有些新的迹象，如《梁四公记》（作者题燕国公张说，一作梁载言），述四个奇人在梁武帝面前占卜射覆，谈殊方异物及与僧人论难等活动，文中用类似汉赋的问答辅陈的结构把许多琐碎材料串缀起来，构成较大的篇制。
作于高宗调露初年的《游仙窟》，是一篇颇为特殊的初唐小说。作者张鷟，字文成，调露初进士，武则天时任御史，卒于开元中，当时有为人“傥荡无检”和为文“浮艳少理致”（《新唐书》本传）的名声。此文以第一人称自述于奉使河源途中，投宿“仙窟”，与神女十娘邂逅交结的故事。全文以骈文写成，又穿插了大量主客对答的五言诗，表现男女间的调笑戏谑，颇有色情倾向。对这一作品，现在有主张是传奇的，有认为是变文的，但实际上它的样式与两者都有相当大的差别。应该注意到，类似《游仙窟》的内容，在杂赋里早就出现过，如蔡邕《青衣赋》就曾描写作者与一“青衣”邂逅相遇并欢会一宵的故事，及次晨别后作者对她的思念。六朝时又有《庞郎赋》那样的俗赋，既有故事情节，又是骈文和五言诗杂糅的。而后，又演变为与《游仙窟》极其相似的敦煌《下女夫词》那样的故事赋。《游仙窟》所描写的内容和骈丽浮艳的文字及其杂用五言诗的结构，都显示了它与杂赋、俗赋的承接关系，可以说是继《梁四公记》以后（或大致同时）小说领域内又一次新的尝试。这篇小说在当时很流行，并传至日本，它对唐代传奇的孕育形成应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如今所见最早可归之于“传奇”的唐人小说，是《古镜记》和《补江总白猿传》。
《古镜记》旧题王度（文中子王通之弟）撰，文字亦以王度自述的口吻写成，然《崇文总目》却著录为王通之孙王勔所撰，今人多信从前一说。其实，假托人物以虚构故事的写作方法盛行于辞赋，这种情况常易引起后人对作者的误会。如傅毅《舞赋》假托宋玉与楚襄王的问答，《古文苑》因而误题为宋玉的作品。从唐人传奇每不题撰者名的情况看，此作假托王度而遂误为王度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此文记一古镜制服妖精等灵异事迹，它以许多小故事串联而成的特点与《梁四公记》相似。但它始终以古镜为中心，故事性较强，不像《梁四公记》那么琐杂；结构上，以王度的叙述为主线，又穿插其家奴的叙述，其弟王勣的叙述，也远比《梁四公记》复杂而完整；它的描写也较具体生动，文辞华美，这些都显示出明显的进步。汪辟疆称之为“上承六朝志怪之余风，下开有唐藻丽之新体”（《唐人小说》），洵为确论。
《补江总白猿传》的作者已不可考。此文写梁将欧阳纥携妻南征，途中妻为猿精所盗。欧阳纥经一番历险，才终于在其他被窃去的妇女帮助下杀死猿精，救出妻子。而后其妻生一子（指欧阳询），貌似猿猴而聪敏绝伦。后欧阳纥被杀，江总收养此子，“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文中猿精预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故其写作年代当在欧阳氏尚贵盛时，即询子通于武后天授初被诛之前。又这篇小说向来被认为是“唐人以谤欧阳询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其实也很可能是俳谐之作而并非有意诽谤。
从艺术技巧上看，此文较《古镜记》更加成熟。作者先以部人告诫“地有神，善窃少女”来渲染气氛，而后以纥妻于戒备森严的密室中突然失踪而“关扃如故”来制造悬念。欧阳纥初探巢穴时，仍不知盗其妻者是何“神物”，直到他二度入山，白猿中计被绑后才说明是头“大白猿”，而后又通过诸被盗妇女的叙述进一步描绘他的形象。全文描写生动，曲折有致，布局严谨。尤其重要的是，这篇小说是以史家人物传记的格式来撰写志怪类故事，这对唐传奇基本体制的形成具有开创性意义。
大历末年陈玄祐所作《离魂记》也值得注意。小说写倩娘与表兄王宙相爱，父亲却将她许配他人，倩娘的生魂于是随王宙逃遁，身体则卧病闺中，后倩娘回家探亲时，二者重合为一。这篇小说脱胎于南朝《幽明录》中的《石氏女》，篇幅约长出一倍，虽仍属于短小之作，但突出了对爱情主题的渲染描绘，文辞也很优美，作为过渡性的作品，它预示着以后大量优秀爱情小说的兴起。
另外，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小说集，如牛肃《纪闻》、张荐《灵怪集》、戴孚《广异记》，都带有过渡的色彩。这些书多记神鬼怪异之事，但其中有些作品叙述详赡、篇幅曼衍、讲究文采，已非六朝志怪旧貌。而且在《纪闻》中，如《裴伷先》、《吴保安》、《苏无名》等篇，以史传笔法详尽曲折地描写了当时一些行事卓绝特出的人物，无诡异之事而叙述浓至，开辟了以传奇样式撰写人世故事的新境界。
（二）唐传奇发展盛期。自德宗建中年始，随着传奇样式的成熟，传奇创作进入了它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文人投入了小说创作，因而显著地提高了它的艺术性；
元稹、白居易、白行简、陈鸿、李绅等人以歌行与传奇相互配合（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李娃传》和元稹的《李娃行》），也刺激了传奇的兴旺；还出现了像李公佐、沈亚之那样坚持长期写作传奇、在文学史上专以小说著名的文人。以题材而言，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讽世小说和爱情小说（包括神异性和人世性的）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尤其后者，可以说代表了唐传奇的最高成就。
唐传奇盛期首先崛起的作家是沈既济（约750—797），德清（今属浙江）人，曾任左拾遗、史馆修撰，官至礼部员外郎，史称其“经学该明”（《新唐书》本传）、“史笔尤工”（《旧唐书》本传）。史书撰有《建中实录》，传奇撰有《枕中记》和《任氏传》。《枕中记》是一篇讽世小说，所写即著名的“黄粱美梦”故事：热衷功名的卢生，在邯郸旅舍借道士吕翁的青瓷枕入睡，在梦中实现了他娶高门女、登进士第、出将入相、子孙满堂等等一切理想。一旦梦中惊醒，身旁的黄粱饭犹未蒸熟。于是他顿时大彻大悟，稽首再拜吕翁而去。
以讽世小说著称的作家又有李公佐，字颛蒙，陇西（今属甘肃）人，元和中曾任江西从事。他撰有传奇四篇：《南柯太守传》、《庐江冯媪传》、《谢小娥传》、《古岳渎经》。其中《南柯太守传》命意与《枕中记》略同，述游侠之士淳于棼醉后被邀入“槐安国”，招为驸马，出任南柯郡太守，守郡二十年，境内大治。孰料祸福相倚，先是与邻国交战失利，继而公主又罹疾而终，遂遭国王疑惮，被遣返故乡。这时他突从梦中醒来，方知前之荣耀蹉跌悉是醉后一梦，而所谓“槐安国”者，实乃庭中大槐树穴中的一个大蚁巢而已。
上述两篇小说，虽带有某种奇异色彩，但中心完全是现实的人生思考，而不是为了传述异闻。它们明显地反映出由于时代的变化和佛道的思想影响，中唐文人那种沮丧迷惘的心理和逃离现实的愿望，因而初盛唐人热情追求的功名事业，在这里被描绘成一场大梦。《枕中记》写卢生梦醒之后说：
“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
《南柯太守传》也记淳于棼梦醒之后，“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这些与中唐诗歌有一致之处。由于作者对功名事业取否定的态度，因而也写出了士人沉迷于利禄、官场中勾心斗角以及世态炎凉的情形，具有较强的讽刺意义。
在艺术上，两篇小说均有结构谨严、描摹生动之长。不过《枕中记》偏向于史家的简洁文笔，《南柯太守传》则更为小说化了，其情节之丰富、细节之详赡，都胜于前者。作者把梦中的一切情景尽可能写得真切别致、饶有趣味，有力地反衬出现实人生与梦幻无异的主题；小说中安排淳于棼之友周弁、田子华于梦中出现，又写淳于棼醒后掘开蚁穴，所见泥士推积的形状与前梦所历城廓山川一一相符，更进一步渲染了幻中有实、似梦非梦的氛围，其手段是很高明的。
在爱情题材方面，沈既济的《任氏传》也标志了唐传奇进入盛期的显著特点。文中写贫穷落拓、托身于妻族韦崟的郑六，邂逅自称“伶伦”而实为狐精的任氏，娶为外室。韦崟闻知任氏绝色，依仗富贵去调戏她，甚至施以暴力，而任氏终不屈服。韦崟为之感动，从此二人结为不拘形迹的朋友。
后郑六携任氏往外县就一武官之职，途中任氏被猎犬咬死。郑六涕泣葬之，“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全文层次井然，叙事精工，对任氏的形象刻画尤其出色。《任氏传》不同于初期传奇特征有三：其一，小说更充分地使用人物传记的形式，使主要人物任氏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其二，以往小说中的神怪形象，作者所强调的是其诡异的一面，而在本篇中，任氏的形象更偏重于人性的一面；其三，以往的小说中，妖精作为仙佛的反面，大多以残害人类的面目出现，任氏却一反往常，率先以一个坚贞刚强、聪明可爱的狐精形象出现在文学创作中。总之，神怪题材在这篇小说中进一步向富有人情味、更接近现实生活的方向发展了。此后，李景亮所作的《李章武传》也有类似特点。作品写士人李章武与倡女王氏相爱，别后八、九年，李章武再度来寻访，王氏已因思念过度而亡，临终托人转告章武留宿一夜，是夜人鬼欢会，至晨恋恋不舍地吟诗酬唱而别，情景很感人。
《柳毅传》则是一篇既有奇异的情节、浓厚的神话色彩，又能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的传奇作品。作者李朝威，生平不详，其创作年代也难以确定，大抵是元和年内。故事是在戴孚《广异记·三山》的基础上增加爱情内容衍饰而成，但不仅是情节改造得更曲折，人物性格也完全改观。小说中的传书人柳毅，是个落第返乡的举子，他为在泾川牧羊的龙女传书，纯出义愤。当钱塘君将龙女救归洞庭，以威临之，欲将龙女嫁他时，他不屈于威武，严辞峻拒，表现出坚毅的品格。洞庭龙女初以父母之命远嫁泾河小龙，受到厌弃虐待，通过亲身经历，她转而追求爱情，抗拒父母“欲配嫁于濯锦小儿”之命，“心誓难移”，终于获得了幸福。龙女的叔父钱塘君，更是一个作者倾注了心力的具有叛逆者气质的英雄人物，一出场，作者就给他安排了“千雷成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的惊天动地的场面。他敢于置上帝之命不顾，掣断金锁玉柱，飞赴泾川；他能无视传统伦常，吞下泾河小龙而为侄女另择佳偶；他是如此刚猛无畏，却又能折服于柳毅不假辞色的抗拒，在一个荏弱书生面前赔罪认错。在这篇极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爱情故事和三个主要人物形象中，寄托了人们对自由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它因此长久以来受到广泛的喜爱。
由著名诗人元稹作于贞元末的《莺莺传》，则是第一篇完全不涉及神怪情节、纯粹写人世男女之情的作品，它在唐传奇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故事大略述张生寓蒲州普救寺，适其表姨郑氏携女崔莺莺同寓寺中。其时绛州节度使浑瑊死，军队发生骚乱劫掠。张生与其将领友善，庇护了她们母女。在郑氏所设答谢宴上，张生认识并倾心于莺莺。在婢女红娘帮助下，张生以诗求私通，始遭严拒，但最终莺莺不能自持，以身相许，二人幽会累月。后张生赴京应举、遂与之绝。一年多后，张生与莺莺已各自嫁娶，张生偶过其家，以表兄身份求见，莺莺赋诗拒之，二人遂“绝不复知”。文中又附杨巨源《崔娘诗》、元稹《会真诗》等。小说所述张生行事与作者元稹一一皆合，故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元稹自己的写照。
《莺莺传》其实很难简单地指为“爱情小说”，张生对莺莺，只是把她看作一个具有诱惑性的“尤物”乃至“妖孽”，始而为其美色所动，主动亲近，最终却为了自身利益将她抛弃，而这种行为在小说中竟被称颂为“善补过”。但另一方面，在发表伪善的议论的同时，作者毕竟还是描绘了一对青年男女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中彼此慕悦和自相结合的经过（这表明元稹对于其自身经历仍颇怀留恋），小说中的崔莺莺的形象，也是刻画得比较成功的。她以名门闺秀的身份出现（实际其原型家庭地位较低），端庄温柔而美丽多情。她以传统礼教作为防范别人和克制自己的武器，内心却又热烈渴望自由的爱情，而终于成为封建势力和自私的男子的牺牲品。由于小说中包含着作者真实的经历，它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也就比一般作品来得真切；作者的文学修养又很高，善于运用优美的语言来描摹人物的体态举止，并以此呈现人物微妙的内心活动，让人读来确实很有美感。由于小说中存在着反映青年男女向往自由爱情的基础，它后来被改造为《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杂剧，小说本身也更为著名了。
这篇小说的缺陷，除了上述写作态度上的矛盾和由此造成的作品主题的不统一，从结构上来说，后半篇不仅记述了莺莺的长信，还穿插了杨巨源和作者本人的诗歌及张生“忍情”的议论等，也显得松散累赘。而这主要还不是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小说以外的各种因素（如《云麓漫钞》所说的情况等等）所造成的文体不纯现象。
这一时期写人世爱情的传奇名篇还有《李娃传》和《霍小玉传》。
《李娃传》的作者是诗人白居易之弟白行简（776—826），字知退，贞元末进士及第，元和间授左拾遗，累迁主客郎中。
小说略述天宝中荥阳公子某生赴京举秀才时恋上娼妓李氏，一年余资财耗尽，假母设计弃之，遂愤懑成疾，后沦为唱挽歌的歌郎。一次与人赛歌时为其父发现，责其玷辱家门，鞭打至昏死而弃之。生复得同伴相救，但浑身溃烂，沦为乞丐。
一日雪中哀叫，为李氏所闻，乃悲恸自咎，赎身而与生同居，勉其读书应举。生进士及第，授成都府参军。适其父任成都尹，乃父子相认。父感其事，备六礼迎娶李氏。十余年后生官至方面大员，李氏封汧国夫人。这个故事纯为虚构。在当时社会中，士人和妓女的爱情不可能有完满的结果，像李氏那样更异想天开。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回避了尖锐的现实矛盾，并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经常套用的一种模式。但它也确实反映了人们一种善良美好的愿望，即希望久经磨难的情侣最终得到理想的结合，而读者也从中对人生得一种幻觉上的满足。
从小说艺术来说，《李娃传》具有相当高的成就。其一，它的故事情节比以往任何小说都要复杂，波澜曲折，充满戏剧性的变化，而结构非常完整、叙述十分清楚，很能够吸引人。其二，小说主要人物李娃的性格也比前出传奇作品显得丰富。她作为一个风尘女子，在荥阳生钱财花尽时，镇定自如地在一场骗局中抛弃了他，这是由其营生性质所决定；但当她目睹荥阳生陷入极度悲惨的境地时，被妓女生涯所掩盖了的善良天性又立即显露出来，机智果断地对自己和荥阳生将来的生活作出安排。这一过程中，她的性格特征既有承接又有变化。其三，虽然小说本身出于虚构，但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有很多真实动人、描写细腻的细节，显现一种生活气息。其中关于东肆、西肆赛歌的描写，令人如见唐代城市生活的景象。
《霍小玉传》的作者蒋防，字子徵（一作子微），义兴（今江苏宜兴）人，长庆初官翰林学士，后贬汀州、连州刺史，大和年间卒。小说写出身贵族而沦落倡门的女子霍小玉与士子李益相爱，自知不能与之相伴始终，只求李益与自己共度八年幸福生活，而后才另选高门，自己则甘愿出家为尼。然而李益后来却违背誓言，避不见面。小玉百般设法，求一见而不可得，以至寝食俱废，卧床不起。最后一黄衫豪侠强挟李益来见，小玉怒斥其负心无情，愤然死去。死后阴魂不散，使李益终生不得安宁。
唐传奇中以爱情小说最有情致，而《霍小玉传》尤为精彩动人。同样是写妓女与士子的爱情，《李娃传》情节曲折，故事趣味很浓，而《霍小玉传》的情节相对简单，但在反映生活的深刻性和表达感情的强度上，则要超过《李娃传》许多。沦落风尘的霍小玉热烈地爱上李益，与之立八年相守之誓，是在不幸的命运中想要抓住自己的生命的一种苦苦挣扎，然而这一点希望也被自己所爱的人破坏，使她坠入黑暗的深渊，这会令人感受到社会是何等不合理和无情。而同样是表现对理想人生的追求，《李娃传》是通过幻想的“大团圆”来给人以虚假满足，《霍小玉传》则以悲剧的结局来激发人们的渴望，也更有感染力。还有小玉爱和恨都极端强烈的性格，也给人以震撼。下面是小说中写霍小玉与李益最后相见的一节：
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
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
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唐传奇中的爱情小说，多写士子与妓女的关系。这一方面与唐代社会的特点有关：在当时繁华都市中，青楼兴盛，士人常流连于此，因而产生许多风流故事；另一方面，也同南朝民歌的情况一样，由于婚姻关系通常并非因两情相悦而形成，所以文学中所表现的较为自由的恋爱，大抵是在婚姻以外。只是小说与歌曲相比，其表现的力量要强得多了。
在唐传奇的盛期，除了前面述及的讽世小说与爱情小说两大类型，还有不少写其他内容的作品，其中也有佳构。如陈鸿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兼及政治与爱情的历史小说。
陈鸿字大亮，贞元年间登太常第，大和三年为尚书主客郎中，白居易之友。他的《长恨歌传》是配合白居易《长恨歌》而作的，内容也大抵相似。不过小说中前半部分政治讽刺的意味要更明显，与爱情主题的矛盾也就更突出。此外，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记述谢小娥的父亲与丈夫行商在外，被人杀害，小娥寻访仇人为他们报仇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小说中别具一格。同为李公佐所作《古岳渎经》，写大禹治水时被锁龟山下的淮水神无支祁在唐世一现，此物形若猿猴，善于腾跃奔走，鲁迅等人认为《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形成与此有关，因此这篇小说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有一定的价值。
这一时期的小说集，以牛僧孺所作《玄怪录》最为著名。
牛僧孺曾在穆宗、文宗两朝任宰相，是唐代著名的政治人物。
不过这部小说集的写作，是在他未入仕途时，应归于中唐时期。其内容如书名所示，多为神怪故事。但作者的意图，不在求见信、寓惩戒，而更有意于显露才藻，发挥想象，所以它的故事诡异多采，文辞典雅，比起前一时期的小说集有明显区别。其中有些故事如《张佐》等，受印度佛教故事的影响，尤其显得奇谲怪诡，出人意外。
（三）唐传奇发展后期。一般认为，传奇创作到了晚唐已经衰微不振，这样的说法有些简单化。从留存的作品来考察，晚唐时期，单篇传奇的数量确实是大为减少，特别是爱情题材显现衰落，但在文宗大和年后，尤其是宣宗大中初到懿宗咸通末（847—873）的二十几年里，传奇小说集的创作却十分兴旺，其中不乏富于文学趣味的作品。题材方面，豪侠小说和讽刺小说等取代爱情小说而兴起，也丰富了唐传奇的内涵。所以说，进入晚唐的一段时期中，传奇创作仍然维持着尚属繁盛的局面，只是成就不如前一阶段突出。到了唐末，小说集的内容变得琐杂起来，有些恢复到六朝志怪的面貌，有些转化为名人遗事佚闻的记载，失去传奇的结构和趣味，唐传奇这一文学样式于是宣告分化瓦解，走向衰微没落。
晚唐传奇小说集中，较重要的有薛用弱《集异记》，李复言《续玄怪录》、李玫《纂异记》、张读《宣室志》、裴铏《传奇》、袁郊《甘泽谣》和皇甫枚《三水小牍》等。
豪侠小说是晚唐传奇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类。当时，一方面藩镇各据一方，多蓄游侠之士，另一方面民众在动乱的生活中，也幻想有特异能力的人为他们主持公道，豪侠小说便顺应这样的形势和社会心理而兴起。这类小说又常和爱情故事纠缠在一起，更增添了它的浪漫气息。名篇如裴铏《昆仑奴》，写一老奴武艺高强，为其少主窃得他所爱的豪门姬妾，使二人如愿以偿；裴铏的《聂隐娘》和袁郊的《红线传》，均写身怀异技的女子因知遇之恩，为主人排难解纷的故事。这些小说中所赞扬的侠义人物，都是从个人经历的关系上“知恩图报”，这反映着民间的一种道德观。
最著名的豪侠小说，是以单篇形式流传下来的《虬髯客传》。它的作者，以前一般认为是杜光庭，其实杜所作《虬须客》实为《虬髯客传》的删节本。宋代类书《绀珠集》中有裴铏《传奇》的节文，其中“红拂妓”一条显然出于《虬髯客传》，所以这篇小说有可能原来是《传奇》中的一篇，后来别出单行，而又佚去作者之名。小说中写隋末天下纷乱，杨素的宠妓红拂慧眼识英雄，私奔李靖，二人在客店中又遇到意在图王的“虬髯客”。后虬髯客见到“李公子”即李世民，知天下有主，又不甘称臣，遂远去海岛称王。这是一篇艺术性很强的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同时写三个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风采，在彼此映衬中更显得生气勃勃。所以“风尘三侠”的典故广传于后世，读过这篇小说的人更难忘记这三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再则，小说于英雄豪迈之气中，穿插儿女之情的旖旎，读来尤觉深有情趣。
对豪侠小说，过去往往评价不高。其实，这种小说作为平庸人生和卑琐人格的反面，代表着人们对于自由豪迈的人生境界的向往，有其独特的价值。
晚唐传奇中还出现了许多具有讽刺性的作品。中唐时期以《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为代表的讽世小说，着重于表现作者对人生的理解和解脱的愿望，而晚唐的这类小说则是有意识对作者所不满社会和政治现象加以讥刺，两者有所不同。最明显如李玫的《徐玄之》脱胎于《南柯太守传》，而突出描写蚁国君臣昏愦糊涂、是非不分，勾勒出当时政治现实的缩影，并以蚁国的最终毁灭喻示了唐王朝行将崩溃的前景。
又如张读的《杨叟》，写会稽富翁杨叟因“财产既多，其心为利所运”而得“失心”之疾，需食活人之心。其子拜佛求之，于山中逢一胡僧，许予己心，但求一饭。饭毕，僧却跃上高树，将杨子嘲笑奚落一番而化猿跃去。文中对那些既利欲熏心又崇信佛教、想要求佛来杀人助己的富翁，讽刺极为锐利。
晚唐传奇中讽刺作品的抨击范围很广，也很大胆。虽然艺术性强的作品不多，但它既是晚唐讽刺小品的先声，也是后世讽刺小说之滥觞，很值得注意。
爱情题材虽说在晚唐传奇中显得衰落，但毕竟还是出了几篇较好的作品。如皇甫枚的《步飞烟》，写身为豪门姬妾的步飞烟为追求爱情而遭毒打致死，较生动地刻划了她“生得相亲，死亦何恨”的坚强性格。另外，像薛调《无双传》写一对青年男女在社会动荡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也很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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