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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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广大山区的邮电网络是什么年代健全起来的,我没有查过,记得早年在乡间,对外的通信往来主要依靠一种特殊职业的人:信客。
  信客是一种私人职业,不受任何机构管理。这个地方外出谋生的人多了,少不了要带几封平安家信、捎一点衣物食品的,方圆几十里又没有邮局,那就用得着信客了。信客要有一点文化,知道各大码头的情形,还要一副强健的筋骨,背得动重重的行李。
  细想起来,做信客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乡间外出的人数量并不太多,他们又不集中在一个城市,因此信客的生意不大,却很费脚力。如果交通方便也就用不着信容了,信客常走的路大多七转八拐,换车调船,听他们说说都要头昏。信客如果把行李交付托运也就赚不了什么钱,他们一概是肩挑、背驮、手提、腰缠,咬着牙齿走完坎坷长途。所带的各家各户信件货物,品种繁多,又绝对不能有任何散失和损坏,一路上只得反复数点,小心翼翼。当时大家都穷,托带费十分低廉,有时还抵不回来去盘缠,信客只得买最差的票,住最便宜的舱位,随身带点冷馒头、炒米粉充饥。
  信客为远行者们效力,自己却是最困苦的远行者。一身破衣旧衫,满脸风尘,状如乞丐。
  没有信客,好多乡人就不会出远门了。在很长的时期中,信客沉重的脚步,是乡村和城市的纽带。
  我家邻村,有一个信客,年纪不小了,已经长途跋涉了二三十年。
  他读过私塾,年长后外出闯码头,碰了几次壁,穷困潦倒,无以为生,回来做了信客。他做信容还有一段来由。
  本来村里还有一个老信容。一次,村里一户人家的姑娘要出嫁,姑娘的父亲在上海谋生,托老信客带来两匹红绸。老信客正好要给远亲送一份礼,就裁下窄窄的一条红绸捆扎礼品,图个好看。没想到上海那位又托另一个人给家里带来口信,说收到红绸后看看两头有没有画着小圆圈,以防信客做手脚。这一下者信客就栽了跟头,四乡立即传开他的丑闻,以前叫他带过东西的各家都在回忆疑点,好像他家的一切都来自克扣。但他的家,破烂灰黯,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
  老馆客申辩不清,满脸凄伤,拿起那把剪红绸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第二天,他掂着那只伤痕累累的手找到了同村刚从上海落魄回来的年轻人,进门便说:“我名誉糟蹋了,可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
  整整两天,老馆客细声慢气地告诉他附近四乡有哪些人在外面,乡下各家的门怎么找,城里各人的谋生处该怎么走。说到几个城市里的路线时十分艰难,不断在纸上画出图样。这位年轻人连外出谋生的人也大半不认识,老信客说了又说,比了又比,连他们各人的脾气习惯也作了介绍。
  把这一切都说完了,老信客又告诉他沿途可住哪几家小旅馆,旅馆里哪个茶房可以信托。还有各处吃食,哪一个摊子的大饼最厚实,哪一家小店可以光买米饭不买菜。
  从头至尾,年轻人都没有答应过接班。可是听老人讲了这么多,讲得这么细,他也不再回绝。老人最后的嘱咐是扬了扬这只扎伤了的手,说“信客信客就在一个信字,千万别学我”。
  年轻人想到老人今后的生活,说自己赚了钱要接济他。老人说:“不。我去看坟场,能糊口。我臭了,你挨着我也会把你惹臭。”
  老信客本来就单人一身,从此再也没有回村。
  年轻信客上路后,一路上都遇到对老信客的问询。大半辈子的风尘苦旅,整整一条路都认识他。流落在外的游子,年年月月都等着他的脚步声。现在,他正躲在山间坟场边的破草房里,夜夜失眠,在黑暗中睁着眼,迷迷乱乱地回想着一个个码头,一条条船只,一个个面影。
  刮风下雨时,他会起身,手扶门框站一会,暗暗嘱咐年轻的信客一路小心。
  年轻的信客也渐渐变老。他老犯胃病和风湿病,一犯就想到老信客,老人什么都说了,怎么没提起这两宗病?顺便,关照家人抽空带点吃食到坟场去。他自己也去过几次,老人逼着他讲各个码头的变化和新闻。历来是坏事多于好事,他们便一起感叹唏嘘。他们的谈话,若能记录下来,一定是历史学家极感兴趣的中国近代城乡的变迁史料,可惜这儿是山间,就他们两人,刚刚说出就立即飘散,茅屋外只有劲厉的山风。
  信客不能常去看老人。他实在太忙,路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一回家就忙着发散信、物,还要接收下次带出的东西。这一切都要他亲自在场,亲手查点,一去看老人,会叫别人苦等。
  只要信客一回村,他家里总是人头济济。多数都不是来收发信、物的,只是来看个热闹,看看各家的出门人出息如何,带来了什么希罕物品。农民的眼光里,有羡慕,有嫉妒;比较得多了,也有轻蔑,有嘲笑。这些眼神,是中国农村对自己的冒险家们的打分。这些眼神,是千年故土对城市的探询。
  终于有妇女来给信客说悄悄话:“关照他,往后带东西几次并一次,不要鸡零狗碎的”;“你给他说说,那些货色不能在上海存存?我一个女人家,来强盗来贼怎么办”……信客沉稳地点点头,他看得太多,对这一切全能理解。都市里的升沉荣辱,震颤着长期迟钝的农村神经系统,他是最敏感的神经末梢。
  闯荡都市的某个谋生者突然得了一场急病死了,这样的事在那样的年月经常发生。信客在都市同乡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匆匆赶去,代表家属乡亲料理后事、收拾遗物。回到乡间,他就夹上一把黑伞,伞柄朝前,朝死者家里走去。乡间报死讯的人都以倒夹黑伞为标记,乡人一看就知道,又有一个人客死他乡。来到死者家里,信客满脸戚容,用一路上想了很久的委婉语气把噩耗通报。可怜的家属会号啕大哭,会猝然昏厥,他都不能离开,帮着安慰张罗。更会有一些农妇听了死讯一时性起,咬牙切齿地憎恨城市,憎恨外出,连带也憎恨信客,把他当作了死神冤鬼,大声讹斥,他也只能低眉顺眼、听之忍之,连声诺诺。
  下午,他又要把死者遗物送去,这件事情更有危难。农村妇女会把这堆简陋的遗物当作丈夫生命的代价,几乎没有一个相信只有这点点。红红的眼圈里射出疑惑的利剑,信客浑身不自在,真像做错了什么事一般。他只好柔声地汇报在上海处置后事的情况,农村妇女完全不知道上海社会,提出的诘问每每使他无从回答。
  直到他流了几身汗,赔了许多罪,才满脸晦气地走出死者的家。他能不干这档子事吗?不能。说什么我也是同乡,能不尽一点乡情乡谊?老信客说过,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做信容的,就得挑着一副生死祸福的重担,来回奔忙。四乡的外出谋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泪,堆在他的肩上。
  信客识文断字,还要经常代读、代写书信。没有要紧事带个口信就是了,要写信总是有了不祥的事。妇女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在信客家里诉说,信客铺纸磨墨,琢磨着句子。他总是把无穷的幽怨和紧迫的告急调理成文绉绉的语句,郑重地装进信封,然后,把一颗颗破碎和焦灼的心亲自带向远方。
  一次,他带着一封满纸幽怨的信走进了都市的一间房子,看见发了财的收信人已与另一个女人同居。他进退两度,犹豫再三,看要不要把那封书信拿出来。发了财的同乡知道他一来就会坏事,故意装作不认识,厉声质问他是什么人。这一下把他惹火了,立即举信大叫:“这是你老婆的信!”
  信是那位时髦女郎拆看的,看罢便大哭大嚷。那位同乡下不了台,硬说他是私闯民宅的小愉,拿出一封假信来只是脱身伎俩。为了平息那个女人的哭闹,同乡狠狠打了他两个耳光,并把他扭送到了巡捕房。
  他向警官解释了自己的身份,还拿出其他许多同乡的地址作为证明。传唤来的同乡集资把他保了出来,问他事由,他只说自己一时糊涂,走错了人家。他不想让颠沛在外的同乡蒙受阴影。
  这次回到家,他当即到老信客的坟头烧了香,这位老人已死去多年。他跪在坟头请老人原谅:从此不再做信客。他说:“这条路越来越凶险,我已经撑持不了。”
  他向乡亲们推说自己腿脚有病,不能再出远门。有人在外的家属一时陷入恐慌,四处物色新信客,怎么也找不到。
  只有这时,人们才想起他的全部好处,常常给失去了生活来源的他端来几碗食物点心,再请他费心想想通信的办法。
  也算这些乡村劫数未尽,那位在都市里打了信客耳光的同乡突然发了善心。此公后来更发了一笔大财,那位时髦女郎读信后已立即离他而去,他又在其他同乡处得知信客没有说他任何坏话,还听说从此信容已赋闲在家,如此种种,使他深受感动。他回乡来了一次,先到县城邮局塞钱说项,请他们在此乡小南货店里附设一个代办处,并提议由信客承担此事。
  办妥了这一切,他回到家里慰问邻里,还亲自到信客家里悄悄道歉,请他接受代办邮政的事务。信客对他非常恭敬,请他不必把过去了的事情记在心上。至于代办邮政,小南货店有人可干,自己身体不济,恕难从命。同乡送给他的钱,他也没拿,只把一些礼物收下。
  此后,小南货店门口挂出了一只绿色的邮箱,也办包裹邮寄,这些乡村又与城市接通了血脉。
  信客开始以代写书信为生,央他写信的实在不少,他的生活在乡村中属于中等。
  两年后,几家私塾合并成一个小学,采用新式教材。正缺一位地理教师,大家都想到了信客。
  信容教地理绘声绘色,效果奇佳。他本来识字不多,但几十年游历各处,又代写了无数封书信,实际文化程度在几位教师中显得拔尖,教起国文来也从容不迫。他眼界开阔,对各种新知识都能容纳。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深察世故人情,很能体谅人,很快成了这所小学的主心骨。不久,他担任了小学校长。
  在他当校长期间,这所小学的教学质量,在全县属干上乘。毕业生考上城市中学的比例,也很高。
  他死时,前来吊唁的人非常多,有不少还是从外地特地赶来的。根据他的遗愿,他的墓就筑在老信客的墓旁。此时的乡人已大多不知老信容是何人,与这位校长有什么关系。为了看着顺心,也把那个不成样子的坟修了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