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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作品集

首页余世存作品集 > 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

九 文学

  郁达夫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经济学,但除了应付一年一度的考试外,很少在这方面下功夫。他特别喜欢读小说,他在图书馆借阅小说的数量,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别人借书总是先查目录,选择需要的去借,他却是从书架上一格一格地整批借出,看完后又从上回终止的地方整批借下去。就这样一格又一格,一架又一架,到他毕业为止,竟读了不下3000本各种文字的小说。

  张之洞禁其子弟读《世说新语》,他说:“恐未得其隽永,先学其简傲!”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作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针对新文学运动以西方为标准的做法,严复严肃地指出:“西方改革者是以口语适应书面语,而中国的改革者却试图以书面语适应口语。”辜鸿铭则说:“古文是高雅的语言,比口语更优美,正如莎士比亚的英语比现代英语口语更优美一样,而改革者带来的那种使人变成道德的侏儒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死文学’。”

  学衡派以文言文反驳新文学运动,不免曲高和寡,应者寥寥,新文学作家们甚至不屑于与他们争论。如鲁迅就说:“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胡适则说:“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又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

  对于文学改良,胡适最初是不够自信的,他写信给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回复道:“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但是多年之后,面对文学革命的累累硕果,两人的表现却又别有不同。陈独秀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搞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士钊)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胡适则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新青年》为编委轮流制,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刘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驳林琴南的复古谬论,胡适对此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沈尹默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周氏兄弟对胡适的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乃缩手。

  俞平伯在清华讲诗词,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而朗诵之。有时候他闭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在诗词的境界之中,遗世而独立。蓦地,他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巴巴地等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已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

  鲁迅在答《北斗杂志》如何创作小说时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吝惜。宁可将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不可将Sketch的材料拉长成小说。”

  鲁迅谈到自己的小说时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从不以为在上海“亭子间”的写作会脱离社会,他说:“这也是生活。”“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鲁迅:文学不是梅毒,可以靠肉体关系遗传。

  林语堂评鲁迅:“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

  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学生创办了“新中国”文学社,请鲁迅撰稿。鲁迅鼓励他们自己创作,学生表示了对销路的忧虑,鲁迅说:“这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销路就会好的。”

  孙福熙说: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侮辱。

  夏济安说: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

  很多人以为鲁迅是条硬汉,很少人注意到鲁迅的爱,更少注意鲁迅大爱的品性。鲁迅自嘲是“浅薄的人道主义”。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

  蒋廷黼讲述自己初次见到的鲁迅:“1925年前还闻不出他有什么共产味道。他曾出版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书中铺陈的全是旧说,很少有新义,据我所知,他在西安所讲的还仍为他那本书中的旧套。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有人统计过鲁迅300万字的作品,发现其中“人”字出现了21362次。在《准风月谈·晨凉漫记》中,鲁迅还谈到了想做一部中国的“人史”,以对抗满篇都写着吃人二字的历史。

  学生都很害怕作文课,当年钱穆教作文的方法很有趣。他认为,作文就是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出口为言,下笔为文。他要求学生想说什么如实写下即可,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随时提问。一天下午,钱穆要求学生做作文,作文题目为《今天的午饭》。学生的作文交上来以后,钱穆选择一篇写得好的抄在黑板上。这篇作文结尾是这样写的:“今天的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通过这篇作文,钱穆告诉学生,说话、作文要有曲折,要有回味的余地,就像这篇作文的最后一句:“可惜咸了些。”

  ——马建强《钱穆是怎样做小学教师的》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有学生为撰写论文而请教闻一多。闻一多说:“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谈创作,先读20年书再说。”

  沈先生不赞成命题作文,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给学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比如“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和“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曾写了一篇小说,有许多对话。他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沈先生教书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有语云:“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周国珍在《忆伍蠡甫先生》中,说他读书时代记忆最深的事:

  周国珍翻译高尔基小说,第一句“大海正在笑着”,先生提笔圈去两字,改成“海在笑”。令他惊呆不已,多年以后还不能忘记。

  周作人译出日本作家江马修的小说,题为《小的一个人》,自觉此题不符合中文习惯,但别无更贴切的译法。他拿到《新青年》发表时,陶孟和提笔加了个“小”字,变成了《小小的一个人》,立刻珠圆玉润了。周作人十分佩服,称陶为“一字师”。

  有一次,废名讲写作要炼句,他举出他的小说《桥》中的一段描写炎热的夏日,两个女孩在烈日下走了很长的路,忽然“走近柳荫,仿佛再也不能往前一步。而且,四海八荒同一云!世上难有凉意了。——当然,大树不过一把伞,画影为地,日头争不入”。他说:“你们看,这‘日头争不入’真是神来之笔,真是‘世上唯有凉意了’。写文章就要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才叫大手笔。”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指着那些将去劳改的“右派”们的背影说:“中国文学的将来,就在他们之中。”

  阳翰笙曾请茅盾为他的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评它。”阳翰笙倒也大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推辞不得,只好动笔作序,直言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或者说失败的小说,太过符号化。没想到阳翰笙竟然把如此尖刻的批评原文出版,茅盾连叹:“雅量,真是雅量。”

  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无较好的作品。鲁迅虽为联盟尊崇,却说: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1935年,胡风发表了《林语堂论》、《张天翼论》,轰动文坛。林语堂误以为是鲁迅化名批评他,鲁迅则语:“要是我写,不会写得那么长!”两篇万言大论使文坛为有这样一位理论家震惊,尚不认识胡风的雪苇以“伟大”许之,后来雪苇却为此吃尽苦头。

  胡风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他为文坛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萧红《生死场》的最早读者,直觉萧是有才华的女作家:“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襟。”“这里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萧红的这部杰作原没有书名,胡风读后,给它起名为《生死场》。

  张春桥化名狄克攻击萧军的小说,认为作者“不应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指责作品“不够真实”。后又攻击萧军是“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萧军气愤地跑到编辑部,恰巧张春桥在场,萧问:“那篇侮辱鲁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谁写的?”一个与张春桥合办报纸的青年承认是他的所为。“好,我也没工夫写文章来回答你们——我们打架去,如果我打输了,此后你们可以随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们;如果你们败了,不允许再写此类文章,否则我来揍你们……”张春桥和另一人都年轻气盛,面对挑战,欣然答应。

  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萧重返文坛,在讲话中说:“我是30年代的人物,想不到30年来竟埋在土里……从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里了,现在从土里爬出来,东北老乡叫我‘出土文物’,我是会说话的出土文物……”老年萧军仍爱打抱不平,一次朋友父子都被街上流氓所欺,被打得头破血流,萧知道后,怒不可遏,带了两个小伙子,对着打人的流氓家门连续叫骂,要他滚出来,见个高低,否则,就不是他老子的“种”。打人者缩了头没出来,老朋友竟也再没受到欺负了。萧军说,对于狼和咬人的狗只能用棍棒教训它们,而不能礼让,对于流氓,就应该比流氓更流氓些。他信奉一句俗语:有理讲倒人,无理打倒人。

  张爱玲说:“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张爱玲为出版小说《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她那天穿的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产。百分之百的回头率,让张爱玲深感满意,于得意之中,张爱玲对跟她聊天的女工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那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周弃子年青时即享有文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且为广大群众接受的抗日救亡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周晚年在台湾自号未埋庵主,穷困甚于高阳,两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贷。一年年关迫近,高阳无接济动静,来访的张佛千问:“是否需要我给高阳打个电话去?”周忙摆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经在为我着急,何况他的年关也是年年难过呢。”

  瞿秋白说自己是“一个不适合当官的人,在一个错误的历史时期当上了一个注定犯错的领导者”。他的文才曾折服了不少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瞿秋白刻一对印,瞿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瞿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50,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

  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实秋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后来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有人说,当我们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瞿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

  梁实秋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无论文学还是革命,其中心均是个人主义的,均是崇拜英雄的,均是尊重天才的,与所谓大多数不发生任何关系。

  丁玲一叹:从1919年,我15岁就开始反封建,现在60年了,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文艺界是吃了大亏的,根子是什么?我寻求着回答。有的同志说是封建。是呀,封建。封建具体表现在什么上呢……它在文艺界的表现就是宗派主义。

  1949年后,沈从文发现自己“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此前二十余年间,他曾写下了近三百万字小说,此后,他再未写过小说。学生辈的林斤澜见他太寂寞,拉他去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讲话,沈赶紧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建国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居家艰难,长期住在胡同里。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认为:先生的姨妹张充和的悼词“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是最确切的。

  原学医学之文学家,舍鲁迅、郭沫若外,还有宗白华。旧派小说家恽铁樵则逐渐淡出文坛,成为一代名医。章太炎自诩医道高超,但对恽铁樵却由衷钦佩。

  王国维叹曰: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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