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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作品集

首页余世存作品集 > 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

五 纯儒

  汤用彤为人温润,一团和气。钱穆与傅斯年有隙,却都与汤交好;熊十力和吕澂于佛学方面每每相左,却均与汤相得;汤虽参与学衡派,却与胡适不伤和气……汤因此得了个“汤菩萨”的绰号,钱穆说他是“一纯儒之典型”。

  林纾有侠义之风,曾有某友向他借钱,他便把刚刚卖画所得的400元倾囊相授,朋友坚持立下字据后离去。不久此友病故,林纾前往吊唁,就在灵前把借据烧了,并作了祭文,后又忆写道:若他与朋友都健在,则有无借据都是一样;现在朋友已死,自己恐也来日无多,若死后还有借据存在,难保不使两家产生纠纷,因此烧掉云云。

  袁世凯为笼络康有为,召他主持清史馆。康有为力辞道:“我若修清史,则袁世凯首为罪人,如此必不为所容,因此不可赴任。”

  1901年,罗振玉在刘鄂家第一次见到甲骨这种古物,欣喜异常。他惊叹之余,自许道:“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王国维始终未剪辫子,一次夫人给他洗头时说:“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做什么?”王答道:“正是因为已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他做什么?”

  黄侃留学日本时,一次内急夜起,随意向楼下小便,时楼下住客正在挑灯夜读,见此大骂,黄侃亦反唇相讥。两人舌战酣畅,即互报姓名,黄侃才知楼下客是章太炎。甫一接触,黄见章学识闳富,为己不及,乃折节而称弟子。

  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任编辑时,常有读者向报社反应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读起来很吃力。主编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见,他说:“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会有人知之。请勿问!”

  蔡元培甲午前后为翰林学士,居京中,一直沿着旧学道路前进。甲午中日之战,为其转变的一大契机。《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梁启超在戴戡死后逐渐淡出政坛,在清华、东南等大学任教,声称将以教授与记者的身份终其余生,不复从政。后因病重入协和医院,某中国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手术取出一肾后,病仍不愈,原来是错取好肾。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算了罢!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遂死庸医之手!时人深为惋惜,认为别的姑且不论,若其缓死几年,著述必将十分丰富。

  王闿运进京供职,有人问他:“民国诸贤,与咸、同间相比如何?”王说:“以今视昔,才智殆有加焉。惟昔人做事认真,今人做事敷衍耳。”

  刘师培属古文学派,崔适属今文学派,两人在北大任教时,恰住对门,朝夕相见,每次必恭敬客气地互称先生,且鞠躬作揖不已。但一到上课时便剑拔弩张,互相攻击,毫不留情。

  三十年代初,熊十力、汤用彤、钱穆、张东荪、张申府、林宰平、梁漱溟、蒙文通、李证刚、邓高镜、冯友兰、贺麟、张岱年、金岳霖、沈有鼎、冯文炳、黄艮庸等云集北大,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可谓一时盛事。熊十力和冯文炳(废名)曾为争论问题而扭打不休,熊声色俱厉地说:“我代表的是佛,你不同意便是反对佛!”但丝毫不曾影响关系。

  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

  蒙文通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因与学校有纠纷被解聘,他却照常去上课,说:“聘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学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汤用彤在北大教书时,傅斯年曾请他兼一个办事处的主任,每月送一份薪金。可当发薪时,他却如数将薪金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另拿一份。”

  梁实秋的一句“你走的时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来的时候,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去接你。”让人长久的感慨。

  林庚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1939年秋,钱钟书和邹文海、徐燕谋等人一起同行到湖南安化的国立师范学院。途中,钱钟书手不释卷,怡然自得。邹文海好奇,方知钱钟书看的是英文字典。邹文海觉得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真是不可思议。钱钟书则告诉他:“字典是旅途的良伴。随翻随玩,遇到几个生冷的字,还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惜的是,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之习俗,趣味之深,不足为外人道也。”

  ——邹文海《忆钱钟书》

  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此时他双目已盲,身心俱疲。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听,并要求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雷海宗的助手王永兴劝他:“一门课已经够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课了?”陈寅恪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

  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有几十学生听课。最后一节课,梁思成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怎么考好?”学生没有一人答话。梁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有点明白了,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同学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梁笑着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完向台下作了一个大揖,飘然而去。

  吴稚晖、李石曾在北大组织“八不会”,“八不”即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不吸毒、不做官、不贪财、不阿谀。他们邀请熊十力参加,熊十力说:“你们这是结党,我不干,我是九不。”

  胡适评梁启超:“任公为我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唐德刚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埒。他又评论胡适的人格:“……这些名儒硕彦之中,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多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样用功的人,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与胡适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味好。这些都是胡适之的过人之处,都不是偶然的。”

  朱家骅托傅斯年请李方桂任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李坚拒,他说:“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很惭愧,长揖到地,连说:“我是三等人才。”傅当时是史语所所长。

  冯友兰曾在《新事论》中说: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笑话,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的人比乡下的人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里的狗亦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这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城里的狗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里的狗,在有些方面,比乡下人亦是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国,一百个乡下人中,至少有九十个一生没有吃过如城里的富室狗所吃的饭食。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其本人则倡人生哲学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现。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冯友兰说话有点结巴,但是要言不烦,他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钱穆在课堂上批评疑古学派,说:“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讽刺钱玄同“疑古玄同”的别号。有人提醒钱穆道:“钱玄同的儿子正在听你的课!”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碰面,钱玄同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红卫兵洗劫了马一浮家,马但求留一方砚台写字,红卫兵不答应,反而猛掴其面。

  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梁苦心收集的古玩字画统统付之一炬,梁只是在旁边冷眼旁观。但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精装本的《辞海》和《辞源》时,梁出来阻止了。他解释道这两部书是向外地的学生借的,若烧毁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毫不理睬,轻蔑地说:“不用了,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由于精装书不易烧毁,红卫兵就一页一页撕着烧。

  陈布雷效忠蒋介石,终于在全盘皆输的前夕绝望自杀,他代表了中国自古已然的一种“士心”,只怕连对手也不忍以“愚忠”视之。抗战时,他在给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可见,他是一个旧道德意义上的君子。

  反右时期,陈梦家出于对古文字的热爱,说了一句“文字改革应当慎重”,于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文革”开始后,陈梦家遭到残酷的批斗,他向一位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于是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不料未死,10天后又自缢而死,足见他已义无反顾。

  林彪死后,针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十分不满,他认为孔子和林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说:“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这些道理虽然再明白不过,可是在当时敢于说真话的,竟然只有梁漱溟一人而已。

  废名很佩服其同乡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论僧肇,一言不合,大声争论,外人在外听得酣处中突然静止,原来两人已经扭打在一起,很快废名气哄哄地离开熊家。但到第二天,废名又到熊家,跟熊讨论起另外的问题了。

  晏阳初在接受赛珍珠访谈时曾说:“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殷海光临死前,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他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徐复观则认为,二十年来,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烦,多半与殷海光有关。得到殷海光死讯时,徐曾绕室彷徨地自言自语:“今后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听到,立刻责备说:“你怎能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对得起其他的朋友吗?”

  《吴宓日记》出版前,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

  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记》云:“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筏、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周扬说:“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季羡林入住北大后,住处很特别,是在翠花胡同里。而明朝的东厂,就设在翠花胡同。季羡林的住所,则就是以前东厂特务行刑杀人的地方。当时,那是个很寂静的院子,树木葱郁,石碑林立,而且寝室外面还摆着一口棺木。季羡林一个人住在里面,平时自然少有人找。好友臧克家携夫人郑曼去过一次,郑曼当时就忍不住问道:“季先生,你一个人住在这样的地方,不害怕吗?”季羡林则说:“这个地方好啊!正好可以静下来读书和工作,也确实不会有人来打扰啊!”

  季羡林是健康长寿的老人,有人就好奇他是不是有什么养生之术。季羡林的回答是,我坚持“三不主义”。“三不主义”指的是:不锻炼、不挑食和不嘀咕。不锻炼是不为锻炼而锻炼,觉得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工作上比较好,如果花在锻炼上,太可惜了。不挑食则是不管什么高脂肪、胆固醇,只要合自己口味,张口就吃。不嘀咕则凡事看开些,不要在心里放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腿勤、手勤、脑勤”,自己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让脑筋闲着,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

  梁漱溟在医生问他有何要求时说:“我很累,我要休息。”说完就瞑目长逝。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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