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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作品集

首页余世存作品集 > 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

十四 棒喝

  据季羡林先生回忆:叶公超讲英文,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他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

  学生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有人偶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

  这一声狮子喉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

  康有为见了一次廖平,一听他说“六经有一部分是伪的”,就气得和他吵了一架,不欢而散。哪知才过了几个月,康就说“六经全是伪的”。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龙泉寺,忧愤之下,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最后,吴承仕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停止绝食。

  邹容少时即对科举制度十分不满,他向热衷于科举功名的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他问父亲:“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梁启超中举甚早,春风得意,他于当时流行的训诂词章之学亦颇有涉猎,并因此沾沾自喜。他18岁那年,与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康有为进行了长达9个半时辰的抵掌之谈,自感“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乃至夜不能寐。他于是尽弃所学,拜在康的门下,成为康的大弟子。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但在启程前几天,他告诉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毛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对此解释说:“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个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以为是章的旧友,为打圆场,就说:“贫与穷亦有异乎?”章太炎说:“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后来,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章太炎在把印度与当时的中国加以比较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章太炎痛骂吴稚晖:“足下本一洋奴资格,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外嬖大阉,忘其雅素。一则曰‘吾年长’,再则曰‘君年少’,是明以革命先辈自居。而乃以是议和,何其自戾?足下果年长耶?保其艾者,不再多言,‘善箝尔口,勿令舐痈;善补尔裤,勿令后穿’斯已矣!此足足下所当自省者也!”

  吴稚晖赴日本留学,临行前,有人劝他剪去辫子,他勃然大怒道:“留学就是要保住这条辫子,岂可割掉!”到了日本,有人劝他去见孙中山,他又勃然大怒道:“革命就是造反,造反的就是强盗,他们在外洋造反的是江洋大盗,你们为什么要我去看他?”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以此为国民党辨护。十年之后,王同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朋友说他自相矛盾,王反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范古农居士讲佛学,说:“很多人说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的,我现在可以给他们一个证明。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有名各有其实的。譬如有桌子的名词,就有桌子这样实物;有椅子的名词,就有椅子这样实物。谁能说出一个没有实物的名词来给大家听听?”众皆默然。他便接着说:“西方极乐世界是有这名词的,可见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的了。”

  贝勒毓朗为军机时,看到国会请愿团代表多为留学生,连连怒骂“妖党”。人问何故,他说:“他们口口声声事实法理,实则无法无天。往年我赴日本考察政治,看到学生和蔡钧大起冲突。我以国家体面攸关,婉劝学生忍耐,静待解决。我向他们长揖盈千累百,竟无一人回答。狂暴放恣,目空一切,言之犹有余痛。试问他们如何够得上做立宪国民?”

  鲁迅在1925年的《忽然想到》文中写道:“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运动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些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鲁迅《夜颂》: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黑夜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担任教授。其间,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他刚说完,鲁迅就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左翼思潮兴起时,一些追求进步的青年自居信徒,党同伐异。徐懋庸曾对鲁迅说:“对于他们(指胡风、黄源等)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对此鲁迅反问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鲁迅还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李耀先去拜见老师熊十力,在熊家用餐。李一口气吃了九个汤团,碗里还剩一个,他怕不礼貌,勉为其难又吃了半个,实在吃不下去了。正在为难之际,只听熊十力在桌上猛击一掌,怒喝道:“你连这点东西都消化不了,还谈得上做学问、图事功?”犹如当头棒喝,李顿时汗流浃背、豁然开朗,肚量为之一宽,最后半个汤团很容易便吞下去了。

  抗战期间,白崇禧聘请翻译家乔大壮为参议。一次,白将乔的文稿改了几个字,乔勃然大怒道:“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你能改我的文章,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如何?”白崇禧只好认错。

  1932年,许德珩出狱不久,杨杏佛找到他,要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许说:“我自己的人权都保障不了,还保障人家的民权。”杨杏佛答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来保障民权。”

  民初,逐僧毁寺渐成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指名捉拿虚云。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责问:“佛教何用?”虚云答说:“自古立国皆以政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李为之折服。

  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陈独秀初见沈尹默,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开始发愤钻研书法。

  陈延年和陈乔年小时候在老家生活,后来稍微长大些,就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不过陈独秀却不安排孩子在家食宿,而是安排他们白天要在外做工谋生,晚上则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常落泪,并想让俩孩子回家居住。陈独秀不答应:“你真是妇人之仁,那样虽是善意,反而容易生出恶果。少年的人生,就应该让他们自创前程。”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论及:中国文化是早熟文化,特征在于做人之道,便是形而下意义上的生存智慧极早地便很发达。这种文化特性,给中国学术带来某种严重的缺陷。中国几千年来学术不分,其所谓学问大抵是术而非学,最为大病。其结果学固然不会有,术亦同样不会发达,恰落于不学无术那句老话。

  梁漱溟年轻时曾想做和尚。当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演讲时,他准备讲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笔,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定放弃出家之念。

  蒋光慈在《异邦与故国》中写道: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的哪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译到日本来,而中国人又将这部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与原作不同了一半吗?

  蒋介石年轻时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曾请孙中山为他题写“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八个字。孙中山很不以为然,拖延半个月后,却送给蒋另外八个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多以中国人民素质不足为借口,拒绝或暂缓实行民主宪政。即便伟大如孙中山,也要在实行宪政之前,先来一个“训政时期”。对此,胡适反驳道:“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总是怎样引导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出来参政,一回生,两回便熟了;头回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训练。”

  1957年,《北京日报》刊出华南圭认为北京城墙应当拆除的意见,梁思成反驳道:“他说拆城墙有很大经济价值,拆下来的砖可以盖多少楼云云。那么你看这些汉镜不也可以熔了铸几十个铜板么?这些陶俑也可以砸碎了拿去铺马路。过去扒掉三座门,理由是酿成很多车祸,还拉一些三轮车工人、汽车司机到人代会上控诉,要拆就拆何必搞这一套,这样搞谁还敢放个屁?现在扒了不还是照样有车祸?现在的东西长安街,弄得像十八世纪前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一样,没有一点个性,还不如我身上的灰制服有个性呢。人家早已改变了,我们还去学老样。照有些人的意见,就是要把北京搞得像北京饭店的大厅扩大起来一样,没有一点个性。其实城墙的存在和城市建设可以并行不悖。现在城墙还没扒,城外不是一样在建设吗?我不知道中央的同志还是市委的同志,对扒城墙有这样大的兴趣!”

  北京市终于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唅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不久,在郑振铎邀请的一次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争论,陈从周目睹其情其境说:“她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蔚为大观。其时胡适身在美国,抱着一种近似隔岸观火的态度“欣赏”大洋彼岸的这场闹剧,且极富耐心地看完了这8大本奇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即便是当时的大陆,恐怕也没谁能读完这些“煌煌巨著”,包括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文革”后,多人为聂绀弩的冤案奔走,戴浩与聂夫人周颖拿到了有关政策文件,周颖先看文件,一边读,一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聂也看看,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戴浩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

  1962年,杨振宁与父母在日内瓦见面,当时杨在美国,很少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形。杨父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杨母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李慎之说:“季(羡林)也许在梵文方面有专长,但在学术思想上无非是一个庸俗的民族主义者,现在则给他戴上许多高帽子,甚至称之为‘学术大师’。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无大害,只是学术界这样捧一个对国学与世界史近乎无知的老人,实在是中国的耻辱。”

  巴金反思“文革”:“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老舍《二马》写道: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

  有一年,金庸到台湾,跟李敖聊天,特别提到,在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注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窘得无以对答。李敖认为,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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