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说，《西行漫记》以及斯诺其他关于中国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催化剂，那么就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他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
一九七二年二月，斯诺刚回到瑞士不久，美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应邀访问北京，揭开了中美友好的新篇章，尼克松总统来华的时候，斯诺准备以记者身份，再一次作中国之行。由于病魔缠身，不能达到他的愿望。到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上午二点二十分，埃德加·斯诺与世长辞了。
在弥留之际，他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话：
“我热爱中国。”
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内，即前燕京大学的校园里，这是适当的。这是一九三六年他去西北探险旅行的出发点，也是一九三七年他整理资料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
在斯诺的一生，除了为欧美报刊写作通讯稿以外，他完成了十一本著作，其中极大部分是和中国问题有关的。一九七一年回到瑞士以后，他还写了《漫长的革命》一书，由于抱病在身，还没有作最后的审定。
但是所有后来的著作，都不能和《西行漫记》相比拟。即使是杰出的报告文学，在事过境迁之后，往往成为明日黄花。唯有四十三年前写作的《红星照耀中国》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直到作者去世以后，他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他在全世界有亿万的读者，这是并不奇怪的。它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初版《西行漫记》除了有关西安事变和《关于朱德》部分引用了尼姆·韦尔斯的笔记材料以外，都是他亲自采访的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斯诺西北之行，正值中国和世界局势大转变的开端。一九三六年，中国正酝酿着由长期的反共内战转变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抗战，而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一切是中国工厂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艰苦斗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由于斯诺的惊人的洞察力和锐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认识了问题的本质，而这是西方的所谓“中国通”所不能办到的。
正如斯诺为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所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地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现在的中译本根据英国戈兰茨公司一九三七年版重新译出，同一九三八年复社版中译本所据原书是相同的。复社版当时未译第十一篇中的《那个外国智囊》，现在补全，这是很好的。从内容来看，这一部分是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叙述和分析，大部分资料是从当时和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谈话中得到的。现在看来，这一部分仍然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显然，斯诺在当时还没有机会读到毛主席正在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但是在本书的末章，他引用了列宁的这一段名言：“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的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①
〔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的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49页。〕
这也就是说，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这是《西行漫记》这一本书的总结。
今天，在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日子里，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大踏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重读四十三年前这样一本书是值得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于北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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