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1卷 清代政治史

　　本卷提要

　　清朝是满族建立起来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自１６４４年３月清军入关，至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历时２６７年。若从努尔哈赤创立 大金 算起，则历经２９５个春秋。

　　本卷记叙了满族的勃兴与后金的初创、清朝全国性政权的建立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 康乾盛世 、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清朝的衰落、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以及近代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一、清代政治概述

　　努尔哈赤崛起于东北，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统一了女真各部，在东北地区创建了与明朝抗衡的满洲贵族政权。明王朝被农民起义军推翻之后，清军于１６４４年３月挥师入关，镇压了农民起义，建立了全国性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清朝全面接受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对广大汉族地区推行严厉镇压和安抚怀柔的两手政策，迅速稳定了统治秩序。接着又陆续翦除南明残余势力，平息了吴三桂叛乱，顺利解决台湾回归问题，确立了一统天下。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随即调整了土地占有关系、赋役关系，经济迅速恢复，呈现出 康乾盛世 这样百余年的社会安定局面。为了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清朝制定了恰当的民族政策，果断地平息了蒙古、西藏等上层统治者的分裂民族的叛乱，捍卫了国家的统一。

　　清中叶，封建社会固有矛盾日趋尖锐，土地兼并日益发展，阶级矛盾激化，出现了川陕等五省红阳教组织的农民大起义。起义被镇压以后，清王朝也从它发展的巅峰跌落下来，民间秘密结社的反清活动接连不断地发生，一个庞大的王朝危机四伏。

　　正当清朝统治者的腐朽和没落日益暴露之时，以英国等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自１８４０年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社会逐步地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在内外矛盾交织的情况下，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起义犹如雪上加霜，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通过维新变法和革命显示了该阶级的力量。为了挽回败局，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推行新政，以重新收揽民心，但这并非是一剂良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终于再度集结力量，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在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导致其革命的不彻底性。封建王朝虽然被推翻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却没有得到缓解。这两对矛盾仍然是困扰中华民族发展的两大基本矛盾。

　　二、满族的勃兴与清王朝的建立

　　（一）满族的崛起及其社会结构

　　１。爱新觉罗的先世和建州女真的迁徙

　　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资格很老的民族之一。居住在东北 白山黑水 之间的满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族源可上溯到先秦的肃慎、两汉的邑娄、魏晋南北朝的勿吉、隋唐的靺鞨、宋元以来的女真（辽时称女直，避兴宗耶律宗真之讳）。虽说上述部族不尽专为满族的先祖，但包括满族的先世在内是毫无疑义的。而满族名称的出现，约在１７世纪前期，与清朝的建立几乎同时。

　　在遥远的上古时代，满族的先民就和中原地区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约在公元前１１世纪，当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取得胜利之时，肃慎人 贡楛矢石砮 ，以表祝贺，尔后交往增多。到了东周时期，周景王姬贵说： 肃慎、燕、亳，吾之北土也。 ①汉唐时期仍与中原王朝保存朝贡、贸易往来。唐代开元时，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建立渤海国地方政权。

　　１２世纪初，女真建立金朝，之后将都城由上京会宁（今黑龙江哈尔滨郊阿城）

　　迁到中都（今北京），统治中国北方长达百年之久。后为蒙古汗国所灭。

　　明朝初年，女真族分成三大部，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又称野人女真）。建州原为唐代渤海国的地名，在牡丹江流域，故城名为斡朵里（今吉林敦化县）。海西即海西江，今松花江上游。东海女真分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直到东海之滨。明朝人称建州、海西为熟女真，叫东海女真为生女真，这主要依据他们经济发展状况相区别的。三部女真几经辗转迁徙，建州女真南下定居在苏子河、浑河流域。海西女真也由北向南迁徙，其中一部分移居辽宁开原边外，分为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四部，合称 海西四部 ，又叫 滬伦四部.东海女真则仍生活在黑龙江中、下游一带。

　　这时的建州部有两位酋长，一个叫阿哈出，明政府封他为建州卫指挥使，赐姓李，名曰李思诚。一个叫童猛哥帖木儿（又称猛特穆），清朝统治者称他为直系祖先。童猛哥帖木儿通过阿哈出与明朝联系。明政府授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后擢为都督。 童 即汉姓 佟 ，猛哥帖木儿又是蒙古名字，可见建州女真与周边汉蒙等民族交往之深，互相影响之大。明成祖永乐年间，东海女真部分南移，同建州女真经常发生战争。建州女真被迫向南向西迁移。

　　宣德时期，童猛哥帖木儿为东海女真杀害。其弟凡察，其子童仓、董山率部西迁，经佟家江（今浑江），进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于呼兰哈达山（又叫烟筒山）下，浑河支流苏子河畔，筑城定居下来。正统时期，明政府为了笼络建州女真，任命阿哈出的孙子李满柱为建州卫指挥使，凡察为建州右卫指挥使，董山为建州左卫指挥使。 建州三卫 之称由此而来。建州三卫是明政府设立的地方机构，既管军事，又理民政， 抚绥属部 ， 看守地方.长官由中央政府委任，可以世袭，要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承担各种义务。 有所征调，闻使即从，无敢违期 ①。正如清太宗皇太极所云： 我祖宗与明朝看边，忠顺有年。 这生动地反映了明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卫所的密切关系。

　　①《左传》卷二十二，昭公九年。

　　①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四，女真。

　　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年）十月，努尔哈赤率兵攻打乌拉，斥责其首领布占泰时指出： 天生爱新觉罗，曾被谁责辱？汝试言之！百世以前，汝或不知。十世以来，汝岂不知？ ②努尔哈赤这段话为查明爱新觉罗世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百世以前 不去说它， 十世以来 ，参照文献记载，从猛特穆到努尔哈赤之父塔石六代相袭，是清楚的。猛特穆以上四代，已知有始祖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其后有范嗏、挥厚。这中间似乎缺一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记述：布库里雍顺 历数世居 ，其子孙暴虐，部属遂叛。

　　攻破斡朵里城，尽杀其族。 子孙内有一幼儿，名范嗏，脱身走 ，一只神鹊棲于头上，追兵以为枯木。范嗏得免于死。从上述 历数世 、 子孙内有一幼儿 等字样分析，布库里雍顺和范嗏之间，仍有一代，即布库里雍顺之子，范嗏之父。此人叫什么名字？待考。这样爱新觉罗的世系应为：布库里雍顺（始祖）——（？）——范嗏——挥厚——猛特穆（肇祖）——充善（即董山）——石报奇（童仓子）——福满（兴祖）——觉常刚（景祖）- - 塔石（显祖）——努尔哈赤。

　　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军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攻克了阿台的古埒城，屠城时，误杀了城内劝降与救亲的努尔哈赤的祖父觉常刚和父亲塔石。

　　事后，努尔哈赤严厉地质问明朝边官为何诛杀他的无辜父祖。明政府无奈颁给敕书３０道，马３０匹，以示抚慰，并授予努尔哈赤建州左卫都督，封龙虎将军。每年给银８００两，蟒缎１５疋。然而，这个 凤眼大耳、面如冠玉 的努尔哈赤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年）五月，时年２５岁的努尔哈赤以其父遗留下来的１３副铠甲起兵，开始了他的宏图大业。

　　２。明朝对东北女真的管辖和建州女真的社会发展

　　明初，太祖朱元璋颇重视对东北边陲少数民族的治理。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在辽东设立了定辽卫都卫。八年（１３７５年），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管理辽东２５卫，１３８所，二州一盟。永乐七年（１４０９年），在黑龙江特林地区设置了奴尔干都司，所辖的著名卫所有建州卫、海西卫、兀者卫、囊哈儿卫等。成祖朱棣派遣宦官亦失哈到奴尔儿干都司进行慰问与巡视，增进了边区民族与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年），明朝迁都北京后，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从洪武到正统年间，先后在东起库页岛，西至斡难河，北自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等广阔地区，建置了１８４卫。这对东北边疆的开发建设，以及边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①天顺《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九，女真。

　　对东北女真等民族，明政府采取了招抚、羁縻与分而治之的政策。政治上，明政府委任部落酋长、首领充当卫所长官，申明职守，给予敕书，又称玺书。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 ①。各卫所要对明政府履行各项义务。 时以朝贡 ，卫所官员要定期进京述职，奏报地方治乱。建州、海西女真每年冬季从开原入京朝贡，贡品主要有人参、貂皮、海东青、马匹、珍珠等地方名贵土特产。

　　明政府对贡到方物， 例不给价.而是按朝贡者官爵的高低给予优赏和回赐。经济上，开设马市，给予 勘合 （凭证），持 勘合 可与中央政府进行贸易互市。明政府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开原设两个马市。广宁专与蒙古贸易，开原则与女真三部互市。１５世纪中叶，迁至赫图阿拉的建州女真经济有了长足的增长，多次请求官府专开贸易市场。天顺八年（１４６４年），明政府在抚顺开关，设马市，专与建州女真进行贸易，活跃了建州的经济生活。另外，朝贡也是进行货物交换的极好机会。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年），有２１４０余名女真贡使来京，贡毕方物后，明政府分别赏赐贡使。按规定：都督给彩缎四，折钞绢二，织金紵丝衣一，靴袜一；都指挥给彩缎二，折钞绢一，绢四，织金紵丝衣一，靴袜一；指挥给彩缎一，折钞绢一，绢四，素紵丝衣一，靴袜一；千百户、镇抚、舍人、头目给彩缎一，折钞绢一，绢四，靴袜一。回赐，马一匹，给彩缎二匹，折钞绢一；貂皮四张，给绢一匹①。贡使带来的多余物品，还可到京城指定的官、私市上进行交易，换取必要的生产和生活物资。上述一些措施推进了女真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定居赫图阿拉地区后，建州两个酋长的后裔已逐渐地汇合在一起，各方面力量有所加强。因接近于汉族地区，吸收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到了１６世纪后期，建州女真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发展。表现在铁器的生产制造进步很快。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铁农具，狩猎和军队要用大批的铁武器。过去的铁工具主要是靠与明朝和朝鲜贸易得来。这时，开始 货大明铁自造. 始炒铁，开金银矿.赫图阿拉 北门外有铁匠居之 ， 银、铁、草、木，皆有其工，而惟铁匠极巧①。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解决了 男无铧铲，女无针剪 的铁制品短缺的社会问题。为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大量地精造兵器，甚至将明朝输入的铁农具和铁锅等熔炼，铸成兵甲。从弓矢、刀枪、甲胄，到军用器械，无不锐利精良。克服了过去兵器歪弱钝弊、不堪射刺的毛病。冶铁制铁是手工业中的重要部门。这个部门的发展反映了建州女真手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建州女真南迁后，受到汉族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开始由狩猎、采集经济向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过渡，农业生产已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万历年间，汉族农业操作技术和牛耕等已在建州地区推广，女真人居住地， 无野不垦，至于山上，亦多开垦 ②。农业生产呈现大发展的景象。 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 ③。 田土品膏，则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石，瘠则收一石 ④。而采集生产成为了副业。所采人参、东珠等土特产品，与粮食一样可以用于交换。因而， 所济甚众，民用益饶.农业、采集业及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除抚顺开关外，又增设清河、宽甸、叆阳等处关口互市。建州人用人参、明珠、黑狐、玄狐、猞猁狲、虎豹、水獭等珍贵兽皮，及马匹、松籽、蜂蜜等产品，换回缎布、农具、铁锅等生产和生活用品。建州女真有专门从事与汉人和朝鲜人进行贸易活动的商人，叫作 商胡.他们往来于建州、明朝与朝鲜之间，交易产品。商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起初人参的加工是以水浸润 ，这种办法使人参不易保存，不仅售价低，而且一停市就腐烂。这时，他们改进了加工工艺，采用放糖、煮熟、晒干的办法，容易保存， 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在马市上，购参商人云集。互市贸易，以通商贾， 满洲民殷国富.

　　①万历《大明会典》卷一百十一，给赐二、东北夷。

　　①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②《朝鲜李朝实灵》卷七十一。

　　③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④《朝鲜李朝实灵》卷七十一。

　　３。满族的阶级分化与社会结构

　　女真族（满族）的部落是由若干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成的。狩猎生产时，或以部落，或以氏族为单位进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氏族中出现了 牛录（汉意为箭）这一新型的组织形式。 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牛录厄真 ①。牛录这种形式既是狩猎组织，又是对外作战单位。随着女真社会剩余产品的增多，生产资料如耕地、牲畜、工具等私有制产生了。氏族制的解体和阶级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同时进行着。

　　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年），牛录则正式成为军事组织。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年），努尔哈赤整顿社会组织。牛录成为八旗的最基层单位。从１６世纪末到１７世纪初，八旗的总首领是努尔哈赤，旗主皆由他的子侄充当，而从固山额真至牛录额真都是由贵族，或过去的氏族长担任的。贵族拥有大片的田庄，众多的奴隶和牲畜。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年），努尔哈赤一次给其长子褚英、二子代善各 部众五千户，牲畜八百群，银一万两 ②。此外，还有早期归附努尔哈赤，并随其南征北战屡立功劳的勋臣，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扈尔汉等人，封他们官爵，赐予土地、奴仆等丰厚的财产。这些贵族、贝勒、勋臣就构成了满族社会的奴隶主集团。平民是八旗的兵卒，过去氏族的一般成员。满语称 诸申 ，又叫 伊尔根.他们是贵族的 管下人 ，有部分私有财产，如土地、奴婢、牲畜等，数量有限。平民中还包括其他归降的部落族寨的士兵与百姓。对于奴隶主贵族来说，平民是他们的部属，人身依附关系很强。平民要为贝勒、额真当兵出征，交纳赋税， 使臣驿马 ， 巡视边疆 等多项差役。平民的自由民地位也在不断地变化，大部分平民越发贫困。朝鲜使臣申忠一在《建州图录》中记载：诸申 前则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今则既束行止，又纳所获.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曾下令： 各牛录每十人出牛四只，于旷野处屯田，造仓积粮。 ①《满洲老档秘录》也记述： 每牛录出十男四牛。 平民随时要为首领、贵族出劳动力，耗用自己的财产，加上对他们的种种限制，多数平民的地位和生活状况在下降，不少人陷入贫困的境地。这个问题曾引起皇太极的关注，颁布谕旨： 凡贫穷者，则又给予妻室、奴仆、庄田、牛马、衣食赡养。 ②然而，处于社会最底层毫无人身自由的是广大奴隶，或奴仆，满语叫作 包衣阿哈 、 阿哈.奴隶，或奴仆，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１）由诸申转化而来。平民犯罪，沦为奴隶。或穷困欠债，将妻子儿女典卖为奴。（２）家生奴婢。包衣阿哈世代为奴，其所生子女仍为奴，亦称 家生子.他们的生活、婚嫁、居住，都要由主人来安排。（３）战争掠夺俘虏为奴。这种奴隶，或奴仆，占大多数。初期女真族各部落之间互相征伐，掠取对方人口为奴。尔后，抢掠汉人、朝鲜人作奴隶，为数不少，主要用于农耕。奴隶、奴仆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馈赠，亦可以买卖。沈阳开城地区就是一处贩卖奴仆的市场。早期时，一个奴隶可以换３０疋布，或１５头牛。奴隶无任何人身自由，时常被主人打骂凌辱，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有压迫，就有反抗。清初八旗奴仆的大量逃亡，酿成所谓的 逃人事件 ，其原因即在此。

　　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②《满文老档》太祖卷三，辽宁大学历史系译本。下同。

　　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②《清太宗实录》卷十七。

　　万历年间，建州女真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奴隶主占有制，仍保留着浓厚的奴隶社会习俗。努尔哈赤的大福晋（夫人）死去时， 四婢殉之，宰牛马各一百.努尔哈赤去世时，皇后和两妃均被逼殉葬，奴婢随葬的就更多了。

　　直到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年），康熙帝玄烨方下令禁止八旗包衣佐领下奴婢随主殉葬。从此，人殉的陋习被取消了。

　　包衣阿哈（奴仆）主要在主人家从事内务劳动。而大批的奴隶则在庄田上从事农业耕作。八旗的农庄叫拖克索。《清文鉴》解释说： 田耕的人所住的地方叫拖克索。 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年），申忠一到达建州时，见到六座 农庄 ，每庄设有管庄人，监督阿哈生产。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战争中，掠夺为奴的人口大量增加，拖克索内阿哈的数量也多起来。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１６１９年），上自努尔哈赤、贝勒，下至额真，皆有奴婢农庄。有的农庄 多至五十余所.天启二年（天命七年、１６２２年），努尔哈赤一次就从托克索抽调阿哈８００人去浑河收打粮食。可知耕田阿哈数目的遽增。完全脱离了生产劳动的贝勒、额真以剥削阿哈为生。 奴隶耕作，以输其主 ①。 仆夫力耕，以供其主，不敢自私 ②。阿哈的劳动所获绝大部分被主人剥夺了。这一切表明，在满族社会中，贵族、勋臣、额真是统治阶级；诸申，尤其阿哈，是被剥削阶级。正如努尔哈赤所言： 若无阿哈，主何以为生？若无诸申，贝勒何以为生？ ①这种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是努尔哈赤建立奴隶制政权的根基。

　　①《建州闻见录》。

　　②金梁：《满洲老档秘录》上编，太祖谕厚待仆夫。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二。

　　（二）后金建国和与明分庭抗礼

　　１。统一女真各部的历史使命

　　明代后期，女真三部的迁徙逐渐地稳定下来。建州所属的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董）鄂部、哲陈部五部，长白山所属的讷殷部、鸭绿江部、珠舍里部三部，皆建州旧部，散处辽沈东北，即定居在抚顺东，至鸭绿江、长白山一带。海西四部的哈达、叶赫二部居住在开原、铁岭地区。因哈达靠近明在当地所设的马市广顺关，哈达又有 南关 之称。而叶赫挨近明在当地所设的马市镇北关，叶赫亦有 北关 之名。辉发、乌拉二部则定居在吉林地带。东海三部，即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与其他少数民族仍留居在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西）以东黑龙江流域，及濒临东海之地。

　　这一时期，明朝各种社会矛盾加剧，明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削弱。女真各部蜂起， 各主其方，争相雄长，强凌弱，众暴寡 ， 世相仇敌 ②。各部之间相互征讨，甚至骨肉相残，多年战乱不已。

　　年轻有为的努尔哈赤凭着自己的胆略才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肩负起统一女真诸部的历史使命。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事业是先从建州本部开始的。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年）五月，努尔哈赤将兵围攻仇敌苏克素护河部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堪外兰弃城而逃，努尔哈赤获兵百人，旗开得胜。从此，拉开了统一女真战争的序幕。次年六月，又率兵５００人进攻董鄂部的翁鄂洛城。努尔哈赤身先士卒，浴血奋战，终于拿下此城。接着，又攻占了兆佳城、玛多■寨，制服了佟家江流域的董鄂部。十三年，努尔哈赤进攻浑河部的界凡、栋嘉、萨尔浒三城。

　　力挫界凡、巴尔达、萨尔浒、加哈、托漠河五城联军８００余人。翌年，再下贝珲城，降伏了浑河部。努尔哈赤乘胜攻克鄂勒珲城，杀掉仇人尼堪外兰。

　　苏克素护河部也归顺了。十五年（１５８７年），努尔哈赤又征服了哲陈部。转年又克完颜部。努尔哈赤用了五年时间统一建州五部。 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 ， 国势日盛.建州女真的统一和努尔哈赤的突起，使女真别部遐迩詟忌。他们已觉察努尔哈赤志向颇大，尤其是滬伦四部已感建州对自己构成威胁。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年），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拉贝勒满太弟布占泰，辉发贝勒拜因达礼，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纳殷九部，组兵３万，分兵三路，向建州发动进攻。面对危急的形势，努尔哈赤镇静自若。他分析了联军的内部矛盾，指出： 彼部长甚多，兵皆乌合，势将观望不前。其争先督战者，必其贝勒。我以逸待劳，伤其贝勒一二人，彼众自溃。我兵虽少，奋力一战，固可必胜耳！ ①努尔哈赤满怀信心地激励将士，在古勒山据险列阵，诱敌深入，集中重兵打歼灭战，击杀叶赫首领布斋，联军溃败四散。努尔哈赤乘势北上追击， 斩级四千，获马三千，铠胄千 ②，生擒乌拉贝勒布占泰。古勒山大捷，使努尔哈赤军威大震。表明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部已经成为女真族中较强悍的一支。

　　②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①《清太祖实录》卷二。

　　②《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古勒山战役坚定了努尔哈赤完成统一女真事业的信心，加速了统一海西四部、东海女真的步伐。努尔哈赤挥军边区，征服了朱舍里、讷殷二部。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年），灭掉哈达部，活捉其首领蒙格布禄。三十五年（１６０７年），兼并了辉发。四十一年（１６１３年），又吃掉乌拉。四十六年（１６１９年），最后剪除叶赫，统一了滬伦四部。与此同时，先后征服了散居在乌苏里江、松花江上游、绥芬河流域、牡丹江流域、黑龙江中游一带的东海女真窝集部属的瓦尔喀部、虎尔哈部等。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年），努尔哈赤派遣扈尔汉将兵攻取位于黑龙江中游的萨哈连部，兼并了这一地区的赫哲族和费雅喀等使犬部及分布于外兴安岭以南、乌第河流域的鄂温克、鄂伦春等使鹿部。努尔哈赤 威行施东诸部.努尔哈赤用了３４年的时间，以兼并战争，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将四分五裂的女真族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民族体——满族。这对本民族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应当说努尔哈赤是满族的民族英雄。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力量单薄。但他完成了历史赋予的统一女真的使命。

　　究其原因，客观上，明朝内部矛盾的加剧，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年），播州土司造反，打了十余年的仗。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宁夏少数民族起义；同年抗倭战争，持续了７年之久。明朝顾不上东北，努尔哈赤有了发展良机。

　　女真社会的发展要求统一，结束战乱，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由。而努尔哈赤施行的一套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统一战争中，他始终坚持 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 的方针，对滬伦四部则交攻结合。

　　针对明朝、蒙古、朝鲜包围之势，则利用矛盾，争取主动。努尔哈赤与明朝仍保持密切的交往，取得明廷信任和支持。为了表示诚意，他多次亲自赴京朝贡。明政府表彰他 忠顺好学，看边效力.对蒙古捐弃前嫌，通过联姻，建起亲善关系。科尔沁、札鲁特部归附建州就是一例。对朝鲜亦采用拉拢手段，目的是为统一战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些措施在统一战争中屡屡奏效。另外，努尔哈赤勇敢善战，身先士卒，也是致胜的重要原因。在攻打董鄂部的翁鄂洛城时，他身中几箭，血流至足，仍坚持作战，鼓舞了将士斗志。同时，努尔哈赤又能礼贤下士，优待俘虏，归降日多。 诸部始合为一.女真族的统一为努尔哈赤脱明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２。 大金 政权的建立

　　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努尔哈赤便开始了筹措政权的建设。

　　修筑城池，初设权力机构。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东南三道河平岗土垒方里， 筑城三层，起建楼台 ，修葺 汗王殿.俗称此城费阿拉（旧老城）。同年六月，定国政，草拟法令，制定管理措施。

　　凡作乱、盗窃、欺诈，悉行严禁 ①。费阿拉城是一座既无雉堞、射台，又无隔台、壕子的简陋小城。居此十六年，已经不能适应建州部的发展。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年），努尔哈赤将都城迁到赫图阿拉，在苏子河与嘉哈河汇合处的东岸， 因山为城，垒土为郭.城高７丈，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有内外两城，努尔哈赤及其亲贵居住内城，八旗兵扎营外城。奴隶、奴仆则居城内，铁匠等工匠分居各城门外。此城俗称老城。它是建州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努尔哈赤进攻辽沈地区的牢固基地。

　　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由于统一战争的发展，统治区域不断扩大，归附的人口日益增多。设置官吏，管理政务，便提到日程上来。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年），努尔哈赤设立理政听讼大臣５人，扎尔固齐１０人，佐理国事。 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 ①。并规定，凡判断民人讼狱，先经扎尔固齐（都堂）审问，后入告五大臣，五大臣复审，报告诸贝勒，众议奏明，由努尔哈赤裁决。此外，还有分管庶务的官吏，如掌管仓库的拨什库，管理文书的巴克什，后一般称为笔帖式。为了选拔人才，充实权力机构，努尔哈赤还定下选取官吏的标准：不要看出身，要看心术正，大才能的任用。不要看门第，要看德才，充任大臣。 ②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政权建置已初见端倪。

　　创制满文，一统文字。女真族原有自己的大小女真文字。明中期，女真文逐渐衰落不用。努尔哈赤时，与蒙古文移往来，必习蒙古文，译蒙古语。

　　同时又受汉族文化影响，凡属书翰， 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代言者，十之三四 ③。女真族的逐步统一，单凭蒙古文字和汉字与周边民族交往，没有自己的文字，努尔哈赤已深感不利于本民族的发展和对外交往，于是，下令创制本民族文字——满文。

　　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年），努尔哈赤命巴克什（汉意为博士）额尔德尼和噶盖借助蒙古文字编造国语。二人面有难色。努尔哈赤说： 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人之念蒙古字，学与不学亦皆知。我国之言与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 并释例启发： 写阿字下合一个妈字，此非' 阿妈' （父也）乎？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 厄脉' （母也）乎？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 ①噶盖缘事伏法。额尔德尼遵循努尔哈赤指授，参照蒙古字母，根据满族语音，创制满文，即 无圈点 满文，或称 老满文.然而，老满文仍未克服与蒙古文语音假借和字母混用的弊病，人名、地名易出差错，使用不便。崇祯五年（天聪六年，１６３２年），达海受皇太极之命，改造老满文，在原有１２字头上 酌加圈点 ，又增添了拼写汉语等语音的１０个特殊字母。这样，满文音义明晓，不易错乱。

　　改造后的满文叫 有圈点 满文，也称新满文。满文的创制与使用有力地巩固了新聚合的满族共同体。也是满族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整顿社会组织，确立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大部分后，努尔哈赤开始整顿女真社会组织。早在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年），他曾对生产和军事组织的牛录进行了调整，参酌金代的猛安谋克制度，将部众每３００人立一牛录额真管属，先建黄、白、红、蓝四旗。因队伍不断地扩大，牛录人数增加，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进一步整顿社会组织，将众 乃析为八.即把原有四旗扩展到八旗，添置的四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黄、白、蓝三旗镶红边，红旗则镶白边。并将八旗作为制度确立下来，规定：３００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旗），设固山额真一人，副职梅勒额真二人。每旗兵力７５００人。八旗制度是满洲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 其尊者，无事则为公卿，有事则为将帅. 其卑者，时而耕于野，时而蒐于郊 ①。努尔哈赤是满族的总头目，也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八旗的领属皆由他和子孙分任。努尔哈赤领正黄、镶黄二旗，如中军制，设精锐卫队巴牙喇兵五千余骑，加强王权。另外六旗，其次子代善领正红、镶红二旗，五子莽古尔泰领镶蓝旗，侄儿阿敏领正蓝旗，八子皇太极领镶白旗，长孙杜度领正白旗。尽管八旗多次易主，但诸旗权始终控制在努尔哈赤及其子弟手中。努尔哈赤将统领八旗的子侄称为 八和硕贝勒 ，凡有军国大事，努尔哈赤下令八和硕贝勒，通过总理旗务的固山额真（后称都统），再经甲喇额真（后称参领），直达所属牛录。牛录额真（后称佐领）

　　下设副职代子２人，章京４人，村领催４人。４名章京分领３００男子编的塔坦（村寨），无论做何事，去何处，４塔坦人按班轮值，同工、同差、同行走。这就是八旗自上而下的较严密的组织系统。以 旗统人，即以旗统兵 ，将满族人都编织在八旗之中。八旗制度的完善为努尔哈赤建国作好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①金梁：《满洲秘档》，太祖行军琐记。

　　②《满文老档》太祖卷一。

　　③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

　　①《满洲实录》卷二。

　　努尔哈赤势力的扩张，引起了明政府的关注。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年），明廷终止了建州朝贡。次年，又关闭了马市，对建州实行经济封锁。明朝这样做非但没有使努尔哈赤就范，相反，却加速了他们政权的建立。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１６１６年２月１７日），５８岁的努尔哈赤宣布 大金 （史称后金）政权成立，登极称汗，年号 天命 ，以赫图阿拉为都城，后称兴京。

　　这一天，诸贝勒率群臣跪拜朝贺，上尊号 抚育诸国英明汗.从此，努尔哈赤摆脱了与明政府二百余年的隶属关系，开始了同明朝分庭抗礼的新阶段。

　　３。挺进辽沈和迁都盛京

　　万历年间，明朝政治腐败，官僚冗泛，办事效率低下。财政匮乏，入不敷出，矿监税使四出，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边疆武备废坏、战乱不息。阁臣张居正力图改革弊端，振兴朝纲，但已无力拯救明王朝这座 将圮而未圮 的腐朽大厦。

　　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１６１８年）四月，努尔哈赤以 七大恨 告天誓师，公开向明朝宣战。 七大恨 的主要内容是：（１）明无端起隙边陲，杀害我祖、父；（２）明保护和支持叶赫；（３）明负盟约，责我擅杀，拘我使者；（４）叶赫因明支持，将已聘我之女，改嫁蒙古；（５）我世代在柴河、三岔、抚安三路分守疆土，耕田艺谷，明不容收割；（６）偏袒叶赫，肆意凌侮建州；（７）

　　为哈达、叶赫撑腰，独构怨于我，倒置是非。 七大恨 是明朝对建州女真多年欺凌的控诉书，也是后金讨伐明朝的檄文。

　　在誓师的前三个月，努尔哈赤就已令八旗将士秣马厉兵， 治甲胄，修军器，豫畜牧 ①。誓师结束，努尔哈赤即令分兵两路攻明。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左翼四旗兵迅速地拿下东州、马根丹二城。努尔哈赤领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右翼四旗兵攻打抚顺。明守将游击李永芳以城降。努尔哈赤并给当时在抚顺城做生意的山东、山西、苏杭等地的商人钱财及 七大恨 文，让他们回去，广造舆论。这时，三城周围五百余台堡随之降附。明广宁总兵张承荫、辽阳副将颇相廷、海州参将蒲世芳奉命率１万兵前来镇压。遭到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所率八旗兵的袭击，阵斩张承荫、颇相廷、蒲世芳及游击５人，千总、把总５０余人，获马千余匹，铠甲７０００副。五月，再次征明，连克抚安、花豹冲、三岔儿等大小１１堡。七月，进雅鹘关，围攻清河城，明城守副将邹储贤领兵１万固守城池，城上千门大炮同发，滚木雷石齐下，八旗兵冒石矢，树云梯登城。邹储贤及守军不支，皆战死，清河城破。

　　转而移兵消灭叶赫。又在近明之地界凡筑城，为西向伐明的后援之所。后金在东北地区势力不断扩大，次年正月，努尔哈赤通过明使李继学向万历皇帝朱翊钧提出四项罢兵的条件：（１）为辽人之罪正名，撤走边兵，解释清楚 七大恨 ；（２） 崇以王位 ，承认为王；（３）抚顺、开原原有敕书仍昭旧给予；（４）输给彩币三千、黄金三百、白银三千。明政府没有答复。努尔哈赤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已使明政府备感 辽左覆兵陨将，虏势日张 ， 边事十分危急.明朝决定调兵遣将，一举将新生的 后金 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

　　①金德纯：《旗军志》张潮题辞。

　　①《清太祖实录》卷五。

　　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１６１８年），明朝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集军队，筹措兵饷，准备进军赫图阿拉，消灭努尔哈赤。多年来，辽东边备不修，兵马懦弱， 朽戟钝戈，金鼓不响 ，每遇兵事，士卒股栗腕战，毫无战斗力。于是，调福建、浙江、陕西、四川、甘肃８万余兵到辽东，又征用叶赫、朝鲜兵万余人，云集辽沈，以期捣平后金， 以雪败亡之恥.经过数月的筹划，万历四十七年二月，经略杨镐坐镇沈阳，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会师赫图阿拉。北路由总兵马林率领，从开原出，经三岔口，过尚间崖，进攻苏子河；西路由总兵杜松统领，出抚顺关向西，直驱赫图阿拉；南路由总兵李如柏统帅。出清河，过雅鹘关，直攻赫图阿拉；东路由总兵刘铤指挥，出宽甸，从东面捣后。明兵四路计９万余众，号称４７万，来势汹汹，大有犁庭扫穴之势。

　　面对明军四路围攻，努尔哈赤采取了 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的作战方针，集中八旗兵力，打歼灭战。首先，以八旗精锐迎击欲立首功的明军主力杜松部。三月初一日，双方对峙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山。努尔哈赤利用杜松派兵袭击界凡之时，猛攻萨尔浒明军，明兵溃败，勇而无谋、刚愎自用的杜松战死。接着，努尔哈赤将兵北至尚间崖，击败马林部，马林逃往开原，叶赫兵仓惶撤退。这时，努尔哈赤回师南下，诱敌深入，在阿布达里岗，围歼刘铤东路军，刘铤阵亡，姜功烈所部朝鲜兵投降。杨镐闻知三路军惨败，急令南路军李如柏撤回。努尔哈赤用了５天时间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明军文武将吏死者３１０多人，士兵身亡者４５８００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萨尔浒之战.此役是关系到后金与明兴亡的关键一仗。当年六月，后金打下开原。七月，攻占铁岭。从此，努尔哈赤由防御转入进攻，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开始全面崩溃。

　　萨尔浒战役后，明政府为了扭转其在辽东的颓势，以熟谙边情的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熊廷弼代替杨镐经略辽东。熊廷弼一到任， 令严法行 ，斩逃将刘遇节等，诛杀贪将陈伦等，整饬营伍，督造战车，治火器，浚壕修葺城池。集十余万军队，分驻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 数月守备大固.熊廷弼所到之处，招抚流民，缮守器具，分置士马， 由是人心复固.辽东边备加强，使后金一年多不敢轻举妄动。不久，熊廷弼被把持朝政的阉党弹劾罢官。天启元年（天命六年、１６２１年），努尔哈赤乘机起兵，直攻沈阳。守城总兵贺世贤指挥军民死守力战，世贤身中十余箭死，沈阳城陷落。后金军又长驱南下，猛攻辽阳城。辽东经略袁应泰督战固守城池，后金兵冒着炮火突入西城。城破在即，袁应泰自焚于城东北镇远楼。辽阳失陷，后金又接连攻克河东三河堡等５０多寨，及古城、新甸、宽甸、永甸、长甸、海州、金州、复州、盖州等７０余城。辽沈战役是继萨尔浒之战后的又一次大胜利，使后金在辽东站稳了脚跟，对清朝开国意义重大。

　　后金吞并哈达、辉发、乌拉三部后，叶赫首领布扬左曾向明政府报告：今天建州又侵我叶赫，其意欲削平诸国，即侵明， 取辽东以建国都.布扬左的分析很准确。随着统一女真战争的深入，努尔哈赤将都城由费阿拉迁移到赫图阿拉，在城东土山建佛寺、玉皇等七大庙。这象征后金国家规模已初具。在西进辽沈时，在距沈阳２００里的界凡筑城架屋，将家属搬来，在此练兵牧马，兴师攻明。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１６２０年），努尔哈赤又率部从界凡迁移萨尔浒城。一年之内，拔沈阳，取辽阳，广阔的辽东地区尽为后金所据。

　　进入辽沈地区，如何巩固和扩大战果？努尔哈赤决计将其统治中心西迁，并选中了辽东首府辽阳为都城。辽阳是辽东地区历史名城、政治中心，城大，年久失修。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１６２０年），努尔哈赤遂定在城东太子河畔修建宫室，命名东京。于是，搬迁家眷，并将赫图阿拉景、显二祖陵也迁葬于城东的杨鲁山（后又迁回）。以此地为永久都城。然而，迫于四周局势，努尔哈赤在东京辽阳居住四载，席不暇暖，又亟谋迁都沈阳。理由沈阳地理位置重要，向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又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攻朝鲜，自清河路可进。另外，浑河、苏克素护河上游伐木，顺流而下，可以修宫室，用柴薪。山近兽多，又可出猎；河中水族，亦可捕取。尽管不少人对再迁沈阳持不同看法，努尔哈赤仍力排众议，选中进可攻、退可守的沈阳为都城。

　　天启五年（天命十年、１６２５年）三月，努尔哈赤放弃辽阳，迁都沈阳，定名盛京。在一年半内，修筑了汗宫、八角殿（大政殿）、八旗亭（十王亭）。

　　这些建筑物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举行朝政和典礼的大政殿，为八角重檐攒尖式，八角象征八旗。八旗亭分置大政殿东西两侧，代表八旗两翼十位固山执政王。这样的建筑设计与布局充分地反映了清初开国的规模与其组织结构。后经皇太极扩建，宫阙、太庙、衙署、学宫，及兴文教的孔庙、倡忠义的关帝庙、笼络蒙古的喇嘛庙实胜寺等一一建备。沈阳成为 周围九里，八门已戴，方隅截然 的帝都。为清朝入主中原，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４。宁远受挫与努尔哈赤之死

　　后金占据辽东地区后，继续开拓辽西。努尔哈赤甚至说： 我金汗身行正道，上天眷爱，况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汉人轮流居住之地。 ①这说明努尔哈赤已立下同明朝争夺天下的雄心壮志，进取辽西自然不在话下。

　　辽东失陷后，明政府走马换将加强辽西防御。袁应泰阵亡后，天启帝朱由校以薛国用为经略，薛国用称病不能任事。又重新起用熊廷弼。他提出 三方布置策 ，即集中兵力守广宁，派登州（今山东蓬莱）、天津水师袭击辽东沿海。但此议得不到朝廷支持。熊廷弼身为经略，而指挥实权却掌握在驻地广宁的辽东巡抚王化贞手中。 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山海关）

　　无一卒 ②。熊廷弼徒有经略虚号而已。素不习兵的王化贞将十余万军队沿辽河分扎六营，一字排开。他还把收复辽东的希望寄托在蒙古林丹汗出兵和降后金的明将 反正 上。错误的主张带来了惨痛的后果。天启二年（天命七年、１６２２年），努尔哈赤一举拿下广宁，王化贞踉跄出逃，熊廷弼无奈焚烧庐舍，退入关内。二人一并下狱议罪。不久，熊廷弼被诬弃市，传首九边。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四十一。

　　被称为 胆小鬼 的王在晋出任辽东，主张放弃关外，把关外防务全部交给蒙古，自己在山海关外八里铺筑一重关，设兵驻守，坐此观望。王在晋的消极防御，遭到部将袁崇焕等人的反对。袁崇焕曾说： 予我兵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他认为，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宁远在山海关东，广宁之西，地当要冲，主张在此筑城，修山海关的屏障。他的建议得到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同。未久，孙承宗督师蓟辽，大力整顿山海关一带的防务，命袁崇焕、祖大寿等修筑宁远城，派兵驻守，重点防御。同时，修固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等数十处城堡，恢复了四百余里弃地。四年间，后金未敢轻进辽西。

　　天启五年（天命十年、１６２５年）九月，孙承宗被魏忠贤解职，阉党分子高第上任辽东，尽拆孙承宗所建锦州至杏山等处防御工事，丢弃辎重，撤退全部军民， 民怨而军益不振.袁崇焕拒不从命，对高第说： 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不必去！ ①次年二月，努尔哈赤乘机率八旗兵直驱辽西。１３万大军，旌旗剑戟如林，一路前后如流。十九日，直逼宁远城下。努尔哈赤派人劝降袁崇焕。他斩钉截铁地说： 当死守，岂有降理！ 努尔哈赤指挥大军轮番攻城，八旗兵裹铁牌，勾梯攻城，蜂拥而上。袁崇焕用红夷火炮杀敌，城上军民同仇敌忾，浴血搏斗，一次次杀退八旗兵的猛攻。后金伤亡很重。二十六日，努尔哈赤败退而去。宁远大捷是明对后金战争的一次重大胜利，阻止了努尔哈赤占领全辽的战略计划，保卫了山海关一带的安宁。

　　２５岁起兵的努尔哈赤，驰骋沙场４０多年，无往而不胜。宁远战败，使他悒悒不乐，当年七月，背生毒疽。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死于盛京郊外叆鸡堡，终年６８岁。

　　②《明史》卷二百五十九，熊廷弼传。

　　①以上引文俱见《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

　　（三）皇太极的政治革新与明清战和

　　１。汗位之争和皇太极称帝

　　在创立八旗时，努尔哈赤也试图立子建储位。受汉族地主阶级宗法制度的影响，努尔哈赤立长子褚英为接班人。然而，褚英 心胸狭隘 ， 心术不正 ，使诸兄弟、大臣们均不和睦。努尔哈赤不想将执政大权交给他。褚英怀恨在心，多次诅咒出征的父亲打败仗。努尔哈赤将他废弃，幽禁高墙。

　　恐褚英存在会危及国家，在后金建国前一年，将他处死。长子不成器，并没有泯灭努尔哈赤 立储 之心。后金开国后，又立次子代善。因代善与父汗大福晋关系暖昧被举发，又逼其子硕讬险些逃奔明朝，努尔哈赤决意不将汗权交予代善。在汗位继承上，满族也效法北方的契丹、蒙古等民族的 幼子守产 制度，实行 分家子与未分家子 制。努尔哈赤特别喜爱大妃阿巴亥所生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个年少的 未分家子.他去世后，将所属的两黄旗留给了三兄弟。努尔哈赤也曾设想让多尔衮继承汗位，由代善辅政。

　　１３岁的多尔衮毕竟年少，很难独掌汗权。汗位便由分家子皇太极承袭。尔后，多尔衮多次报怨： 太宗（皇太极）之位原系夺立。 究根源即此。

　　两次立储未成，年过花甲的努尔哈赤欲求一种妥善的移交汗位的方案。

　　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１６２０年）九月，他想在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子侄中，立八王为八和硕贝勒，共商议国政，将汗置于八和硕贝勒监督之下。此想法尚未成熟。次年二月，努尔哈赤指令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协助父汗 佐理国政.四人 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分值月贝勒掌理 ①。他多次训诫子孙中的 不善者 、 作乱者 ，也深感四大贝勒轮流执政，仍会使诸兄弟觊觎汗位，社稷不宁。天启二年（天命七年、１６２２年）三月，努尔哈赤确定了汗位继承方案。他说：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恃之人. 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另择有德者立之. 若面君时，当聚众共议国政，商国事，举贤良，退奸佞。不可一二人至君前 ②。这种立储之法，从选嗣的标准，到汗的权力等都作了规定，将汗权、旗（主）权并列，都纳入八王、八家、八分的八旗制度之中。

　　努尔哈赤晚年，所实行的就是以他为首的 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 体制。八和硕贝勒 各置官属，朝会燕饷，皆异其礼，钖赉均及，是为八分 ③。这种体制是在八旗制度基础之上的军事民主联合体，是旗主分权共治的。努尔哈赤赋予这种体制两重使命，一是八王共同治国；二是八王有拥立、监督、更换大汗的权力，汗与旗主是并列的。这种作法在一定历史时期稳定后金的政局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努尔哈赤谢世的当年十月，诸贝勒推举皇太极 嗣父皇登大位.遵父临终旨意，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 南面坐受 朝拜，共商国是。当时八和硕贝勒的权力是相当大的。行政上，四大贝勒平起平坐，共同裁决军国大计，无君臣体统。经济上，有人必八家分养，土地必八家分据。即使一人寸土，贝勒不容于上，上不容于贝勒， 事事制肘.军事上，各和硕贝勒所将之兵，势力均衡，汗无指挥权。皇太极有 一汗虚名 ，实无异一旗贝勒。

　　①《清太宗实录》卷五。

　　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③光绪《大清会典》卷一，宗人府。

　　面对着 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 的形势，皇太极深感汗权与旗权之间矛盾严重，不利于汗权集中。于是，他决心改变四大贝勒俱面南坐的制度，开辟 南面独坐 的蹊径。崇祯三年（天聪四年、１６３０年）三月，皇太极抓住阿敏不与明军交战，弃水平四城而归的过失，宣布他十六大罪状，将其免死幽禁。这样，四大贝勒掌权变为 三尊佛 执政。代善乖巧地提出让皇太极中坐，他与莽古尔泰侍坐两侧， 以昭至尊之体.次年，莽古尔泰因大凌河之役顶撞皇太极， 抽刃出鞘 ，被革去大贝勒，降为诸贝勒之列。尔后，莽古尔泰病死，又以密谋要夺御位 ，追夺封爵，并收缴了他的正蓝旗。

　　代善则誓表忠贞。崇祯五年（天聪六年、１６３２年），皇太极 一体独尊 的希冀实现了。

　　２。皇太极的政治改革与后金封建化

　　皇太极即汗位后，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旨在调解八旗内部矛盾，提高大汗的地位，加速政权封建化，使后金更加适应即将到来的与明朝全面抗争的新形势。

　　削弱八和硕贝勒旗权，扩编八旗，加强大汗集权。皇太极称汗伊始，就着手削减诸王旗权，断然提高固山额真的地位和职权，命他们参议军国大事，总理旗务。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１６２６年）九月，设总管旗务八大臣， 总理一切事务，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出猎行师，议定启奏，各领本旗兵行。凡国中大小事，皆听稽察.并两次设十六大臣， 佐理国政，审断狱讼，不令出兵驻防.出兵驻防，以时调遣，仍审理词讼 ①。皇太极设置八大臣、十六大臣，使他们入则赞襄庙谟，出则办理国事。这无疑是在 共议国政 的体制上打进了一个楔子。扩大了汗的统治基础。崇祯二年（天聪三年、１６２９年）；废除四大贝勒 按月分值 的旧制，以诸贝勒代理月值。剥夺三大贝勒的部分权力。崇祯四年（天聪五年），又颁布《离主条例》，规定：凡牛录属下人，或奴仆有讦告其主私行采猎，隐匿出征所获，擅杀人命，奸污属下妇女，战士有功不报，压制申诉等项属实者，准予离主。这些条例的颁行，是对八旗首领的监督与限制。崇祯十年（崇德二年，１６３７年）四月，又命 每旗各设议政大臣三员.以此改变八和硕贝勒少数人执政的局面。

　　黄色是汗 ， 黄衣称朕.八旗创立时，两黄旗由努尔哈赤自将。

　　黄色为汗所专用，是八旗最高权力的象征。皇太极身为白旗旗主，这对摆脱 八王共治 的羁绊、实现 钦承宸断 十分不利。皇太极在 不削夺皇考所予户口 的条件下，大胆地变易旗帜，将自领的两白旗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属的两黄旗更换旗帜，即皇太极将两黄旗，三兄弟则领两白旗，在不伤原旗筋骨的情况下，三大贝勒默许，年少的三兄弟也易接受。皇太极又将莽古尔泰的正蓝旗收归己有。从此，他独领两黄一蓝三旗，在八旗中实力最强。崇祯八年（天聪九年、１６３５年），皇太极将喀尔喀、察哈尔蒙古壮丁编为蒙古八旗。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１６４２年），在原汉军的基础上，编立汉军八旗。清代八旗满、蒙、汉共二十四旗，八旗体制至此完备了。从天命十一年到崇德七年，皇太极用了１６年时间，统一了黑龙江流域，包括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日本海，及贝加尔湖地区。改编新附之民， 审户比丁，列于军伍.并设佐领、骁骑校等分驻其地。东北地区的统一，使后金无后患之忧。

　　①以上引文见俱见蒋良骐《东华录》卷一。

　　皇太极整顿八旗，加强汗权，为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前提。

　　参汉酌金 ，完善国家机构。皇太极着手国家机构的改革和建设，目的是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日臻完善。指导思想是 参汉酌金，用心筹思 ， 务使去因循之习，渐就中国之制 ①。崇祯二年（天聪三年、１６０９年），设立翻译典籍、记注政史的文馆，命儒臣分值。巴克什达海、刚林等翻译汉文典籍，巴克什库尔缠、吴巴什等掌记本朝得失。崇祯九年（天聪十年、１６３６年），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掌记注诏令，编纂史书，撰拟表章；内秘书院，掌拟外国往来文移、敕谕、祭文；内弘文院，掌注释历代兴衰，给汗及汗子、亲王讲解经史，拟立制度。各院由大学士一人主管，下设学士、主事等官，分别由满、蒙古、汉人充任。他们也直接参与国家决策的制定，内三院成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崇祯四年（天聪五年、１６３１年）八月，皇太极仿照明制，设定官制。建置了国家主要行政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由一贝勒兼任主管，下设满承政２员、蒙古承政１员、汉承政１员，参政８员，启心郎１员。

　　参政以下各官员各部数额不一。尔后，皇太极又下令 停止贝勒领部院事②。

　　将六部之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崇祯九年（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年），又设都察院，掌管监察之权。若汗有 奢侈无度 ， 误杀功臣 ， 逸乐畋猎 ， 荒耽酒色 ， 不理政事 ， 弃忠良，任奸宄 ，要直谏无隐；若贝勒、大臣有 废职业 ， 黩货偷安 ， 朝会轻慢 ，而 部臣容隐 ，可指参。上自汗，下至贝勒、部院大臣等皆在都察院劝谏、纠察范围之中。为了更好地解决北方民族问题，崇祯十一年（崇德三年、１６３８年），将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专门负责掌理内外蒙古等民族事务，巩固满蒙联盟。

　　改革调整后的国家机关有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合称三院八衙门。虽说这时旗权仍很重，但随皇太极改革的深化，汗权的强化，国家的权力已逐渐地向以汗为首的三院八衙门倾斜。这是后金封建化的必然趋势。

　　在官制建置的同时，一套封建等级名分制度也随之确立。崇祯五年（天聪六年、１６３２年）。皇太极下令官民服制，从衣冠样式、色彩、图案、布质按等级不同而各异，区别尊卑贵贱。护军以上官员方可着缎服，其余人等衣布，非汗所赐黑狐帽、五爪龙、明黄、杏黄、金黄、紫色等一律禁用。崇祯七年（天聪八年、１６３４年），又厘定武职满名等级：五备御之总兵官为一等公，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二等总兵官为二等昂邦章京，三等总兵官为三等昂邦章京；一等副将为一等梅勒章京，二等副将为二等梅勒章京，三等副将为三等梅勒章京；一等参将为一等甲喇章京，二等参将为二等甲喇章京，游击为三等甲喇章京；备御为牛录章京，代子为骁骑校，章京为小拔什库，旗长为护军校。崇祯十一年（崇德三年，１６３８年），又立宗室名分：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和硕格格、多罗格格、固山格格、固伦额驸、和硕额驸、多罗额驸、固山额驸。 等级名号，皆有定制，昭然不紊 ①。后金宗法思想和等级制度的确立是其政权封建化的标志之一。

　　①《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

　　②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

　　在政治革新中，皇太极注重选拔人才，量才录用，充实国家机构。他指出： 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 下令 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 ①。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并谕各家毋得阻拦。努尔哈赤时，察出明朝绅衿，尽行处死，当时诸生隐匿脱逃者３００余人。崇祯二年（天聪三年、１６２９年）九月，考试儒生录取２００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 尽皆拔出.崇祯七年（天聪八年、１６３４年）三月，又考录汉人生员，一等１６人，二等３１人，三等１８１人。皇太极治国 以人才为本 ，命满、汉、蒙古各官荐举 深知灼见之人 ， 无论旧归新附，及已仕未仕 ， 量才录用 ②。从努尔哈赤的 戮儒 到皇太极重用儒生，人才观念发生了变化。皇太极大力选拔人才，汉族仕人增多，改变了后金政权的组成成分，扩大阶级基础。诸如鲍承先、宁完我、高士俊、高鸿中、马光远、张存仁等都成为皇太极的股肱之臣，为后金政权建设作出贡献。

　　随着后金政治、军事势力的发展，崇祯八年（天聪九年、１６３５年），皇太极宣布废除 女真 称号，定族名为 满洲.次年四月，诸贝勒、固山额真、六部大臣，及藩部蒙古恭请上尊号。管吏部和硕贝勒多尔衮手捧满字表文一道，科尔沁属土谢图汗济农达礼手捧蒙字表文一道，都元帅孔有德手捧汉字表文一道，率诸贝勒、大臣等诣阙劝进。皇太极去汗号称皇帝，定国号 大清 ，改元 崇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正式建立了。表明皇太极誓与明朝抗衡，廓清宇内，统一中国的志向。

　　３。东侵朝鲜与兼并蒙古

　　皇太极称汗后，后金仍面临着明朝、朝鲜、蒙古三面包围之势。他清醒地看到，与明朝抗争，必须先解决好朝鲜、蒙古问题，以免腹背受敌，进退维谷。李氏朝鲜国早在十四世纪九十年代与明朝就建立了藩属关系，两国经济、文化交往频繁。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日本丰臣秀吉率领１５万大军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王都汉城沦陷，李氏王朝频临亡国的边缘。国王李昖请求援助，明朝立即发兵，抗倭援朝。经过朝中军民的７年抗战，终于击退了日本侵略者。朝鲜与明朝关系更加亲密。努尔哈赤兴兵反明，朝鲜自然地站在明朝一边。明朝则利用朝鲜长期以来的友善联系，声势相倚，又与登州（今山东蓬莱）音息时通，援助有济，以此来牵制后金。努尔哈赤生前也曾试图改善与朝鲜的关系。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他表示愿意出兵帮助明朝一起打日本，结果被拒绝了。皇太极也主动与朝鲜修好，借以切断明和朝鲜的联系。但几经努力，皆未如愿。于是，皇太极决定用武力征服朝鲜。

　　①《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二。

　　①《清太宗实录》卷五。

　　②《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

　　后金大规模地入侵朝鲜有两次：第一次在天启七年（天聪元年、１６２７年）

　　正月。皇太极乘朝鲜内乱之机，发兵朝鲜。他对出征将领面授方略： 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攻朝鲜，明毛文龙近彼海岛，依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得，则并取之。 ①这次东征目的明确，一是要降服朝鲜，二是要拔掉驻扎皮岛明将毛文龙这根钉子。二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讬率领八旗兵３万余人，跨过鸭绿江，攻下义州，遣兵直捣毛文龙部所居的铁山一带，毛文龙没有准备，败退皮岛。

　　阿敏挥军南下，连克定州、宣州、郭山，向旧都平壤进发。二十六日，后金兵临平壤，城中巡抚、总兵等官员及兵民弃城而去。后金兵渡大同江，驻扎中和。这时，逃往江华岛的朝鲜国王李倧派使臣二人前来议和。阿敏历数朝鲜国 七大不是 ，限期五日，速来媾和，违约，大军鼓行而前。二月初五日，后金兵抵黄州城。七日，移师平山城，以待和议。阿敏派副将刘兴祚领１０人轻舟达江华岛，劝说朝鲜国王李倧，断绝与明朝交往，以王族弟原昌君李觉为质，每年朝鲜国给后金贡纳财物。在后金军事压力下，刘兴祚、库尔緾代表后金与朝鲜王大臣定誓于江华岛，签定了 江都和约.阿敏仍令纵掠三日， 财物人畜，悉行驱载.阿敏又以未参加会盟为由，在平壤同朝鲜王弟李觉再次誓盟，其内容有：朝鲜国王应进后金汗礼品，像对待明朝使臣一样礼遇后金使者，不得修筑城池，操练兵马，与后金为敌，不得容留后金逃人。若违约，后金再次征讨。这次东侵朝鲜，后金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解除了来自朝鲜和皮岛毛文龙的威胁，打破了弧形包围圈。

　　第二次征伐朝鲜是在崇祯九年（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年）十二月。出征理由是朝鲜国将丁卯（天聪元年）盟约视为 权许讲和 ， 今已永绝.皇太极指责朝鲜 毁弃盟好 ，不得已兴兵讨伐。当月初二日，皇太极率代善、多尔衮、多铎、岳讬、豪格、杜度等，统兵１０万大举东侵，命多尔衮、豪格将左翼满洲三旗、蒙古三旗，由宽甸路奔长山口，入朝鲜境。令多铎、硕讬、尼堪率护军千人，合户部承政马福塔军往围朝鲜国王京汉城。初十日，清军过镇江，连下义州、郭山、定州。十三日，杜度领精骑兵，直驱皮岛、云从岛、大花岛、铁山一线，凡朝鲜与明相邻之地悉行攻略。十四日，岳讬率前锋兵已达平壤。多铎军近逼王京。十六日，朝鲜国王李倧领后妃朝臣撤出王京，驻跸４０里外的南汉山城。清兵即将此城围住。次年正月初一，皇太极到达南汉山。多尔衮军连克昌州、安州、黄州等城。十三日，朝鲜国王李倧奉书请降。二十三日，多尔衮又攻占江华岛，俘获王妃１人，王子２人，及臣僚家属。二十八日，双方签定 南汉山规则.其主要内容有：去掉明朝年号，断绝与明交往；将国王长子和另外一子，及诸臣子或弟作人质，留住盛京；以清朝为正朔，参预清朝的一切重大活动；每年要进贡方物，黄金百两，白金千两，白苧布、细布、绵紬、细麻布，布等成百上千疋，大米万包，及珍贵兽皮、胡椒、腰刀、顺刀、大小纸张、各类蓆子等物若干。

　　清朝两次入侵朝鲜，用武力迫使李氏王朝称臣，建立互市贸易关系，缓解了清朝孤立无援的窘状。同时，两次大举用兵朝鲜，给那里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也给朝鲜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灾难，山路海郡，四处杀掠， 子女财富，荡覆无余.皇太极在征服朝鲜的过程中，也注重争取漠南蒙古，解决征明的北顾之忧。

　　①《清太宗实录》卷一。

　　明朝后期，蒙古草原分成三大部落，即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漠南内蒙古有科尔沁、察哈尔、土默特、鄂尔多斯等２５部，漠北外蒙古有车臣汗部、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３部，漠西厄鲁特蒙古有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准噶尔４部。这时，漠南蒙古势力日益强大，占据元朝后裔所居之地，东自吉林，西达贺兰山，南起长城，北至瀚海。其中察哈尔部最为强悍，首领林丹汗拥有８大营２４部，自称蒙古大汗， 士马强盛，横行南汉.他们控制了 东起辽西，西尽洮河 的广阔地带，经常骚掠周围诸部。因而，漠南蒙古各部对林丹汗的欺凌十分不满。努尔哈赤起兵辽东，漠南蒙古就成为明朝与后金争取的对象。林丹汗决计依靠明朝，巩固他在漠南蒙古的统治，遏制后金西进。而东结朝鲜，北联蒙古，又是明朝防御后金的战略布署。明朝为了实现 以西夷制东夷 的策略，大力支持林丹汗，每年赏赐丰厚的钱财，时有所加。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１６１９年），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以 四十万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 自称，警告后金不要西向，不然， 我将阻止你.皇太极针对蒙古状况，采用 恩威相济 、征抚并用的方针，积极争取蒙古为同盟军，扩大反明阵线。天启五年（天命十年，１６２５年）十月，察哈尔兵进攻科尔沁珠尔根城。科尔沁蒙古求救于努尔哈赤。尔后，科尔沁、翁牛特、郭尔罗斯、克什克腾等部先后投奔后金。蒙古草原形势发生了变化。

　　皇太极决定用武力征服察哈尔林丹汗。崇祯二年（天聪三年、１６２９年）二月，后金精骑兵在大凌河上游的敖木村大破察哈尔多罗特部兵，俘获万余人。这时，土默特、喀喇沁部也归顺后金。林丹汗在草原越发陷入孤立境地。崇祯四年（天聪五年）十一月，察哈尔骑兵掠西拉木伦河北的阿鲁部蒙古。皇太极闻讯后，立即派遣贝勒萨哈廉、豪格率５００兵赴援。随后皇太极亲领２０００兵赶到，察哈兵退还。次年，后金与归附的蒙古科尔沁、敖汉、奈曼、札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鲁等部骑兵相联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剿察哈尔的军事行动。四月一日，皇太极亲征，代善、莽古尔泰、阿济格、济尔哈朗、多尔衮等率军从盛京出发。十七日，大军到达哈喇木伦河哈纳崖。林丹汗自知不敌，渡黄河西走，奔西土默特部。后金兵越过兴安岭，追到归化城（今内蒙呼和浩特）。林丹汗又逃往青海。土默特部顺义王卜失兔子俄木布等率众投降后金，并献明朝赐顺义王印。后金兵乘胜南下，攻略明边镇宣府、大同。后金对察哈尔部的追逐战，震撼了蒙古各部，在草原上树立起后金的声望。崇祯七年（天聪八年、１６３４年），林丹汗病死在青海大草滩。其子额哲仍据守黄河以西地区。次年，多尔衮、岳讬、萨哈廉、豪格四贝勒西征察哈尔，林丹汗妻苏泰太后和子额哲率众出降，献元朝传国玉玺。崇祯九年（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年），漠南蒙古１６部４９位首领会聚盛京，尊奉皇太极为可汗。

　　皇太极用了近１０年的时间，统一了黑龙江流域，东降朝鲜，西征察哈尔。

　　自东北海滨，迄西北草原，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之部，乃至斡难河源， 远迩诸国，在在臣服.大元蒙古、朝鲜国悉入版图.从此，皇太极便集中全力向明朝发起攻击。

　　４。明清和战及袭扰京畿

　　皇太极即位时，后金 邦家未固 ，社会动荡不宁。当地汉人因被掠扰，无粮之家甚多，田园荒芜，多致逃亡。出征男子， 卖牛典衣，买马制装，家私荡然 ①。加上三面临敌的局势，后金要巩固和发展，必须争取时间，站稳脚跟，养精蓄锐，待时机成熟，对明宣战，兵进中原。于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皇太极对明采用议和为主的方略。

　　努尔哈赤去世时，明辽东巡抚袁崇焕派遣傅有爵和李喇嘛前往吊唁， 以觇虚实.皇太极以礼相待使者，并致书袁崇焕表示和好。还通过朝鲜、蒙古官员向明政府转达后金愿与明重归于好的口信。天启七年（天聪元年、１６２７年），皇太极致函袁崇焕商讨议和条件。多次信中以明朝为正朔，而隐去 天聪 年号，请求明朝拨给大批物质，甚至提出要划分国界。崇祯二年（天聪三年、１６２９年），皇太极率军纵掠京畿地区，仍 赍和书致明帝.在西征察哈尔林丹汗的两年中，也是皇太极与明媾和最频繁的时期， 上疏称臣，求款再四.目的是稳住明朝，掩饰后金用兵漠南。同样在 议和 招牌的掩护下，皇太极得以出兵朝鲜。对袁崇焕来说，议和也是个缓兵之计，抓紧修复山海关外锦州、中左、大凌河等城堡，使关外４００里， 金汤益固.崇德年间，皇太极按照既定的战略布署，调整八旗，缓和社会矛盾，经济实力有所增长，特别是解决了朝鲜、蒙古问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时，他便放下了 议和 之旗，与明朝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如何攻明？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张存仁等联名奏 进取 大计，提出：直捣京师，割据河北，直抵关门，此断喉之招。先得宁、锦，此剪重枝伐美树之招也。

　　皇太极采纳他们的建策，暂时先避开袁崇焕防守的宁远一线，绕道长城，深入明朝腹地，消耗明军力量，牵制关外明兵。早在崇祯二年（天聪三年），在蒙古军的引导下，皇太极率兵从喜峰口而入，攻遵化，克通州，直抵京郊，饱掠东去，攻占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崇祯七年（天聪八年，１６３４年），后金兵分四路攻明，扰掠宣府、大同、应州、朔州、代州等地。崇祯九年（崇德元年）秋，皇太极命阿济格、阿巴泰等将兵由独石口入居庸关，攻下昌平等１５城，绕北京，南下保定、文安等地，俘获人畜１９万。从崇祯二年到十五年，１４年间，清兵先后６次大肆袭击京畿，铁蹄遍及京城郊外、河北、山西、山东广大地区，所历３省１３府、２９州、１５０余县，攻克城堡２９９座，俘虏人口几十万。皇太极多次派兵袭扰关内，打乱了明军山海关内外的防御布署，使明军关内外防守不迭。在此期间，皇太极利用明廷内部矛盾，假借崇祯帝之手杀掉袁崇焕，为清兵夺取辽西搬倒一大障碍。

　　清兵多次攻略明朝腹地，但未能久据得地，重要的原因是咽喉通道山海关尚未打通，辽西宁、锦要地仍由明军固守。崇祯１３年（崇德五年、１６４０年），皇太极派兵攻锦州城，被明守将祖大寿击退。次年春，清兵近逼锦州城外，挖深壕，修垛口，准备长期围困锦州城。四月，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率八旗兵及火炮，轮番攻城。锦州外城蒙古兵投降，清兵占领外城。锦州城危在旦夕，祖大寿火急向朝廷求援。明政府深知锦州战略位置重要，立即派蓟辽总督洪承畴将１３万大军增援锦州。洪承畴 且战且守 ，步步为营。

　　在崇祯帝密诏的催促下，洪承畴将粮草囤积于锦州附近的杏山与塔山之间的笔架山，亲将６万兵先行，余部随其后。明军气势正盛，在争夺乳峰山战斗中，战败清兵。围锦州的清军告急。皇太极立即统帅３０００精骑，九月二十三日，到达锦州前沿，列阵于松山、杏山一带，阻击洪承畴援军。松山城地处锦州、杏山之间，是宁远、锦州两城的要冲之地。清军深挖战壕，切断松山、杏山等要道。并派阿济格领兵袭杀塔山护粮饷明军，夺取笔架山所囤粮草。

　　这时，洪承畴命令乳峰山明军撤向松山，途中两次遭清兵伏击，伤亡惨重。

　　只有吴三桂、王朴等率少数士卒逃入宁远。这次战役，清兵消灭明军５００００余人，获马７０００余匹，甲胄９０００多副。清军士气大振。

　　①《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宁完我等谨陈兵机奏。

　　洪承畴无奈，只好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巡抚丘民仰等率万余兵，退守孤城松山。洪承畴等被困城内，突围不成，援军无望，城中将要弹尽粮绝。

　　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１６４２年）三月，为清军内应的副将夏承德引清兵入城，洪承畴被生擒，曹变蛟、王廷臣、丘民仰不屈被杀，松山城失守。洪承畴被押解盛京，后降清。锦州守将祖大寿也以城投降。塔山、杏山二城也为清兵所据。辽西除宁远一孤城为明军所有外，大部分土地为清朝占领。

　　松锦大捷，标志着明清在辽东长期相持阶段的结束，清朝转入战略进攻，志在夺取中原。正如皇太极所分析的： 取燕京如伐大树，须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 ①崇祯十六年（崇德八年、１６４３年）九月二十一日，５２岁的皇太极 端坐而崩.谁嗣大位？他未留下遗诏。经过一场剑拔弩张的萧墙争斗后，以睿亲王多尔衮三兄弟为一方，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为一方，及以庄妃博尔吉济特氏为首的后妃集团，三方达成妥协方案，将庄妃所生的皇太极第九子、６岁的福临推上皇帝的宝座，年号顺治，由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辅政。

　　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进入北京，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满洲贵族已意识到入主中原实与农民军相角逐。立即命多尔衮为主帅，率三分之二的八旗兵入关，开始了长达２０年的统一全国的民族征服战争。

　　①《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二。

　　三、全国性政权的建立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

　　（一）全国性政权的建立

　　１。山海关之战和定都北京

　　掌握清朝军政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继承太宗的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的战略方针，积极准备进攻明朝。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年）春，他曾派人去陕西联络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以图协谋同力，共灭明朝。但伫待多日，不见回信，后来得悉北京城已被李自成占领，决定利用这一混乱之机，集结倾国兵力，亲自率兵攻占北京，以完成清的一统大业。

　　与此同时，占据北京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为防清兵入关，多次派人招降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但未成功。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于四月十三日率师东征，兵锋所及，直指山海关。

　　吴三桂得知农民军前来进攻的消息后，异常焦虑，立即派人向多尔衮乞援。四月十五日，多尔衮率清兵进抵翁后（今辽宁阜新境内），接到了吴三桂的乞援信，大喜过望，认为清军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引路人；但对信中提出的以 财帛和 裂土 为乞援的条件十分不快，立即回书说，清军此次进兵不仅要消灭李自成的农民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全国确立统治，要吴三桂认清形势，尽早投降清廷， 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 ①吴三桂接到多尔衮的回信后，感到在李自成大军压境的危急局势面前，只有降清才能保住自己的官爵和富贵，于是一方面在山海关城西石河一带集结军队，设阵布防，对付前来进攻的农民军，另一方面又急修书信，再次派人向多尔衮表达薙发投降的愿望。这样，在共同对付农民起义军的目标之下，满汉官僚地主阶级已相互勾结在一起了。

　　当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第一封乞援信后，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并当机立断，改变了太宗一贯采用的侵明路线（即绕过山海关，越过长城，突入关内），整兵日夜兼程，直接疾驰山海关。

　　然而，李自成对满汉地主阶级的这种联合和勾结缺乏足够的估计，对即将到来的与吴三桂、多尔衮联军的作战更是认识不足，因而在思想上和军事行动上没有作出任何必要的准备。这就注定了李自成在这场激战中必然失败的结局。

　　四月二十一日清晨，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抵达山海关，当即展开攻夺关城的战斗。山海关是连接关内外的咽喉之地，形势十分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它以关城为主体，四面各有一辅翼之城，东西名为东罗城、西罗城，南北名为南翼城、北翼城。李自成首先在西罗城前的石河一带，向吴军发起猛烈进攻。经过长达８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大批吴军被歼，死者枕藉，石河防线也被迅速突破。这时，只见农民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向西罗城逼近。明守将眼看抵挡不住，于是设计了一个伪降计，使天真质朴的农民军上当受骗，他们的进攻受到了挫折。与此同时，东罗城和北翼城的明军也陷于农民军的围困之中，濒临危殆，难以支撑。只有南翼城濒临大海，农民军无法进攻，而未有战事。至晚，激战一天的农民军未能攻克关城，暂且收兵回营，次日再战。

　　①《清世祖实录》卷四。

　　当天晚上，多尔衮率领清军，经过了一昼夜２００里的急行军，来到关外１５里处，由于天色昏黑，咫尺难辨，屯兵不进。次日早晨，吴三桂得知清兵已到关前，急不可耐地要抓住这棵救命稻草。于是，他率领当地绅衿和一些亲军，在炮火的掩护下，突围出城，驰往清营，正式向多尔衮薙发称臣，投降了清廷。但是，多谋善断的多尔衮却不肯让清军轻易地投入战斗，而是令吴三桂先行回关，领军出战；由其兄弟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领清军尾随入关，隐蔽在关城之下，相机而动。

　　这时，李自成鉴于山海关城坚难以攻克，已改变战术，停止攻城，而是把６万大军沿石河西岸摆成一字阵式。这一天，李自成农民军和吴军进行了长达１０个小时的更为激烈的战斗。吴三桂虽然挥军死斗，无奈力不能支，被农民军团团围住，几番冲杀，均不能出围。正当双方战至精疲力竭之时，一直作壁上观的多尔衮看到时机已到，立即命令１０万清军①从阵右猝然杀出。

　　农民军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变还未反映过来时，就已处于吴军和清军两面夹击之中，立即陷入困境。不料，这时天公也不作美，农民军刚一接触清军，即狂风大作，阵阵黄埃由远及近，咫尺难辨人影。这些使农民军很快失去战斗力，不战而溃。李自成只得带着余下的农民军战士向关内退却，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不久，多尔衮和吴三桂的追兵渐渐逼近，李自成只得于三十日退出北京，返回西安。

　　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一次十分重要的战役，对交战各方均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清军靠坐收渔人之利，击败了农民军这个主要敌人，扫清了入关建立全国政权的障碍；其次，吴三桂引清兵入室，标志着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和勾结的开始，汉族地主阶级从中认识到，要想把住自己的富贵和地位，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靠清廷；再次，农民军的受挫，导致其一蹶不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彻底失败的道路。

　　李自成退出北京的第二天，即五月初二日，尾随而至的多尔衮率领清军到达北京，明朝官僚、地主纷纷开门迎降。多尔衮为尽快建立全国统一政权，需竭力扩大清统治的阶级基础。为此，他提出了 除暴救民 、 复君父仇 的口号，下令全国军民为崇祯帝服丧，官僚地主只要薙发归顺照旧录用，加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归降的地方官加升一级，废除三饷加派等等，以争取和笼络汉族官僚和地主阶级。

　　不久，多尔衮发现，京城内外人民经乱离之后，对清统治者惊疑未定，讹言遍地，而其中最为骇异的，竟有 讹传七八月间东迁者 ，这将对清朝统治极为不利。于是，他和诸王等商议，认为 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 ，定议建都燕京（今北京），派辅国公吞齐喀等人前往盛京（今沈阳）

　　迎驾 ①。

　　①关于山海关之战中三方兵力数目，历来说法不一，本文从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商鸿逵先生之说：农民军六万，明军和乡勇八万，清军至少在十万以上。这次战役 吴、清联军是以多于农民军三四倍的兵力来展开战斗的 （见《明清史论著合集》第 55 页）。

　　①《清世祖实录》卷五。

　　九月十九日，清世祖和满族统治集团抵达北京。十月初一日，世祖祭告天地社稷， 奉太祖、太宗神主入太庙 ②，即皇帝位，国号仍为 大清 ，定都燕京，年号顺治。接着，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接受王公百官的三跪九叩礼，礼成，颁诏天下。诏书一方面把清廷定都燕京说成是 荷天眷 、 顺民情 ，另一方面又祈求天地 佑助 ，使 我大清皇图永固 ①。这标志着清朝中央政权在全国的确立，从此一个新的皇朝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

　　２。农民军的 联明抗清 及其败亡

　　从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年）至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的２０年间，清统治者在以武力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推行了极其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诸如圈占汉人土地，令汉人薙发和改穿满族衣冠，强迫汉人 投充 作满族贵族的奴仆，等等。清军所到之处，对当地人民实行民族屠杀政策，如曾在扬州、桂林、昆明实行屠城，其中就是汉族地主也不能幸免。正是这种民族高压（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由于土地兼并等阶级压迫）政策，激起了汉族（包括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抗，使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二十年战争的主要内容。参加这场斗争的人数之多，地区之广，来势之猛，声威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顺治元年四月，河北三河县农民首先点燃了抗清的火炬。此后，抗清的烈火迅速燃遍了京畿腹地、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西北西南等广大地区。包括市民、知识分子、商人及明朝王室和一些官僚地主在内的广大汉族人民，都投入了这场斗争，而农民军是斗争的主体力量。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支持。

　　顺治二年初，清统治者分兵两路，一路由阿济格为主将，降将吴三桂为先锋，另一路由多铎为主将，降将孔有德为先锋，攻入陕西，在潼关大败李自成的农民军，迫使他们放弃西安，南下湖北。四月，李自成在通山县九宫山牺牲。与此同时，清廷又派肃亲王豪格率兵进攻四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

　　次年冬，张献忠在川北西充的凤凰山战死。这样，两支庞大的农民军队伍由于骤然失去了统帅，而陷入困境。李自成余部北面有清军的穷追不舍，西面又有明朝镇守湖广的何腾蛟的官军，自成侄李锦被迫奉其妻渡洞庭湖，踞保山寨；张献忠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的势力所及，仅有成都周围十余县而已。为了摆脱这种危急局面，李定国、孙可望、李锦等人总结了明末农民军流动作战的历史教训，提出只有 翼赞明藩 ，才能保住已有地盘，进而抗击清兵，取得胜利。这样，李锦便与明将何腾蛟和瞿式耜，李定国与南明永历王朝联合了起来。农民军联明后，不但改变了聚保山泽、腹背受敌的局面，而且推动了各地的抗清运动，并在抗清斗争中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胜利。

　　顺治元年五月中旬，在以史可法为首的明朝官吏的拥戴下，明神宗的孙子、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建立了南明政权。这时，清军已大举南下，把兵力驻在河南归德，占领了南北运输交汇点的镇江，进攻扬州。

　　然而在南明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内部却分成了两派，即以史可法、何腾蛟、郑成功为代表的抗战派和以马士英为代表的投降派。史可法虽积极抗清，但处处受马士英等人的掣肘，明江北四镇将领也拒不听其指挥。次年四月，清军围扬州，史可法困守孤城，城破被俘，不屈而死。五月，清军占领南京，朱由崧、马士英等被俘，福王小朝廷被颠覆。这样，何腾蛟、瞿式耜也因兵力孤单，感到要抵抗清军就非增强兵力不可。他们看到当时农民军虽处境困境，但兵力雄厚，因而就想依靠农民军建功立业。

　　②章乃炜：《清宫述闻》卷二。

　　①《清世祖实录》卷九。

　　顺治二年六月，明朝官绅张国维等人，在绍兴拥立明太祖第十世孙鲁王朱以海监国，建立了鲁王政权。不久，明礼部尚书黄道周和福建海盗、都督总兵官郑芝龙在福州拥立明太祖第九世孙唐王朱聿键为帝，建立了隆武政权。这两个统治集团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不以民族利益为重，相反为争 正统 水火不容，各自的内部也勾心斗角，热衷于争权夺势，无法形成统一指挥、配合作战。因此，纵然有张国维、黄道周这样的坚决主张抗清并恢复明朝一统天下的忠臣，也无济于事了。清朝统治者看到这些情况，以军事进攻和分化离间相结合的策略，先后诱降了拥兵自重的鲁王政权的方国安和唐王政权的郑芝龙，接着未费吹灰之力就击败了张国维和黄道周的抗清力量，摧毁了鲁王和唐王政权。

　　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十二月，明两广官吏丁魁楚、瞿式耜在广东肇庆拥立明神宗之孙朱由榔为帝，建立了永历王朝。这是南明的最后一个小朝廷。

　　永历政权成立时，清军已控制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四年，清军陷广州，攻肇庆，永历帝南逃两广间。李自成部将郝摇旗等从大局出发，自湖南来桂林，与何腾蛟等 分汎防御，桂林以安 ①。十一月，又大败清将佟养和于全州等地，佟养和仅以身免。五年，李锦、郝摇旗与何腾蛟、瞿式耜合作，又连续大败清军于岳州、全州，收复了衡阳、长沙等地。而在清军的后方，榆林军、吕梁山地区的起义军和关中的起义军也广泛地发动了攻势，曾参加过农民起义的陕甘回民也举行了反清起义。南北呼应，势相联结，出现了南明时期的第一个抗清高潮。

　　此后，何、瞿在战斗中先后身亡，李锦病故，抗清力量遭到很大挫折，抗清斗争也转入了低潮。永历政权被迫放弃肇庆、梧州，仓皇西逃，投靠了孙可望、李定国等领导的农民军。他们联合后，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二次抗清高潮。它集中在两个战场上：一是李定国领导的湖广、四川、广东、广西、云贵的西南战场，一是郑成功领导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海上的东南战场。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农民军为主力的西南战场。

　　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年），李定国向清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他统领的西南瑶、亩、僮、彝各族人民组成的军队，东出广西，下桂林，除掉了叛明降清并为清军充当急先锋的定南王孔有德，使清军精锐损失惨重。接着，李定国大举反攻湖南。衡阳一战，击毙了清敬谨亲王尼堪，迅速收复了两广失地，取得了历史上著名的 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的前所未有的大捷。农民军另一将领刘文秀出兵四川，大败平西王吴三桂，克复了川南各州县，并与巴东荆襄等地由李锦的儿子李来亨和郝摇旗等人领导的夔东十三家军取得了联系。

　　①钱秉镫：《所知录》卷中，《荆驼逸史》本。

　　当西南战场捷报频传时，东南战场也在郑成功的领导下进行着顽强不屈的抗清斗争。郑成功是郑芝龙的儿子，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中心，继续进行抗清活动，并多次拒绝了清廷的招降。顺治六年（１６４９年）

　　八月，郑成功就开始使用永历年号。次年，他又率兵１０万，进攻漳州等地，有力地配合了李定国的抗清斗争。顺治十年，郑成功派张名振率师北上，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十六年五六月间，正当清军大举进攻李定国，云南告急时，郑成功发动了一次大反攻，从海道溯长江，直达南　京近郊，占领了镇江、芜湖等４州３府２４县，使清廷大为震动。但是，郑成功为一时的胜利而自喜，没有积极进取，而是拖延一月之久，贻误了战机，使清军赢得了喘息时间。七月下旬，清军抓住郑军将士庆贺郑成功生日而 卸甲饮酒 的有利时机，大败郑军。郑成功立脚不稳，仓促退出长江，返回厦门。这是清初抗清规模中最后一次大战役。它的失败，标志着全国抗清斗争已经进入尾声。

　　李定国在取得了桂林、衡阳大捷后，永历王朝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内部矛盾开始激化。掌握朝廷内外大权的马吉祥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利用孙可望的个人野心，竭力挑拨孙、李的关系。而孙可望为了树立个人权威，数次逼凌永历帝封他为秦王，同时又寻机杀害了在抗清中有骨气的吴毓贞等１８位永历朝臣，大大加深了农民军与南明政权的矛盾。在农民军内部，由于马吉祥的挑拨离间，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功绩由嫉妒发展到仇恨、破坏的地步。

　　清廷很快侦知这一重要情报，于顺治十一年（１８５４年）对农民军发动了一次攻势。由于孙可望的竭力破坏，李定国的军队连战皆败，损失惨重，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相继丢失。从此，李定国在西南战场上，对清军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顺治十四年，孙可望悍然发动了对李定国的战争，但由于不得人心，遭致农民军官兵的强烈反对。双方一交火，孙可望军在阵前倒戈，投奔李定国。孙可望见大势己去，仓皇降清，并呈上云南地图，暴露了农民军的军事秘密。

　　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年）春，在孙可望的指引下，清军三路进攻贵州，农民军抵敌不住，全线崩溃，被迫退回云南。这年底，李定国在云南西部磨盘山（今马龙县西北）孤注一掷，设立三层埋伏圈，准备歼灭穷追不舍的清军。

　　但由于叛徒的告密，清军以炮火轰击伏兵，致使李定国的歼敌计划失败，李定国率军撤往滇缅边界，而永历帝则急急如丧家之犬逃往缅甸境内。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年），吴三桂率军大举入缅，俘虏了永历帝，并将其带回昆明处死。李定国得知消息，忧愤而亡。历时１５年的永历王朝至此也土崩瓦解了。

　　夔东十三家军当时的处境也非常艰苦。在李来亨、郝摇旗等人领导下，他们在荆襄、川东的丛山峻岭中屯田，种麦植棉，继续坚持斗争。顺治十六年，李来亨等率军由水道进攻重庆，支援李定国农民军。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清廷即调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兵力，集中全力围攻这支抗清队伍。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李来亨等处于孤立无援的极为不利地位。经过一年多的苦战，郝摇旗、刘体纯等主要将领先后牺牲，李来亨等被围困在兴山县西的茅麓山上。此时，李来亨等在人员锐减、弹药粮草奇缺的情况下，依然勇敢地与清军鏖战。直至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八月初，茅麓山被清军攻破，李来亨全家举火自焚，所部３万余人或死或散，无一人投降，显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威武不屈的战斗精神。

　　至此，长达２０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抗清斗争结束了，清朝在全国的统治获得了巩固。

　　从表面上看来，农民军联明抗清以失败而告终结，农民军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壮举也已化为泡影，然而他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清统治者从中认识到，在汉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要想稳定自己的统治，不取得汉族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顺治时期，就有限度地采取了一些争取人心的措施。顺治死后，即位的康熙帝在谈到秦末农民起义时指出： 久乱之民思治，秦民日在汤火之中，沛公入关，首行宽大之政，与父老约法三章，民心既归，王业根本已定于此。①因此，康熙帝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在各方面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孜孜求治，把握人心动向，因势利导，于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内，中国出现了一个统一、安定和繁荣的社会局面。

　　３。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体制

　　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在这个政权中，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皇权高度集中；竭力维护满族贵族的利益，保证他们的特权地位；对汉族地主进行笼络和控制。

　　八旗制度与皇权集中的矛盾斗争　八旗制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由于八旗在开始时每一个旗都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旗权即是政权，旗主就是君主，本旗人都是他的臣仆，因此皇权集中的过程，就是与旗权相斗争的过程。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剥夺了他们处理本旗政务的权力。太宗时期，皇太极掌握了除两红旗之外的六个旗，皇权得到了进一步的集中。顺治时期，又重演了皇太极夺旗的斗争。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多尔衮死后，清世祖进行打击报复，夺了正白旗和正兰旗，自己掌握了四个旗（两黄和正白、正兰旗）。康熙、雍正时期，清廷进一步采取了许多削弱旗权的措施。康熙帝在各旗中设立都统和副都统，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各旗旗主无权干预旗务。康熙帝晚年还派皇子管理旗务，加强了对各旗的控制。雍正帝即位后，更明确规定，各旗属下旗人只能直接听命于皇帝，旗主对旗下人不得擅自治罪，而必须奏明皇帝后由刑部处理。这样，到雍正时期，清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专制主义中央政权权力，只有通过一整套官僚机构组织才能得到充分贯彻和执行。清承明制。清初，中央行政机构大都仿自明代，但其机构官员由满汉分授，而真正掌握实权的则是满官，汉官不过唯唯诺诺而已。

　　清初，最高的中枢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也称 国议 ，其成员都是满族权贵。一切军国大事均由他们商讨和决定。这种政治体制与中央集权相牴牾，因此康熙帝亲政、特别是他在清除权臣鳌拜之后，竭力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和有关资料推测，康熙帝于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年）前后在乾清门右阶下设立了南书房。从表面来看，南书房是才品兼优的翰林词臣（他们入值后称 南书房行走 ）为皇帝讲书、陪作诗词和习书法之所。实际上，这些翰林词臣由于为皇帝所信任，经常参与政务，受命起草诏旨，因而成为皇帝的亲信和顾问。这样，南书房自然也就成了皇帝处理政务的机要秘书班子和顾问处。这是康熙帝加强中央集权、制约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一个重要措施。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杂件？南书房记注》。

　　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三月，雍正帝鉴于对西北准噶尔部用兵设立了军需房，当时只是一个专办军旅粮糈事务的临时性机构。次年四五月间，雍正帝将军需房改为军机房，统办西北用兵的军机事务，职权扩大。后来，在军事实践中雍正帝发现，军机房办事缜密，人员精干，有利于皇权集中，于是在雍正十年将军机房改名为军机处。这时的军机处已不再单纯地筹办军务，而是替皇帝承写密旨，成为辅佐皇帝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军机处设军机大臣若干名，一般由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只能秉承皇帝意旨办事，裁决权完全出自皇帝。皇帝颁布的命令和指示由军机处直接传达给地方的督抚，称为 字寄 ，又因军机处位居内廷，故还称为 廷寄 ；皇帝批阅后的大臣奏折，称为朱批奏折，朱批奏折也交由军机处办理，军机处要将此件另录一份，称作录副，然后再交由内阁传有关衙门办理。从此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名无实，满族权贵的实力受到了严重削弱，至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年）议政王大臣会议终于被明令取消。军机处的建立，标志着清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

　　承袭明制的中央政治机构清承明制，有内阁和六部。内阁是由内三院发展而来。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年），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大学士兼殿阁衔，共分四殿（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二阁（文渊阁、东阁），乾隆时期减去中和殿，增加体仁阁，于是成为三殿三阁。内阁虽是清廷的一个重要机构，位居六部之上，地位崇高，但内阁大学士权力不重，特别是军机处建立后，他们仅是一种名誉而已。

　　内阁的主要任务是票拟，或称票签。清代官员向皇帝奏事，一般是公事用题本，加印；私事用奏本，不加印。题本主要经由内阁办理，其程序是：内阁接本后拆封阅看，并提出处理意见供皇帝参考；题本上一角均贴有一张黄纸条，称贴黄；内阁将处理意见写在黄纸条上，进呈皇帝批览，称为票拟。

　　清代的六部同明代一样，也设吏、户、礼、兵、刑、工部，每部设满汉尚书各一人，侍郎各二人，以下属官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清初，各部院印务都由满官掌管，官权也握在满官之手。顺治十六年，顺治帝下令，今后各部尚书、侍郎，谁受事在先，就由谁来掌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汉官的地位。六部尚书均无权直接向地方官发布命令，只能奏请皇帝颁发诏旨。

　　各部的职掌，总括而言如下：吏部管全国文职官吏的任免政令，并铨叙品秩，稽考功过，以定赏罚升降；户部管全国的土田、户籍、赋税、钱谷；礼部管吉（祭祀）、嘉（庆典与册封）、军（征伐）、宾（接待）、凶（丧葬）以及学校、科举；兵部管全国武职官吏的任免、考核以及马政、邮传；刑部处理全国的刑事案件，制定律令；工部负责全国工程（建筑、水利）事务，鼓铸钱币。

　　清代还仿效明代，以盛京（今沈阳）为 陪都 ，置户、礼、兵、刑、工五部，无吏部（文官考核权归中央吏部），各部无尚书，只设侍郎，均由满人担任。五部分别掌管盛京的财赋、祭祀、军队武职官的铨选、旗人及边外蒙古的案件、营缮工程事务等。

　　明朝重任 言官 ，即六科给事中和都察御史，他们能上书言事，评论朝政。雍正元年（１７２４年）雍正帝以六科给事中改隶都察院，削弱六科的谏议权，加强都察院对朝臣的监察，有助于皇帝的集权。

　　清代还接受了明代宦官专权的教训，定都北京后即设内务府，管理宫禁事务。顺治时，在十三衙门前立有铁牌，一经发现宦官干政和交结官吏，立即处斩。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年），清廷撤消十三衙门，以其事隶内务府。自此，宦官专政之弊革除。

　　地方行政组织　清代地方行政区分为一般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两种。

　　清代一般行政区通称为 直省 ，康熙年间全国有１８行省，光绪末年为２３行省。其地方行政机关为省、道、府、县４级。

　　省是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组织，总督和巡抚是最高军政长官，属封疆大吏。总督一般管辖数省，巡抚只管一省。他们的辅助官员为布政使（藩司）、按察使（臬司），分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司法刑狱。

　　道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行政区，而是介于省和府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

　　道员原为藩臬二司的派遣官，分守道和巡道两种。守道有固定的管辖区，主管钱谷政务；巡道分巡所管区域，掌理刑名事务。

　　府的长官为知府，管理一府民、刑、财政及统辖所属州县的长官，下设同知、通判等官。州（厅）和府本属同一级的行政单位。但州（厅）因为分直隶州、直隶厅和散州、散厅，故直隶州、直隶厅属府一级。州设知州，厅设同知。

　　州、厅（一般指散州、散厅）和县是清代基层的行政管理机构。州的长官方知州，厅的长官为同知或通判，县的长官为知县。他们管理州（厅）、县的一应事务，与其他官吏相比最为接近百姓，将朝廷的政令直接贯彻到百姓之中，故习称为 父母官.清廷为统治人民和监视人民，在全国实行保甲制（或称保甲法）。它虽是城乡的一种基层组织，但不是正式的行政系统。按规定，每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甲。每户门上均悬挂一牌，上书户主姓名、丁数，并入官府册籍，以便稽查。

　　特别行政区是：京师和顺天府、盛京的奉天府和各少数民族地区。

　　京师（北京）是清廷的神经中枢，设有九门提督，统领八旗步军营及绿营马步兵，保卫清廷的安全。另外设有都察院五城御史，管京师的缉盗、诉讼诸事。

　　京畿地区设顺天府，统领大兴、宛平二京县，设府尹一人、府丞一人。

　　盛京地区设奉天府，设府尹、府丞各一人。

　　（二）清朝政权的巩固和加强

　　１。削平三藩之乱

　　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虽然农民军的 联明抗清 运动遭到了最后的失败，清朝建立起全国的统治，但当时南方有 三藩 势力割据数省；东南沿海有郑成功的势力，并占据着台湾；西北边疆则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分裂活动。显然，不清除这些分裂割据势力，清朝的统治就不会巩固，国家也不会实现真正的统一。

　　三藩 是指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明清之际，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趁明朝土崩瓦解之机，先后率所部降清，均被封为王。

　　当清军于顺治年间南下时，他们又充当了先锋，与清军共同消灭了南明王朝及农民军余部。之后，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受命分别留镇云南、广东、福建。这样，到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吴、尚、耿便成为各据一方的藩王势力，世称三藩。

　　三藩形成的这种割据势力，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清朝的统治。从康熙元年至八年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时期，三藩势力更得到了迅速发展。政治上，他们名义上隶属清廷，实则独霸一方，自行其事，并广泛收罗党羽，独揽人事、财政大权。其中，吴三桂最为跋扈。他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干预。他甚至可以向全国选派官吏，号称 西选 ，使 西选之官几满天下 ①。军事上，三藩各拥重兵。据推测，他们的兵额总数约１０万人，相当于八旗兵的一半。吴三桂在云南边陲不断寻衅，竭力扩张势力，如在灭掉水西土司安坤，迫使其妻率属他奔之后，随即占领了水西地区。经济上，三藩霸占田土，苛派加耗。吴三桂在云南的田庄星罗棋布， 管庄者杀人夺货，滋为民患 ②。尚可喜在广东海州、花山一带有数处 王庄.他们还向当地人民征收繁重的租赋。吴三桂在他霸占的田庄里所征收的赋税，一般超过民赋的十数倍。耿精忠统治下的福建农民，其处境也相当凄惨： 闽苦饷正供之外，催科多名。民以田听兵饷，所收不能十之一。 ①尚可喜和他的儿子尚之信仅从盐埠、渡税、总店、渔课、市舶五项中，每年即可收入白银数十万两。

　　对于三藩的种种罪恶行径，康熙帝感到极为忧虑。他把三藩和河务、漕运作为急待解决的三件大事，并将其写成条幅，悬挂在宫中柱子上。康熙八年，康熙帝亲政之后，采取了一些抑制三藩的措施，如严禁各藩王属下商人在各省贸易，还打算拟订裁减三藩兵力的计划，足见他已把拔除三藩这个清廷身上的毒瘤列入了议事日程。

　　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年）三月，尚可喜上书清廷，愿归老辽东，请以其子之信袭爵继续留镇广东。康熙帝认为这正是一个撤藩的好机会，即命令全藩撤退。吴三桂、耿精忠为试探朝旨，也先后上书假意请撤，皆被允准。

　　吴三桂试探撤藩之事竟成事实，不禁使他愕然失色，遂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自称 兴明讨虏大将军 ，将反清檄文远近传扬。接着，尚之信、耿精忠和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以及陕西提督王辅臣、孤守台湾的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等人，纷纷举兵响应。郑经甚至致书吴三桂说： 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审军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 ②公开表示欲与吴三桂合作抗清，并将兵锋指向闽浙沿海地区。总之，不到半年，变乱的战火燃遍了半个中国。

　　①《四王合传？吴三桂传》。

　　②《清史稿》卷二五三，《李兴元传》。

　　①乾隆《福建通志》卷七十，《艺文》。

　　面对三藩的变乱，康熙帝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政治上分化瓦解三藩，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圣祖在吴三桂举起叛旗后，立即向全国公布他的罪状，处死其在京的儿子吴应熊，以斩断吴三桂和朝廷大臣的联系；停撤尚、耿二藩，对耿精忠在京居住的兄弟予以宽容。此后，当耿精忠、王辅臣、尚之信等反清时，康熙帝始终持招抚态度，把他们的变乱说成是 无知被惑 ，表示自己作为一个皇帝，始终不谕地信任和依靠他们，决不会食言。第二，在军事上制定了一套正确、周密的作战计划：一方面派遣将士分赴荆州、常德、四川、安庆，阻截吴军和割断吴耿两军的联系，另一方面又积极部署后方，将山东衮州、山西太原作为后方军队的两大集中点。

　　变乱一发生，吴军来势迅猛，很快攻陷了岳州、澧陵、衡阳等地，并派人联络尚之信、耿精忠、王辅臣，数月之间控制了陕西、甘肃、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吴三桂被这种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用兵之术天下无双，因此在攻下醴陵之后，即不思进取，命令军队不得渡过长江，企图压迫清廷和谈。但是，康熙帝早已看穿了他的狡诈心理，不仅不为所动，反而积极备战：命令清军挺进岳州，向吴军展开进攻；在多次专敕慰勉王辅臣失败后，加封忠于清廷的甘肃提督张勇、总兵孙思克和西宁将军王进宝为靖逆将军、左都督和都督同知，令他们率军先后攻克安定（今安西）、河州（今临夏）、巩昌（今陇西）、兰州、延安等地。王辅臣在平凉集结兵力，负隅顽抗。康熙帝再派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赴陕西征讨。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年）五月，图海在平凉大败王辅臣军，王穷蹙乞降，康熙帝下诏赦其罪。在此之前，康熙帝得知吴三桂企图谋结青海多尔济为援时，立即命张勇屯甘州防御，既割断了多尔济与吴三桂的联系，又使青海和硕特各部回归故地，维持了青海地区的安定。这就使吴三桂煽动蒙古叛乱，威胁北京的阴谋彻底破了产。

　　耿精忠变乱后，曾进攻浙西，但因浙督李之芳全力抵御，未能得逞。后又联合台湾郑经对广东形成夹击形势，攻占了广东十个郡中的四个郡。康熙十五年六月，清康亲王杰书乘耿郑不和而互相攻杀之时，大败精忠，并迫使郑经退回台湾。十月，耿精忠在清军接连打击之下，走投无路，被迫投降，福建为清军收复。

　　广西孙延龄反清后，与投靠吴三桂的柳州提督马雄内江，为吴三桂擒杀。

　　康熙十五年五月，清军攻取了广西。次年五年，广东尚之信在清镇南将军莽依图的进攻和吴三桂逼迫助饷下走投无路，也投降了清军。

　　吴三桂在失去了陕西、福建和广东的援助后，其势也只剩云、贵、川、湘４省。由于长期的战争，吴藩府库空虚；吴军的横征暴敛，更使得人民怨声载道，以至于众叛亲离。为了维系人心，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年）

　　三月在衡阳称帝，国号 周.八月，清军压境，吴三桂气绝而亡。次年初，清军先后攻克了长沙、衡阳。十九年正月，清军提督赵良栋攻克成都。三月，赵良栋、莽依图从四川、广西两路进攻云南。二十年十月，清军在昆明城下大获全胜。三桂孙世璠自杀，余党马宝等被擒，械送北京，处以磔刑。至此，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全部平定，清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②夏琳：《闽海纪要》卷下。

　　三藩均以复明为号召，因而这场变乱具有民族矛盾的性质。但实际上，吴三桂等人却未收到什么显著效果：直隶、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就无多大的反应；江南、西南、西北的响应者多为汉族官僚地主；在广大的人民和下层兵士中，不仅没有出现顺治年间那种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抗清景象，相反斥责三藩搞分裂的呼声愈益高涨。如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反清时，广东人民就坚决反对，并断言 过了周三年，依旧归康熙 ①。原来支持三藩变乱的郑经，此时也察觉出三桂等人的狼子野心，痛斥说： 我在海外数十年，奉称明号。

　　今吴称周，耿称甲寅，是以来攻。尔家皆我敌国也。 ②这就充分说明，三藩之乱是为维护他们的割据分裂局面而进行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是违背人民意愿和历史潮流的。

　　三藩之乱后，清廷的统治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集中和加强：参加变乱的各藩均得到了妥善安置，如吴三桂的部队悉配戍于辽东开原县东四十里的尚阳堡，在台站服役，尚可喜、耿精忠、孔有德的部属则被分别编入正黄、镶黄、正白、正兰旗汉军旗下，王辅臣的部队全被裁掉；地方官吏的任命得到了整肃。三藩变乱后，任意坐缺补官的擅权行动被废止，举官用人大权归于中央政府。另外康熙帝宣布废除三藩所施行的各种虐政，减轻广大下层群众的负担，从而使东南沿海和西南地方尽快从战争所造成的衰敝状态中得到恢复和发展。

　　２。争取和统一台湾

　　康熙元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为反对清朝统治阶级的民族高压政策与民族征服战争，为维护祖国领土主权，驱逐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建立了郑氏政权，奉明朝正朔，同时大力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获得了台湾人民和东南沿海人民的支持。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清朝统治者在全国尚未站稳脚跟之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不久，郑成功病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明的几个小朝廷已相继垮台，农民军余部也被消灭，长达２０年之久的全国规模的抗清斗争基本结束。清圣祖亲掌大权后，接受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教训，根据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符合全国各民族利益的政策，社会开始走向安定稳固、休养生息的新时期，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然而，郑氏政权统治下的台湾，此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在争权夺势中取得胜利，继成功统治台湾。郑经即位后，继续奉早已不存在的明朝正朔，反对清朝。郑经家族利用特权，纷纷霸占田土，租佃盘剥，致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台湾到处呈现井里萧条的景象，社会经济陷于停滞甚至倒退。同时，由于郑氏政权与清廷长期对峙， 舟楫不得越澎湖尺寸 ①，使台湾与大陆存在几百年的经济往来中断了。历来依靠内地供应的铁、布、帛、木柴和手工业品，这时均不能到台，致使高山族人民只能使用落后的生产工具，产量日渐低下，米价腾贵，民不堪命，人心思乱。在这种情况下，郑氏政权中的许多人和郑军中的官兵，以及广大台湾人民，也都盼望台湾早日归附清朝，实现祖国的统一。为此，郑氏家族和将士及人民向清廷投诚的络绎不绝。据史载，自康熙元年至三年止， 合计投诚文武官３９８５员、食粮兵４０９６２名、归农官弁兵民６４２３０名口、眷属人役６３０００余名口、大小船９００余只 ②。另外，人民反对郑氏集团统治的事件层出不穷。

　　①王钺：《水西纪略》。

　　②抱阳生：《吴三桂始末》，见《甲申朝事小纪》卷五。

　　①康熙《诸罗县志》卷八，《风俗》。

　　康熙帝自康熙八年亲政以后，就矢志统一台湾。为此，他把争取郑氏作为清廷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从康熙二年到十六年，清廷数次派人招抚郑经。但郑经始终坚持反清和分裂的立场，向清廷要求台湾 如琉球、朝鲜例 ，即与清廷保持属国关系，被拒绝。康熙帝严正指出，郑经是中国人，台湾居民大多来自福建，台湾必须归附于大陆。

　　康熙帝在招抚郑经失败后，一方面指令对郑经部属及台湾百姓进行招抚，另一方面又把在平定三藩叛乱中屡立战功的姚启圣升任福建总督，担负起恢复地方，统一台湾的重任。姚启圣和后来受命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都忠实执行了圣祖制定的政策和策略，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姚启圣上任后，首先将郑军将领刘国轩逐出漳州、泉州，割断了闽人和郑军的联系，其次在漳州设立 修来馆 ，对来自郑军营垒的人，不论职位大小，一律按品级升用，给予重奖。很快，郑氏政权的五员大将廖琠等人和一些名将以所部降清，从而大大削弱了郑军实力。他还故意通过道士与刘国轩书信往来，以引起郑氏君臣自相猜忌。这些措施，进一步促进了郑氏政权的四分五裂。接着，姚启圣收复了海澄、厦门、金门，迫使郑经退守台湾，而留刘国轩防守澎湖。

　　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年），郑经死去，幼子郑克塽即位，大权操在权臣冯锡范手中。郑氏政权内部尔虞我诈，局面更加混乱不安。康熙帝得报，立即委派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率军进取澎湖、台湾。十月，施琅抵厦门视事。

　　他认为只要清军首先攻取台湾的门户澎湖，则胜势可居其半；然后大军压境， 遣员宣朝廷德意 ①，台湾便可不劳而定。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准备，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六月率军进攻澎湖。从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清郑两军进行了激战，互有伤亡。二十二日，施琅分三路向郑军发起猛烈的进攻。施琅身先士卒，清军将士人人奋勇争先。

　　经过７个小时的海上鏖战，郑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刘国轩急乘小舟逃回台湾。清军遂占领了澎湖３６岛。

　　六月二十三日，郑军在澎湖失利的消息传到了台湾，郑氏集团震慑无措。

　　郑克塽急忙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会上出现了两种主张：一是以建威中镇黄良骥为首的一些人，主张弃台，奔吕宋，继续反清；一是以刘国轩为代表，指出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澎湖已失，人心涣散，大势已去，应顺从天意，归附清廷。在冯锡范的支持之下，郑克塽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并随即遣使赴闽与姚启圣谈判。康熙帝抓住这一时机，立即给郑克塽下了一道敕谕，耐心开导他说： 尔等果能悔罪投诚，率所属伪官军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前罪尽行赦免，仍加恩安插，务令得所。 ①

　　②《清圣祖实录》卷十二。

　　①施琅：《靖海纪事》卷下。

　　七月初，郑克塽派亲信冯锡圭等赴澎湖议和，正式表示归附清朝，听从安置。郑克塽等人在关键时刻能认清形势，作出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定，对于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七月十五日，冯锡圭等到达澎湖，奉表归降。施琅将此事即奏清廷。康熙帝接到奏疏，正值中秋佳节，即席欣然赋诗，盛赞祖国的统一：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来廷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开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②八月十一日，施琅率领清军向台湾进发，十三日到达台湾，一路上受到台湾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热情地为清军引路，送水送饭。十八日，郑克塽率领冯锡范、刘国轩以及所有文武官员，缴册印降清。

　　清廷对于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各方人士，均给予优惠待遇和妥善安置：将郑克塽、冯锡范、刘国轩等迎到北京，封官赐宅；对于郑氏广大官兵，愿意入伍及归农者，听其自便；对于归来的亡明宗室，给予屯田、种牛，安置在山东、河南等地。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年），圣祖又下诏说，郑成功不同于三藩，并非 叛臣贼子 ，令将其父子两柩归葬故地南安。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台湾问题的圆满解决。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四月，清廷在台湾设置了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福建省管辖；又设官兵镇守：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８千，设澎湖副将一员、兵２千。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清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而且密切了台湾同祖国大陆的联系，促进了台湾和东南沿海经济的发展。这对于抵御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维护祖国的独立和安宁，具有重要意义。

　　３。多民族统一国家疆域的奠定

　　清廷在削平三藩之乱和翦除台湾割据势力之后，便集中力量向天山南北路、青海、西藏、云贵边区和四川西北部发展，以最后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平定蒙古准噶尔部的叛乱明末清初，我国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统治者通过赐爵、联姻等方式，使漠南蒙古各部封建主迅速脱离明朝，转而归附了清朝；喀尔喀蒙古三部（札萨克图、土谢图、车臣）也遣使朝贡，与清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均起了促进的作用。而居住在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及以南广大地区的厄鲁特蒙古，由于距中原地区最远，与其他蒙古各部相比，经济比较落后。大约在明朝后期，厄鲁特蒙古已分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

　　他们不仅和比邻的喀尔喀蒙古经常发生冲突和争斗，而且内部也常因争夺牧场、牲畜而发生纠纷。

　　康熙初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势力迅速崛起。他用血腥手段吞并厄鲁特四部，控制着天山南北，成为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构成了清朝一统大业的又一个严重的障碍。

　　①蒋良骐：《东华录》卷十二。

　　②《康熙御制文集》卷三十八下。

　　随着准噶尔部的日渐强盛，噶尔丹的野心和侵略胃口也越来越大。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年）九月，他在沙俄殖民者的支持和怂恿下，悍然发动了对喀尔喀蒙古土谢图部的进攻。当时，土谢图部正在全力抗击沙俄侵略者，对噶尔丹的突然袭击全无准备，双方一交火，即全线崩溃。他们丢弃了马驼牛羊、庐帐器物，携妻带子向南迁徙。一路之上，死者枕藉，惨不忍睹。这时，沙俄侵略者却趁机向其上层人士威逼利诱，竭力要他们投靠俄国，以求庇护，但是，一向有爱国之心的蒙古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坚定地认为蒙古各部的风俗习惯、思想信仰均与中原地区相同，断然拒绝了沙俄侵略者的诱降，一方面火速派人向清廷求援，另一方面率各部内迁至科尔沁草原一带。康熙帝得报，立即派人征调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等地的仓粮，星夜前往散发，同时又划出水草善地供其牧放马驼牛羊和生息。这就使沙俄侵略者诱降喀尔喀蒙古的阴谋可耻地破了产。

　　喀尔喀蒙古各部的内迁，使清廷认识到，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北方边境的屏障就有崩溃的危险。于是一方面行文噶尔丹，命令他撤出喀尔喀地方，另一方面又加紧调兵遣将，积极增强力量。然而，噶尔丹对清廷的命令阳奉阴违，自恃有沙俄撑腰，更加有恃无恐。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年）五月，他又在沙俄的支持和怂恿下，驱兵攻入内蒙古。这时康熙帝清醒地认识到，噶尔丹一日不灭，边境一日不得安宁。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康熙帝三次亲征漠北，先后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南境）、昭莫多等地大败噶尔丹，歼其精锐，使其一蹶不振。三十六年二月，噶尔丹在清军的围困中粮尽援绝、众叛亲离，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被迫仰药自杀。

　　康熙末年，由噶尔丹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治下的准噶尔部，经过一个时期的休养生息，又渐渐强大起来了。策妄阿拉布坦首先驱兵占领了南疆，很快就控制了天山南北两路。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年），他又亲自率兵攻入西藏，占领拉萨，给当地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浩劫。于是，清廷又被迫进行 驱准保藏 的斗争。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年）康熙帝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大军，前往征讨。次年，圣祖又册封了新的达赖六世，派兵护送入藏。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年），清将延信、噶尔弼自青海和四川两路入藏，在藏族人民的全力支持下，进军非常顺利、迅速，并击败了策妄阿拉布坦。

　　九月中，拉萨举行了隆重的六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随后，清廷在拉萨派驻兵马、设立驿站，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协助达赖、班禅治理西藏。这样，策妄阿拉布坦企图吞并西藏，分裂祖国的阴谋也破了产。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被清廷封为亲王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封建主罗卜藏丹津，在策妄阿拉布坦的煽动下，公开武装反清。雍正帝急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前往征讨。年羹尧驻军西宁，截断叛军入藏通路及其与准噶尔的联系。次年二月，罗卜藏丹津势穷力竭，逃到了准噶尔部。于是，清廷在青海设立土司，又派驻办事大臣，加强了对青海的管理和统治。

　　罗卜藏丹津逃亡准噶尔后，清廷屡次要策妄阿拉布坦交出此人，均被拒绝。这说明能否战胜准噶尔是清廷完成一统大业的关键所在。起先想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但因准部毫无诚意而未获任何结果。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继立，雍正帝认为时机已到，决心以武力解决准部问题。

　　经过一番紧张而繁忙的准备，七年三月，雍正帝下令两路征讨准噶尔。经过长达五年的战争，清军虽然消灭了敌方的一些兵力，但总的说来胜少而败多，己方经济、军事力量消耗太大，雍正帝感到长此下去，与己不利，于是主动提出议和。至此，准噶尔问题半途而废，清廷的隐患未能得到根除。

　　乾隆帝即位后，立刻把平定准部作为其祖、父未竟的事业。还在世宗丧期，他就指令额驸策棱必须亲自坐镇前线，时刻注视着准噶尔的动向。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噶尔丹策零死，准噶尔部为争夺汗位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策妄阿拉布坦的外甥阿睦尔撒纳在争斗中失败，于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年）降清，被封亲王。在此前后，准噶尔部一些上层人士和广大贫苦牧民，急切期望尽早结束混乱局面，向往统一。这更增强了乾隆帝尽早解决准部的决心。

　　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春，清廷两路进军，准噶尔军望风投降，不战自溃，准噶尔首领达瓦齐被俘，被乾隆帝赦免，并封为亲王，住居北京。此后，阿睦尔撒纳无理地要求清廷承认他为厄鲁特四部总汗，暴露了他阴谋吞并厄鲁特四部的野心。这一要求被拒绝后，阿睦尔撒纳便在当年九月公开举起反清的大旗。二十二年，清军又分两路进剿，声势锐不可当。阿睦尔撒纳眼见大势已去，仓皇逃至俄国避难，后死在那里。这样，长达数十年的准噶尔部叛乱，终被清廷平定。接着，清廷就在伊犁等地分驻将军、参赞大臣等，巩固了对天山北麓的统治。

　　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居住在天山南路的主要民族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雍正时期，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统治了天山南北麓，将不服其统治的维吾尔族首领玛罕木特囚禁于伊犁。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达瓦齐被清军俘获，玛罕木特（其时已故去）的两个儿子波罗尼都、霍集占，即大小和卓木获得释放。波罗尼都返叶尔羌，继为首领，霍集占仍居伊犁。阿睦尔撒纳叛乱被平定之后，霍集占逃归叶尔羌，与波罗尼都密谋摆脱清廷的统治，于当年举起了反清大旗。双方相持了一年有余，至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夏，清军两路大举进剿。一路由将军兆惠率领，进攻喀什噶尔；另一路则由将军富德率领，进攻叶尔羌。沿途得到维吾尔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响应，大小和卓木的同族额色尹、图尔都（即清史上有名的香妃的五叔和兄）积极配合清军作战。在清军的有力打击和维吾尔族人民的支援下，大小和卓木的军队全部被歼灭，波罗尼都和霍集占在仓皇逃窜中，也被同族人擒杀。清廷在最终取得了平定大小和卓木的胜利后，设立伊犁将军，成为统辖天山南北两路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又在喀什噶尔等地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办事大臣，隶属于伊犁将军。至此，清廷牢固地确立了对天山南北两麓的统治。

　　改土归流与平定大小金川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自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就曾大量地由当地各部族酋长担任地方官吏，史称土官或土司。明朝一代和清朝初期，一些土司日益强盛，割据一方，与中央政府相对抗。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康熙帝即位后，对此问题曾予以注视，但未提到议事日程。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雍正帝任命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全权办理改土归流事宜。从雍正四年至九年，在湖广、贵州、云南、广西、四川５省广袤数千里的范围内，裁撤大量土司，代之以流官。至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县、长官司以上的土司被改流者达６０多个①。这对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往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巩固和发展清朝的一统大业，均有进步意义。

　　①参见张捷夫《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清史论丛》第二辑。

　　乾隆年间还有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对巩固清朝的一统大业，也有促进作用。大小金川地处四川西北部，为藏族聚居地。四周万山丛矗，形势十分险峻，居民均住在石碉中。康熙五年（１６６６年），土司嘉勒巴归附清廷。雍正五年，清廷授予其孙莎罗奔为金川安抚司，莎罗奔自号大金川，以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年），势力日渐强大的莎罗奔率兵攻击邻近两土司。清廷派云贵总督张广泗前往征讨，但因道路险阻，始终未获大捷。

　　次年，清廷加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讷亲无谋略，一味令军队强攻碉卡，结果损兵折将，又因其位高而盛气凌人，与张广泗不和。清军进攻三个月， 未得寸进.乾隆帝怒斩张广泗，赐讷亲军前死，改命大学士傅恒督师。

　　傅恒到任后，调集邻省兵马，两路进剿，连克敌碉卡。莎罗奔恐惧乞降，乾隆帝赦免其罪，仍为土司。

　　数年以后，莎罗奔的侄子郎卡主持大金川土司事务。他不断侵扰小金川和邻近土司。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年），清廷命四川总督阿尔泰联合九土司再次征讨大金川。但阿尔泰不积极进取，反而采取姑息养奸之策，使大小金川释仇联结， 由是两金川狼狈为奸，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边衅棘矣。 ①五年后，乾隆帝赐阿尔泰死，命大学士温福前往督师。温福采用以碉攻碉之策，白白折损了不少兵力而无功。乾隆帝再派阿桂督师，并征调健锐、火器二营精锐兵力进剿。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十月，清军克小金川，接着移师猛攻大金川。至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年）才将大金川平定。大小金川平，清廷在此设懋功厅（后改为县），四川西北部各土司也逐渐改土归流。清廷在这一带的统治最终确立了。

　　中央政府对西藏统辖的加强雍正五年西藏封建贵族阿尔布巴发动叛乱，杀害了康济鼐，又率兵进攻后藏，为颇罗鼐击败。之后，清廷升颇罗鼐为郡王，统理西藏事务。同时，又任命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为驻藏大臣，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

　　乾隆十二年，颇罗鼐病故。其子珠尔墨特承袭郡王爵位后，分裂祖国的野心迅速地膨胀。他企图勾结准噶尔，共同反清，西藏的形势顷刻间变得十分严峻。清廷得此消息，即派四川总督策凌和提督岳钟琪入藏平叛。但他们还未进藏，达赖喇嘛已将叛乱平息。随后，清廷对西藏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废止了郡王的封授，在达赖之下设置了处理地方事务的噶厦，它由四名噶隆组成，每一个人都无全权处理政务之权。这样，达赖喇嘛的地位提高，成为西藏宗教和行政事务的双重首脑；而西藏封建主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之后，清廷还规定，遇有达赖去世和幼龄达赖执政时，由驻藏大臣摄政。由此，驻藏大臣的权力也获得了提高。这对西藏局势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年），清军击退了尼泊尔廓尔喀族人的入侵。此役的起因和经过如下：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六世班禅至承德，为乾隆帝祝寿。乾隆帝优礼有加，赏赐他的金银不下数十万金，还有大量的珠宝、磁器、玉帛、架裟等，总价值颇为可观，充分显示了中央政府加强内地同藏族友好的愿望。不料，六世班禅因患天花在北京西黄寺圆寂，这笔巨额财富被他的兄弟仲巴呼图克图所独吞。他的另一个兄弟沙玛尔巴气忿不过，于是竟置民族和国家利益于不顾，在乾隆五十六年勾引廓尔喀军队入后藏日喀则。

　　廓尔喀军队所到之处，烧杀劫掠，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清廷得报，即派福康安率军入藏，在达赖喇嘛和广大藏族人民的支持之下，所向披靡，很快将侵略者逐出境，并乘胜越出国门，直至廓尔喀统治者求和，方撤兵回藏。应该说，这是一次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对稳定西藏的社会秩序、捍卫民族尊严有重要的意义。

　　①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

　　此后，清廷为了进一步削弱西藏地方的分裂势力，加强中央政府在西藏统治权力，于乾隆五十八年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再次对西藏的政治、军事、宗教、经济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其中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地位相等，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决策者；达赖、班禅及各呼图克图的灵童转世，必须在驻藏大臣的亲临监视下，集众喇嘛采取 金奔巴瓶 抽签来决定。

　　这样，乾隆时期就奠定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东北至外兴安岭、乌第河和库页岛，北达恰克图，西至巴尔克什湖和葱岭，南至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东到台湾及附属岛屿、钓鱼岛。一个幅员广阔、国势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４。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清朝统治者在定都北京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以巩固封建统治。

　　对汉族地主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笼络清统治者入关后，除了废止圈地、三饷加派、减免税粮、奖励垦荒和兴修水利，即从经济上减轻汉族地主、富户的负担外，还竭力从政治上笼络汉族官僚地主。

　　广泛招徕明朝官吏清朝统治者定都北京后就宣布：原明朝各衙门官吏，凡归顺者均照旧录用。明朝官吏冯铨、陈名夏等降清后，都曾官至大学士。中央各部也都有汉官佐理政务。地方官吏中，督抚在康熙时期多为满人，但汉官的比例却逐渐上升。乾隆时，已满汉各半。府以下官吏则大多为汉族地主。

　　实行捐纳制度。康熙时，清廷规定地主士绅及其子弟可以捐银得官。乾隆时则具体规定为文官可捐至道、府官，武官可捐至游击。

　　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康熙七年（１６６８年），清廷正式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以八股时文考试科举士人，成为有清一代定制。以后还不断扩充科举取士名额。

　　开设 博学鸿儒 特科。康熙十七年一月，康熙帝下令在北京开设博学鸿儒科，要内外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来京，皇帝亲试录用。次年春，录取了５０人，均在翰林院供职。由于这５０人都是当时儒学名流，因而标志着汉族知识界已跪拜在清统治者的脚下了。

　　尊崇孔子， 崇儒重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支柱。清统治者定都北京后，把尊孔作为拉拢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措施。顺治帝到京后，立即遣官祭 先师孔子.顺治二年，清廷为孔子加谥号为 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九年，世祖又颁布诏谕，把 崇儒重道 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了下来。此外，统治者还大力访求和编纂图书，大肆宣扬忠君和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借以束缚人们的思想，使之心甘情愿地为清朝统治服务。

　　大力笼络蒙古王公。早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就采取了笼络蒙古王公贵族的方针政策；入关之后，继续加强满蒙关系。这主要表现在：清朝皇室和蒙古王公世代联姻，赐给蒙古王公封爵和大量赏赉，允许他们定期进京朝贡和贸易。其中，尤为值得提出的是，康熙帝于康熙二十年在内蒙古喀喇沁、敖汉、翁牛特等部牧场内划地为界，建立了木兰围场，以行围打猎为名，联系蒙古王公贵族。康熙四十年以后，清廷在热河（今承德）

　　开始建行宫。五十年，热河行宫正宫建成，康熙帝亲题 避暑山庄 四字。

　　从此，热河行宫成为联系 生身 蒙古王公（即未出过痘的蒙古王公）的处所。另外，清统治者还建立了外八庙，均为宏伟壮丽的喇嘛庙。这是利用蒙古信奉的喇嘛教，作为对蒙古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这些措施，对于密切蒙古王公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维护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都有进步意义。难怪清高宗说，它的作用超过了万里长城。因为长城对蒙古 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盛 ，而清廷的这些措施对蒙古 恩益深而情亦联，实良法美意，超越千古云 ①。

　　八旗常备兵制的建立清朝统治者是以 马上得天下 ，即以军事征服统一全国的。因此，他们把军队视作维护封建政权存在的根本，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有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总数约为２０余万人。其中，满洲八旗是清朝最主要、最基本的武装力量。

　　从拱卫形式来看，八旗兵又分禁卫兵（又称京营，或称禁旅八旗）、驻防兵（又称驻防八旗）。禁卫兵又分郎卫和兵卫。由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旗人子弟中挑选出来的侍卫，负责保卫紫禁城各门，称为郎卫。守卫京师内九门、外七门的八旗兵，称为兵卫。兵卫军种繁多，有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神机营，都是八旗兵中战斗力最强的军种。

　　郎卫和兵卫总数约有１０万人。另外的１０余万人驻防于全国各城市，称为驻防八旗。无论是禁卫兵，还是驻防兵，平时都是稽查 盗贼 ，防范人民；而当遇有反清活动、人民起义发生时，则立即进行军事镇压。

　　八旗兵外，还有绿旗兵，清初总数在６０万人左右。它是由招募的汉人和收编来的汉族地主武装组成的，与八旗兵一样，都是维护清朝统治、防范和镇压人民反抗的暴力工具。

　　大清律的制定和颁行法律与军队一样，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清朝入关前，虽陆续颁布一些治罪条文，然而都是根据时势制定的，还没有一部成文法。清廷定都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命令刑部及有关部门均依《大明律》办案断狱，同时加紧制定一部新的法典。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颁布了《大清律》。但是，它的条目多抄自《大明律》，所以，《大清律》只可看作是《大明律》的易名。康熙、雍正时，清廷又多次加以修订，于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颁布了《大清律集解附例》。

　　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清廷终于修成了一部完整的法典《大清律例》，正如有的史家所说： 大清律可以说是集历代刑法的大成。 ①《大清律》把谋反 和 谋大逆 作为 十恶 之首，予以坚决镇压。

　　清代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和骨干分子，被生擒后均遭到了 凌迟枭首传示 、 剉尸枭首传示 、 斩绞 等酷刑，即使１０岁的孩子也不予宽恕，都是有力的证明。至于人民的集会结社，即使无任何政治目的，也在严加取缔之列，其头目也要受到斩绞或流放。在清朝极端严酷的专制统治下，人民没有任何的言论、行动自由，稍有不慎，就遭到残酷镇压。

　　①和珅：乾隆《热河志》卷二十一。

　　①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册，第 290页。

　　对反清思潮的警惕与镇压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总是该时期统治阶级思想的集中反映。由满族贵族所建立的清王朝，特别注意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为此，他们对汉族地主阶级中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都采取严厉的镇压。

　　箝制反满言论。清入关后，对凡是不利于满族贵族专政的言论，均予严厉取缔和坚决打击。其中最典型的，要数詹事府少詹李呈祥因上 辨明满汉疏 而被流徙盛京一事了。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年）二月，李呈祥上疏要求各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官。顺治帝对此极为不满，予以严厉斥责，满官更是恨得咬牙切齿，纷纷参劾他。结果，刑部拟定斩决。顺治帝为平息汉官不满情绪，从宽免死，流徙盛京。

　　查禁、销毁和删改 违碍 书籍。清统治者为了压抑汉民族的民族意识，防止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流传，还千方百计对书籍进行甄别和处理。顺治十六年，清廷下令将民间流传的《四书辨》、《大全辨》等书焚毁，开了查禁和焚书的先例。乾隆中叶，乾隆帝利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机，对全国现存的书籍进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全面的检查，将其中不利于满族贵族统治，如在叙述明清关系史时，凡涉及清朝先世受明廷册封、揭露清军南下时屠城和烧杀劫掠暴行等史书、地方志书、传奇小说、戏曲杂文等，或进行查禁，或实行销毁，或进行删改。据章太炎先生统计，乾隆时被焚毁的书籍近３０００余种，六七万卷以上，书的种类几乎与《四库全书》所收之书相同。

　　大兴文字狱。清朝统治者还利用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的恶劣手法，从挑剔文字入手，罗织罪状，而屡兴大狱。 庄廷■明史案 是清代历史上的第一起较大规模的文字冤狱。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年），浙江富户庄廷■将明末人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当作自己的作品，并请人增添和补写了明末天启、崇祯二朝及南明史事，该书奉南明小朝廷为正朔，公开诋毁清统治者。被人告发后，清廷将已死的庄廷■开棺戮尸，杀害了其弟及有关人士２００余人。雍正朝的文字狱，株连范围进一步扩大，即除了竭力泯灭汉族的民族意识外，还被雍正帝用作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如大将军年羹尧是雍正帝夺取皇位的功臣，雍正帝即位后，为摆脱受政敌攻击的窘境，有意杀其灭口。于是借年羹尧奏折内将 朝乾夕惕 错写为 夕惕朝乾 ，定其 不臣 之罪。雍正朝的文字狱，其最大的一起是雍正六年的曾静、张熙案。曾静派其门徒张熙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希望他效法祖先岳飞起兵反清。岳钟琪向世宗告发此事。清廷在审案中，查出曾静的反清活动是受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思想影响，于是把矛头集中在吕留良的子孙、门徒等。结果，死去多年的吕留良父子被开棺戮尸，其他有关人士分别被处以斩决、流放。雍正帝在处理此案中，还亲自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公开批驳吕留良极力阐述的华夷之辨，指出满洲人就是中国人，满汉实为一体，不应分为华夷之别；至于能否为天下君主，要看其是否有德。雍正帝认为，从这两点来说，自己完全有资格做中国的皇帝。应该指出，雍正帝编纂此书的目的在于打击自己的政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是，他的这些观点还是符合历史实际，有助于促进中国各民族的融合及维护国家的统一。

　　乾隆朝的文字狱，与康熙、雍正两朝相比，案件次数激增，株连范围更广，惩治程度更严酷。许多案件都是因对文字过分苛求挑剔，以至于把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硬要东拉西扯在一起。如曾任大理寺卿的尹嘉铨，被抄家后在其文章中发现一句 为帝者师 ，乾隆帝便认为他狂妄自大，俨然以皇帝的师傅自居，将他处绞。

　　文字狱的出现和发展，表明了清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民族高压政策，达到了极点。它在清代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使人们不敢议论当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被迫脱离实际，逃避现实，在故纸堆中寻找出路。

　　这就影响了人们对世界和中国问题的探讨，成为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想障碍。

　　（三） 康乾盛世

　　１。皇权的巩固

　　铲除权臣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年），圣祖康熙帝玄烨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康熙元年。康熙帝即位时年方８岁，照例由大臣辅政。鉴于睿亲王多尔衮辅佐顺治帝独揽大权的教训，康熙帝的辅政大臣选择４位，而且全是外姓重臣，避免任用皇帝宗室的长辈，使４大臣互相制约，防止一人独揽大权。４位辅政大臣是：正黄旗人索尼、正白旗人苏克萨哈、镶黄旗人遏必隆和鳌拜。

　　规定，凡属军国大事，先由４大臣议定，再奏太皇太后裁决，将最高权力控制在皇室。但是，４大臣的权力不可能长期保持平衡。最初，索尼的权势稍重，凡大臣奏事都经索尼启奏，皇帝的批答也由索尼执朱笔代拟。但是，索尼历经四朝，此时已年老体衰，精力不足，难负重任。苏克萨哈虽年富力强，但爵位低于遏必隆和鳌拜，而且他所在的正白旗随着多尔衮的被纠劾而势力大衰，缺乏强大的后盾。遏必隆与鳌拜同为镶黄旗人，两人互相勾结排斥索、苏。鳌拜战功卓著，气势逼人，遏必隆每多迎合于他，于是鳌拜的权势渐重。

　　鳌拜利用大权安插党羽，把持朝廷重要部门，排斥异己，擅杀朝廷重臣，也不把太皇太后放在眼里，渐渐形成独揽朝权之势。康熙六年，辅政大臣索尼奏请玄烨亲政，朝廷尚未做出最后决定，索尼便病故。是年七月，太皇太后颁布康熙帝亲政的谕旨，但鳌拜却不肯交出大权，仍然无视皇权，我行我素。

　　索尼死后，苏克萨哈自知自己势单力孤，便上奏辞职还权，意在引导鳌拜等也一同辞职。鳌拜与苏克萨哈一向有隙，他觉察到苏克萨哈的作法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便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他罗列苏克萨哈２４条罪状，要求康熙帝将其处死。康熙帝深知鳌拜要铲除异己，不予准奏。权倾一时的鳌拜便上殿见君，攘臂挥拳地逼迫康熙帝准奏。在鳌拜的威逼下，康熙帝不得不处死苏克萨哈。此后，鳌拜的气焰更为炽烈。康熙帝在太皇太后的授意之下，设计除掉鳌拜。他以儿童好玩耍的志趣为由，选数百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上三旗健儿到宫中摔跤比武，暗地里却部署宫中擒鳌拜的大计。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五月十六日，康熙召鳌拜进宫，令数百少儿将其生擒。同时，部署信赖的大臣在宫外将鳌拜的党羽一网打尽。从此，康熙将失落的皇权收归己有。在处理鳌拜的事件中，康熙帝以十五六岁的冲龄安排得如此稳妥果断，不露丝毫破绽，在朝野内外传为美谈。从此康熙帝被朝臣们视为一代英主，皇权空前巩固。

　　封匣立储从努尔哈赤称汗到雍正皇帝即位，清王朝内部出现了四次君位继承问题。努尔哈赤病逝之时，并未明确确立汗位继承制度，以至出现四大贝勒联合执政的局面。随着后金政权的迅速封建化，原始军事民主制的合议制政体已不再适合形势发展的需要，皇太极经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将权力集中于一人，但仍未确定皇位继承法。皇太极死后，皇族内部各派势力明争暗斗，几乎酿成互相残杀的惨剧，只是由于大敌当前才形成调和，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位，是为顺治皇帝。顺治皇帝即位将皇位继承问题向前推进一步，它事实上确定了皇位继承的两个原则：即彻底废除了带有原始军事民主制的合议制政体，皇位继承人必须是先帝之子。但是，究竟如何在皇子中确立太子，在顺治朝和康熙朝均未得到完满解决。顺治帝得天花而死时年仅２４岁，８个皇子有４个早殤，其余尚在年幼，不存在着争夺继承权问题。

　　福临之所以在临终前册立玄烨为太子，只是因为玄烨出过天花，具有终身免疫力。至康熙朝则不然。康熙帝８岁登基，６９岁而殁，在位６１年，生皇子３５人，其中有２０个长大成人，个个精明强干、超群拔类，都具备继承皇位的能力。而康熙帝两立两废太子，储位最终未明确，致使诸皇子明争暗斗、拉党结派，皇族内部极不安宁。康熙帝也因之心力交瘁，晚年不靖。雍正帝胤禛即位，吸取康熙朝立储的教训，创立秘密立储法，其法为：皇帝亲自撰写册立太子的文书，一式两份，一份密封藏于匣内，置于殿内 正大光明 匾额之后，另一份密封交内府收藏，以备核对。这样做既避免了储位久虚，皇子彼此争斗、互相残杀，又可使已立为太子的皇子不致骄横日盛。此后，封匣立储法成为有清一代定制，有力地巩固了皇权。

　　翦除朋党朋党是以私人关系为纽带在朝中形成的任用私党、排斥异己、把持政府和舆论的有势力的官僚集团。朋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康雍乾三朝对抑制皇权的朋党势力给以严厉打击。

　　康熙朝主要的朋党势力有明珠、徐乾学、索额图、噶礼。明珠，满洲正黄旗人，因力主裁撤三藩有功，受到康熙帝的重用，官至武英殿大学士，长期把持朝政。大学士勒德洪、余国柱，尚书佛伦、葛思泰、侍朗傅腊塔等人皆其私党，控制会推、票拟、选用都抚藩臬等大权，九卿官员皆迎合之。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年）御史郭琇上疏弹劾明珠，列举明珠八大罪状，并云 其智足以窥探上旨，其术足以弥缝罪恶 ，引起了康熙帝的注意。传谕百官，指出明珠的罪行是，一人持议于前，众徒附合于后，百官任用不得其人，皆因其植党纳贿所致。诏令革去明珠、勒德洪大学士之职，交内大臣酌用，将余国柱革职、佛伦等解职，铲除了明珠集团。同明珠集团对立并互相攻讦的是以徐乾学为首的汉族官僚集团。徐乾学，江南昆山人，以文学著称，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王顼龄等皆奉其为盟主。明珠被免后，徐乾学势力雀起。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年）湖北巡抚张汧诬告徐乾学受贿，徐乾学以辞职为抗议，康熙帝借此机会准其辞去刑部尚书之职，改任书馆总裁这一清望之职。接着，郭琇等弹劾高士奇、王鸿绪植党营私，高士奇辞　去詹事府少詹事之职，王鸿绪辞去左都御史之职，都获准离京致仕。这样，徐乾学之党也被瓦解。噶礼，满洲贵族，在朝廷内外广结私党，尚书张鹏翮、穆和伦、张廷枢、侍郎赫寿、总督阿山等俱为其党。康熙五十年（１７０７）噶礼在两江总督任内主持江南乡试，与副考官赵晋营私舞弊，引起江南考生大哗。江南巡抚张伯行弹劾噶礼欺君，噶礼却反劾张伯年失职。噶礼的党徒在审理此案时都判噶礼无罪，将张伯行革职处以徒刑。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暴露了噶礼党羽之多且密。康熙帝力排重议，将噶礼罢免，恢复张伯行原职，沉重打击噶礼党羽。

　　雍正朝主要处理对皇权威胁最大的宗室结党案。雍正帝胤禛即位后，在争夺皇位继承权中失败的诸皇子不服，其中皇八子胤禩、皇十四子胤禵威望最高，对皇权威胁最大。皇长子胤禔、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都麇集在胤禩的大旗下。雍正帝即位之初御制《朋党论》一文，指出 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唯知有君，则其情固结而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 ，严厉禁止朝廷内外结为私党。并且对大臣说： 朋党小人，自古帝王之所必诛 ，形成一种结党必诛的气氛。为了防止诸王串通一气，雍正帝采取分化政策，封胤禩为和硕廉亲王，令其与一向顺从自己的怡亲王胤祥（康熙１３子）等同理政务；削去胤禵大将军职，降为郡王，调往遵化守陵；将胤禟发往西宁，旋削去贝子头衔，胤■也被削除郡王衔。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胤禩、胤■互通密信的事被告发，雍正帝对朝臣公布其罪状，并表示以宽大为怀，不予追究。同年将胤禵降为固山贝子。雍正四年，时机成熟，雍正帝宣布将胤禩、胤禟开除宗籍，将胤禩更名 阿其那 （汉意为狗），胤禟更名 塞黑斯 （汉意为猪）。胤禩被拘入高墙，胤禟被发往保定。不久，两人病死。接着拘捕胤禵、胤■。雍正八年，从未参与朋党之争的康熙第三子胤祉也被削爵，死于拘所。受宗室朋党案牵连的数１０名宗室、贵族、显官或被革职，或被降级。雍正帝的异己势力完全被清除。

　　乾隆朝的皇权比较稳固，他所重用的两位大臣鄂尔泰、张廷玉都对乾隆帝尽忠尽责。但两人之间的关系龃龉，朝廷大臣分别依附两人，形成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互相攻讦之事时有发生。鄂尔泰，雍正朝旧臣，受托辅佐新帝，乾隆初为军机大臣兼领侍卫内大臣，晋三等伯、赐号襄勤公，不久又兼任议政大臣，充经筵讲官，加太保，备受眷顾。张廷玉，亦雍正旧臣，与鄂尔泰共同受命辅佐新帝，乾隆初晋三等勤宣伯、加太保，主持军机处工作。

　　张廷玉在朝５０年，长词林２７年，主政２４年，军国大事都参与策划，许多重要文件都出自他手。两大势力势均力敌。乾隆帝２５岁登基，已经成年，他深知鄂、张二党之深固。因为两人系前朝旧臣，又忠心事国，乾隆帝为成就君臣关系之美谈而从来不予深究，他牢牢掌握用人大权，又多次降谕旨引用雍正帝的《朋党论》以戒之。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年）、七年，鄂尔泰、张廷玉分别遭到弹劾，而乾隆帝皆曲为维护。乾隆十年鄂尔泰致仕，不久卒于家。此后张廷玉权势更重。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年），张廷玉致仕时连续发生几次居傲不谨的事件，被削去伯爵，仅以大学士身份致仕，被朝臣视为晚节未终。

　　同时张廷玉在内阁、军机处的亲信汪由敦也被解职。张廷玉派受到打击后，鄂尔泰派情绪高涨，两派互相斗讦，愈演愈烈。鄂尔泰的门生、内阁学士胡中藻公开宣称自己是鄂尔泰的第一门生，与鄂尔泰之子甘肃巡抚鄂昌遥相唱和，著诗文攻击张廷玉。早有铲除朋党之患的乾隆帝利用胡中藻、鄂昌的诗文大兴文字狱，将胡中藻斩首弃市，赐令鄂昌自尽。同年，张廷玉亦病逝。

　　乾隆帝在颁布处理胡案的谕旨中称鄂、张两派互视为匪类，群小依附，形成水火不容之势，令大臣们引以为戒。不久，又将鄂尔泰的名字撤出贤良祠，以儆来者。从此之后，鄂张两党销声匿迹。

　　２。边防的稳定

　　扼制沙俄东侵早在１６世纪中叶，俄国就觊觎西伯利亚一带。明万历九年（１５８１年）沙俄势力越过乌拉尔山脉东进，侵入西伯利亚地区，并逐渐得知我国黑龙江流域的富庶。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年）十一月，沙俄雅库次克长官派波雅科夫率１３２名武装匪徒翻过外兴安岭到达精奇里江中游的达斡尔族头人多普蒂乌尔的辖地。清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年），又一支沙俄武装势力在哈巴罗夫的率领下闯入黑龙江沿岸达斡尔族头人拉夫凯的辖地，攻占了雅克萨城。次年九月，哈巴罗夫流窜到黑龙江下游的乌扎拉村一带掠夺赫哲族人的财产。乌扎拉村居民将沙俄的暴行报告给清政府驻宁古塔章京海色。海色向朝廷汇报后奉命反击，在乌扎拉村重创沙俄侵略者，哈巴罗夫被击伤溃逃。

　　顺治十年，接替哈巴罗夫的斯捷潘诺夫继续入侵黑龙江流域。为了打击入侵者，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年）清廷派轻车都尉明安理达率兵从京师来到黑龙江流域，次年，在松花江下游重创斯捷潘诺夫匪帮。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年），清朝政府军在松花江口一带击毙斯捷潘诺夫，全歼斯捷潘诺夫匪帮。顺治十六年，清军收复雅克萨城。黑龙江中下游一带的沙俄势力全部被肃清。但是，沙俄势力仍然盘踞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以清属茂明安部辖地尼布楚城为基地伺机进犯黑龙江流域。康熙八年以后，清廷多次派代表赴尼布楚建议双方协商解决两国争端，但俄方毫无诚意，并乘机扩大侵略，重建雅克萨城，并在精奇里河、恒滚河、乌第河流域建立了一批城堡，大肆掠夺和屠杀中国人。

　　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年），沙俄入侵的问题引起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康熙帝亲自巡行东北，对收复失地进行了战略部署。康熙二十二年，清理藩院致信俄方，严厉警告侵略者，敦促其迅速撤军。但俄方仍增兵不已。清朝中央政府反击侵略者的政策鼓舞了被侵略的各族人民，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打击侵略者，俄军在黑龙江流域的城堡相继被拔除。俄军退守雅克萨孤城。

　　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清廷决心用武力收复雅克萨城。清军在都统彭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率领下两次收复雅克萨城，迫使沙俄坐到谈判桌上来。

　　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清政府作了妥协，承认沙俄对贝加尔湖以东的土谢图部部分属地和茂明安等部的占领，规定中俄东段边境以格尔毕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俄国承认整个黑龙江流域为中国领土。《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扼制了沙皇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使东北边界出现了百余年的安宁局面。

　　维护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统治者顽强地维护着民族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先后平定了蒙古准噶尔部少数上层贵族的分裂活动，平息了西藏、青海大农奴主的叛乱和 回部 布那敦、霍集占集团的分裂行为，挫败了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维护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领土完整。

　　在历时一百多年的维护民族统一的战争中，康、雍、乾三朝皇帝都表现了远见卓识和政治军事才干。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年）当准噶尔部上层人物噶尔丹在沙俄势力的支持下发动叛乱时，康熙帝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反击，并三次亲临前线指挥。第三次亲征时，远达漠北，当叛军远远望见康熙帝御营仪仗便不战自退。康熙帝亲率骑兵从巴彦乌兰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额尔多尼桑图附近）向北追击３天，奠定了战役的最后胜利。雍正帝继承乃父遗志，在噶尔丹策零再犯内地时，力排众议，采用主战派张廷玉的建议，派傅丹尔驻阿尔泰山，岳钟琪驻巴里坤，巩固了康熙平定准噶尔的胜利。乾隆帝号称 十全老人 ，自云在位期间建立十大武功：两次平定准噶尔叛乱、平定 回部 布那敦叛乱、大小金川叛乱、台湾林爽文起义、降服缅甸、安南、两次击退廓尔喀入侵。特别是在维护民族统一的战争中，乾隆帝每次都亲选将帅，运筹帷幄，批答奏章，训练士兵。每逢将士出征，他都举行盛大欢送仪式；每取得一次胜利都大赏有功将士；将士凯旋归来，举行隆重的郊迎仪式；在紫禁城内建紫光阁，绘功臣遗像以资供奉。这一切都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志，成为保证战争胜利的精神支柱。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关系中，土尔扈特部的回归祖国被传为美谈。土尔扈特部原为蒙古的一支，世居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一带，明末被迫西迁，在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过着游牧生活，仍以炎黄子孙自慰。顺治、康熙年间，其首领经常派使者到清廷进贡，表示不忘祖国。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康熙帝派太子侍读学士殷札礼、理藩院郎中纳颜、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为中央使者不远万里前往额济勒河慰问土尔扈特部众。康熙五十三年，中央使团到达土部驻地，受到土部首领阿玉奇的隆重接待。阿玉奇一再表示回归祖国的愿望。但是，由于准噶尔部的叛乱，回归之路被阻。在俄国沙皇的统治下，土尔扈特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大批青壮年被强征入伍，在沙俄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于非命者达七八万人之多。土部受到的民族歧视忍无可忍。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年）渥巴锡汗召集本部大酋长会议，一致同意重返祖国。十一月，渥巴锡汗率部誓师启程。

　　全部３３０００余户，１６９０００余人突破俄军四道封锁线进入哈萨克境内。因受到哈萨克部阻击，转道布鲁特（葱岭东北）。又受阻，改道哈萨克、布鲁特之边界的戈壁沙漠，水草断绝１０余天，饮马血止渴，于次年六月抵达伊犁一带，历时８个月，人口损失一半。清朝驻边大臣立即向朝廷汇报土部归来一事。

　　朝廷有人怀疑其归来暗藏诡计，建议拒绝接纳。乾隆帝力排众议，决定收抚土尔扈特部，拨银２０万两，购置生活物资给予救济，拨水草丰盛之处供其游牧，派额驸色有腾尔珠尔前往迎接渥巴锡到承德避暑山庄朝觐，赐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并谕修建普陀宗乘之庙，御笔撰写《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立于庙中。乾隆帝对土尔扈特部的政策成为感召各边远民族内向的精神武器。康雍乾三朝的武功和民族政策互相配合，有力地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加强边防海防清朝版图的边疆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了加强边防，在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加强中央集权的双重政策。在内外蒙古地区，改造了原有的兀鲁思（大领地）、土绵（万户）、鄂拓克（小领地）制度为扎萨克制（盟旗制）。在内蒙原２４部中设立６盟４９旗，在外蒙设立４盟８２旗，在厄鲁特蒙古设立８盟３２旗，在青海厄鲁特蒙古设立２９旗。旗是中央管辖下的县级行政、军事单位，盟不构成旗的上级行政单位，只具有对旗级实行监督的权力。中央驻蒙机构直接对旗行使管理权。在回疆地区，改造了原有的伯克制，各城的阿奇木伯克（正城主）和伊什罕伯克（副城主）的世袭制改为流官制，由参赞大臣奏请皇帝简放，下级伯克由参赞大臣直接补任。

　　在西藏废除 汗王制 ，实行驻藏大臣、达赖、班禅 互参制.驻藏大臣掌握由四噶布伦组成的噶厦（行政会议），对四噶布伦以下各僧俗官员有任免权，掌管边防和边贸大权，由中央政府最后决定达赖和班禅的继承权。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清政府在东北地区设立奉天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代表中央分区行使东北军政、民政、边防大权。在内蒙设立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绥远将军，在外蒙设立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在新疆又分南北两路。

　　北路设置乌鲁木齐都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在南路设立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在叶尔羌、和阗、乌什、库车、阿克苏、巴里坤、哈密设办事大臣，在吐鲁番设领队大臣。这些将军、都统、大臣代表中央依照有关律令实行统治，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和边境管理。

　　为了保卫边疆，清政府设立了卡伦和巡边制度。卡伦即哨所，清代卡伦分为三层，内曰常设，外曰移设，再外曰添设。常设卡伦为永久性哨所，移设卡伦和添设卡伦为夏季驻守之地。外卡伦距内卡伦少则数百里、多则千余里。当时最西部的卡伦达巴尔喀什湖地区，最东部卡伦达黑龙江口和外兴安岭。巡边制度系边防地区两个防区之间定期会同，沿边界线进行巡视，并将巡视结果报兵部备案。卡伦和巡边制度有效地巩固了北部边疆。

　　顺治、康熙之际，海防制度趋于完善。将整个海防分为七段：东北、直隶、山东、江南（含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下游防务）、浙江、福建、广东（当时广西无海岸线）。东北海防分为东西两段，西段的中心设在锦州，东段中心设在旅顺，皆在康熙初年确立。雍正四年旅顺水师增为二营。直隶海防中心在大沽，建于顺治初年，雍正四年于芦家嘴创设天津水师营，沿海各州县设立海墩２５处，分别置兵驻守。直隶水师每年与旅顺水师、登州水师会哨巡逻一次。山东海防以烟台为中心，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年）设水师都督驻于碣石；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又增设胶州、文登、即墨三个沿黄海岸的水师营，归烟台总兵官统辖。江南海防和江防联为一体。清初设镇海大将军驻京口，辖水师营。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年）设水军都督驻崇明、吴淞，从沿海到长江均设有哨汛，到雍正年间共有海江汛哨墩台３６０处。浙江海防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年）定为钦差大臣巡视，以海宁、定海、镇海、玉环为四海防中心，海岸重点口岸达３０余处。福建海防分为五个段区：福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年）设防，有港口哨所３６０余处，重要海岸口岸２０余处，台湾回归后，又在台湾（今台南）、澎湖设防。广东海防以广州为中心，潮州、惠州、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皆设防。清初有兵船一百数十艘，不足时租用民船，长年巡缉。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年），在广州海滨修建横当、南山两处炮台。嘉庆五年（１８００年），又在沙角增设炮台１处。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年），设水师提督驻虎门。嘉庆二十年，增设镇远炮台，置炮多具。嘉庆二十二年，建大虎山炮台，置炮３２具。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年），在大角山增设炮台１处，置炮１６具。道光十五年，在虎门炮台增置６０００斤以上大炮４０具，增设永安、巩固二炮台。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至二十年林则徐又增设重炮。康熙时定制，由琼州府崖州协水师营负责巡视东沙、西沙、南沙等岛屿。

　　从国防意识来看，康雍乾三朝的边防意识强，守卫国土，保卫边疆；海防意识弱，尚未形成领海意识，重内轻外，重视防止海盗而忽视海外之敌的入侵。

　　３。文教的蔚兴

　　尊崇孔孟程朱之学皇太极图霸中原之时，就奠定了尊崇汉族文化、取士心得民心的长远方针。摄政王多尔衮继承了这一方针。顺治三年，首次开科取士，录取进士３００人，其中江南籍士子达１２８人，笼络了大批原来对清不满的知识分子，从心理上消弭了士子的反清意识，对政局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皇太极、福临的汉文化素养都比较高，康熙帝玄烨从小受父辈薰陶，笃信儒学。亲政之后，更清楚地认识到崇信儒学对稳定满族统治的作用。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他排除权臣鳌拜的干扰，亲自率领礼部大臣到国子监视学，拜谒孔庙、在辟雍大殿举行临雍大典，表示了对孔学的尊崇。接着又恢复了孔、颜、曾、子、孟后裔之俊秀者选送国子监读书的制度，称为 圣裔监生例 ，并亲自挑选了孔门后裔孔兴询等１５人首批入监。他还在宫中特建传心殿，专门祭祀孔子，按时举行祭孔大典。出巡外地，每遇孔庙和学府都要题写额联，利用一切机会作出尊孔姿态。在五经中，他首重《尚书》、《春秋》，认为这两部书是 帝王之道 ， 经世之法.在四书中，他首重《论语》，认为《论语》一书具载 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 ①。康熙帝自己亦率先垂范，从康熙九年开始举行日讲和经筵，命讲官讲解经史，还把讲官的讲稿《日讲春秋解义》刊印成册，亲自为之撰写序文，颁发全国。为了运用汉文化进行统治，康熙帝还建立八旗官学、景山官学，令八旗子弟学习五经。为了提高八旗官学的规格，将其直属于国子监，超乎府学县学之上。

　　在孔学的诸多学派中，康熙帝更尊崇程朱理学。他采纳熊赐履的建议， 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廉、洛、关、闽之学不讲 ，用程朱理学排斥一切。康熙帝为什么如此重视理学？因为程朱理学是巩固和维持封建制度的学说，系 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民生之柱石.一时间，程朱理学成为显学，甚至有人提出朱熹所注 四书 为先、而孔子所提倡的原始经典 六经 可缓的观点。康熙帝的倡导，造成了理学的繁荣，其另一方面则扼制早期启蒙思想的发展，社会思潮中保守思想益重。

　　①《康熙政要》卷八。

　　恢复学校教育明末清初的战乱破坏了地方官学，顺治初即着手恢复学校，鳌拜辅政时恢复工作受阻，康熙帝主持国政后加快了恢复速度。清初浙江八府的８０多所学校在顺治年间修复或开工修复的学校计４０所，鳌拜辅政时仅恢复６所，康熙八年至二十五年，浙江八府各州县的学校都得到恢复。

　　在封建社会中，学校历来被视为 贤才之薮、教化之基、学术事功之根底 ，学校的兴办对于育才、教化、学术的繁荣起到促进作用，也吸引了大批士子。

　　但是，由于学校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属物，学校日益成为士子进身的阶梯，空洞的八股文考试方式扼制了实学的发展。雍正年间又倡兴书院，以补学校育才、教化和学术的不足。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年）发布谕旨，令各省建立书院，选择文行兼优之士就读期间，使之躬勤励行，屏去浮嚣奔競之习，成为兴贤育才之一途。谕令发出后，清廷拨给每省帑金千两，筹建书院。直隶建莲池书院、山东建泺源书院、山西建晋阳书院、河南建大梁书院、江苏建钟山书院、江西建豫章书院、浙江建敷文书院、福建建■峰书院、湖北建江汉书院、湖南建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陕西建关中书院、甘肃建兰山书院、四川建锦江书院、广东建端溪书院和越秀书院、广西建秀峰书院和宣城书院、云南建五华书院、贵州建贵山书院。乾隆年间，又进一步规定书院相当于京师的国子监，乾隆元年的谕旨阐明办书院的原因在于 国子监虽设于京师，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胥会.这样，在地方的府州县学之上又出现了官办的省级学校。也正因为如此，八股程式也进入书院。书院也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

　　编纂类书丛书康熙年间，为了发掘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阐发诸子百家精髓，在康熙帝的倡导下编纂了许多宏篇巨著。可贵之处在于编纂的范围远远超出四书五经的范围。比较著名的有古代最完整的字典《康熙字典》，《骈字类编》、《分类字锦》、《佩文韵府》等都堪称文字学的巨著。《渊鉴类函》，系在唐类函的基础上博采诸书而增之，系一部大型类书。《历代赋汇》、《四朝诗》、《御制唐诗》、《历代诗余》、《全唐诗》、《全金诗》等整理了唐宋元明期间的诗篇。除此之外，还超出了历代文人的视野，整理和编纂了涉及社会生活，美术艺术等巨著。徐乾学等撰《古文渊鉴》，收录上起《左传》、下迄两宋时期的有关风化的记载。孙岳颁等纂《佩文斋书画谱》，系谈论书法、画技兼收历代帝王书画及画家传略的美术专著。王清奕的《曲谱》则是专门记载各种戏曲艺术流派及南北曲谱风格的艺术专著。

　　这些书籍的编纂对保存古代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清代最重要的两部巨书为《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原系康熙三子胤祉的侍读陈梦雷等为胤祉所编的一部类书，原名《文献汇编》，或称《古今图书汇编》，康熙帝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并命儒臣重加编校，历时１０年而无成果。雍正帝命蒋廷锡督率诸臣加速编定，雍正四年，基本按陈梦雷原稿排印。全书１万卷，目录４０卷，分６编、３２典、６１０９部。一为历象编，分乾象、岁功、历法、庶征四典；二为方舆编，分坤舆、职方、山川、边裔四典；三为明伦编，分皇极、宫闱、官常、家范、交谊、氏族、人事、闺媛八典；四为博物编，分艺术、神异、禽虫、草木四典；五为理学编，分为经籍、学行、文学、字学四典；六为经济编，分选举、铨衡、食货、礼仪、乐律、戎政、祥刑、考工八典。每典分为若干部，每部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纪事、杂录、外编等目，分类清晰、内容丰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无所不包，堪称古代百科全书。该书武英殿印本只印行６４部，５７６函，分装５０００册，又目录２０册。文字采用聚珍铜字排版印刷，图以铜镂版印制，系当时世界上最精致的印刷品，是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四库全书》是乾隆朝编定的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奉敕开编，四十六年（１７８２年）第一份编成，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年）先后完成７份，以后又补充一些书籍入内，至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全部结束。当时参加编纂工作的有５００多人，许多著名学者参与其事，担任总纂官的纪昀出力最多。书籍的来源分为五种：御制本、内府本、各省採进本，私人进献本，永乐大典本。编定之后按统一规范抄写成书，共写７份，分别收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皇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圣因寺行宫文澜阁。现存最完整的一份为承德文津阁藏本，共收书３５０３种，计７９３３７卷，分装３６３０册。同时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著录和未著录而存其目的６７０Ｏ余种书籍作了全面介绍。北四阁（文源、文渊、文溯、文津）称为内廷四阁，其藏书可供大臣查阅。其余三阁，即南三阁书籍可供士人抄录。

　　《四库全书》的编成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贡献，是对有史以来当时现存书籍的一次大检阅，当时所见书的一半以上都收录其中，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已失书籍达７００余种。其内容，凡叙述宇宙之内所发生的事项无所不收，是旷古未有的一大文化工程。但编纂《四库全书》的活动本身却是功罪各半的。在编纂工作开始的第二年颁布谕令，要求编纂工作要 杜遏邪言 ，凡有 诋触本朝之语 的书籍一律销毁。据估算，查禁销毁的书籍达３千种左右，六七万卷之多。这是对民族文化的毁灭。

　　吸收西洋文化明清之际，正是西方文化向东传播之时。明末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交游，得益匪浅。其后，徐光启发现按郭守敬大统历计算天时往往不验，便向崇祯帝建议用西洋人汤若望编制新历，因明亡而未竟。

　　清初，多尔衮继续任用汤若望编制新历，受到守旧派人士杨光先的反对。杨光先顽固地宣称： 宁可使中国无好历，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盲目排外。

　　鳌拜揽政时，汤若望及十余名随同他编新历的中国官员被杨光先诬告，除汤若望在太皇太后的庇护之下幸免于死，其余皆被处死。科学与偏见的冲突变成政治斗争。康熙帝亲政之后，摒弃世人对西方科学的偏见，采取实验的方法，同时任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和守旧派各自编历，用实验加以证明，最后采用了南怀仁的科学编历法。康熙帝打开国门，广泛招徕有自然科学知识的西方传教士来华，康熙年间在华的西方传教士中对科学有贡献的达五六十人，他们分别来自日耳曼、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奥地利、匈牙利、墨西哥、波兰、立陶宛等１０多个国家。康熙帝还亲自向南怀仁和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学习几何学，向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等学习天文数学，他还是中国第一个接受西方代数学的人。康熙帝在同西方数学接触的过程中深刻理解西方数学的科学性，他推荐当时中国有名的数学家梅文鼎、孙厚耀、何国兴、明安图等人从西方传教士学习数学，为西方数学传播到中国起到重要作用。他还聘用西方专家测绘地图。从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年）开始用１０年时间采取实地测量的方法绘制出第一张科学而准确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测量中第一次用数据证实了牛顿关于地球椭圆说的理论，因此，《皇舆全览图》在世界科学史上也是值得一提的事件。此外，康熙帝还重视西医，大胆地任用西医为御医。他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推广种牛痘。他摒除世俗偏见和封建礼教毅然引进西方的人体解剖图。如此种种，为西方某些近代科学的传入创造了条件。

　　４。社会的安定

　　康雍乾时期的三位最高统治者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外治武功，内修文治，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社会安定。

　　调整阶级关系首先是调整土地占有关系。明末农民起义从根本上摧毁了明宗藩对原有皇庄、官庄、庄田的土地占有权，原来在明宗藩土地上耕种的农民自然而然地成了土地的主人。清朝入主中原以后把明宗藩土地视为国有土地，令占有明宗藩土地的农民向政府交纳地价，方承认其土地所有权。

　　未交纳地价的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他们一方面要向政府交纳土地租金，另一方面要向国家交纳田赋。负担不起地价和双重剥削的农民只好将土地撂荒，出现大片荒田。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下令将明宗藩土地无偿交给耕地农所有，即 免其变价 ， 未变价田地，交与该都抚给原耕种之人令其耕种 ，承认该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康熙九年又规定，耕种明宗藩土地的农民只交纳田赋，不再交纳地租①。这项政策称为 更明田 或 更名田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占有关系。停止圈地也是调整土地关系的一项重要政策。清军入关，随之而来的满蒙汉八旗人口如潮般涌入关内。为了解决这批人的生活，顺治元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道圈地令，凡近京各州县内无主荒田，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的土地尽行允许东来的诸王、勋臣、兵丁圈占。次年冬，又颁布第二道圈地令，把河间府、滦州、遵化等府州的无主荒地圈占给八旗人丁耕种。顺治四年正月，颁布第三道圈地令，在直隶４２个府州县内进行大规模圈地。这三次圈地的规模都很大， 分亲王、郡王，以里计；分上三旗及正蓝旗，以数十里计，余四旗以顷计 ②。圈地的范围也日益扩大，最初定为直隶的顺天、永平、保定、河间四府，后又扩大到直隶广平、大名以外的九府７２州县方圆２千里的范围内。其后随着八旗的移防，圈地范围扩大到山东、山西及江南省的北部（今苏北、皖北）一带。

　　圈地的对象也发生变化，由无主荒地扩大到有主良田。圈地令给北方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农民变为满洲贵族和八旗的农奴。第三次圈地令下达后，由圈地而引发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顺治四年中，清政府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圈地行为仍在继续进行。据统计，停圈令下达后圈占的土地占圈地总量的百分之十一左右。康熙五年（１６６６年）辅政大臣鳌拜发动了第四次圈地活动。镶黄旗人鳌拜企图把原多尔衮所属正白旗在永平府一带圈占的好地改拨镶黄旗，而另圈新地给正白旗。康熙八年，玄烨清除了鳌拜势力后下令停止圈地，并把当年圈占的土地退还给原主。并且宣布，今后永远不许圈地。从此之后，大规模的圈地活动才算终止，免使更多的农民流离失所。

　　①《清圣祖实录》卷二十八。

　　②王庆云：《熙朝纪政》卷四，《纪牧场》。

　　改革赋役制度封建社会的农民对国家承担两项义务，一是以自己的人身无偿地为政府服劳役。其后，这项劳役逐渐改为代役钱，即用货币顶替劳役，最后转化为丁口税，属人头税范围。为了保证人头税的征收，任何农民不许擅自迁徙和逃亡，违者有法律制裁。人头税实质上是政府用行政强制手段强迫农民依附于封建国家，限制其人身自由。二是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必须向国家交纳土地税，即田赋。明中叶以来推行的一条鞭法在一定程度上将人口税（役）纳入田亩税中征收，这一改革的方向是取消人头税。由于条件的不成熟，一条鞭法的基本原则未能完全实行，亦未能推广。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清政府实行 圣世滋丁，永不加赋 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内容是，将康熙五十年应交纳人头税（丁口银）的２４６２１３２４人为定额，将这些人应交纳的丁口银总数定为全国应征丁口银的总额，永远不变。以后不必再每年核实人口、年龄以确定征税人数和税额。这项政策的目的有二，一是简化征收丁口银的手续，二是对新增加人口的优惠。但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其意义在于缓解了国家对农村人口的人身强制，为实施明代创立的一条鞭法创造了条件。康熙五十三年，有人建议将丁银摊入田粮内，即实行 摊丁入亩 的政策。这项政策是将人口税与土地税合一，以州县为单位，每亩耕地应纳税的理论计算公式是：全县应交纳丁口税总额

　　全县应纳田赋总额

　　全县应交纳的田税总额

　　全县应纳税田亩总数这项政策的实质是取消人头税，而将人头税的总额分摊到每亩土地中去，彻底改变数千年来 身有役、田有赋 的传统，变成身无役、田加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多而无田少田农民的经济负担。户部否决了这项建议。但是，由于 圣世滋丁、永不加赋 的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存着可行性，四川和广东两省各自实行了这项办法。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雍正帝正式颁布谕令，在全国实行摊丁入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项政策在全国基本推行，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行之数千年的人头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大松弛，农村人口的迁徙流动不会造成户籍所在地税银的减少，因而人口的流动成为可能，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项政策带来的另一结果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在其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口从不足一亿增长到咸丰年间的四亿多，以人丁兴旺为标志的社会繁荣达到了顶点。

　　消除奴隶制残余清朝入关前夕，满族社会正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程中，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特点。满洲贵族及八旗旗丁都有一定数量的家内奴和从事耕作的工奴。入关以后，奴隶制残余被带到华北和中原一带。

　　圈地实行的地区，被圈占土地上的农民大量沦为旗地的农奴式的庄客，也有许多沦为家内奴仆。这些人失去了独立的户籍，被编入主人的附属户籍中，失去了独立的编户齐民的地位，成为主人的私有财产。不甘心接受奴隶地位的人大量逃亡，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的几个月内便有数万奴隶逃亡，这些人被称为 逃人.为了巩固奴隶制残余，顺治三年制定了 逃人法 ，规定被抓获的逃人鞭打一百，归还主人；收留逃人的人要处以死刑，家产全部没收，窝主同一甲的相邻九户和甲长、乡约各鞭一百，并处以流刑流放到边远地区。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维护这种关系的严酷的法律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不仅逃人身受其害，许多编户齐民甚至士大夫之家也往往被指为 窝主 而深受其害。因此，不断地有人建议废除逃人法，但却受到严厉的处罚。

　　康熙年间，满洲贵族渐渐发现逃人法无补于社会，而放松了逃人法的贯彻，将窝主的死刑减为其他刑罚。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年）将专门追捕逃人的兵部督捕衙门并入刑部，逃人问题渐渐淡化。与此同时，清政府又调整了官庄旗地依附农奴的政策。康熙年间三次颁令准许旗下壮丁单独开户，使之成为独立的编户齐民。乾隆年间，两次颁布命令，准许旗下壮丁 出旗为民 ，并准许出旗的壮丁购买土地，承认其独立拥有自己的经济，旗下壮丁的奴隶或农奴地位基本上得到摆脱，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

　　雍正年间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消除原汉族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奴隶制残余。历史上遗留的奴隶制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奴隶，如乐户、惰户、丐户、疍户；另一类是种姓奴隶，如皖南徽州府的伴当、宁国府的世仆。山西陕西的乐户相传是燕王朱棣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建文帝时誓死不归附朱棣的势力，朱棣成功后将他们编入教坊乐户，世代不许改业。浙江绍兴府的惰民相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主要对手陈友谅的部曲，因反对朱元璋被定惰民，世代承袭贱民户籍。惰户中还有南宋末年坚决反元的南宋将领的后裔，在元初被编入贱民户籍。与惰户身份相同的还有江苏常熟、昭文二县的丐户。广州珠江上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的疍民历来不许与平民为伍，不许上岸安家，受岸上居民歧视，不列入齐民户口。这类贱民只许在社会上从事贱业，供社会各阶层驱使而不许反抗的人。安徽的世仆和伴当其来源不可考，此姓世世代代受彼姓役使，彼姓可任意殴打甚至处死此姓，官府不予保护，承认彼户对此户的特权。按着法律规定，上述这些贱民不许改籍，不许隐瞒身份，世代不许改业，不许入官学读书，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不许做官，不许与良民通婚，良民与之通婚者也失去良民身份转为贱民。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四月，朝廷宣布山陕乐户削除贱籍转为良民；九月，解除浙江绍兴惰民贱籍；雍正五年，安徽伴当、世仆开豁为良；雍正七年，宣布疍户与齐民平等；雍正八年，江苏常熟、昭文二县的丐户开豁为良。这些措施消灭了发达地区奴隶制的最后残余，是符合社会进步趋势的，是雍正帝推行的开明政策。

　　河道的治理黄河的安澜历来是社会安定的重要标志：黄河不畅，国无宁日。黄河的安澜反映了君主的贤明，吏治的清正，财力的充盈，民心的安定。宋以前，黄河自是黄河。元以后，国都在北，江南物资全赖运河转输，黄河畅则运河通，治河与漕运息息相关。入清以来，黄河与淮河在下游合流，治黄、治淮、治漕合而为一，事关国脉。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年），黄淮在山阳县（今安徽淮安）境内决口，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黄淮在原武县（今河南原武县境内）、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市）一带南北岸同时决口。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黄淮入海口积淤，河水阻于陆，水流四溢，山阳、高邮、宝应、盐城、兴化、泰州、如皋（今皆属江苏）７州县汪洋一片，成为湖区，沟口一带的运河淤为平地，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俱受其害。玄烨任用治水名臣靳辅为河道总督全力治理黄淮。靳辅在幕僚陈潢的协助之下提出本标兼治的 束水攻沙 之法的综合治理方案，前后１０年，黄河水患有所缓和，但离根治，尚需时日。

　　康熙亲政之初，即闻黄河水患、运河受阻、南粮不能北运，颇为焦虑，他把治河、治漕当作大事写在宫中柱上，时刻提醒自己关注河患。统一台湾以后，由于国内战事平息，玄烨开始亲自关注治河工程。康熙二十三年，他第一次南巡至苏州而还，途中多次考察治河情况。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年），河道总督靳辅与巡抚于成龙在治河方略上有严重分歧，玄烨暗中称赞于成龙的方案。其后，靳辅受到攻击被罢官。于成龙接任河道总督，开始实行自己的方案，但每每失败，不得不按靳辅的方案进行。玄烨六次南巡，有五次把主要精力放在考察治水工程方面。每次视察，都亲临工地，有时甚至亲自测量，提出意见。回京之后，遍览古今治河典籍，研究治河方案。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年），他亲自设计和指挥了治理永定河的工程，积累了实际经验。

　　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年），玄烨第三次南巡时已对治河形成自己的看法。他任用张鹏翮为河道总督，他畅论靳辅、于成龙治河方案的弱点，提出自己的方案。而张鹏翮在治河方面没有自己的看法，有关方案均出自康熙帝之手。

　　按着新的方案，拆除一些水闸，导黄河入故道，减少河水往淮河下游的流量，再将黄淮下游的积水引导入海。这个方案是在靳辅方案基础上的改进。当初于成龙攻击靳 束水冲沙 方案，主张在淮河下游开挖河道，导积水入海，结果行不通。玄烨仍用靳辅 束水冲沙 之法，但却以引黄河归故道的方法，减少淮河受水量，使排水大于来水，比较快地收到效果。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

　　玄烨第六次南巡，此时河道已得到基本整治，虽尚有未尽人意的地方，但河区人民生活基本安定，玄烨心中亦十分满足。这次南巡他高度赞扬靳辅，说他排众议而不挠，竭精勤以自效 ，靳辅以后的治河大臣的治河方案虽略有变更，但基本按着靳辅的方案进行，即所谓 嗣后河臣，互有损益，而规模措置，不能易也.夸赞其 有功于漕运民生至大且远.由于康熙帝的精心治河，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以后的４０年间河道基本畅通，很少发生决口之事。

　　整肃吏治吏治的整肃是社会安定的标志之一。康雍乾三朝君主都能牢牢把握用人大权，注重吏治的整肃。康熙朝，君主勤于政务，３次亲征漠北，３０余次巡行塞外，６次巡视江南，亲临治河工地，给臣子留下一个勤政爱民的良好形象。康熙帝在用人方面有三个显著特点：慎选官吏、褒奖清官、严惩贪赃。他对于地方官的选择尤为重视，认为地方官是直接统治百姓之官，贪赃无度则会激起民变。在地方官中，他首重督抚之选，认为督抚为各省地方官之首，廉洁与否，关系一方吏治清浊。新任督抚上任前都要受到他亲自接见，称为陛辞，他每次都要告诫他们爱养百姓。康熙帝的人才观十分明确，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年）二月，他接见即将赴任广西巡抚郝浴时说 为外官者以爱养百姓、惩贪奖廉为最重要，务使德胜于才，始可称贵.明确提出了 德胜于才 的用人思想。德与才的统一在于 惩贪奖廉.为了奖廉，他多次令有关部门推举清官。第一次是在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吏部郎中苏赫、范承勋、江南学道赵仑、扬州知府崔华、兗州知府张鹏翮、灵寿知县陆陇其在推举之中。第二次是在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年），令从知县知州中挑选一批清廉之士担任监察官员，清苑知县邵嗣尧、三河知县彭鹏、灵寿知县陆陇其、麻城知县赵苍壁，这些人都是有相当廉洁声望的。由于康熙帝办事认真，这两次推举都不存在流于形式和以贪冒清的。

　　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年）又一次命内阁移文给有清廉官声的七八位督抚，让他们推举属下居官清廉的官员。他亲自表彰的清廉官员见之记载的有二三十位之多。他亲口赞扬永宁于成龙 今时清官第一 ，彭鹏 居官清正、不爱民财 ，张鹏翮 一介不取 等等。君主大事表彰清官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吏治导向。与扬善的同时，康熙帝还严惩贪官。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侍郎宜昌阿、巡抚金傐乘查抄三藩逆臣尚之信家产时，将部分财产归入私室，同时还有侵蚀兵饷、敲诈商人财产的行为。玄烨发现后立即予以严惩。康熙二十五年，惩办贪赃总督蔡毓荣。二十八年，惩办湖北巡抚张汧. 道员王永祚分取赃物、道员祖泽清勒索民财等，都受到严厉处分。

　　雍正帝以勤政、俭朴自律、猛严治国著称，在位１３年，吏治整顿，官场相对而言极为清正。雍正帝是以勤政闻名的皇帝，他处理公务一丝不苟，讲求效率，雷厉风行。他审阅各衙门奏章、题本、大臣奏折从不假手他人。据估算，他在位１３年，平均每天阅读４０份奏章、题本，每年达１４０００余件，１３年合计约１９万件。经他批示的奏折约在３万件左右。从他阅读公文和批改奏折的数量来看，他真是一位日理万机的君主。他经常召见大臣谈话，据载，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四月十六日一天之内他１１次接见大臣，每次三四个人，向他们了解情况。雍正帝身居九五之尊，有享不尽的富贵，但他却提倡节俭，爱惜社会财物。他主张移风易俗，反对用金银等贵重物殉葬，反对浮华的婚嫁，提倡节约粮食，少开烧锅少酿酒。他也能以身作则，用膳时，不丢弃一粒饭粒，还经常告诫大小臣工爱惜五谷。他严于律己，对大臣们的要求也极为严厉，小至签票不符、朝班不齐，大至吏治腐败、财政亏空等事无不严厉要求。在朝廷的各类大政中，他把用人当作最重要的事， 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他甚至认为用人比缉盗还重要，他曾说 治天下急务，首在用贤敷教，次者缉盗安良 ①。在用人方面，他最重才能，不拘出身。他主张 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 ②。他所重用的田文镜、李卫都不是进士出身。田文镜出身于杂职，但他办事认真，遇事会想办法，老成干练，便不拘一格地将他升为巡抚。李卫是靠捐纳得官的，也因办事干练而升任巡抚。雍正帝还把他们治理州县的经验合刊成《钦定州县须知》颁发中外。他整顿吏治不是从个别贪官入手，而是把治贪与财政结合在一起。他深知，财政的亏空是与官吏的贪赃联系在一起的。他登基的第四天便发布上谕，指出财政亏空的严重性。接着发布谕旨，令户部传谕各总督、巡抚，限三年之内将本管财政稽查清楚，凡有亏空，必须如数补足，倘若限期内不完，从重治罪。他接连不断地发出谕令督催。谕令之急、催促之严，令封疆大吏们震惊。在雍正 猛严 的政令下，贪官为之震慑，仅一年多的时间，亏空基本补足。雍正帝还极力保护敢于严厉打击贪官的能臣。田文镜在山西、河南清理钱粮亏空时，整肃吏治，打击贪官。当有人弹劾田文镜的严苛时，雍正帝以 天下巡抚第一 来加以回护，甚至要把弹劾之人判处死刑，逼令他说田文镜好。雍正帝吏治的严明，使官场贪风大为敛迹，在位１０余年出现了少有的吏治清廉、财政充盈的局面。

　　乾隆帝弘历在吏治方面兼采康熙的 宽仁 和雍正的 猛严 ，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所谓严，主要是对贪官污吏严。他把贪官污吏比做妨碍庄稼生长的杂草和残害生灵的鬼狼。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年）他一次处死一批官位显赫的贪污犯。他在解释为什么不按常规判以 死缓 时说，判死缓不足以警告其他贪官。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四十七年，他连续处死犯贪污罪的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谨、闽浙总督陈辉祖、山东巡抚国泰，山东布政使于易简、江西巡抚郝硕、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浙江巡抚福崧等高级官员。甚至皇贵妃高佳氏之弟、两淮盐政高恒因贪污也被处死。

　　高佳氏请皇后出面说情，皇后授意其弟傅恒当面向乾隆帝求情，也被拒绝。

　　乾隆帝直截了当地对傅恒说： 即使皇后的兄弟犯法，也要严办.态度之坚决，令国舅战栗失色。不过，在乾隆帝严厉肃贪之时，当时最大的贪官和珅却因善于投其所好而免受处罚，留下了祸根，致使肃贪工作未能进行到底。

　　至乾隆晚年甚至出现贪风日盛的局面。

　　①《雍正朱批谕旨？范时绎》。

　　②《雍正朱批谕旨？鄂尔泰》。

　　５。经济的繁荣

　　顺治年间到康熙中期的４０年间，是清代社会由动荡恢复为稳定的时期，也是经济由残破恢复常态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恢复为康雍乾盛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而经济的繁荣也是构成康雍乾盛世的主要内容之一。

　　农业生产的发展明末清初，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遭到破坏，耕地面积大量减少。明万历八年（１５８０年）全国耕地面积为７亿亩，顺治十八年，耕地面积恢复到五亿五千万亩，尚未达到明万历初年的水平。

　　康雍乾时期，耕地面积逐年扩大。据《大清会典》、《户部则例》等资料统计，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耕地面积恢复到６亿亩，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

　　耕地面积恢复到七亿二千万亩，超过了万历八年的水平，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年）达到七亿八千万亩。另据《清实录》的资料进行统计，康熙二十四年耕地面积为五亿九千万亩，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为八亿九千万亩。据专家分析，这个数 比较可信 ①。也就是说，到雍正年间耕地面积大约比明万历八年增加近２亿亩，增长幅度为２８。５７％。

　　农业的发展不仅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还表现为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新作物的引进。清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同前代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进步，但农业生产技术却有了明显的提高。双季稻在长江以南亚热带地区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唐代以来江南一年两收制主要是水稻与小麦的双季生产，水稻亩产在肥田沃土地带约为四石五斗左右，小麦亩产为五斗至一石。

　　双季稻取代小麦，肥田沃土地带亩产总计可达六石五斗左右，亩产量提高１８- ２０％。同时，高产作物水稻向北方推广。明万历年间京津地区曾试种水稻，收效不大。康熙年间，水稻种植在京西玉泉山一带、天津府宝坻县、丰润县一带试植成功，为水稻在北方的大面积推广创造了成功的经验。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天津地区的水稻获得大丰收，从根本上改变了京津一带粮食品种结构。一些新作物的引进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蕃薯是明末从南洋引进到福建的新作物品种，具有耐旱、高产、生产周期短、适合瘠贫土地生长的特点。清代蕃薯在全国广泛推广，对于提高瘠贫地区粮食单产起到重要作用。与蕃薯推广的同时，玉米的引进也获得成功并得到推广。玉米的特点是耐寒、高产、适合薄田生长，清代玉米在长城以北的推广，使北方高寒地区有了耐寒高产作物，对于塞北土地开发和移民的涌入创造了物质条件。由于玉米的引进，南方山区也有了可供山区耕作高产作物，促进了山区农业经济的开发。

　　①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第 325页。

　　除粮食作物之外，桑、棉、麻、茶、靛、蔗、烟７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得到发展。其中桑、棉、麻３类作物是农本经济的重要内容，历来受到统治者的扶植。明初朱元璋规划的农家经济模式是，每一农户种田若干，种桑、棉、麻若干，形成以家庭为单位各类基本生活资料无所不产的模式。他提倡的种植桑、棉、麻不过是加强农家的经济自给性。清代桑、棉、麻的生产则出现了高度商品化的特点。江南地区的桑蚕举世闻名，形成以杭州、嘉兴、湖州为中心的包括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江宁各府在内的江南八府桑蚕饲养区。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桑基鱼塘的立体经营模式，桑蚕业的发展引人注目。此外，在北方和西南地区柞蚕饲养成功，特别是贵州北部地区的柞蚕业与四川盆地的桑蚕业互相促进，形成西南地区的蚕丝业中心。棉花的种植更是遍布黄河上下、大江两岸、湖湘闽广，形成了以松江府为中心的东南产棉区，直隶、山东、河南的北方产棉区，湖北、湖南、江西的中南部产棉区，闽广的南方产棉区。麻的主要品种是苎麻，它作为苎布的生产原料深受市场欢迎。集中产地分布在湖南、江西、粤北、闽西一带山区丘陵地带。茶、靛、蔗、烟４大作物从其兴起之日就具有浓厚的商品特点。清代取消茶的专卖、茶叶种植和采集迅速发展，最重要的产区是福建武夷山，浙江、苏南、豫南、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云南都有名品出产，产量亦不少。靛蓝作为染料是随着棉布商品化而广泛出现的商品。从直隶（今河北）

　　到两广，从江浙到川贵，可以说无地无之，而集中的产区则在靠近棉布产区的苏南、浙东、闽北、赣东北一带，有些地方出现连片的靛草种植。收获之后，稍事加工成靛，即变成远销的商品。蔗作为制糖原料分布在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浙江、台湾一带，而以四川、广东、台湾为集中产区。烟草是明代引进清代推广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其大面积种植始于福建，闽西的永定是最早的烟草种植基地，其后向湖南、江西发展，湖南的衡阳、江西的玉山都是重要产烟区，乾隆年间更推广到全国，北起黑龙江，南至钦州湾，东起江浙沿海，西至云贵川陇，许多农民甚至弃五谷而种烟草、改良田为烟地。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吸引了大量商业资本下乡收购，农民得到货币的数量显著增长，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许多地区购销两旺、小墟集发展为大市镇，大市镇发展为工商业中心。

　　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康熙初年废除班匠制度，手工业匠人对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基本解除，政府允许原来列入 匠籍 的手工业匠人自行开业，促进了民营手工业的发展。由于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清代手工业出现多方位的变化。

　　首先是传统农家手工业的发展。丝织和棉织是传统的农家手工业。由于清代停止向农户征收绢帛、绸锻和棉布，农村的丝织业和棉织迅速向商品化发展。棉布生产遍布产棉区，许多地区家庭主要劳动力（男子）取代辅助劳动力（妇孺）从事棉织业，棉织业由家庭副业变为家庭主业，在全国形成百余个棉织业中心，生产的棉布以全国为市场。丝织业的发展水平高于棉纺织业，在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独立手工业丝织作坊，甚至还出现了一批大机坊，采用雇工织绸和坊外机户领料加工的两种形式，生产规模有所扩大，有的还形成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并有向市镇集中的趋势。其次是以资源为条件的后起的农村手工业，如制糖业和造纸业，生产规模都比较大。制糖以甘蔗为原料，生产的季节性很强，甘蔗收获后，有资本之人在农村就地设厂雇工制造，四川、广东、台湾都广泛采用这种形式生产蔗糖。造纸业以嫩竹为原料，春天取料，超过季节长成壮竹便不能造纸，所以春季有财力的人拼买竹山，雇工采伐，沤竹成浆，铺浆为纸，也都有相当的规模。闽、浙、赣、皖山区盛产嫩竹的地方都成为造纸业的基地，江西的玉山、浙江的龙游往往有富商大贾进山买竹，设厂造纸。

　　第三是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其中以金、银、铜、铁、锡、漆器的制造加工为主。广东铸铁业、安徽芜湖的煅铁业、浙江杭州的锡泊加工业都有一定的规模和广泛的市场。尤其是佛山的铁丝线产品系全国独一份的优质产品，畅销全国和海外。第四是原来由官府垄断清代允许民营的手工业行业得到迅速发展。比较著名的是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烧制业，民窑的发展十分瞩目，乾隆时景德镇已发展成为烟火十万家的以瓷器生产为主的手工业市镇。四川自贡井盐业的民营盐业吸收了大量的商业资本进行井盐生产，生产规模远远超过官营井盐。第五是矿业，银矿、铜矿、锌矿是历来禁止民营的矿业，清代在官府控制下准许民营，在铜、铅、银矿产地比较集中的西南地区民营矿业的发展常常聚集数万，十数万乃至数十万各类从业人员和寻机出卖劳动力的流民。铁矿和煤矿业是允许民间自由经营的矿业，康雍乾时期继续发展。其他产品零星的手工业行业的作坊分布在城乡市镇。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繁荣。清以前的大商业资本主要集中在盐业。清代前期，米业、烟业、丝绸业、棉布业、茶业、药材业、糖业、矿业的商业资本的发展和聚积已使盐业商业资本大为逊色。明代山西商帮统治北中国商业、徽州商帮统治南中国商业的局面已经被打破。直隶帮、山东帮、浙江帮、福建帮、广东帮、四川帮、江西帮商人足迹遍全国。这些商帮以经营农副产品，日用工业品为主，形成的非垄断利润已经大大超过徽帮、晋帮盐业资本的垄断利润，某些商帮商业资本的数量超过千万两已不是罕见的。

　　由于商业资本的活动，清代商业流通网已扩大到东北黑龙江流域，西北天山、阿尔泰山一带，西南的前后藏地区，北方达中俄（今蒙俄）边界的恰克图一带。在边远地区形成了一批商品集散市场。如吉林的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黑龙江的卜奎（齐齐哈尔），外蒙的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新疆的乌鲁木齐，西藏的拉萨、察木多（昌都）、日喀则，云南的腾越，广西的百色。康熙中叶对内解除海禁以来，沿海港口兴起为商业贸易中心。辽东的营口，直隶的天津，山东的烟台、胶州（今山东青岛），江苏的赣榆（今属连云港地区）、上海，浙江的乍浦、宁波，福建的福州、泉州、厦门、台湾（今台湾省台南市），广东的潮州、广州、海口等重要港口都是在康雍乾时期发展起来的。沿边和沿海贸易中心的出现，形成了一个内环中国的商业贸易圈。在次边远地区也出现了一批商品集散市场，充当内地到边疆的贸易中转基地，如湘西的洪江镇、大佣所，云南的昭通，川西的打箭炉、松番，青海的玉树，新疆的哈密，甘肃的西宁府丹噶尔厅、宁夏府的石咀山，内蒙的包头、归绥（即归化和绥远西城，在今呼和浩特市），直隶北部的张家口等。这些沿边、沿海、次边远地区的贸易中心同以长江为中轴的横向商业交通干线和以运河、富春江、赣江、北江（珠江水系）为中轴纵向商业交通干线相勾连，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商品流通网，促进着商业的发展和繁荣。

　　在全国商业网的范围内涌现出一批工商业都会，京师北京、直隶天津、山东济宁、江苏江宁（南京）、苏州、扬州、上海、浙江杭州、广东佛山、广州、四川重庆、成都、山西太原、河南开封，湖北汉口都是全国的著名商业都会。这些商业都会的人口大多超过１０万，占地面积大，既是大的商品集散中心，又是巨大的商品消费中心，同时聚集着门类齐全的手工业行业和商业服务设施。有一些大都会还有具有代表性的手工业，如江宁的丝织业、佛山的制铁业，汉口的茶品加工业等等。

　　康雍乾时期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超过了历代王朝，各地各行业发展的不平衡更为明显。但从总体上看，经济繁荣区的范围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四、社会矛盾的激与清王朝的衰落

　　（一）封建剥削加剧与统治阶级的腐化

　　１。封建剥削的加剧

　　明朝末年，社会经济已是一个崩溃的破烂摊子；清军入关之初，又因连年用兵，战火不熄，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状况久久不能复苏。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前期１００多年的发展，清朝已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出现了一个繁荣的鼎盛局面。然而，在这鼎盛局面的背后，社会矛盾却在日趋激化和发展。

　　土地集中和兼并极为严重。清朝定都北京后，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运用各种手段拼命掠取土地。康熙时，北方７省土地已多归缙绅豪富之家，有土地的农民只占十分之三四，其余均沦为佃农。江南土地兼并的激烈程度更堪称全国之首。大学士徐乾学在家乡昆山县竟占四千余顷。当地有一句谚语： 百年田地转三家 ，乾隆时已变为 十年之间，已易数主 ，充分说明土地兼并的激烈程度。乾嘉之际，地主占有土地的数目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军机大臣和珅占地８千顷，直隶怀柔县一个郝姓大地主占有万顷膏腴之地；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那彦成，仅在直隶易州一地就占有土地２６顷２８亩。许多封疆大吏、藩臬守令在任期间，都将搜括的钱财，在家乡增产置地。另外，许多商人、高利贷者也凭藉自己手中的大量货币，大放高利贷，以重利盘剥的方式掠取土地。土地兼并的发展，使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富户手中，地价随之不断上涨。清初，一亩地不过数钱银子，康熙时已增至数两，乾隆时有的高达２０余两。这就必然造成大批农民无以为生，流离失所，或逃亡他乡。

　　地租高昂和高利贷苛重。广大农民失去土地以后，大部分沦为佃户和佣工，于是地主、富户便乘机提高地租率。到乾隆、嘉庆时期，佃户一般都要将收获物的一半交给地主、富户。但实际上，由于农民破产后，大都需租借耕具和籽种，以致要将全年收获物的２／３（有些地方甚至达到３／４）交给地主、富户。广大农民 终岁勤动，所得粮食除完交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虽获丰收，仅足偿欠 ，且佃户惟恐地主夺田另佃，往往 鸡豚布帛，无不搜索准折，甚至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此等风气，大概皆然。 ①一般佃农在生活上毫无保障，丰年尚不足温饱，一遇天灾人祸，则不得不忍受 驴打滚 的高利贷盘剥。有许多地区的地主、高利贷者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出一年，利竟远远地超过了本钱。这样就更加速了农民的破产。

　　差徭繁重。广大农民还要受到清廷和地方政府的徭役、土贡等名目繁多的剥削。例如，京畿和直隶的差徭，向来有大差和杂差两项，一概摊派于民。

　　从表面上看，有按牛驴派的，有按村庄派的，有按牌甲户口派的，也有按地亩派的。但由于地主阶级可以用隐匿土地或其他办法逃避摊派转嫁于农民，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就不能不承担起繁重的差徭。据史载，当时有１０亩土地的农民，一年所交的差钱就比正赋多出十倍。如此沉重的差钱，只能逼迫贫苦农民卖田宅及其妻、子，必然使阶级矛盾日渐加深。

　　①雅尔图：《心政录》卷二。

　　自然灾害频仍，人民生活困苦。我国是一个多自然灾害的国家，水旱、冰雹、风沙、蝗虫之害都是经年长见的现象。当清廷处在上升至鼎盛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了发展生产和救荒赈灾等有效措施，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社会也相对安稳；但当吏治腐败、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和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恶性发展时，自然灾害在人为的作用下就愈益加重，人民生活也会更加困苦。

　　这样的典型事例不胜枚举。例如，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年），北京大雨连绵，永定河水急剧涨发，直隶所属各州县民田、庐舍多半被淹。嘉庆帝虽再三下谕旨赈济灾民，而地方官却阳奉阴违，乘机贪污，或侵肥入己，或假手吏胥，从中冒滥，各地饥民领赈者不过十之三四。朝廷每发赈品一次，胥役就利用下乡登名造册之机大索钱文。农民如无处挪借，只得束手待毙；能挪借者，又遭到胥役的百般刁难。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者屡屡饿死沟壑。

　　人口急剧增长，耕地不足，人民食不饱腹。乾隆时期，随着社会承平日久，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人口也急剧增长。据记载，康熙平定三藩以后，人口只有７０００万；乾隆初年，人口增长到１亿４千万；至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人口达到３亿。一方面人口剧增，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兼并的激烈，耕地面积越来越少，致使米价上涨幅度越来越大。例如，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在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年）前，每升米仅值７文，雍正和乾隆初期也不过１０余文，到乾隆五十七年当地大旱时竟增至６０文，几十年间米价竟上涨了六七倍之多。米价的急剧上涨，给地主、商人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提供了机会，反过来更加促使贫苦人民食不饱腹，有些人甚至以野菜、树皮、观音土聊且充饥。

　　总之，乾隆中叶以后，社会两极分化日趋激烈，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贫苦人民备尝了艰辛、苦难，失业农民流离失所，饥民遍地，阶级矛盾更趋激化、尖锐，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２。统治阶级的愈益腐败

　　乾隆中叶以前，清朝统治已达康乾盛世的顶峰；中叶以后，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和积累，整个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志得意满，不可一世，奢侈腐化、巧取豪夺普遍成风。在这种形势之下，作为清朝鼎盛时代的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不是着力解决社会的主要问题，而是长于安乐，习于骄奢，游山水成性，嗜园林成癖，又纵恣声色，铺张无度。历史上有名的 乾隆南巡 就是确证。

　　乾隆南巡，就是指乾隆帝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止，先后６次南下江浙的活动。南巡中，除皇太后、皇后和妃嫔外，还有王公大臣及扈从官兵，总计２５００余人，可谓一支浩浩大军。行军中，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数百余辆，征调夫役不计其数；水路则用船１０００多只，首尾衔接，旌旗招展，蔚为壮观。６次南巡，耗资惊人。有人估算，除去御驾扈从官兵和地方官吏乘机敲榨勒索的难以计数外，６次南巡的各项花费总数达２０００多万两白银。这个数字相当于乾隆三十一年全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乾隆帝还大肆兴修土木，修建宫殿、园林。圆明园在雍正时已有２８景，乾隆初扩建为４０景。乾隆十四年，为其母６０寿辰，又修建了清漪园（颐和园前身）。这一工程历时１５年，耗银近４５０万两。承德避暑山庄，在康熙时只有３６景，乾隆时扩充一倍，成为７２景。承德外八庙宏伟的寺庙群中，仅须弥福寿庙和普陀宗乘庙的鎏金铜瓦就耗费黄金３万两之多。

　　乾隆帝除了自己享乐，还 事太后孝，以天下养 ①。乾隆十六年、二十六年、三十六年，太后６０、７０、８０寿辰时，清廷举行的喜庆盛典活动一次比一次隆重、热烈，不仅向太后进献大量的金银珠宝、诗文书画、币帛花果等，而且在西华门至西直门外高梁桥的十余里大路上张灯结彩，搭起一座座楼阁，楼内以色绢堆成山岳，用锡箔铺成波涛。每隔一段距离还要设一戏台，内备四方之乐，不时敲打弹奏，游者如入蓬莱仙境。国家多年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就这样大量地被高宗和皇室挥霍掉了。

　　乾隆帝和皇室的恣意挥霍和锦衣玉食般的生活，促使整个社会风气由俭向奢转化，王公大臣、官僚地主、八旗子弟，奢侈淫糜，挥金如土，腐化日深。与此同时，贪污成风。历史上著名的大贪官和珅招权纳贿，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和珅，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以官学生在銮仪卫充当校尉，后因机灵善辩，仪表俊伟，深得乾隆帝宠信，很快就升为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任军机大臣二十四年，位极人臣，掌握着清廷的内外大权，俨然成为当时中国的 二皇帝.政治上，他独断专行，飞扬跋扈，曾经行文各省，令凡有奏折先将副本呈交军机处，然后上闻。他还控制官吏铨选大权，任人唯亲，遍置私党，对于不附己者，就在乾隆帝面前进谗言陷害。经济上，和珅为乾隆帝无休止的奢华聚敛钱财。正如著名史学专家邓之诚教授所说：乾隆帝的军旅之费、土木游观，悉索之于和珅，和珅索之于督抚，督抚索之于州县，而州县官又索之于广大劳动人民。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贪污索贿网，最终受害的则是下层群众，而和珅却依靠乾隆帝的倚重、信任，为自己搜刮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在乾隆帝和和珅的纵容之下，朝野内外贪污聚敛、营私舞弊之风更趋弥漫。有的史家形容当时的情况是：文官贪赃、武官克饷，几乎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暴；连一向号称 清苦 的六部大员，也在挖空心思寻找贪污门路，于是吏部公开收受贿赂，户部吃 平余 （即除赋税和正项钱粮外，另立名目加征的部分），兵部克扣军饷，刑部吞没赎款，工部利用兴建工程渔利，礼部在科举考试时容情受贿。乾隆帝虽然把贪官污吏比同于恶棍奸民，严惩不贷，但各地揭露出来的贪污大案、要案迭出不穷。乾隆时期，在督抚、布政使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伍拉纳、浦霖等人的贪黩案中，一次抄没的财产即达数十万两白银。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侵冒赈灾银两一案中，除他本人外，因贪赃２万两银以上而被处死的官吏共达２２人。这种贪污案的屡禁不止，就因为乾隆帝与和珅是官场贪污之风的总根源。难怪有人评论说，乾隆帝名为惩贪，而实为纵贪。

　　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年）正月，乾隆帝去世，子嘉庆帝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权相和珅革职逮捕，并赐死狱中。朝廷的政治、军事及用人大权皆归嘉庆帝，皇权从此得到加强。此后，嘉庆帝打出了 咸与维新 的旗号，从各方面采取措施，稳定政局，安定民心，表现出一个中年帝王的睿智。但是，乾隆帝留下的内创累累的衰败局面已积重难返，将倾之大厦已无法扶正。吏治的腐败和地主阶级的奢糜有增无已。嘉庆元年至十一年，直隶司书王丽南勾结州县官吏侵盗白银达３１万余两之多，成为轰动朝野上下的著名案件。嘉庆一朝，皇帝 蠲免恩施 史不绝书，但事实上，嘉庆帝自己也觉察到，这种 恩施 的结果，只填满贪官污吏的腰包，百姓未沾一丝一毫的实惠。

　　①《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后妃》。

　　清代，官吏的俸银都不高，办公费用短缺，因此在征收地丁钱粮和捐税时，都在定额之外提取一部分以供开支，叫做 陋规 ，这是在合法名义之下的公开贪污。当时，那些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漕运、盐政、河工衙门，都是官吏中饱私囊的重要基地。嘉庆帝亲政之初，就指出河工耗银数千万两中，已有一部分被各级官吏侵冒。嘉庆二十五年九月，道光帝即位不久即发布清查陋规的谕旨，作为自己锐意整顿吏治、进行改革的第一步。不料，谕旨一下，就引起了整个统治集团的轩然大波。朝廷内外官吏纷纷上疏反对，有的甚至公开叫嚷：陋规并不是一条立法所能限制住的。于是，道光帝向反对派让了步，收回谕旨，奖赏反对清查陋规的官吏，罢免了最初提此建议的军机大臣英和。一场改革就这样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了。这充分地反映了吏治的腐败在当时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任何人对此均已无回天之力了。

　　清廷的财政也日益支绌。顺治时，由于清廷连年进行民族征服战争，财政经常入不敷出。顺治八年三月，银库仅存银２０万两，连付当时官吏的俸银都不够。康熙亲政后，战乱逐渐停息，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迅速恢复，库存银急剧增长。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库存银只有２４８８０００余两，五十八年（１７１９年）已达４７００万余两；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又增长为６２００万余两；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年）更达７６００万余两①。但此后由于清廷连年穷兵黩武式的征伐，以及皇室的铺张浪费、官吏的竞相贪污、河工和漕运等巨额耗资，库存渐告匮竭。嘉庆末年，已 实有入不敷出之势 ①。于是，统治者采取了各种补救办法，捐纳即为其一。

　　捐纳，就是用钱买官，始于康熙平定三藩时。不过，当时捐官的人数、钱数均很少。从雍正朝始，捐纳成为户部每年正常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嘉庆、道光两朝，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拮据状态愈来愈严重，清廷更靠捐纳弥补财政不足。于是，官场上到处充斥着以钱买官之人，仕途拥塞不堪。他们到任后，首先想到和要做的便是，用最短的时间把买官的钱捞回来，然后，再赚取更多的钱财。这种贪黩肥私的行为，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后果：一是使官场贪黩之风更盛，吏治更趋败坏；二是官吏的聚敛财富，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更趋拮据；三是官吏的横征巧夺，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阶级矛盾更趋激化。

　　八旗兵和绿营兵日渐丧失战斗力。清朝军队主要是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八旗兵是清政权的支柱。清统治者定都北京后，为巩固政权，竭力使八旗旗人长期保持他们精于骑射的特长。但历史事实却与他们的愿望相违：由于八旗旗人获得了种种特权，其子弟受到了严重腐蚀，由他们组成的八旗军队也很快腐败起来。八旗兵在衣着方面竞相攀比，谁也不肯落于人后，又往往 耽于口腹 ，每月饷银一到手，争相去买酒肉，以图一醉方休。饷银花完后，又将支领的官米，贱价卖给米铺， 只顾目前得银使用，不肯稍为储蓄，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籴买 ②，有的当月钱粮不足花销，又将次月钱粮典当出去，形成了恶性循环。如此久而久之，娴长骑射的民族特技就逐渐丧失了，八旗军队的质量日趋恶劣，战斗力也大为减弱。三藩叛乱时，吴三桂就说过： 清朝军中向者旧臣皆勇猛，今甚衰弱矣，焉能及前人哉！ ①事实也正是这样。康熙十六年，清安亲王岳乐在浏阳将吴军围困，连观战的吴三桂都以为吴军要全军覆没，然而瞬间风云突变，清军刚一交战即纷纷溃败，吴军冲锋向前，如入无人之境，大获全胜而归。这一仗充分暴露了八旗军队的腐败衰弱。

　　①《康雍乾户部银库历年存银数》，见《历史档案》1984年第 4期。

　　①《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一。

　　清代中叶，随着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恶性发展，八旗兵和绿营兵更趋腐败。八旗和绿营的将领串通地方官争相贪污受贿，过酒肉笙歌的享乐生活，兵士养尊处优，久不操练，成为货真价实的老爷兵。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乾隆帝至杭州阅兵，结果，号称精锐的八旗兵竟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年），清廷对其精锐之师健锐营、火器营进行了考核，结果２７０００名士兵之中，列为头等的仅有６０名。如此腐败的军队虽不能打仗，但在骚扰百姓、抢劫财物、拐卖妇女儿童上却变本加厉。由此可见，八旗兵和绿营兵军纪之败坏，军心之涣散，战斗力之削弱，必然促使清朝武备空虚，并逐渐丧失了对内镇压人民反抗、对外抵御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力量。

　　②《清仁宗实录》卷一百。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 2040 页。

　　（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１。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

　　清代的民间宗教（或称民间秘密宗教）和秘密结社，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活跃和发展起来了。自京师以至穷乡僻壤，均有它们活动的痕迹。它们中的许多教派，还与农民的反清斗争相结合，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严重地威胁着封建统治。

　　白莲教系统的民间宗教白莲教的创始人，是南宋高宗时的茅子元。白莲教创立后，尽管它只是一个并无任何政治目的的一般宗教组织，但在当时社会动乱不宁的情况下，依然为统治阶级所取缔。元代，它一度成为合法宗教，受到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扶持。自明初始，由于太祖朱元璋的严厉诏禁和镇压，白莲教才真正地成为一个民间秘密宗教了①。明末清初以来，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烈、尖锐化，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白莲教在各地转向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兵士、流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中传教收徒，发展力量，逐渐形成了许多支派：罗教、红阳教、八卦教、黄天教、清茶门教、圆顿教等等。它们后来也各自繁衍成一些教派。现在从档案、史书、奏议、文集和地方志中查到的清代民间教派，名目已有１００余种，但这远远不是其全貌。需要指出的是，清代真正打着 白莲教 旗号的教派已不多见；另外，由于许多民族宗教教派都有反映自己思想信仰的宝卷问世，这就为其它教派的吸收、抄袭创造了条件，从而促使了各教派间的日趋混合。

　　清代民间宗教各教派的思想信仰，基本上是由儒、佛、道三家思想所组成，其中，孔孟儒家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儒家思想中强调的三纲五常、特别是朋友之伦常、信义的标榜，都为民间宗教所强调和崇奉。也正是这样，它的思想信仰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大杂烩，它的宗教说教既浅薄而又荒诞不经。但仔细分析，其粗陋的俗言俚语中却又隐藏着下层劳动群众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精华。

　　清代民间宗教思想信仰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龙华三会说（或三阳说）。清代民间宗教各教派都认为，宇宙自开创始至结束止，必须经历三个发展阶段：龙华初会、二会和三会，或称青阳、红阳和白阳，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龙华初会（也称青阳）由燃灯佛掌管，每年只有６个月，每日有６个时辰；龙华二会（也称红阳）由释迦佛掌管，每年有１２个月，每日有１２个时辰；龙华二会末期，劫灾将到，世人都会遭殃，于是弥勒佛下凡，拯救人世，所以三会（又称白阳）时由弥勒佛掌管，每年１８个月，每日１８个时辰。这种不同时期掌权者的更换和年月日的改变，反映了民间宗教改天换地的意图和愿望。

　　把无生老母尊为救世主、人类的救星。民间宗教认为，宇宙最初只是由一股混沌气组成的，无天地，无日月，无人物，犹如一个真空。后来，从真空中化成无生老母来。她不仅是一个创世主、人类的祖先，而且又是一个救世主、人类的大救星，她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地位。每当人世间的儿女受尽种种苦难时，无生老母都会派太上老君、佛祖、佛母等驾驶法船、金船去接他们，以便一同返回天宫，相伴她永享幸福和安乐。把无生老母当作人类的救星，显然是对封建时代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皇权的挑战。

　　①参见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二辑。

　　在清代，每当阶级矛盾尖锐、激化时，一些对现存封建统治极为不满的教首，适应广大下层群众迫切要求摆脱压迫、剥削的愿望，利用上述思想信仰宣传、鼓动和组织群众，以进行反清武装起义。我们看到，从乾隆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六七十年间，白莲教系统的一些教派发动了多次反清起义，使白莲教当之无愧地成为农民起义的一面重要旗帜。

　　天地会系统的秘密结社天地会大约创立于顺治、康熙之际。顺治初年，广东花山、阳平等地的农民军有 都 、 公王 和 总 的称号，内部编制也相当严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其 知吉凶 的方式： 昧旦以浓茶为献，视茶路以知吉凶。茶路者，茶在碗中，其气散为波纹，凝为物象，有兵至，则茶中分裂，珠花沸起，若出劫，卤获众多无患，则茶气为刀枪形外向，否则内向。 所有这些，正如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谢国桢教授所说： 已开了天地会的风气。 ①当然， 开了天地会的风气 ，并不等于天地会已经创立，但至少说明天地会已在酝酿之中。顺治后期，虽然农民军的 联明抗清 已经败亡，但许多有识之士和农民军余部并没有放弃斗争， 妄立社名，纠集盟誓者，所在多有。 ②这里尽管还是没有提及天地会的创立问题，不过 纠众盟誓 已与天地会徒众入会的形式——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相吻合的了。还须值得说明的是，第一，由于代远年湮，顺康时期的档案损失严重，天地会案卷很可能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在顺康时期，我们始终见不到 天地会 的字样出现；第二，天地会创立伊始，保密性极强，这就使人们轻易不能发现它。没有发现的事不等于不存在，这已是人所尽知的事实了。

　　那么，天地会到底创立于哪一年呢？天地会内部流传的一首诗很值得注意。该诗说： 木阳城内兵马动，木立斗世六十年，太子十三来结义，反转山河定太平。 ③这首诗中的 太子十三来结义 似乎为天地会创立的时间做了注解。

　　众所周知，农民军 联明抗清 失败后，南明的几个小朝廷也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一些反清志士由于憎恨满族贵族建立的清朝，依然眷恋明朝，把明思宗的儿子朱三太子作为一面反清的旗帜。顺康之际，朱三太子事件层出不穷。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年），吴三桂、耿精忠等三藩叛乱，给一些不明真相的下层群众、地主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重新点燃了 反清复明 的希望之火，于是大江南北纷纷举起反清起义，有的公开打出朱三太子旗号，歃血盟誓。 太子十三来结义 正是这一形势的反映。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天地会的创立时间，确应在顺康之际，最迟不应晚于康熙十三年。

　　上首诗中 木立斗世六十年 、 反转山河定太平 二句，反映了天地会成立伊始，就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组织。天地会内部流传有 木立斗世清该绝 的诗句，有些学者认为 木立斗世 为十八、六十一、十三、三十二的分写，预示着清朝经过顺治十八年、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三十二年灭亡。这种解释与天地会的实质是吻合的。

　　①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 272页。

　　②《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一。

　　③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五卷。

　　天地会在乾隆时期及其后，为避免被清廷破获和受到严厉镇压，不断更改和变换名称，如添弟会、小刀会、三点会、三合会、洪莲会等。乾嘉时期，天地会系统的秘密会社也组织了一些反清起义，如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年）

　　的台湾林爽文起义、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年）广东博罗等地的天地会起义、八年江西广昌等地的天地会起义等。其中，除了林爽文起义外，规模、影响都很小，其作用远远比不上白莲教系统的反清起义。直至鸦片战争后，天地会在反清起义中的作用才越来越大。

　　２。乾隆时期的反清起义

　　自乾隆中后期开始，清朝的统治由盛转衰，逐渐走向下坡路。这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中国大地到处兴起反清的烽烟。

　　王伦领导的清水教起义清水教是八卦教支派震卦教的易名。乾隆中叶，八卦教震卦教主王中为使本教有更多的独立活动的余地，将震卦教易名为清水教。

　　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年），山东寿张县因灾歉收，而地方官却横征暴敛，激起当地下层群众的强烈不满。于是，清水教徒王伦在当年八月末发动群众，举行反清起义。几天功夫，队伍达到２千余人，一举攻克寿张县城，杀死知县，乘胜攻占阳谷、堂邑。起义军所到之处，都没收地主、富户的财物分给贫民，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

　　九月中，起义军击败了清山东巡抚徐绩的围剿，攻占了山东西北部大运河畔的临清旧城。由于临清是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清廷控扼漕运的要地，所以它的失守引起统治者的极度震惊。乾隆帝立即命大学士舒赫德等人率健锐、火器营千余人前往镇压。王伦率领的起义军出城迎敌，因敌众我寡而败回。九月下旬，他们利用城内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房屋抗击清军，直至最后牺牲。

　　这次起义虽然规模不大，为时短暂，但却是此后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的序幕，为清朝统治走下坡路，发出了第一个信号。

　　甘肃撒拉族、回族人民起义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甘肃循化（今属青海）爆发了由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人民起义，三年后又爆发了由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这两次反清武装起义由两族内部新老教派纷争引起，而清统治者采取扶植老教、镇压新教的策略，激起了两族人民的反抗。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苏四十三率众起义，自称 回王 ，在回民的支援下，一直攻到了兰州城下。不久，清西宁将军伍弥泰等率援兵赶到，起义军人少力薄，撤离兰州，退守兰州３０里的华林山一带。

　　五月中，清廷派军机大臣和珅率兵围剿，为起义军所败。乾隆帝再派阿桂率火器营兵增援，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华林山寨被攻破，苏四十三和起义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无一降者。

　　苏四十三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清廷对撒拉族和回族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终于在乾隆四十九年激起了以田五为首的回民起义。

　　当年四月中旬，田五率新教徒举行反清起义，先后进攻靖远、会宁，因力量薄弱而未能占据二城，田五也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田五牺牲后，其部下联合通渭的回民攻克了该城。西安副都统明善率千余人前往镇压，妄图一举夺回通渭，不料在行军途中陷入起义军的包围圈中，导致全军覆没。乾隆帝得报，急令福康安和阿桂等人调集重兵，前去围剿。起义军力不能支，全部退守通渭北６０里的起义据点石峰堡。六月底，清军将石峰堡团团围困，并切断了起义军的水源。时当三伏天，七日无雨，起义军口渴难忍，被迫突围而逃，清军四面截杀，无一幸免。至此，田五起义也失败了。

　　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年），台湾爆发了由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大起义。这次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从内地到台湾的贪官污吏对当地汉族、高山族人民的残暴搜刮。

　　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因 家道贫难 ①，随父母兄弟迁至台湾彰化县大里杙庄，以种田赶车度日。乾隆四十八年，他加入了天地会。五十一年八月，林爽文在当地吸收贫民入会，大力发展天地会组织。他在会内被称为 大哥 ，会员以兄弟相称。天地会势力的大增，引起了彰化地方官吏的极度不安，知县俞峻等率兵抓捕林爽文。于是，林爽文与同伴在各庄招集天地会员举行起义。十一月底，他们攻陷了彰化县城，杀死文武各官。十二月，林爽文又率起义军攻占台湾南路的要冲诸罗县城，并围攻台湾府城，但因清军防守严密而未能攻克。不久，起义军也被迫放弃了诸罗县城。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起义军在大里杙建造土城，设立帅府，公推林爽文为盟主，定年号为顺天，并再次围攻诸罗县城，将闽浙总督常青困在台湾府城内。当时，整个台湾岛上，起义军声势浩大，南北两路起义军处处相联，而清军各守一方，无法联络。但是，各路起义军没有一个统一的部署和作战计划，加之缺乏战阵训练，战斗力不强，因而始终不能攻克诸罗县城和台湾府城。

　　九月下旬，清钦差协办大学士福康安率增援部队抵达台湾。接着，他指挥清军进攻围困诸罗的起义军，林爽文亲自率领起义军迎战，但寡不敌众，被迫撤离诸罗，退守大里杙. 清军在后穷追不舍，林爽文立脚不住，携带家眷一直跑到高山族居住的深山密林之中，隐藏了起来。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七，林爽文被搜山的清军俘获，后解送北京，在菜市口凌迟处死。至此，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在坚持了一年零三个多月后终于失败了。

　　湖南贵州苗民起义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年）末，湖南、贵州接壤地区爆发了苗民起义，这是清代苗民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反抗斗争。

　　这次起义是苗民为了反对汉族地主阶级掠夺土地和高利盘剥而发动的。

　　乾隆五十九年末，贵州松桃厅（今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民石柳邓、湖南永绥厅（今花垣县）苗民石三保、凤凰厅（今凤凰县）吴陇登和吴半生、乾州吴八月等人秘密集会，约定次年正月各地同时举行反清起义。不料起义消息泄露，形势日趋紧张，石柳邓等率众提前起义，围攻松桃等地，各地苗民纷纷响应，霎时间起义军声势浩大。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正月，石柳邓率起义军围攻铜仁府几个清军重要据点。清廷急令云贵总督福康安率军前往镇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起义军采用飘忽不定的灵活战术，利用自己熟悉地形和走山地如履平地的优势，分兵伏击，屡创清军。

　　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福康安决定兵分三路，全力围剿石柳邓率领的起义军。石柳邓等主动撤退至湖南西部，与石三保等会师。八月，起义军在乾州建立统一指挥的领导机构，推举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等为将军。这时，福康安感到，单纯的军事进攻已不可能将起义镇压下去。于是又采取了招抚的办法，以金钱和官爵收买了起义军首领吴陇登，先后诱擒了吴八月和石三保，使这次起义遭到重大损失。

　　①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四），第 435页。

　　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清廷迫于当时的形势，假意与苗民言和，却集中力量围剿石柳邓。十二月，石柳邓在一次战斗中头部受重伤，不幸牺牲。但起义军依然未向清廷屈服，继续坚持反抗斗争。清廷转而在苗民居住区大量建造碉堡，设立关卡，召募乡勇，一直到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年）才最终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３。嘉庆时期的反清起义

　　乾隆时期，人民的反清起义中，除了王伦起义对清朝腹地略有威胁外，其余的都在边远地区，对清廷构不上 肘腋之患.而嘉庆时期的反清起义，除了在边远地区外，更扩展到清廷的心脏北京。这说明阶级斗争比以前更为尖锐激烈，清朝的衰败统治已日落西山，再也无法挽回了。

　　川楚陕红阳教大起义嘉庆元年，四川、湖北、陕西地区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声势浩大的红阳教大起义，这是鸦片战争前清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这次起义中，红阳教的两个支派，即以刘之协为代表的混元教起了舆论动员的作用，以宋之清为代表的收元教则是起义的组织、发动者①，起义的基本队伍是红阳教徒。

　　早在乾隆五十九年，在川楚一带活动的收元教首宋之清、齐林等被清廷查获。接着，清廷地方官吏大肆搜捕红阳教徒，弄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许多农民弃田逃走，盐户也纷纷失业。六十年冬天，刘之协、王聪儿（齐林妻）、姚之富、刘起荣、张汉潮等红阳教主要教首在湖北襄阳聚会，提出了 官逼民反 口号，决定分东、中、西三路于次年三月初十同时举行反清起义，并派人分赴各地准备。这时，在湖北长乐、长阳等地传教的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另一头目被捕，于嘉庆元年正月提前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１万余人。各地纷纷响应，占据山寨，攻拔县城，惩办贪官。同年三月，王聪儿、姚之富、樊人杰、张汉潮等率众在襄阳黄龙垱举行武装起义，进攻襄阳、枣阳，起义军人数很快发展到５万人。四川、陕西两省的高均德、徐天德、王登廷、冉天元、王廷诏、苟文明等人也率众响应，一时反清起义风起云涌。

　　清廷调兵遣将，派湖广总督毕沅、陕甘总督宜绵、四川总督福宁、湖北巡抚曹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围剿，但起义军很快蔓延到河南、湖北、四川三省。嘉庆二年，王聪儿、姚之富等出河南，攻入陕西。三年，他们回至郧西，为清军所困，跳崖自杀，其余部即与川东起义军结合，继续在各地顽强作战。同一年，川东起义军首领王三槐被清军诱擒至京处死，其他一些首领也先后牺牲。但起义军的力量并未因此而消沉，往往一个首领牺牲，又涌现出另一个领导人，此伏彼起，领导广大教徒和农民继续斗争。

　　嘉庆五年，起义军过涪江、嘉陵江，袭击川西，成都震动。嘉庆帝得报大怒，痛骂四川总督魁伦无能，赐其死。另一支起义军穿过岷山草原，转战甘肃秦州、岷州。清廷见起义军 愈剿愈炽 ，而官军又屡被击败。于是，一面以大量金钱为诱饵，招募乡勇，驱之为先锋，一面又采取 坚壁清野 、 筑塞团练 之法，尽驱乡民入塞，断绝起义军的粮饷接济。在激烈的战斗中，张汉潮、高均德等壮烈牺牲。冉天元与徐天德、王登廷等会聚四川，后被清军包围于苍溪，双方开始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决战，结果起义军大胜，歼毙清军副将以下军官２０余名。冉天元联合各路起义军强渡嘉陵江进入川西，将主力集中于江油县的马蹄岗，准备用伏击战术全歼德楞泰率领的清军。德楞泰仅率数十亲兵据守山颠，以为必死，可惜当冉天元率众登山即将活捉德楞泰的时候，冉天元因乘马中箭跌入山涧，被俘遇害。起义军失去指挥，溃不成军，转胜为败。

　　①参见许曾重等《刘之协在在川楚陕农民起义中作用的考察》，《清史论丛》第二辑。

　　嘉庆六年，川东起义军首领徐天德、王廷诏战死，起义军分散为６支，至嘉庆九年陆续被镇压。樊人杰部在湖北房县战败，樊人杰和５００名起义军战士牺牲，苟文明在宁陕厅花石岩被围困，跳崖殉难。

　　在清廷自诩胜利在望时，潜伏南山老林之中的苟朝九等部起义军，联合被遣散回籍、谋生无路的乡勇，声势又壮大起来。他们忽川忽陕，忽聚忽散，利用奇袭、埋伏和化装成清军的办法打击敌人。清仁宗诏令额勒登保以钦差大臣赴陕西，会同德楞泰、杨遇春进剿。直至十年正月，苟朝九战败牺牲。

　　这次大起义至此失败了。

　　嘉庆帝亲政之前，一切剿捕起义事宜均由太上皇乾隆帝亲自调度指挥。

　　嘉庆四年正月，乾隆帝临死前拉着嘉庆帝的手， 频望西南，似有遗恨.嘉庆帝亲政后，处治了大学士和珅和达州知州、武昌府同知等贪官，将 官逼民反 的罪责归之于他们，以息民愤。与此同时，他又集中了川、楚、豫、陕、甘五省兵力，先后又抽调京营满兵、蒙古兵、陕甘回兵、苗疆兵、广东兵，火器军资，不计其数，所耗军饷在２万万两白银以上。嘉庆帝还先后将没有作战能力和战场失利的督抚、将军等，或处死，或革职充军。他为了瓦解起义军，亲自撰定《邪教说》一篇，把 习教 和 谋逆 加以区别，声称习教者只要安静守法，朝廷绝不禁止。这些措施，虽不能马上奏效，但对起义军的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由于起义军比较分散，长时期内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和军事部署，更没有更高的革命目标，而且内部支派林立，各自流动作战，结果先后被清军各个击破。

　　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成为它由 盛世 到衰落的转折点。

　　蔡牵领导的东南沿海渔民的起义乾隆中后期，东南沿海渔民在贪官污吏的敲榨勒索下，无以为生，许多人被迫下海为 盗.当时，浙江、福建海面就有凤尾帮、水澳帮等 海盗 组织，从事劫掠活动。

　　蔡牵，福建同安县人，自幼丧失父母，以弹棉花为业。乾隆五十九年，福建连年灾荒，他无以为生，遂下海为 盗.开始时在闽浙洋面倏东倏西，劫掠商人、富户，不断遭到清军水师的追击。

　　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年）五月初，蔡牵率众突然袭击厦门的门户大担、二担岛清军营讯，揭开东南沿海渔民反清起义的序幕。此后，蔡牵运用飘忽不定的流动战术，不断对清军发起攻击。清廷鉴于蔡牵艇高船大，水师无法靠近，于是命水师提督李长庚督造大舰，配以重炮，从而加强了水师的实力，屡次击败蔡牵。

　　蔡牵屡受重创，认识到单靠流寇主义，在东南沿海难以立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决定夺取台湾，将其作为自己生身立命的基础。于是，他一方面派人与台湾的反清起义领袖洪老四等人联络，另一方面加紧作战前准备。

　　嘉庆十年十一月中旬，蔡牵率部在淡水登陆，击败清军。接着，他发布文告，称 镇海王 ，刊用 王印正大光明 印信，以号召台湾人民。这时，台湾南北两路起义军在洪老四等带领下纷纷响应。他们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攻占了凤山县城，包围了台湾府城和嘉义县城，蔡牵还命令用沉舟填塞鹿耳门，以阻止清军增援船队的前进。

　　十一年正月，李长庚率领清军增援船队赶到，蔡牵急忙撤兵台湾府城，前去迎敌。李长庚占据有利地形，将蔡牵困在北汕。幸风浪将鹿耳门沉船掀出海面，阻挡了清军行进路线，使蔡牵从容突围，于五月驶回闽浙洋面。在清军和台湾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下，洪老四等领导的起义军宣告失败。

　　此后，蔡牵的反清起义在闽浙洋面又坚持了４年之久，其间击毙了镇压起义的刽子手李长庚，给清廷以极大震动。直至嘉庆十四年八月，蔡牵在一次战斗中，因坐船被清军炮火击中，为不当俘虏而将己船沉于海，从而壮烈牺牲。这次起义也就彻底失败了。

　　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癸酉年）九月，京畿和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交界地区爆发了天理教起义。起义分为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两个战场。其中，京畿百余名起义军打进了被称为 固若金汤 的紫禁城，给予清廷以极大震动。史称 癸酉之变 ，或 紫禁城之变.天理教是京畿地区的青阳教、白阳教、红阳教、大乘教、荣华会和直鲁豫三省以部分震卦教、离卦教和巽卦教为主的八卦教的联合体，是由京畿大兴县人林清和滑县人李文成、冯克善创立的。它的基本群众是贫苦农民和小生产者，也有少量的小地主和下层官吏。起义前，教首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广泛宣传打天下的思想，扬言星象示变，有星射紫微垣，主兵象，乾坤即将扭转，为起义制造 天意 的依据。嘉庆十七年正月，他们聚会于滑县的道口镇，决定 应在酉之年，戊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 ①，并决定，李文成按时在河南滑县起义，河南、山东、直隶同时揭旗造反后，立即直趋京畿；林清则在京城内响应，与李文成等里应外合，占领清朝统治中心。

　　嘉庆十八年八月底九月初，由于滑县天理教徒人多势众，铸造军械机密失泄，李文成、牛亮臣被知县强克■逮捕入狱。九月初七日，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宋元成率５千教徒提前起义，一举攻下滑县城，救出李文成、牛亮臣，强克■逃到封邱后被迫自杀。接着，李文成在滑县署内设羽帐，帐后树一面大旗，上书 大明天顺李真主 七个大字，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又攻下了附近的军事据点桃源、南湖，以及屯粮要地道口镇，与滑县形成犄角之势。与此同时，河南的浚县、直隶的长垣、山东的定陶和曹县等地的天理教徒也纷纷响应，起义声势十分浩大。

　　李文成提前起义，由于清军的堵截拦阻，队伍未能迅速北上。林清对此毫无所知，仍按原计划进攻紫禁城。十五日一早，参加起义的京畿２００多名天理教徒分成东西两队，乔装改扮，潜伏在东华门、西华门外，由太监接应，夺门入宫。冲进东华门的５名起义者，很快即遭擒杀；冲进西华门的３０余名起义者，一直打到隆宗门，并企图越墙进入养心殿。这时正在尚书房读书的皇次子■宁（即后来的道光帝），闻变戎装上阵，登城垣，以鸟枪射击起义者。午后，留京的礼亲王昭梿等人带兵由神武门增援，又临时将准备派往滑县镇压李文成起义的千余名火器营官兵调入宫中，最后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①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当时，嘉庆帝正在热河围猎，闻讯马上启程回京，并派吏部尚书英和先行回京处理善后事宜。英和回京后，派人逮捕了林清和太监。九月十八日，嘉庆帝草拟了 罪己诏 ，哀叹这次起义实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第二天回京后，又感慨地说： 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 ①这是清朝统治中国１７０年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力产生巨大危机感的哀叹。二十三日，他又在中南海亲自审讯了林清和太监，并处决了他们。

　　嘉庆帝在镇压京畿天理教起义的同时，惧怕８年前已被扑灭的红阳教起义重演，一方面急派陕甘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率兵前往滑县扑灭起义烈火，另一方面把习教和 谋逆 严加区别，借以瓦解起义力量。

　　从九月下旬至十一月初，在清军和地主团练的攻击下，直鲁起义军主力基本被消灭，起义地盘只剩下滑城、道日、桃源，双方最后决战的时刻来到了。

　　十月二十一日，清军击败了道口起义军，冯克善在混战中杀开一条血路，奔赴山东，企图联络当地教徒以支援起义。不幸，当他走至直隶献县时被知县逮捕，解往北京处死。十一月二十日，李文成在战略转移中，被清军包围在辉县西北６０里的司寨。经过一天的激战，李文成力竭，举火自焚，壮烈牺牲。十二月十二日，那彦成督兵攻陷了滑城，大元帅宋元成和李文成妻张氏英勇战死，军师牛亮臣等被俘牺牲。清军入城后，不仅对起义者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而且灭绝人性地滥杀无辜，滑城百姓 惧祸投缳者无虚室，溺死者无虚井 ①，到处是一片凄凉景象。

　　滑城的陷落，标志着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的战火最后熄灭了。

　　陕西岐山三才峡木工起义嘉庆十八年十二月，陕西岐山三才峡地方爆发了由万五领导的木工起义。

　　陕西岐山县地处南山老林地区。自乾隆中期以来，各地破产的农民纷纷来此开荒度日；一些商人见有利可图，也来此开设木厂、铁厂，用包谷雇佣工人。嘉庆十八年，岐山一带阴雨连绵，包谷歉收，致使许多木工缺食。他们在万五的带领下向雇主借粮遭拒绝。于是，走头无路的三才峡木工跟随万五起义。嘉庆帝得知消息后，急令陕甘总督长龄率１５００人，星夜赶到陕西。

　　不久，李文成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又迅速增调兵力增援长龄。他命令长龄和清军将领，不准对起义军进行招抚，定要武力镇压，并声言，谁要暗行招抚之事，就不配作大清国的臣子。嘉庆十九年正月，当万五率起义军转移到周至县山中时，误入清军埋伏圈，万五被俘牺牲。二月，三才峡木工的反清起义最后被镇压下去。

　　①昭梿：《啸亭杂录》卷六，《癸西之变》。

　　①赵如椿：《黎阳闻见录》。

　　４。道光时期的反清起义

　　经过乾隆、嘉庆两朝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至道光前期，基本上处于停滞和积聚力量的时期。因此，这期间的农民起义无论从参加人数、起义次数和影响来看，都无法与前相比拟。

　　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湖南衡、永、郴、桂阳四州郡，历来都是汉、瑶两个民族居住区。由于清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当地官吏和汉族地主对贫苦瑶民进行残酷盘剥，不断激起瑶民的怨恨和反抗。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赵金龙，湖南永州锦田瑶族人，以种地为生。他与常宁县瑶族人赵福才 以巫鬼神其众 ①，颇为当地瑶人信服。这次起义是由当地瑶族人与天地会众的纠纷事件引发的。

　　当时，湖南、广东的一些天地会员在官府的支持之下，屡次抢劫瑶寨的牛、谷。于是赵金龙在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年）十二月底，与赵福才率领瑶民７００余人，在两河口杀死２０余名天地会员。次年正月，江华知县林先梁等为防止局势扩大，率兵围捕赵金龙等人。在这种情况下，赵金龙忍无可忍，率众据永州长塘的夹冲起义。永州镇总兵鲍友智等率兵千余人直逼夹冲，击毙起义军３００余人，掘了他们的祖坟。一月下旬，起义军进入蓝山县，并计划进占九嶷山为起义大本营。

　　湖南巡抚吴荣光闻蓝山告急，命提督海凌阿等进剿。海陵阿由宁远至蓝山，一路上恃勇骄横，也不侦探地形，冒雨由小路深入，结果中了义军的埋伏，海陵阿等被击毙。道光帝又派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进剿。同时又下令带兵将领，务必将起义军诱至山外平野之处聚而歼之。

　　三月初，清军兵分南北两路，对蓝山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起义军粮草断绝，被迫出山，并准备东进至常宁县的洋泉镇，以重整队伍，结果被罗思举等合围。起义军消耗很大，企图以诈降松懈清军斗志。但罗思举不准义军投降，命令清军加紧进攻，先后消灭义军６０００余人，赵福才、赵金龙等人也先后战死。这次起义终于失败了。

　　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年）三月初，山西赵城爆发了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这是清代前期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起义。

　　先天教渊源于八卦教中的离卦教。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年）二月，山西忻州人王宁因离卦教屡遭清廷镇压，故将他所在的一支离卦教改名为先天教。王宁本人在教内被尊为 总当家 ，该教 每年四季之首做会敛钱分用 ①，完全是一个以敛钱为目的的宗教迷信组织。当年秋天，先天教被清廷破获，王宁等被绞决。

　　此后，表面具结改悔的王宁之徒韩鉴，又在赵城一带重兴先天教，发展教徒。道光二年，韩鉴收曹顺为徒。十四年，韩鉴因年老力衰，将教权交给曹顺掌管。曹顺掌教后，一改教内只知敛钱渔利的作法，利用当时因土地兼并和官吏敲榨勒索而激化起来的阶级矛盾，引导教徒走上反清起义的道路。

　　他自称释迦佛转世，能知人前生，信服者日益增多。

　　道光十五年二月，曹顺与其徒秘密策划起义，并定于当年八月十五中秋节之日，在平阳府、霍州、洪洞县、赵城四地同时起事。不料，三月初起义机密失泄，赵城知县杨延亮下令捉拿曹顺等人。瞬时形势异常紧张。曹顺和他的徒弟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提前举行反清起义，并预先派人把住交通要道，截阻清廷的来往文报；又封韩鉴子韩奇和徒弟张汶斌为领兵元帅，攻打赵城，然后再分头攻取霍州、洪洞县城，再合兵攻取平阳府。

　　三月初四日夜晚，韩奇率部分起义者秘密进入赵州城，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教徒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县衙门，将杨延亮及其家属、幕僚３０余人全部杀死。次日，他们又分兵攻取霍州和洪洞县城，均被清军和当地乡勇击退。

　　当日晚，曹顺获知起义失利的消息后，立即惊惶失措地逃命，其他起义者也放弃了赵州城。三月二十二日，当曹顺和其他几名起义者在山东曹州观城县一座破庙中躲避时，被巡查的清兵捉获。曹顺被解至赵城，在杨延亮墓前 摘心至祭.

　　①魏源：《圣武记》卷七，《道光湖粤平瑶记》。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山西巡抚衡龄折。

　　曹顺起义的消息震动了清山西地方当局。在巡抚鄂顺安的命令下，清军急速前往围剿，但未到赵城，起义已失败。

　　（三）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

　　１。西方殖民主义对亚洲的侵略

　　正当清朝确立在全国的统治之时，欧洲进入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１７世纪中叶，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西欧主要国家陆续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１８世纪初期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为了开拓世界市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殖民主义侵略。１７７６年，北美独立战争取得胜利，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大为缩小，英国殖民主义者便把目光由大西洋移向印度洋和太平洋。与此同时沙皇俄国的势力也在扩展。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四代沙皇彼得一世推崇西方，在他统治的最后十年（１７１５- １７２５年），以西方为模式建立了军事制度，用西式武器装备了军队；推行重商主义，在俄国建立工场手工业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参政院；推广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但在总体上仍然保留着农奴制度。１７２１年１０月２２日，彼得一世正式将国名定为俄罗斯帝国。１７６２年，女皇叶卡特琳娜登基，经帕维尔一世、亚利山大一世到尼古拉一世的６０年间，俄国的农奴制度开始解体、工业资本出现并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促使１８６１年俄国最终废除了农奴制，形成一个东方专制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俄国在对外侵略方面不甘心落后于西欧资本主义，积极向亚洲扩张。东亚的日本１８世纪中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１８世纪后期在许多生产部门陆续出现了工场手工业，到１９世纪中叶，工场手工业增加到２６７家，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天宝年间（１８３０-１８４３年），各藩和幕府先后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内容有些体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如采用洋枪洋炮、用西洋方式练兵、发展海洋技术、鼓励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创办西式企业。要求进一步改革的思潮正在发展，最终导致了１８６８年的明治维新。

　　西欧资本主义和沙俄向亚洲的推进分南、中、北三路。南路是经印度洋、太平洋向南亚和东南亚推进。首先是英国同法国争夺南亚。１６００年英国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南亚次大陆的主要工具。１６３９年、１６６８年、１６９６年东印度公司分别建立了马德拉斯、孟买、加尔格达三个管区，各设省督管辖。这是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建立的间接统治。１７５７年，英国击败了法国支持下的孟加拉首领西拉杰，扶植了傀儡政权，取得孟加拉２４县的包税权，１７５８年东印度公司正式设立孟加拉管区。１７６１年英国把法国在南亚的势力驱赶到沿海五城。１７６４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了荷兰支持下的孟加拉、敖德、阿富汗联军，巩固了对孟加拉的统治，取得了对敖德领土的统治权。

　　１７７３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管理法》，将南亚由东印度公司管辖变为由英国政府管辖，英国政府派总督驻加尔格达，对南亚实行直接统治。

　　１７８４年，英国颁布法令，成立由英王任命的管理局管理南亚行政。英国在南亚的直接统治最终确立。印度成为英国向东推进的基地。在亚洲的太平洋沿岸，荷兰和法国分别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１６０２年荷兰建立的东印度公司开始入侵印度尼西亚。１８００年，荷兰政府解散东印度公司，将印度尼西亚改归荷兰政府直接统治。１８０６年，法国拿破仑帝国统治了荷兰，法国势力延伸到印度尼西亚。被法国推翻的荷兰执政威廉五世逃往英国，帮助英国占领荷兰的殖民地。法国为了防止英国占领爪哇便任命了驻印度尼西尼总督。１８１１年英国占领了印度尼西亚。英荷签订条约，规定荷兰若获得独立便恢复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统治权。拿破仑帝国崩溃，荷兰重新独立，荷兰又重新取得对印度尼西亚的统治权。菲律宾从１５７０年以来就在西班牙的统治下，１９世纪中期，菲律宾人民不断举行反荷斗争，最终导致美国乘虚而入，１８９８年的美西战争，美国取代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统治。法国把侵略亚洲的重点放在印度支那。１７７１年，越南归仁府西山村发生了阮氏三兄弟领导的农民起义。逃往暹罗的越南统治者在法国主教百禄多的诱使下１７８７年同法国签割让土地、允许法国垄断越南贸易的条约。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地大大缩小之后，便着力扩大在印度支那的统治。１８１７年法国要求越南履行１７８７年条约，受到拒绝。１８５８年法国正式发动了侵越战争，此后逐渐取得了对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的统治。

　　英、法、俄三国在向亚洲推进的中路极力争夺西亚和中亚。伊朗当西亚之冲，俄国企图在西亚和中亚扩大领地，法国企图从西亚打开通往印度的陆路通道，英国想扼制法国从陆路东进，并同俄国争夺南高加索一带。因而，英、法、俄三国首先展开了争夺伊朗的斗争。１７９７年，法国试图同伊朗建立反英同盟，未能达到目的。１８００年英国与伊朗缔约，规定不许法国进入伊朗和波斯湾沿岸。１８０４年俄国与伊朗发生战争，１８０７年法国与伊朗签约，共同反对俄英。同年，法伊关系破裂，伊朗又与英恢复谈判，１８０９年英国与伊朗缔约，规定伊朗同法国及一切反英国家断交。１８１３年，伊朗战败，俄伊缔约，伊朗将格鲁吉亚地区割让俄国，俄国海军独享里海海域的制海权。１８２６年，第二次伊俄战争爆发，伊朗再次战败，被迫放弃其在南高加索的一切权利。

　　俄国在西亚全面击败了英法势力，逐渐向中亚推进。清嘉庆、道光之际，俄国势力推进到巴尔喀什湖西岸一带，居住在湖西的许多哈萨克牧民被迫迁徙到巴尔喀什湖以东的中国境内。英国在西亚的失利导致其以海路为中心向南亚东亚推进。英国以印度为基地扩大对阿富汗和缅甸等国的侵略。

　　在北路，俄国凭借地理优势经亚洲北部的西伯利亚地区独自向中国推进。俄国一方面制定了占领整个黑龙江地区的军事计划，企图把势力发展太平洋西岸，取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另一方面，以中亚为基地攫取我国西北地区的领土。

　　这种形势表明，在清嘉庆、道光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已对中国形成了一个有缺口的包围圈。俄国占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这个包围圈就更严密了。　１８６８年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就完全被资本主义及其殖民地所包围，中国处在四面临敌的状况。早期最大的威胁来自俄国和英国。

　　２。俄国图谋侵占我国领土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俄国从来未打消对中国领土的野心。条约墨迹未干，俄皇彼得一世（１６８２- １７２５年在位）就确定了抢占黑龙江口的目标，并打算亲自到西伯利亚和黑龙江流域考察。雍正五年（１７３２年）签定《中俄恰克图条约》的俄方代表萨瓦建议把中国人清除出黑龙江。雍正十一年，俄臣郎克从北京返回俄途中就给俄皇提出书面建议：趁中国的准噶尔部叛乱，不失时机地把俄国边界推向黑龙江。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俄皇政府提出一个备忘录 ，叫嚷要修改《尼布楚条约》。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年）俄皇政府正式向清政府的理藩院提出 黑龙江问题.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年），俄国正式向中国要求黑龙江的航行权。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年）叶卡特琳娜上台后，制定了对中国作战计划，成立了对华作战指挥中心 特别军事委员会.嘉庆、道光年间，俄国侵华势力主张占领黑龙江流域的叫嚣更为露骨，还不断地派人到黑龙江流域勘测地形、绘制地图、搜集情报，论证黑龙江流域从来不是中国领土等，加紧入侵的准备工作。

　　在中国西部边界，俄国不断地吞食中国领土。大约在乾隆中叶，俄国边界向东推进到额尔齐斯河上游至沙宾达巴哈一线，开始同中国接壤。此后，俄国势力不断向中国境内移动，设标树栅、建房筑屋、开垦耕地、建立渔场。

　　乾隆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二十八年、三十六年、三十九年（１７００年），清朝边防部队多次驱除俄人出境，并采取一系列加强边防措施，将三年一巡的卡伦改为每年一巡。道光二年（１８２２年）俄皇颁布《关于西伯利亚吉尔吉斯条例》，正式并吞了巴尔喀什湖以西、以北的哈萨克草原，并且扬言继续把边界向东推进。道光五年，俄国军队闯入巴尔喀什湖以东的中国领土，建造房屋，企图永久驻扎。由于清政府的据理力争，俄军被迫撤离出境。

　　３。英国企图打开中国国门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被英国视为极大的商品市场和廉价的原料供应地。英国取得南亚地区的统治权之后就开始寻求打开中国国门之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从事对华贸易的主要工具。雍正、乾隆之际，英国对华贸易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已居于首位。以各国出入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的商船计算，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英国商船约占半数，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９０年）英国商船已占七成。英国从中国主要进口茶和丝织品，而英国的商品很难打入中国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中，因而英国对华贸易连年出现逆差。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便极力在中国谋取贸易特权。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携带英王国书率领７００多人的使团出使中国。

　　英国要求中国允许其政府派商务机构常驻北京，允许其在北京建立商馆直接从事贸易，要中国在舟山和广州附近各割出一小块地方归其商人居住并存贮货物，要求对英国商品减税。乾隆帝在热河行宫接见了马戛尔尼，给予优厚的礼遇，但拒绝了英国的一切要求。英国的要求没有达到，便寻机占领澳门。

　　澳门早在明万历年间就被葡萄牙以欺骗的手段强行租界，但澳门的主权始终毫无争议的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年），英国借口防止法国攻占澳门派六艘兵舰停泊在澳门附近，企图寻机进驻澳门。广东地方政府发现后立即令其出境。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年），法国吞并葡萄牙，英国借口以保护澳门，派海军高级将领率１３艘军舰开往澳门海面，公然登陆，分兵占领澳门各要塞的炮台。他们致书两广总督表示抵御法国，保护英、葡与中国的贸易，协助中国官军清剿海盗。两广总督明确警告英国：澳门是中国领土，不是葡萄牙领土，法国胆敢侵犯，自能抵抗，与英军无关。勒令英舰撤离。

　　英军置之不理，澳门商民惊恐不安，关门停业。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连忙在海面封锁布防。英军悍然派三艘军舰闯入虎门，闯入珠江，直抵广州。碣石镇总兵官派水师截断珠江航道，迫使英舰撤出珠江。在清政府的压力下，英军向葡萄牙索要６０万元军费，然后撤出澳门。从此之后，英军则无视中国主权，经常派军舰出入虎门海域。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年）英国再次派使来华，亦不得要领而归。

　　道光初年，美国的对华贸易有所发展，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有力竞争对手。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年），英国为了加强对华贸易，英王任命律劳卑为贸易监督到广东，代表英国政府综理各商对华贸易，不久又废除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从此，中英之间的贸易升格为政府间的交涉。第一任贸易监督律劳卑于道光十四年农历六月抵澳门，他无视中国主权，乘军舰直抵黄埔内港，又改乘商船不经通报和允许直抵广州。广州当局拒绝交涉，令其先回澳门，正式履行进入广州的手续，律劳卑拒不接受。广州当局被迫暂时中断中英贸易。八月初五日，律劳卑率两艘军舰突破虎门炮台直抵黄埔，蛮横煊耀武力。两广总督卢坤调集水陆诸军封锁律劳卑所住商馆。十九日，律劳卑中暑生病，英舰被迫退出广州。九月初九日，律劳卑病死澳门。继任贸易监督鲁宾逊虽不敢在广州海域乱闯，却上书英王，建议不必与中国广州当局交涉，强行占据珠江口外一小岛做为根据地。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年）英国废除贸易监督制度，将驻广东的贸易监督改为驻广东领事。第一任英国领事义律就任不久就向英国当局建议，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英国的侵华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只是在等待时机，寻找借口而已。

　　五、清王朝的末路

　　（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１。资本主义列强频繁发动的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英国政府为实现商业扩张和保护鸦片贸易，出兵侵华，发动了鸦片战争。以此为起点，中国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方向转折。

　　鸦片战争前，中英两国已有长久的贸易关系。由于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对外来工业品的排斥抵抗，加以清政府对中外贸易的严格限制，英国的棉毛织物及金属制品大都难于找到销路。因而，在正常商品的交易中，英国一直处于入超地位。以英国工业革命后的情况而论，嘉庆末年至道光初期，中国输英货物，仅茶叶一项，每年即约值１０００万银元。同期英国输华工业品，各项价值总和，年均不过２００万左右，只及茶价的五分之一。工业品的输出有限和贸易上的巨大逆差，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所不容。

　　于是，英国一方面借助于毒品走私，用贩卖鸦片扭转对华贸易的不利状态；同时采取其它方式，争取中国商品市场的对英开放。

　　乾隆、嘉庆时，英国政府就两次遣使来华，企图通过谈判使清政府放弃闭关政策，未能如愿。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年），英国取消其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实行对华 自由贸易 ，从而，对打开中国门户有了愈加迫切的需要。

　　为此，英国政府派律劳卑做驻华商务监督，令其就便寻找机会，再作外交试探。律劳卑于当年赴广州，要求与两广总督建立直接联系。因此举违反清朝对外通商成规，遭到拒绝。这次交涉失败，英国资产阶级便纷纷鼓噪战争，在华英商并向当局提交了武装侵华的具体计划。英国政府也决计诉诸武力，只是认为尚无适当借口，不得不有所等待。就在此后不久，中国兴起了禁烟运动。

　　鸦片作为毒品被西方侵略者输入中国已非一日，但起初数量不大。自从英国加入这种贸易，特别是乾隆中期以后，英属印度政府制定了大量种植以对华倾销的鸦片政策，鸦片便潮涌而入。嘉庆时，每年平均已高达５０００箱，到鸦片战争前夕，更增至４万多箱。其结果，不但严重毒害了中国人的身心，而且导致数以亿计的白银外流，并由此引起银价腾贵、商业停滞、物价上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清朝统治也受到极大威胁：官吏兵丁纵私受贿、吸毒成风，造成官僚机构全面腐化、军队战斗力丧失；白银的流出，致使财政陷入危机。鸦片祸患到了如此地步，清朝当局不能不考虑制止。经过内部弛禁与严禁两派的争论，从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起，清政府厉行禁烟，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领导禁烟斗争。

　　林则徐（１７８５- １８５０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当时清朝大吏中少有的为官廉正、又有远见、主张对现实政治有所改革的进步官员，也是禁烟派的主要代表。此前在湖广总督任上，上书痛陈鸦片之害，力主禁烟，为道光皇帝所接受。及英军入侵，又组织抗战，成为抵抗派的首领。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春，林则徐抵达广州，整顿水师，缉查烟贩，以严正果断的措施，粉碎了英国商务监督义律的阻挠破坏，迫使英美商人交出鸦片２万余箱共２３７万多斤。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６月３日至２５日），将所缴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当众销毁。这一正义壮举，引起全世界注目，是禁烟运动的重大胜利。

　　中国政府的严厉禁烟，对英国的打击是至为沉重的。因为，在英国输华物品的总值中，鸦片占到５０％以上。英国靠鸦片贸易掠夺的中国白银，除弥补逆差之外，每年还有数百万两的余额。所以，尽管内部有人担心，用禁烟问题作出兵口实，会过分裸露政府的不道德，英国当局还是迫不及待，借此发动了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自道光二十年五月（１８４０年６月）正式爆发，时断时续，绵延了两年多。其间，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爱国将领率官兵奋勇御敌，致以身殉。广州三元里及江浙等地沿海群众也自发抵抗，积极开展反侵略斗争。

　　然而，清廷腐败已久，充斥于政府的，是琦善、奕山等一大批妥协投降势力，抗战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组织与支持。相反，战事初起，清廷为求罢兵议和，即将抵抗派的中坚林则徐革职处分。这就注定了战争的失败。因此，人数不足２万的英军，得以攻掠沿海、进犯长江。而当英军兵舰逼近南京时，清政府便彻底屈服，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是外国资本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香港；赔款２１００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进出口货税须与英方共同议定；废除 公行 制度，许英商同任何中国商人贸易。

　　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所加条款，影响至巨的有：英人在华犯法，须交英国领事按英国法律办理，中国无权判决，这就是所谓 领事裁判权 ；中国如给予其它国家特权利益，应准英人均沾，这就是所谓 片面最惠国待遇.清政府签约求和的先例一开，欧美国家争相而至。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美、法两国仅以恫吓之劳，就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除未获割地赔款，得到了同英国一样的侵略权益，并且各有扩大。诸如美国兵船可任意往来中国通商港口、许法国天主教公开传教等规定，均为前此条约所未有。这以后，比利时、瑞典、挪威等国也借 利益均沾 名义，取得了各种对华特权。

　　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敞开了门户。

　　从此，西方势力不断深入，把原来独立自主的古老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满以为从此可以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中国这一广阔市场。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战后十余年，英国的对华商品输出，除开头二三年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随后即呈迟滞状态。其原因，主要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的抵抗力顽强坚韧，非一记重炮所能轰毁。此外，英国及其它外商的鸦片走私日甚一日，中国白银被源源掠走，这也削弱了对外国商品的购买力。

　　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对华贸易的不景气，是前订条约限制太多所至，因而希望全面修改，以进一步攫夺侵华特权。

　　咸丰四年和咸丰六年（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英、法、美三国一致行动，两次向清政府提出 修约 要求，都被拒绝。侵略者自然不甘就此罢休。就在咸丰六年九月，英国借广东水师在本属中国人所有、为行不法而挂英国国旗的 亚罗 号船上拘捕海盗一事，蓄意干涉和挑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不久，法国也借口此前天主教神甫马赖私入广西被杀，与英国联合出兵。

　　英法联军于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秋末组成，随即攻占广州，将两广总督叶名琛俘送印度，而留巡抚柏贵等人作傀儡，实行殖民统治。之后沿海北上，于咸丰八年四月（１８５８年５月）攻陷大沽口，迫使清政府分别同英、法及参与侵略的美、俄专使签订了《天津条约》。第二年，英、法代表来华换约时，因拒走清方指定的进京路线，并以所携舰队袭击大沽炮台，为清朝守军所重创。于是，英法重组联军，再启战端。咸丰十年九月（１８６０年１０月），英法联军打进北京，肆行抢劫破坏，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一炬化为废墟。清政府屈辱投降，与英、法、俄三国又分别签订《北京条约》，以此结束了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等国借战争迫签上述条约，获得了一大批新的侵华权利。其中，《天津条约》及其补充条款规定有：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十个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传教；修改税则，实行世界少有的低税率；由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鸦片贸易合法化，等等。《北京条约》除承认以上条约的全部内容，要点还有：开放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给英国；赔偿英、法兵费各８００万两。沙俄获利最多，于享受他国权益之外，还割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这包括：咸丰八年四月（１８５８年５月），逼清朝地方当局签订《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６０多万平方公里；通过《北京条约》，把中国乌苏里江以东、连同库页岛在内约４０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统统吞并；四年后，又据强加于《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逼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霸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４４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河山。

　　中国主权沦丧，莫此为甚。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不止于中国的丧权失地。由于英法联军的进入北京，还促使清廷政权发生了利于外国侵略的变动。当时，咸丰皇帝逃到热河，留其弟恭亲王奕？在北京谈判。外国侵略者以咸丰皇帝及其身边的亲信重臣心存疑忌、不够顺从，对曲意求和的奕？刻意笼络和培植，希望清朝大权能归这类人掌握。咸丰十一年七月（１８６１年８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遣诏以六岁的载淳继位，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作摄理朝政的 顾命大臣.奕？被排除在外。载淳生母慈禧太后有极强的权力欲望，想夺取最高统治权，于是同外国侵略者支持的奕？合谋，于当年九月（１８６１年１１月）回到北京时发动政变，免除八大臣职务，并处死为首的肃顺等三人。所列八人罪状，是 不能尽心和议 ，一开始就表明了慈禧之流向外国侵略者的投靠。政变后，改原用祺祥年号为同治。奕？被任命为议政王，兼掌军机处和新设立的总理衙门。慈禧与名分尊于自己的慈安太后共同垂帘听政，但实权尽操于慈禧之手。从此，清政府在慈禧掌管下，对外国侵略者予取予求，卖尽国家而不计。

　　外国侵略者则登堂入室，再无障碍。中国之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第二次鸦片战争可谓一大关键。

　　中法战争　从同治末年起，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西方列强为分割领土和建立独占性的海外市场，对中国沿边蚕食鲸吞，展开了激烈争夺。光绪九年到十一年（１８８３至１８８５年）由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所引起的中法战争，就是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危机中最为重大的事件。

　　法国久蓄并吞越南以入中国西南边疆，进而伸张势力于中国腹地的侵略野心。同治初期，法国占领了越南南部诸省，之后探明越南北圻的红河可通航至云南境内，便加紧向北部推进，以实现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扩张。同治末年以后，法军侵入到红河三角洲一带。但由于刘永福所率广西天地会起义军旧部与越南军民并肩抵抗，侵略者屡受挫折，难于进展。光绪九年，越南王室内讧，法军于是乘机攻其首都，胁迫越南统治者投降。通过逼签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 保护权.随即把矛头指向中国，要挟清政府撤退在越军队及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开放云南边界。至此，中法间的直接冲突已经无法避免。

　　当越南北部危急时，越南政府曾多次向清廷求助。中国面临着法国入侵的现实威胁，同越南又是友好邻邦，有着长期形成的密切藩属关系，论情论势，都不容中国坐视旁观。这样，清政府派出了部分军队，进驻于越南北圻，并嘉奖原为政府敌人的刘永福，赏以官衔。但实际上清政府并没有真正抗法的勇气，无论派兵前还是出兵后，一直未断谋求妥协，致使临敌军将全无斗志。光绪九年十一月（１８８３年１２月），法军发起进攻，除刘永福的黑旗军以抗战无援致败，驻越清军大都不战而逃。短短二三个月的时间，侵略者就已逼近中国疆界。

　　前方清军的溃败，激起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慈禧太后归罪于奕？，撤换了以他为首的所有军机大臣。随后，将朝堂上不谙军旅、却向喜言战的张佩纶等所谓清流派人物派赴海防前线。慈禧的举措并非意在抗法，前者出于政争的需要，后者则为减少求和的阻力。所以，人事变动后的清政府照旧妥协，于光绪十年四月（１８８４年５月）由李鸿章作代表，订立《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统治，中国退兵。

　　条约达成，清政府以为从此事了。但仅过月余，法军即攻击驻在北越谅山，因未得命令而一时没有撤离的清军，再度挑起战争。这一次，战争扩展到了中国本土。清政府起初仍无战意，直到这年七月（１８８４年８月），泊于马尾港的福建水师遭法舰偷袭而全军覆没，才被迫对法宣战。法国舰队进犯台湾、定海受挫，退据澎湖。在越南北部，战事分东西两路进行。开始，东路清军节节败退，至次年二月（１８８５年３月），老将冯子才任各军统帅，自镇南关奋力反攻，一举收复谅山等地。西路黑旗军也大败法军于临洮，夺回十数州县。法军全线崩溃，震动之大，致令法国内阁倒台。

　　但军事上的胜利改变不了清廷政治上的腐败。谅山大捷之前，清政府已在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操纵下，派英籍海关职员金登干潜赴巴黎谈判。

　　及前方奏捷，清政府竟视为求和的绝好机会，就在清军获胜的当月（１８８５年４月），授权金登干与法国订立停战协定，接着下令撤兵。同年四月（１８８５年６月），又由李鸿章签订中法《越南条款》，主要内容有：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所订一切条约；中法双方勘定中越边界；法国在滇、桂两省得有开埠通商特权。法国不胜而胜，达到了发动战争的全部目的。

　　清政府用辉煌的胜利换取屈辱的和约，后果不只是法国势力得以侵入中国西南，更为严重的，是刺激了所有列强的侵华胃口，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边疆危机。

　　中日甲午战争　中法战争后十年，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又大举侵略朝鲜和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

　　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就以吞灭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确立了武力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在为此而炮制的 大陆政策 中，日本定有具体方案，计划分五期依次征服中国台湾、朝鲜、中国满蒙、全中国、全世界。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日本入犯台湾，实施 大陆政策 的第一步，虽未得逞，却利用清政府的颟顸与妥协，吞并了琉球。此后，日本即集中力量侵略朝鲜，通过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和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两次逼订不平等条约，初步实现了对朝鲜的控制。

　　朝鲜同越南一样，与中国有着历史上形成的友好藩属关系，中国本应保护。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搞所谓 以夷制夷 ，把欧、美国家一一引介到朝鲜来。这种引狼拒虎的办法，除为西方势力提供掠夺之便，根本挡不住日本侵略的深入。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日本策动朝鲜政变未遂，便转而要挟清政府，于次年（１８８５年）订立条约，规定以后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兵，须互相通知。如此约文，无异于肯定了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地位，为甲午战争时日本出兵朝鲜预伏了借口。而在此前后，日本已接连制定扩军计划，全力准备对中国一战。

　　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春，朝鲜发生 东学党 农民起义，朝鲜国王求援于清政府。日本决定乘机发动战争，于是设置圈套，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诡称日本 必无他意 ①。及少量清军开抵朝鲜牙山，大批日军随即进占汉城、仁川一带。因起义军很快被朝鲜当局招抚，清政府建议中日双方同时撤军。

　　日方拒绝，并提出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意在激化中日矛盾，制造决裂。日本的战争意图已很明显，清廷内部就此出现帝后两党分歧。

　　光绪皇帝及帝党官僚主张备战抗敌，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则寄望于列强的干涉。主持对日交涉的李鸿章听命于操有实权的后党，一次又一次地乞求欧美各国调停，直到最后落空，才被迫向朝鲜增调军队，但为时已晚。六月二十三日，日本采取突然袭击方式，于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并向牙山清军发起进攻。战争实际上已经爆发。七月一日，中日正式宣战。

　　甲午战争进行了八个月，其间清政府不失一切机会求和，对抗战始终抱着消极态度，因而，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失败的结果。战争开始后，入朝鲜的清军被置于平壤，不筹战守，及日军来攻，将领左宝贵以身殉国，而主帅却下令撤退，一气逃过鸭绿江。八月十八日的黄海海战，中国北洋舰队因经费被清朝统治者挪用于享受挥霍，成军后再无改进，炮位、航速不及日舰，战斗中蒙受严重损失，只是由于邓世昌、林永升等爱国将士的舍身杀敌，才给敌舰以重创。但北洋舰队此后即奉令移驻威海卫港内，再不准出海，制海权于是尽归日本。九月末，日军侵入中国东北，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大连、旅顺在内的整个辽东半岛及辽南诸多要地。次年正月（１８９５年２月），坐困威海卫的北洋舰队遭日军围歼，全军覆没。至二月中旬，清军在山海关外溃败，清政府便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以求降。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主要条款是：１。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２。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３。赔偿日本军费２亿两；４。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任意设厂。此外还有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及给日本最惠国待遇等规定。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二），第 546页。

　　《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空前严重的恶果。其中割地一项，直接导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由于沙俄对中国东北久怀领土野心，中日刚一签约，它便拉拢法国与德国，用中国加赔３０００万两作条件，逼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

　　随后，俄、法、德三国即为 干涉还辽 勒索 报酬 ，分别 租借 了中国的旅大、广州湾和胶州湾。英国不甘他国争先，同时强租了威海卫和九龙两地。战后不数年，中国沿海港湾就被列强抢占殆尽，沿边乃至内地大部分领土也被它们分割为势力范围，中国已到名存实亡的地步。其它约款同样影响至巨。准许外国人在华设厂，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外国资本从此汹汹而入，使中国本就脆弱的民族工业受到更为致命的摧残和打击。而数额巨大的赔款，既底定了日本后来再次侵华的基础，又迫使清政府大借外债，从而造成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帝国主义的全面依附。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后急剧加深的亡国危机，激起中国人民普遍的反侵略斗争。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把斗争推向高潮，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以 扶清灭洋 为口号，矛头主要指向在中国横行不法的外国教会势力，但也连及帝国主义其它形式的侵略。义和团于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首起山东，后来遍及北方广大省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本质上是仇视的，但因统治集团内部分歧，所以时 剿 时 抚 ，对策摇摆不定。而义和团则得以乘间发展，到光绪二十六年春夏时，仅北京城内的义和团就多达十余万人。

　　清政府不能实力镇压义和团，帝国主义便合伙进行武装干涉。光绪二十六年五月（１９００年６月），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组成联军，自天津向北京进犯，遭到义和团及部分清军的沉重打击。八国集结重兵，进一步扩大侵略规模。侵略者打进了国门，清廷内部就和战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慈禧太后采纳端王载漪等人的意见，颁诏对各国 宣战 ，并下令招集义和团、 借御外侮.慈禧太后出此举措，动机别有所在。原来，两年前她通过戊戌政变重新垂帘听政，几次谋废光绪皇帝，都以列强反对而未果。半年前选立载漪之子为 大阿哥 ，也不为列强所承认。慈禧太后对此已深为不满，及八国侵华开始，又接到各国要其归政于光绪皇帝的谎报，对列强就更加怨恨，因而发出上述谕旨，想利用义和团同列强的相抗一抒怨气。如此用心，预示了真诚反抗外来侵略的义和团最终会被出卖。事实很快证明了这一点。 宣战 上谕刚下，慈禧就派人向外国使馆求和，作出要相机自行剿办义和团的表示。对当时南方各省督抚拒不执行 宣战 令，伙同帝国主义搞所谓 东南互保 ，清廷则非但不加斥责，反而给予肯定。清政府不是假抗战就是真妥协，义和团徒以血肉之躯，自然阻挡不住八国联军的侵略势头。

　　先是天津陷入敌手，到七月二十日，北京也被占领。接着，八国联军分路攻掠，相继侵占山海关、保定、张家口等地。这期间，沙俄还单独出动军队，抢占了东北三省几乎所有主要城市。

　　当北京陷落时，慈禧仓皇逃往西安。此前她已向侵略者乞降，亡命途中又发布严剿义和团的上谕。于是，清军掉转枪口，追随侵略者，将义和团运动彻底扑灭。但议和谈判并没有就此开始，原因是侵略者之间在要不要爪分中国等问题上互有矛盾，一时未能解决。直到最后才达成一致，公认以美国所谓对华 门户开放 政策为原则，即形式上保持 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 ①。并决定继续维持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这样，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１９０１年９月７日），清政府同侵华八国及使馆受到攻击的比、西、荷共十一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主要条款是：（一）中国赔款银４。５亿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９。８２亿两，以关税、盐税及各地厘金偿付；（二）

　　在北京东交民巷专设使馆区，使馆区及北京至大沽和山海关的铁路允许外国军队驻扎，大沽炮台完全拆毁；（三）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违者处死。

　　《辛丑条约》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主权一次全面性的大剥夺，而慈禧太后仅仅因为列强还容许清政府名义上的存在，竟无耻地宣称要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表明，清朝统治者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２。清朝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帝国主义支配下的清朝政权　外国列强用接连不断的侵略战争，征服了清朝统治者，成为中国的主宰。而清王朝虽然名目依旧，但性质已改，变成受侵略者支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

　　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或乘战胜之威，或援引片面的 最惠国待遇 ，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多达５００个以上的不平等条约，全面攘夺中国主权。

　　它们强割和 租借 了地域广大的中国领土，并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不受中国管辖的 租界 ，实行纯粹的殖民地制度。它们还把持了中国海关，并享有协定关税 及在中国修筑铁路、开办厂矿企业、开设银行、发行钞票等诸多权力，从而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和金融财政，使中国的经济命脉尽操其手。军事上，它们不但可以派舰任意往来中国的领海、港口与内河，甚至驻军于京师重地，将清政府置于武力监控之下。而渗入中国各地的西方传教士，则以种种方式进行奴化宣传，从思想文化上配合列强的侵略。

　　此外，由于 领事裁判权 的规定，中国的治外法权已被剥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逞凶肆虐、乃至横暴官府，清政府也莫敢奈何。仅此一端，即可见清政府这时的地位。

　　清朝政权的半殖民地性质，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清政府同帝国主义驻华使团的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欧、美各国公使相继入驻北京。作为侵华列强的代表，他们以征服者自居，直接控制清政府，随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以内政为例，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两广总督劳崇光因案降调，英法公使竟接连照会清朝当局，提出质问。又比如，清政府颁布一切涉及外事问题的法律法令，均须事先征得外交使团同意，否则无效。外交使团俨然成了清王朝的 太上皇.而清政府一如傀儡，凡事听从摆布。这方面， 蒲安臣使团 的派遣堪称典型。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清政府首次正式派使节出访欧、美，组成了所谓 中国使团.但为首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连左、右协理，也分由英籍和法籍人员担当。蒲安臣率团先到美国，未经清政府授权，就同美国政府签订中美条约，许给美国招骗华工、扩大在华传教等侵略权益。其后到欧洲，又应允保护各国侵华利益的要求。

　　由此发端，清政府后来的任何重大外交活动，无不有外国人参与和操纵。

　　①《美国外交文件》（1900年），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四），第 14 页。

　　清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又根据帝国主义的需要，继续维持着反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它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阻遏中国社会的进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使中国长期处于衰败落后、受人宰割的状态。所以，列强入侵后的清王朝，尽管政权形式与先前无大差别，而实际上已沦落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政权。

　　清朝政府买办化的组织机构　与清朝政权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相一致，清政府的组织机构也不断调整变化。就初期情况而言，主要是下述机构的增置：其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 总理衙门 ，又称 总署 或 译署 ，是清朝中央政府的一个外交机构，于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应外国侵略者的要求设立。清政府以往闭关锁国，无所谓外交，鸦片战争后才被迫同列强建立关系。但对外交涉事务一直由地方官员兼办，先后委之于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附加衔名也只是 五口通商大臣 ，不具鲜明的外交色彩。这自然不适合外国侵略的需要。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各国公使进入北京，便敦促清政府改变这样的外交机制，成立中央一级的专门外交机关，以便于控制清政府。

　　当时，留在北京的奕？为侵略者所驯服，并想乘机同肃顺争权，因而就此奏报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获得批准，遂有总理衙门之设。

　　总理衙门的体制仿照军机处，设总理大臣若干，分为三等。首席例从亲王、郡王等皇族简派，恭亲王奕？即为首任领衔大臣。其余或由军机大臣兼领，或在内阁及各部院满汉大臣中选任。下属办事司员为章京，按满汉各半的原则，分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及额外章京四级。这些官员都属兼职。

　　其内部机构，则有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海防五股和司务厅、档案房。

　　总理衙门名义上专办外交事务，但实际职权范围极广，举凡订约、通商、关税、海防、军务、传教、华工乃至筑路、开矿、办厂、通邮等等，无不归其所管，成了总揽一切 洋务 的总机关。因此，总理衙门设立后，清政府原行政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掌起了很大变化，有的权力削减，有的形同虚设。就连执掌军国大计的军机处，这时也只管内部事件，实权远不如以往之大。

　　总理衙门存在了整整４０年，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改称外务部。其间它在外国侵略者的操纵指示下，通过签订条约及其它 洋务 活动，出卖了大量国家民族利益。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曾斥之为 卖地卖民之店铺 ①，就深刻揭露了清政府这一机构的买办性。

　　其二、总税务司署。

　　总税务司署是清政府设置的海关机构，名义上从属总理衙门，实际上自始即由外国侵略者直接掌管，完全独立行事。

　　早在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外国侵略者就利用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机会，夺取了上海海关管理权。次年又强迫上海地方当局达成协议，由英、法、美三国领事各派一人做税务司，组成上海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英方代表总负其责。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英、法等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迫签条约，规定中国各口海关 划一办理 、由外国人 帮办税务 ，第二年即强令清政府执行，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及总理衙门成立，当年（１８６１年）便正式设立总税务司署，初在上海，四年后迁至北京。从此，中国海关完全落入外国人之手。

　　①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245页。

　　总税务司署的建制，是内设总务、机要、统计、汉文、铨叙五科及内债基金处、造册处（设在上海）、驻外办事处（设在伦敦），下属各海关则设正、副税务司。税务司的身份，本属清政府海关监督的助理，但实际上只对总税务司负责，且权力远在监督之上。自设税务司后，各口海关本为行政首长的监督，仅仅掌管 常关 、即内地关税一项，后来并规定，海关附近５０里以内的常关税收，也归税务司所管。

　　总税务司一职，自设总税务司署那年起，始终由英人赫德一人占据。他把持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之久，至死始卸任，时间正是清朝灭亡之年。在任期间，赫德不但独霸中国海关的用人、行政、财务等大权，为本国及其它列强的对华经济掠夺大开方便之门，而且利用清政府对海关收入的日益依赖，支配中国政治，全面插手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清政府也言听计从，其信任程度，就连与英国在内的外国侵略者订立条约，都要依靠赫德的 忠告 ，乃至求其协助。中法战争时，清政府胜而求和，就是受赫德直接操纵。于此可见，总税务司对清政府的影响之大，非列强的外交使团所能比。

　　除赫德外，总税务司署的科、处主管，各口正、副税务司以及海关所有其它高级职位，也一律由外国人担任，中国人只能充当不涉机密的一般职员。

　　海关是一国门户，这种由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充分显示出清政府的半殖民地属性。

　　其三、南、北洋通商大臣。

　　与成立总理衙门同一时期，清政府在上海和天津分设南、北洋通商大臣，简称南、北洋大臣，分别负责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与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的通商、交涉事务。初为专职，后改由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兼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得此兼差，地位较其他总督优崇，因而被当时崛起的湘、淮集团所分占，几乎成为惯例。其中，曾国藩及下属湘系人物连续任南洋大臣近四十年之久。淮系李鸿章则独掌北洋大臣二十八年，职掌除上述之外，还有招商、电报等诸多全国性 洋务 事项，实权为南洋大臣所不及。

　　南、北洋大臣列于总理衙门之下，但制度上并没有隶属关系，只是所办事项依例向总理衙门咨商、或由其代陈而已。所以，帝国主义经常同南、北洋大臣直接交道，通过他们取得侵略特权。这种情况，说明了清政府的买办化已不限于政权上层，同时也反映出清王朝中央专制集权的削弱。至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终于形成取代清王朝而继续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北洋军阀势力。

　　（二）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反清大起义

　　１。太平天国的兴起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建立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清朝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加速激化，鸦片战争过去不到十年，就爆发了以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为中心的全国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

　　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凭借通商口岸的增多和 协定关税 等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廉价工业品，日益深重地打击着东南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及农村自然经济，使广大手工业者失业破产、农民生计无着。外国对华鸦片走私和由此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也日呈加剧之势，至道光末年，一两银价已高涨到２３００多文铜钱。与此同时，清政府为弥补战费和赔款所造成的财政亏空，又于各省普遍增加捐税和浮收，将漕赋丁银陡然翻成原来的数倍。

　　钱价的下跌和税额的上涨，加以官吏、地主乘机巧取豪夺，使本已困苦不堪的劳动人民背上更加沉重的负担。

　　人民群众无路可走，只有造反一途。战后九年间，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抗租抗粮暴动，仅官方文件记载的就有２００多起，几乎遍及全国。其中，广西存在地主与农民、土著与客家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多种对立，阶级矛盾尖锐而复杂，又地处偏远，清政府统治比较薄弱，因而成为各地反清斗争的总汇之区。有长期反清传统的天地会在广西省内广设山堂，湖南、广东的天地会乃至一些白莲教支派，在起义失利后也转入广西。太平天国兴起前，活跃于广西的天地会起义队伍多达数十部。但天地会组织散漫，纪律也差，且无明确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掀起大规模的反清起义。而洪秀全、冯云山等人所创立的拜上帝会，表现出与天地会大不相同的特点，所以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使各地各族人民零星分散的反抗斗争汇聚为大起义的洪流。

　　洪秀全（１８１４- １８６４年），广东花县人，农民家庭出身，幼年受过儒家传统教育，后以家贫辍学，短时间务农后，做了乡村塾师。他曾四次赴广州应试科举，都落第而归。这使洪秀全抑郁不满。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他从一本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中受到启发，创拜上帝教，自称上帝次子，奉命下凡救世。也是塾师的冯云山首先受其洗礼。他们按不拜祖先、邪神的教义，打毁村塾的孔子牌位，结果失去了教席。

　　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洪秀全与冯云山到广西传教。因洪秀全这时只是想用宗教改变世道人心，其宣传脱离了穷苦人民的现实要求，因而收效不大。洪秀全于是返回花县，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把基督教教义与儒家大同思想揉合在一起，提出隐含政治、经济以及男女平等的观念。他描绘了一个 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的理想社会，但对实现途径，仍归结于个人的修身养性。直到三年后重赴广西，洪秀全才表现出反清思想。他写《原道觉世训》，将人间君主斥为僭越称帝的 阎罗妖 ，号召人们把它 击灭 ，从而为拜上帝教界定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方向。这期间，冯云山一直在广西活动。他深入到桂平紫荆山，团聚穷苦农民、矿工等下层群众２０００多人，于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年）正式建立了 拜上帝会 组织，并吸收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作骨干，形成领导核心，尊洪秀全为领袖。及洪秀全到来，又共同制定十款天条等宗教条规，作为会众道德与纪律的准则。

　　拜上帝会臻于完善，影响不断扩大。至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势力已由紫荆山附近州县发展到广东信宜、高州、清远一带。具体的活动也从破坏神像庙宇，逐步转变为同地主团练的武装对抗。次年夏秋，广西全省遭灾，饥民成群结队，天地会纷起暴动。洪秀全以起义时机成熟，下令各地会众到金田村 团营 ，编制队伍。天地会及与土著械斗败北的客家人也成批附从。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近２万人，分别组成男营和女营。在最初一年多的时间里，太平军因领导人偏于保守而处于被动局面。先是在金田周围与清军苦战八个月之久，洪秀全乘激烈的战斗间隙登基称天王。其后攻入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又困据半年多。洪秀全在这里颁诏封王，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和石达开各领东、西、南、北、翼等王位，西王以下俱受东王节制。同时制定官制、礼制和军规，并颁行天历，改易正朔。永安建制使太平天国初步具备了立国规模，但起义刚开始，它就袭用起一整套封建制度，也催使这个政权过早的蜕变和腐化。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二月（清咸丰二年二月，１８５２年４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改取流动作战方针，军事上变为主动。攻桂林不克，即北取全州，冯云山于此役中炮牺牲。此后全军进入湖南，连下道州、郴州等城。继攻长沙，城未下而萧朝贵负伤身亡，太平军于是绕道而进，攻破益阳、岳州（今岳阳），获大批船只，将参加起义队伍的水手组成水营。同年底（１８５３年１月），太平军占领武汉三镇，部队猛增到３０万人。随后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清咸丰三年二月十日，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９日），太平军攻占南京，定为首都，改称天京，正式建立起太平天国政权。

　　湘军的乘势崛起太平天国起义的迅速发展，使清王朝很快陷入统治危机。军费开支浩繁，而国库几近一空如洗，无款可筹。作为清朝统治支柱的八旗和绿营，临敌即溃，大有土崩瓦解之势。为免遭灭亡，清政府一方面大事搜刮，用加重捐税、铸行大钱、滥发票钞、推广捐纳、创行勒索商民的 厘金 制度等种种办法，支撑濒于崩溃的财政。同时采取军事措施，命令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借以加强对抗太平军的力量。一时间，团练遍及全国。

　　但团练多属乌合之众，经不得战阵。要与太平军相抗，非组织训练有素的正规武装才行。清政府穷于应付，无此余力，曾国藩的湘军则就势而起。

　　曾国藩（１８１１- １８７２年），湖南湘乡人，出身地主家庭，道光末年官至侍郎。咸丰二年底（１８５３年初），因母丧正在原籍守制，奉旨担任团练大臣，督办湖南团练。于是借此名义，组建了一支与团练并不相同的地主武装，也就是湘军。但曾国藩为避自立军队之嫌，名之为湘勇。湘军分为水、陆两种，同于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春初建成。起初人数共计１７０００多，后来编制不断扩大。湘军的编练略仿明代戚继光成法，具体建制则有下述特点：将领骨干由曾国藩的同学、师生及同乡、亲友中热心功名的读书人充任，意在使有升官机会而肯于卖命；士兵由营官自行招募，但对象要以山区或偏僻乡间强壮而落后的农民为主，且需取保具结，以便于控制和指挥；官兵之间有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每营士兵只服从所隶营官，全军则尽归曾国藩一人号令。这种 兵为将有 的制度，一改八旗、绿营兵无专将的旧习，开了清朝兵制改革的先河，而晚清出现拥兵自雄的地方军阀，也是以此为发端。

　　湘军自成军伊始即对太平军作战，并构成严重威胁。只是开头几年里，由于满族权贵对汉族地主势力的崛起还存有戒心，其作用尚属有限。其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湘军日渐为清朝统治集团所依重，成了镇压太平军的主力。

　　太平天国的发展与政权建设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巩固和扩大胜利，于当年四月（清咸丰三年四月，１８５３年５月）即分兵北伐和西征。北伐军由林凤祥、李开芳等统率，自扬州出发，经皖北、河南、山西，转入直隶，仅用五个月时间，就进至天津城郊杨柳青。清廷震动，急调１０倍于太平军的八旗主力堵截。北伐军后援不继，逐步南撤，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四月（清咸丰五年四月，１８５５年５月），终以孤军深入而最后失败。

　　太平军直插清朝心脏地区的北伐，牵制了清军重兵，为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征军沿长江而上，很快攻占了安庆、九江、武汉等重要城市。并连克皖北庐州（今合肥）、桐城等２０多个州县。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春，西征军进入湖南，遭到湘军的抵抗和反击，被迫退至九江。

　　同年底，石达开率大军西上增援，于湖口和九江重创湘军。乘胜再克武汉，进军江西。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清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上半年，太平军集中兵力，先后击溃了包围天京的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至此，太平天国控制了长江中下游自武汉至镇江等沿江重镇，占领了安徽、江西、湖北大部及江苏部分地区，军事上达到极盛时期。

　　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太平天国着手政权建设，为此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作为施政纲领。这一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

　　它提出了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的原则，并制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即：田分三类九等，依人口和劳力平均分配，无分男女，十六岁以上受全份，以下者减半。在此基础上，它还规划出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案：每２５家组成一社会基层单位，称为 两.生产和分配都由 两 统一管理。每户农民既要种田，也要搞家庭副业。收获的农、副产品，除留足食用，剩余部分一律上交每 两所设的 国库.综观上述规定，其平分土地和均匀贫富的构想，反映了贫苦农民反对压迫、剥削和追求平等的强烈愿望。但社会经济生活的绝对平均主义，则脱离现实，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太平天国实际实行的，基本上还是 照旧交粮纳税 的政策，也就是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和收租。

　　太平天国建立起军政合一的各级政权机关。其结构分为中央、省、郡、县四级。县级以上官员都由将领和王、侯担任。县以下，按照太平军的编制体系把农民及其它群众组织起来，逐级设置官吏，统称 乡官 ，一般是由民众推选。每户出一人为伍卒，无事耕作，有警为兵。这种乡官制度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失败。

　　经济、文化等方面，太平天国也多有变革。诸如在军队和政府机关、并一度在天京居民中，实行财产和缴获归公，生活必须品定额配给的 圣库制度 ；在天京取消商品交换，推行手工业官营；改革教育和科举，等等。其政策一本平等精神，但大都有悖于客观实际。因此，有些规定于颁行不久即不得不宣布废除，即使保留下来的，也随着太平天国的腐败而名存实亡。

　　２。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　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它的领导者们贵为王侯将相，依据封建的等级制度而享有与众不同的特权，加以统治阶级意识的影响侵蚀，很快蜕化变质。他们贪于声色，竞逐奢华，并为追求更高的名位和享受而各结宗派，展开争权夺利的斗争，终至酿成内部的变乱。

　　自定都天京，洪秀全即僻处深宫享乐，不理朝政，设有六部的东王府成了实际总揽一切的最高机关。杨秀清大权在握，又才能出众，为太平天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于是威风张扬，专横无忌，不仅随意凌虐其它诸王，而且经常托名 天父下凡 ，挫辱洪秀全，致使上上下下，多衔怨恨。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清咸丰六年七月，１８５６年９月），在西征军取得重大胜利，清军对天京的包围也被解除后，杨秀清自恃功高，欲乘机进一步扩大权势，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洪秀全假意应允，密召韦昌辉和石达开回京筹商对策。韦昌辉对杨秀清久怀不满，早想取而代之，回京后即杀杨秀清及其眷属，并屠杀杨部将士２万多人。石达开因责备韦昌辉滥杀无辜，也险遭其害，虽本人得脱，但全家都为所杀。石达开自安庆起兵讨韦。洪秀全对韦昌辉已起忧惧，见石部大军压境，便将韦昌辉及其党羽处死，平息了这场历时二个月的内乱。

　　杀韦昌辉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入京辅政。但这时的洪秀全已失去信任外姓的勇气，又封自己的两个兄长为安王、福王，牵制石达开。石达开恐蹈杨韦覆辙，于太平天国丁巳七年（清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率１０余万精锐部队出走，初在江西、福建等地活动，两年后远征西南。至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清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终以孤军流动作战，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由于这次内讧，太平天国失去了具有号召力的领导核心，军事力量也严重削弱。清军乘势反扑，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攻天京。湘军则连夺武昌、九江、镇江等地。太平天国在安徽、江西、湖北、江苏的占领区丢失殆尽，形势顿挫。

　　太平天国的后期斗争　太平天国因内部分裂而陷于危局，但客观形势尚可有为。当时，全国各地的反清起义风起云涌，加之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迫使清政府处处分兵，相对减少了对太平军的压力。洪秀全思图振作，将陈玉成、李秀成等年轻将领提拔为各军主将。陈玉成、李秀成协同配合，于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八月（清咸丰八年八月，１８５８年９月）再次击溃清军江北大营，横扫苏北清军。两个月后，又在庐州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使湘军元气大伤， 全军皆寒 ①，皖北复为太平军所有。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夏初，展开天京破围战，清江南大营被一举荡平。太平军乘胜东征，攻占了江苏、浙江大部分州县。

　　军事上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太平天国后期，政治上愈加颓败。洪秀全疑忌外姓，只重亲族。其族弟洪仁玕自香港来到天京，寸功未立而当即封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提出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主张仿效西方，虽不合于农民战争的实际，毕竟还算有所识见。至于拥据高位的洪氏其它亲属，非贪即庸，绝无德才服众之人。异姓将领对此不满，洪秀全便用滥封王爵以示恩，并借此分散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兵权，以防势力作大。结果不但上下离心，军队也日益涣散。洪秀全本人则越来越求助于宗教迷信。

　　但自经天京事变，将士们目睹那些自称上帝之子的领导人互相残杀，对拜上帝教的信仰已经动摇。

　　①胡林翼：《胡文忠公全集？书牍》卷十。

　　外部情况也发生了不利于太平天国的重要变化。江南大营和江、浙战场溃败的当年，清廷即改变了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态度，由心存疑虑转为完全依靠，先是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和督办江南军务的钦差大臣，接着又授予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的全权。曾国藩令其弟曾国荃率部攻安庆，派左宗棠带兵入浙江，使湘军成为同太平军作战的主干。两年后，曾国藩又派李鸿章仿湘军兵制建成淮军，开赴上海，成为江苏战场太平军的劲敌。这期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慈禧一伙以政变上台，确立了 借师助剿 的方针。湘、淮军与外围侵略者联合起来，太平天国面临更为险恶的斗争局面。

　　自身的败坏和反动力量的加强，决定了太平天国很难再有作为。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秋，由于李秀成一心经营江、浙，对陈玉成在天京上游的征战不予配合，湘军攻陷了安庆，直逼天京城下。陈玉成北走寿州，被叛徒诱捕牺牲。这前后，李秀成率部三打上海，虽给清军和英、法军队及美国人华尔的洋枪队以沉重打击，终以天京告急而不得不撤师回援。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秋冬，李秀成在天京外围与湘军苦战，日久无功。此后仅年余时间，包括苏州、杭州在内的太平天国江、浙占领区，即一一失陷。天京已成孤城，李秀成劝洪秀全 让城别走 ，另图发展。奈何洪秀全已全无进取精神，只想困守。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六日（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１８６４年７月１９日），天京被湘军攻破。此前洪秀全已经病逝。李秀成突围被俘，在囚笼中写了几万字的供词，最后被曾国藩所杀。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失败。但太平军并没有就此全部瓦解，其余部依旧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帜，在长江南北继续坚持了四年的斗争。

　　太平天国顺乎鸦片战争后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而起，前后持续了十八年，势力波及十八省，并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无论对清王朝抑或外国侵略者，都给予了沉重打击，因而，虽以失败告终，其意义却不可低估。

　　３。太平天国影响下的各地起义

　　江南的天地会起义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各地各族人民为当时的形势所鼓舞，纷纷揭杆而起，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清斗争高潮。江南各省的天地会及其支派，就先后发动了武装起义。

　　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广西天地会首领朱洪英、胡有禄在南宁起义，两年后攻占灌阳，建立了 升平天国.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应太平天国之约北上，拟与太平军会合。因中途为湘军所阻，又返回广西，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始告失败。

　　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在佛山起义，全省大部分州县的会党都起而响应。起义队伍称 红巾军 ，围困广州达半年之久。次年转入广西，于浔州建 大成国.六年后失败，余众加入了石达开部。

　　天地会系统的起义中，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震动最大。咸丰三年八月（１８５３年９月），刘丽川率众占领上海县城及附近各州县，并建立政权，称 大明太平天国 ，表示愿归太平天国统辖。上海是五口通商的首要口岸，也是外国势力的侵华中心，因此，英、法、美等国侵略者立即出面，直接参与镇压。小刀会坚持斗争十七个月，于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初突围，刘丽川牺牲，部分起义军进入太平天国统治区。

　　除上述之外，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台湾等地也或前或后，都有天地会不同支派的起义。

　　北方的捻军起义　捻军是由清代中叶发源于淮北淝水、涡河流域的民间秘密团体 捻党 转化而来，以破产农民及其它劳苦群众为主要成分。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经过安徽、河南时，捻党纷起响应。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各路捻军会集安徽蒙城雉河集，推毫州（今毫县）捻军首领张乐行为盟主，并统一编制，分黄、白、红、黑、蓝五旗，人数共约１０万。从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起，捻军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张乐行初被封为 征北主将 ，后又受封 沃王.但他们 听封而不听调 ，不出境远征，并保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与太平天国实际上是一种联盟关系。不过，捻军也常常同太平军联合作战，前述太平军三河大捷，就有捻军的参加。

　　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张乐行兵败雉河集，被俘遇难，捻军陷入困境。

　　次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率所部与张宗禹、任化邦等部捻军会合，被推为首领。赖文光依太平军的兵制整编捻军，并易步为骑，使捻军成为一支约１０万多人的骑兵武装，战斗力大大提高。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夏初，捻军采用流动战术，将清军八旗主力僧格林沁马队引至山东曹州（今菏泽），一举全歼。清政府令曾国藩督湘军重兵进剿，也被击败，又改以李鸿章为钦差大臣，督淮军围击。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秋，捻军突破运河防线，进入河南，于许州（今许昌）分成东西两部，一部由赖文光、任化邦统带，留在中原，另一部在张宗禹等率领下挺进西北，往联起义回民。

　　分军后，赖文光率东捻军转战于豫、鲁、鄂、皖之间。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东捻军在湖北大败淮军，但随后遭湘军袭击，退走山东，被淮军围困于登莱一带。赖文光组织突围失利，于次年初率残部南下，在扬州殉难，东捻军覆没。西捻军此时正在陕西同左宗棠湘军争战，得到东捻军危急的消息后，想用攻打北京以解东捻军之围，遂经山西进入直隶。至北京附近，遭清军围截，被迫南撤。同治七年七月（１８６８年８月），西捻军遭淮军与湘军合力围剿，溃败于山东茌平。至此，捻军起义最后失败。

　　西南、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　太平天国兴起后，西南、西北地区的苗、瑶、侗、水、彝、回、布依等诸多民族，都发生了反清起义。其中规模和声势比较大的，则有以下数起。

　　贵州苗民起义。这支起义军由张秀眉领导，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于贵州台拱发动后，迅速席卷贵州东南大部分地区，坚持斗争长达十八年。影响所及，省内其它民族也相继竖旗抗清，队伍多达３０余部。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春，苗民起义遭湘军镇压，张秀眉被俘牺牲。

　　云南回民起义。从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起，云南各地回民即纷举义旗抗清，一年后形成两大势力，分别以马如龙和杜文秀为首。马如龙起义于滇东南，但他出身官宦人家，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即被招降，成为清政府 以回攻回 的工具。杜文秀于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攻占大理，建立了政权，所到之处减轻赋税，得到回、汉人民的共同拥护，队伍不断扩大，据有５０多个州县。其后多次围攻昆明，因马如龙伙同清军死守，未能攻克。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大理遭清军包围，不久陷落。杜文秀服毒后自赴清营而死。

　　陕甘回民起义。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太平军一部攻入汉中，陕西、甘肃回民乘势起义，影响及于青海、新疆。及西捻军入陕西，捻、回互为应援，声势更加浩大。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捻军被扑灭，左宗棠督湘军全力进攻陕甘。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底，金积堡起义军首领投降，部众被湘军悉数杀戮，孑遗无存。同治十二年十月（１８７３年１１月），湘军攻破肃州，至此，陕甘回民起义全部失败。

　　４。太平天国打击下的清朝政权变化

　　清王朝依靠种种力量的支撑，镇压了太平天国及其推动下的各地各族人民起义，一时免于灭亡。然而，经过这场农民战争的打击，其统治地位严重动摇。这不仅表现为原先它所赖以存在的八旗、绿营几被完全摧垮，封建势力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扫荡。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其内部的实际权力发生了转移，汉族地主的权力开始增大，地方权力也明显加重。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以前，清朝军权悉由满族权贵掌握，封疆大吏也多是满人。而由于太平天国的兴起，湘军和淮军取代八旗、绿营，成为清朝军队的主干，清朝武装力量的指挥权由此移易，转到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地主手中。自湘军和淮军建立后，十多年内向各省军营保举的武职，数达１０余万，仅三品以上者就有１万多。地方军政长官从此也多数改由湘、淮将领为主的汉人充当，曾氏兄弟、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及李氏兄弟、张树声、刘铭传等一大批人都以军功而身膺疆寄，先后做了总督或巡抚。

　　清朝的总督和巡抚，向为地方最高长官，尤其总督一级，依规定综治军民，职权很重。但事实上，太平天国事起之前，不但各地兵政统由中央管辖，就是民政、财政和司法，也由直隶于中央的各省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所分掌，督、抚不过起督率作用，不能随意干预。而自湘、淮将领居于督、抚之位，因手中握有兵权，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和各地起义，又不得不依靠他们，不敢轻易得罪，这些人便借势扩张权力，把地方上的民政、财政、司法诸大权统统把持起来，使原本牵制督、抚权力的两司机构，降同督、抚属员。此后，督、扰专政成为惯例，既便不是湘、淮将领出身的，也都有权编练军队，实掌全省军政。清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自此破坏。

　　清朝政权的上述变化，削弱了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也孕育着统治集团内部满汉之间日后矛盾的深化。而这些情况的出现，又潜伏下清王朝最终覆灭的危机。

　　（三）统治阶级的洋务运动

　　１。洋务势力的形成及其派系兴替

　　太平天国时期，清王朝内优外患，遭到人民起义和外来战争的双重打击。

　　一些明敏的实力官僚意识到，要维系清朝统治，传统的措施已难奏效，必须变通办法。通过对外战争的失败和借助外国力量镇压太平天国，他们对西方技术的进步有了实际体会，于是提出师法西洋的主张，并大力推行洋务 新政.此即后人所称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由来。

　　洋务运动历经同治、光绪两朝。其代表人物，中央政府中有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等满族权贵，地方上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及后起的张之洞等汉人督抚。这些洋务官僚各握实权，彼此矛盾，分为不同的派系。而在洋务运动中，各派势力或兴或衰，地位与作用不尽相同。

　　奕？为首的满洲系出现最早。第二次鸦片战争刚一结束，奕？等人就搞起洋务活动，建立了总理衙门。北京政变后，奕？因支持慈禧上台而一时倍获恩宠，掌握了外朝内廷大权。但为时不长，即遭慈禧疑忌，于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被加以植党营私的罪名，丢掉了议政王的名位，权势大跌。此后不断受到慈禧的挫辱打击，政治上已无多大影响。至中法战争时，一切职务都被革除，终于彻底失势。而满洲系中的其他洋务官僚，较有识见的文祥早死，担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则平庸无能，所办天津机器局，不久即被李鸿章接管。

　　因此，左右洋务运动的，主要还是厚拥实力的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中，湘系本来最先崛起，但它的扶植者肃顺集团在政变中垮台，曾国藩为避嫌疑，于消灭太平天国后，将湘军主力大部遣散，从而削弱了自身势力。湘系内部也不统一，分成曾系和左系两个宗派。曾国藩先后担任两江和直隶总督，有过较大的权力。但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办理天津教案时，因杀无辜以媚外，遭朝野非议，不到两年即忧悒而死。至于左宗棠，刚刚办起福州船政局，就被调往偏远的西北，任陕甘总督十几年，声望、地位始终没有达到曾国藩那样的高度。相比之下，由湘系派生的淮系首领李鸿章反倒后来居上。

　　李鸿章自成体系比曾国藩晚得多，起初只在湘军帮办营务，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奉曾国藩之命组成淮军，这才开始形成自己的势力。其后湘军大量裁减，而淮军益加扩充，李鸿章的实力很快超乎曾国藩之上。以此之故，再加李鸿章因素主对外妥协而为各国所支持，使善于弄权的慈禧太后不能不另眼相看，大加依重。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不但独据疆臣中职位最尊的直隶总督二十多年，并兼领北洋大臣、大学士等头衔，清政府的外交、经济、军事诸大权多归把握。因此，李鸿章经办洋务最多，影响最大，成为前期洋务运动的实际主持者。

　　洋务运动后期，淮系势力渐衰，自成一派的张之洞代之而起。张之洞原属与洋务派相抗的清流派，咸丰十年（１８８４年）迁升两广总督，受中法战争的刺激，思想大变，由清流党人转化为洋务官僚。五年后调到湖北，自此任湖广总督达１８年之久，期间办厂、练兵、兴学，多有兴革，成了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

　　２。洋务派的思想体系与活动实践

　　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一场仿学西方的运动。由于它的推行者们出身经历、文化素养以及心理性格多所差异，加之其参加者不止洋务官僚，还有知识分子、商人和买办，对洋务问题的认识水平和具体看法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就学习西方的基本指导思想而论，洋务派是大体一致的。 借法自强 和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就是他们共同的理论与口号。

　　借法自强 是洋务派仿学西方的出发点。洋务派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正面临着千古未有之 奇变 ，处今之世，要想国家 自立 ，出路首在自强 ，外国的态度，全视中国自身的强弱而定；而自强之道，则在讲求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尽窥其中奥秘，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 师其所能，夺其所恃 ①。毫无疑问，洋务运动初兴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清朝统治阶级眼前的威胁主要是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反清起义，因而，洋务派的 自强 势必包含消弥内乱的动机。但它有针对外国侵略的一面，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当然，由于洋务的兴办对外国多有依赖，清政府和大部分洋务官僚又畏惧外国的强大而遇事妥协，后一方面并没有真正做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是洋务派仿学西方的准则。所谓 中学 ，指封建专制制度和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至于 西学 的概念，洋务派一般都以近代工艺技术和自然科学为限，只有少数人后来扩大了识见范围，对西方政治表现出一定兴趣。洋务派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方之上，所不如人的，只是科学技术而已。因此，他们把维护传统的政治文化体制作为治国兴邦的根本和基础，而将西学的引进当成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和工具。这种 中体西用 的理论，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内容，也限制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洋务运动前后持续三十多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同治末年以前，主要是在 求强 的口号下集中举办军事工业；其后重心转向 求富 ，着力于民用企业的兴建。

　　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以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为起点，到甲午战争时，各地先后建成兵工厂共２０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李鸿章在上海、南京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以及同治五年、六年、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由左宗棠、崇厚、张之洞分别创建的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这些工厂各被不同的洋务派系所控制，视如私产，但都属官办，其经费来自国库；产品直接拨给军队，不投入市场交换；经营管理也沿用官府工业的传统制度，因而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质。不过，它们引用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并雇佣工人劳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表现出一定的资本主义色彩，对中国的近代化不无开创之功。

　　在创立军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还着手编练新式军队。最初是用近代方法训练陆军，至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日本侵犯台湾，清政府受到震动，开始筹建新式海军。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清政府计划以十年时间建成北洋、南洋和粤洋三支水师，先从北洋入手。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次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譞任总理大臣。李鸿章以会办大臣而握海军衙门的实权，为加强淮系势力，把经费主要用于北洋海军的扩充。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北洋舰队正式编成，拥有舰只２５艘，内中包括两艘巨型铁甲舰和七艘巡洋舰，在三支海军中实力最强。同军事工业一样，海军也被洋务官僚各自看成私有，战争中互不应援，福建水师和北洋舰队在中法、中日战争时的相继覆没，无不受此影响。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五），第 119页。

　　洋务派在举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军队的过程中，遇到资金来源、原材料供应及交通运输等诸多困难，鉴于西方国家因工业发达而富强，于是兴办民用企业以 求富 ，借作 求强 途径。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轮船招商局，民用企业由此发端。到甲午战前，洋务派所办开矿、冶炼、纺织、邮电、交通等各种企业共２０多个。其中比较重要的，除轮船招商局外，还有李鸿章于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五年相继开办的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天津电报总局，以及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这类企业主要采取官督商办形式，少数为官办或官商合办。就其性质而言，它们的资金多以私人投资为主，工人自由招雇，产品投放市场，生产旨在追求利润，所以，基本上已属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但受洋务派 中体西用 思想的影响，这类企业又带有明显的封建属性，经营管理上的官僚政治色彩十分浓重。洋务官僚独掌企业支配权，商股无权参与领导；企业运营须服从清政府的要求；企业营利得向清政府不时 报效.加上某种企业一旦建立，洋务官僚往往借官势造成垄断，所有这些，都束缚和阻碍着民用企业的发展。

　　出于兴办上述事业的需要，在此期间洋务派还建立了一批新式学堂，并派人出国留学，设馆翻译外文书刊。这对传播自然科学和造就科技人材，无疑是有利的。像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及启蒙思想家严复等人，就出自这时所派的留学生。

　　３。清政府内部关于洋务问题的矛盾与斗争

　　顽固派同洋务派的对立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内部存在一股极端守旧的政治势力。他们以大学士倭仁、徐桐等满洲贵族为代表，主张维持一切传统的封建秩序，仇视任何外来的新事物，被人们称作顽固派。洋务派每有兴革，无不遭到他们的竭力抵制。双方围绕开设天文算学馆和兴筑铁路的斗争，就是两个典型事例。

　　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奕？等人奏请在此前创办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入学，聘请洋员任教。倭仁带头坚决反对，说立国的根本，不在权谋技艺，而在齐一人心、崇尚礼义。古往今来，从无凭恃技术而能振起衰弱的。若为求得一点外国末技而令知书识礼之人师事夷人，将使正气不伸，邪气愈炽，用不了几年，中国人就会全都归心于外国， 变而从夷.他还提出，如果非要学习天文、算学不可，也用不着洋人教习，中国 天下之大，不患无才 ①。奕？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并以倭仁既知有此人才为由，上奏让他主持馆事。清政府表示同意，倭仁只得借故推托。天文算学馆最后算是建立起来了，但由于顽固派的煽惑，报考者为数寥寥。

　　从开始兴办民用企业起，洋务派就倡修铁路。顽固派群起而攻，力加阻止。他们说修建铁路将破坏田园、庐墓、风水，于民不便，并针对洋务派有关火车迅速便捷的宣传，提出铁路一旦修通，外国入寇就会朝发而夕至，很快深入中国腹地，这不啻开门揖盗。双方就此争论了近十年时间，直到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李鸿章才修成一条长仅１１公里的唐胥铁路（唐山至胥各庄）。而通车时，顽固派仍不罢休，竟要禁止使用机车牵引，说是那会震动山川龙脉，使诸神不宁。其思想之愚昧，于此可见一斑。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第 30 页。

　　清政府内部会有顽固派与洋务派的斗争，同慈禧太后的精心操纵是分不开的。慈禧弄权有术。为维系大清王朝和保持自己的统治权力，她一方面依靠洋务派，允许他们兴办洋务事业；但同时又纵容顽固派攻击洋务活动，使洋务派不敢随心所欲，以免他们的势力过于膨胀、难以驾驭。同治末年后所谓 清流派 的出现，就是慈禧有意培植洋务派对立面的结果。当时，慈禧为限制洋务派，特别是奕？为首的一伙，将顽固派代表人物李鸿藻派充军机大臣。李鸿藻于是借身居高位之便，聚结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一批言官，形成一股政治派别。他们放言高论，讥评时政，斥洋务派为 浊流 ，而以 清流 自命。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就是利用这批人的主战 清议 ，将政敌奕？彻底打下了台。及目的达到，慈禧回过头来又一一整治清流党人，只对转化为洋务派的张之洞另眼看待，保留了他的地位，而其用心，则在用以牵制李鸿章，以防后者独专洋务大权。李鸿章对慈禧的以上做法深为不满，以至私下里大发牢骚，希望光绪皇帝能够早点亲政，取代慈禧。

　　海防与塞防之争　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起，在边疆危机的背景下，清朝统治集团就加强海防还是加强塞防，展开了一场论争。分歧的双方主要是在洋务派之间，顽固派则借机大发一通反对洋务的议论。

　　洋务活动开展未久，浩罕国（今中亚乌兹别克境内）军事首领阿古柏利用新疆各地反清起事后的割据混战，于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武装入侵，相继占领了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英、俄两国为使阿古柏变成各自的傀儡，达到侵占新疆的目的，争相对其进行拉拢。由于阿古柏更多地倾向于英国，沙俄便在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直接出兵，强占了伊犁。整个新疆面临着被割裂出去的危险，而日本这时又侵犯台湾，造成东南海防和西北塞防同时告急。

　　清政府就此讨论，内部争论因之而起。李鸿章是 海防 论的代表。他以海防、塞防力难兼顾为理由，建议停撤西北各军，将筹边经费移作海防之饷；并主张放弃新疆，让阿古柏等或如云、贵的苗瑶土司自成部落，或如越南、朝鲜那样 略奉正朔 ，做为中国的藩属。这种论调，同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对清政府的游说如出一辙。左宗棠代表 塞防 论者，不过，他并不是不重视海防，而是认为海防和塞防应该并重，二者不可偏废。他强烈反对的，是李鸿章自撤藩篱，拱手出让领土的荒谬之见，认为新疆不复，则会后患无穷，因而力主全力西征。为此，他还表示不辞艰苦，愿意身当其任。左宗棠得到文祥等人的支持，最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以上争论情况说明，在对待外国侵略的问题上，左宗棠不同于惯取妥协态度的李鸿章。事实也是如此。光绪二年至光绪四年（１８７６年到１８７８年），左宗棠亲率大军出师新疆，收复了天山南北除伊犁以外的全部领土。其间英国为挽救阿古柏的败亡，出面干涉，左宗棠痛加驳斥，表现出维护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新疆失地的大部归复，为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同持加强塞防之议的曾纪泽与俄国往复辩论，据理力争，终于改订前此崇厚所签《交还伊犁条约》，新订中俄《伊犁条约》虽未尽数收回俄国侵占之地，损失毕竟减少了２万多平方公里。其后经左宗棠建议筹划，清政府于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在新疆建立行省，使新疆与内地的联系自此更加密切。

　　４。阶级关系的新变动

　　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明显变化。随着洋务企业对封建生产方式的突破，民族资本主义也开始发生。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上海发昌机器厂改手工为车床，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华侨商人陈启源于广东南海开办继昌隆缫丝厂，标志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开端，差不多是与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同时起步。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途径，主要是一部分官僚、买办、商人及地主自办近代工矿企业。以中小型为主的一些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洋务企业向纯粹商办方向的转化，也占一定比重。此外还有从旧式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演变为新式企业的，但数量不多，这是因为，在外资打击下，多数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都遭破产命运。

　　从同治八年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民族资本创办的企业共有１００多家，大都集中于缫丝、火柴、印刷、面粉、轧花等轻工业及小型采矿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很少。其中，缫丝业在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就比较发达，从原料、工人、经验各方面都有基础，所以发展最快。尤其广州地区，这一时期采用机器生产的缫丝厂多达６０来家，成为民族资本缫丝业的中心。上海也有这类企业出现，不过，由于这时上海已成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港口，附近江、浙一带盛产的生丝原料多被外国掠走，因而发展不及广州，机器缫丝厂仅６家而已。

　　无论哪类民族资本的企业，一般都投资很少，规模不大。大部分企业的资本是在１０万两以下，甚至只有几千两。而且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有许多工厂，只是部分程序使用机器，更多的还是依靠手工操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原始积累不充分；加以当时中国社会高利贷利息和地租剥削率极高，货币持有者对放债和购置土地更感兴趣；中国自身又缺乏累积社会资金的银行机构，从而使得民族资本在资金来源上十分短缺。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力量脆弱，自始即处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外国资本及其在华企业，凭借资金雄厚和技术先进的优势，加以取得的侵略特权，在中国大量掠夺原料，廉价倾销商品，对中国民族工业极力打击和排挤。而中国民族工业不仅在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上受到巨大压力，还因技术、资金乃至原料、市场不得不依赖外国，往往被外资所控制。中国封建势力对民族工业的束缚和摧残也十分严重。甲午战争以前，商办的私人企业一直未被政府正式认可，并因此而时遭封禁。繁苛的厘捐杂税，无穷的摊派勒索，更是任何民族资本企业所难以幸免。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长道路艰难曲折，发展极其缓慢。

　　资产阶级的产生极其类别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产生了中国资产阶级。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分为官控和民营两类，中国资产阶级也就相应地分成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

　　官僚资产阶级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权相结合，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控制洋务企业的李鸿章、盛宣怀等人，就是这个阶级的早期代表。

　　他们恃仗权势，以各种方式吞蚀商股，化官产为私有，并使所属企业享受民族资本企业不可能得到的特权，由此造成自身资本和财富的迅速膨胀。又借官势实行垄断，压制和排斥民营企业，从而成为阻碍民族资本主义成长的反动势力。

　　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构成，除前述私营新式企业的各类人，还包括投资洋务企业的多数 商股 ，他们的基本成分也是官僚、买办、商人及地主。

　　依经济力量的强弱，这个阶级有上层和中下层之分。一般说来，由官僚、买办、地主转化而来的，其企业的资金、规模和发展，优于出自普通商人和手工工场主的资本家，前者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后者则属于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各阶层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之间，都是既相联系又相矛盾的，只在程度上各有不同，由此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它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所以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尽管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毕竟是当时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体现者，它所进行的维新与革命运动，都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无产阶级的诞生与特点中国无产阶级是晚清社会最早出现的一个新阶级，先于中国资产阶级数十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五口通商地区，使当地的自然经济日遭破坏。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求生计，或入外资在华企业做工，或充口岸码头工人及外国轮船海员，第一批产业工人即由此诞生。洋务运动时期，随着洋务企业的兴办、民族资本企业的兴起和外资企业的增加，产业工人的队伍不断扩大。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除码头工人没有统计数字外，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约计１０万。

　　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大多集中于沿海少数通商口岸。如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四地，其产业工人约占全国总数的８０％，其中上海一地即占４６％还多。

　　不仅集中于大城市，还集中于大企业。光绪二十年时，全国雇工５００人以上的中外厂矿有３９个，雇佣工人共计６。２万，占了当时全部产业工人的６２％。

　　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一特点，有利于自身的组织和团结，给工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国工人阶级自诞生之时，就身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剥削与压迫。无论哪类企业的工人，都是在非常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以极长的工时而挣极低的工资。不但生活艰难困苦，法律上也无任何权利保障。大批厂矿普遍实行封建把头制度，企业主们还利用封建的行会、行帮，对工人严加管制、随意惩罚。其残酷的程度，在世界上是罕有其比的。

　　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不断以罢工形式进行斗争，或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与欺压，或针对本国业主及封建势力的压榨与凌虐，显示出强烈的革命性。

　　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先进的阶级。不过，在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之前，它还处于自发状态，没有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

　　直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之后，才完成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领导任务。

　　（四）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

　　１。维新派的思想渊源与嬗变

　　早期的维新思潮　中日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要求变法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运动的发生，有着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背景。而就其思想渊源来说，则远在运动兴起之前，是鸦片战争以来进步的思想家们对中外情势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等地主阶级改革家，堪称维新思想的先驱者。鸦片战争时期，有鉴于外国入侵和国家的积贫积弱，他们积极了解西方，寻求强国御侮的途径。其中，林则徐开倡导学习西方的风气之先，主持编译了《四洲志》。魏源则在此基础上，撰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著名主张，建议设厂制造轮船、枪炮，并以此为起点，进而发展民用工业。而龚自珍以其思想的敏锐和大胆，揭露封建社会的现实矛盾，抨击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发出了调整君臣关系、变革用人制度等改良政治的 更法 要求。他们的这些思想，涉及到维新派关于改变封建专制、发展资本主义这两大课题，因而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龚、魏二人，大受后来维新派的推崇。不过，从实际情况看，他们提倡的向西方学习，重点是在工艺技术，而非自然科学理论，更非社会政治制度；他们吁求改革，主要还是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同维新派的思想又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冯桂芬，是个承上启下的人物。战后不久，他著成《校邠庐抗议》一书，将中国与西方作了系统的比较，认为中国不仅在军事上落后于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有不如西方之处。由此提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广泛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技术、自办新式工业等一系列主张。并要求许士民自由上书皇帝，府县以下官员由乡民公举和监督，表现出一定的民主倾向。冯桂芬在政治上仍属地主阶级改革派，但他的思想比龚、魏等人显然前进了一大步，而成为维新派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的前奏。他的《校邠庐抗议》深受维新派重视，戊戌变法前刊布流传甚广。

　　同治末年以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其代表人物，有王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虬、陈炽、汤震、何启、胡礼垣等。这些人，多数是从洋务派及地主知识分子分化而来，因而开始阶段的思想还有较多的旧痕迹。自中法战争失败起，他们的认识水平显著变化，所提出的维新主张有了明显的资产阶级特征。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具有了比较明确的国家主权观念。反对外国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中国进步思想家的共同主张，但识见深浅大不相同。

　　地主阶级改革家们所注意的，主要是外国进行军事及经济侵略的现实。而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则开始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他们认识到，外国强加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规定，以及中国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的制度，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剥夺，后患无穷。因此坚决反对不平等条约，要求谈判修改，取消外国在华的这些特权。

　　其次，要求变法，全面学习西方。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内容有二。一是提出商战 的口号，主张实行 重商 的经济制度，也就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外国的经济掠夺是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要立国自强以抵制外国侵略，最重要的莫过于振兴商务。因此，他们反对清政府限制民营企业的政策，要求如同西方那样提高工商地位，对民族工商业力加扶持。二是突破封建专制的传统观念，主张实行 君民共主 的议会政治。他们通过中外对比，初步认识到君主专制阻碍着国家的富强，认为昏君失政、佞臣弄权、草民积怨和民气不振，皆由此出，而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则可避免这种种弊端。但他们又不赞成取消君权，认为西方式的民主权力偏下，也有结党营私及遇事推托不决等诸多流弊。因而，他们主张在保留君权的前提下设立议院，使 君民共主 ，以避两极之偏。显而易见，他们所要的 议院 不过是归属于君权之下的议政机构，而非体现民权的立法机关，这同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还有重大差距。

　　早期维新思想家刚从旧营垒脱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还重，因而思想主张多有局限，也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尽管如此，经过他们的努力而形成的一股维新思潮，为稍后而起的戊戌维新运动作了重要准备。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康有为（１８５８- １９２７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饱受传统儒学教育，年过二十以后始从《海国图志》入手，涉猎西学书籍，由此获得西方社会政治与自然科学的启蒙知识。就对资本主义的实际了解而言，康有为本不如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家。但由于他立志改革，一经接触西学，即致力于变法理论的研究，建立起完整的思想体系，又使自己的活动一开始就具有实践性，因此能够超越前人和同辈，成为维新领袖。

　　中法战争后，康有为着手撰写《人类公理》，即《大同书》的初稿，其内容虽主要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不代表康有为对现实的主张，但反映出他已动念于国家的改造。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康有为赴京应会试，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陈述 强邻四逼 的形势，请求 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以挽救国家危亡。这是康有为鼓吹变法维新的开端。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

　　起，康有为创办 万木草堂 学馆，聚徒讲学，培养出梁启超、徐勤、麦孟华等一批维新运动的骨干。其间先后完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由此奠定了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

　　《新学伪经考》刊行于光绪十七年。在这本书中，康有为把东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古文经学概予否定，说成是西汉刘歆为帮新朝王莽篡汉而编造的 伪经 ，与孔子无关，应称 新学.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顽固派 恪守祖训 的立脚点，促使人们对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依据产生怀疑，转而去接受一种新理论。

　　《孔子改制考》于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写成，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刊布。在这部著作中，康有为刻意制造历史根据，把孔子塑造成 托古改制 的古代改革家，以证明变法维新 合乎古训 、不违圣人之教。进而借今文经学的 三统 、 三世 说，提出和论证历史进化的理论，认为夏、商、周三代不同，故都因时变革；而人类社会必然要沿 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三个阶段，依次演变递进，愈变愈好。他还牵强附会，把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分别指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时代，并强调当时中国须经维新由君主专制而进入君主立宪的必要。康有为对历史演进的划分和解释并不科学，但他确认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主张用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这就直接冲击了封建顽固派 敬天法祖 的思想。

　　康有为抬出孔子作变法的护身符，并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变法的理论和根据，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深厚。然而，他依变法的需要而对儒家经典任意取舍和发挥，在当时又是不可多见的大胆之举。因此，《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一经发表，立即在思想界引起极大震动，并以此而招致封建守旧势力的激烈攻击，被强令毁版。

　　２。 公车上书 与维新派群体的结成

　　以著名的 公车上书 为标志，变法维新由一种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

　　维新派则自此结社 合群 ，逐步形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并以积极的活动实践，不断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

　　公车上书 发生在光绪二十年三月末（１８９５年５月初），起因于甲午战败后《马关条约》的订立。当时，举国沸腾，群情激愤。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于是发动各省应试举人１３００多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康有为亲自起草万言书稿，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局势，指出对日割地赔款将会丧失人心，导致列强灭亡中国的恶果。就此，他提出了 拒和、迁都、变法 的主张。并特别强调： 改变祖宗成法 是立国自强的根本，要求光绪皇帝采取措施，行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发展工商业；同时改革政治制度，由各省士民公举 议郎 ，供皇帝咨询和讨论国家大政。这些建议，使本来属于封建士大夫的 公车上书 ，带上了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虽然这次上书因顽固派官僚的阻抑未能递达皇帝手中，但被传抄印刷，流布全国，摧动起势不可挡的变法潮流。康有为也因此而声名大振，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公车上书 后，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未去就职，而是致力于变法的组织和宣传活动。就在这年六月（１８９５年７月），康有为在北京刊印《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译介西学，鼓吹变法，意在开通风气，为建立团体预作准备。次月，由康有为发起、帝党官员文廷式出面，正式成立了北京强学会，推时任户部主事的陈炽为会长。会员数十人，定期集会演讲。这是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但成员不尽是维新派，一些政府官员，如洋务派的张之洞、刘坤一及道员袁世凯等，都捐资列名。李鸿章本想助款参加，因名声不好而未被接纳。英、法、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人也具名加入，且为会中活跃分子。强学会的组成，同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一样，体现着维新派政治上的软弱。此后不久康有为去上海办强学分会和《强学报》，依旧是借重于张之洞。当然，权势者的支持便于维新势力的壮大，所以两地的强学会一时颇有声势。守旧势力对此大为忌恨，时间不长，清政府即以 植党营私 的罪名将强学会查封。

　　清政府解散了强学会，并没有遏制住维新力量的聚集和维新活动的开展。相反，维新派以更加高涨的热情鼓荡变法，在全国各地大办学会和报刊、学堂，到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总数已达３００余所。其中，这年春天由康有为创立的保国会不但定有详细章程，并明确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权限、领导关系及会员权利，成为一个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政党雏形的全国性爱国团体，表明维新派作为一种政治派别，开始走向成熟。

　　在维新派中，梁启超、严复和谭嗣同是影响突出的佼佼者，对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梁启超（１８７３- １９２９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１７岁中举，后入 万木草堂 就学，是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光绪二十二年七月（１８９６年８月），维新派黄遵宪、汪康年等以上海强学会余款创办《时务报》，邀梁启超任主笔。他在报上连续发表《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一系列文章，一方面发挥师说，用进化论观点阐述改革的必要，一方面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倡导 兴民权.他认为，君主专制是中国致弱的根源，要兴邦图治，必须改行君主立宪制度。梁启超系统阐发了变法维新的理论和思想，其论著不但内容新颖，而且论调激昂， 笔端常带感情 ，文字也流畅通俗，因而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深受爱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时务报》风靡各地，梁启超也成为名闻天下的政论家和宣传家。

　　严复（１８５４- １９２１年），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在那里接触和研究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两年后回国，初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他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与上海《时务报》相呼应，成为维新派的南北两大喉舌。这之前，他已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旧文化，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

　　随后翻译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用加按语的办法，引伸生物界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规律，指出中国处于当今 弱肉强食 的世界，如不变法图强，将被优胜劣败这一 天演公例 所淘汰，亡国灭种。此译著陆续刊载于《国闻报》上，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替代中国传统的变易观，震聋发聩，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乃至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谭嗣同（１８６５- １８９８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官僚家庭。青少年时倜傥不羁，鄙视科举，热心西学。中日甲午战败，谭嗣同深受刺激，主张变法，并在家乡倡办算学馆，开湖南新学之先。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结识梁启超，推服康有为，自称私淑弟子。同年开始撰著《仁学》一书，书中盛赞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痛揭封建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的罪恶，并提出了 冲决网罗 的大胆口号。次年到长沙，协助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设立时务学堂，聘梁启超等一批康门弟子主持和任教。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春，又与湖南维新志士唐才常倡设全省规模的南学会，每周集会探讨变法途径；并创办《湘报》，大造变法舆论。

　　谭嗣同等维新派的努力，加上当地官员的倾向进步，使湖南的维新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３。戊戌变法的发生与失败

　　百日维新的出台与戊戌政变的发动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瓜分狂潮陡然加剧。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维新运动空前高涨。

　　此前继 公车上书 后，康有为曾于当年连上两书，因无结果，对上书本已冷淡。这时以局势紧迫，又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劝其仿效日本，速行变法，并出言尖刻，指出若不及时求变，皇上及诸臣非但再想歌舞湖山而不可得，就连求为长安布衣也无可能。与此同时，康有为还广泛联络各省在京官员和士大夫，分别建立粤学会、闽学会等以保本省为名目的地方团体。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康有为用 保国、保种、保教 作号召，组成了前已述及的保国会。不久，又借德国士兵侵侮山东即墨孔庙事件，发动了有２０００多在京应试举人参加的第二次 公车上书.受这些活动的激励，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春天，京城及外地一时呈现 人思自奋，家议维新 ①的局面。

　　维新运动的迅速发展，使有着爱国思想的光绪皇帝受到鼓舞，决心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依靠维新派变法革新，实现国家富强的抱负。光绪二十四年初，光绪皇帝派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总理衙门大臣会见康有为，征询变法意见。之后令康有为具折详奏，并将所著《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进呈。

　　康有为应诏，随即呈递了名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的上清帝第六书。书中从 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的思想出发，建议取法日本、全面改革，并提出三条纲领性变法措施，即：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开制度局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依康有为的构想，制度局有更张政策、 重立法典 之权，类同立法机关的议院。

　　制度局之下，中央设法律、税计、工务、农商等十二局，地方则按道、县分设新政局和民政局，作为新政执行机构。康有为这时不再提向所坚持的设议院、立宪法等主张，主要是鉴于守旧势力太大，不得不有所改变。

　　在康有为上第六书前后，以慈禧太后为后台的顽固派表现得十分张狂。

　　他们大骂维新派是 乱成法 的叛逆，要求处死康有为，甚至发出 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的反动叫嚣。保国会刚刚集会三次，就因荣禄等人以杀头究办会员相威胁而无形消散。光绪皇帝要军机大臣就开制度局拿出实施办法，守旧官僚们向慈禧太后请旨，公然抗命不遵。后党顽固派的态度指示了风向，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从而有恃无恐。湖南的王先谦、叶德辉等旧派人物就煽动闹事，冲击南学会，捣毁《湘报》馆，将维新分子逐出省境，致使湖南维新运动在变法前夕陷于沉寂。洋务派官僚也随风转舵，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激烈攻击维新派 开议院，兴民权 的政治主张。

　　面对顽固派的压力，光绪皇帝依然决定变法，于农历戊戌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颁布了 明定国是 的诏书。从这天起始，变法进行了１０３天，故史称 百日维新.其间光绪皇帝根据维新派的提议，并权衡利害，颁布了一大批除旧布新的政令，主要内容有：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并准各地自由开设学会、报馆；裁汰冗员，精减行政机构；准旗民自谋生计。经济上提倡商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国家路矿总局、农工商总局和各省商务局、商会；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军事上裁减绿营，精练新军，准备采行征兵制。文教上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改各地书院为学校；创办京师大学堂；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上述诏令并没有反映出维新派的全部要求，特别是维新派关于开制度局及停废厘金制度等建议，都未涉及。即使这样，顽固派也不能容。他们对新政命令或公开抵制，或消极对抗，使变法上谕大都成为一纸空文。而代表顽固派的后党集团，更是自变法伊始就筹谋扼杀变法的政变。四月二十七日，即变法诏令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就逼迫光绪皇帝连发三道谕旨，一是将支持变法的帝党中坚翁同龢开缺回籍，意在割断帝党与维新派的联系，使光绪皇帝无所依靠；二是规定二品以上大员受新职须到太后面前谢恩，借此使用人大权重归慈禧掌握；三是任命慈禧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分掌的北洋三军，使后党控制了京津的兵权。

　　①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69页。

　　对于顽固派的阻抗新政，光绪皇帝进行了反击。七月中旬，他将压制下属上书的礼部六名尚书、侍郎一并革职，提拔谭嗣同、刘光弟、杨锐、林旭四人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机密。这样一来，变法进入高潮，而新旧两派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京、津之间，慈禧和荣禄不断派人往来密谋，废黜光绪的传言随之而起。政变风声日紧，光绪皇帝密诏维新派筹商对策。康有为等人无计可想，密奏光绪，请重用在天津小站统带新建陆军的袁世凯。

　　光绪皇帝依议召袁世凯进见，破格授以侍郎。谭嗣同随后往劝袁世凯举兵救驾，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结果被袁世凯告密出卖。其实，维新派拉拢袁世凯的举动早已引起顽固派的警惕，加以这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维新派露有借重其人之意，后党集团更感到政变再不能拖延。因此，在袁世凯叛卖维新派之前，后党集团已议定政变的最后步骤。八月四日，慈禧自颐和园赶回皇宫，预为布置。八月六日（９月２１日），正式宣布重新临朝 训政 ，将光绪软禁，并下令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外国，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 戊戌六君子 于八月十三日被杀。百日维新淹没在血腥恐怖中，新政成果仅存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影响　戊戌变法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封建传统又根深蒂固，从而革新与守旧之间阶级力量的对比相差悬殊，变法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但作为一次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维新派和光绪皇帝政治、思想的不成熟，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戊戌变法在民族危亡关头匆忙出台，准备不足在所难免。但作为变法的领导者和指导者，还是应该尽量做到整体规划、统筹安排。而变法期间，短短百日之内，光绪皇帝颁布的变法上谕几近２００道，既未虑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对改革后出现的问题也无补救措施，而且步骤零乱，没有主次先后和轻重缓急之分。结果，一开始就造成整个社会的震荡不安，招致各阶层守旧势力的同时反抗。即以裁汰冗员和政府机构而论，这涉及政治体制和旧有官员的出路，阻力本来就大，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对被裁人员如何措置又无下文，致使这批人无论守旧程度深浅，都痛诋变法，站到了后党一边。所以当时人认为，政变的发生，首先就在于裁官。再比如，数百万旗人久惯寄生生活，而变法中一纸准旗人自谋生计的规定，骤然取消了他们作为统治民族的这种特权，不能不引发矛盾，加之康有为提出改国号、易正朔、断发易服、满汉不分等要求，使这些人大受刺激，因而反应强烈，直至牵动满族统治集团。

　　仅此一项，就决定了变法必败无疑。康、梁总结变法夭折的原因，都提到满汉之争 ，殊不知这一情况的引起，同他们自己的思虑不周大有干系。所有这些，说明长于书斋的维新党人缺少政治经验，即使人数再多，也未必就能成就变法事业。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而又重大，意义不可低估。

　　首先，它顺应时代的要求，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不但以维新派的奔走呼号和流血牺牲精神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而且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寻求国家出路的斗争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将救亡图存同独立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改革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使传统的爱国主义在内容上得到深化；他们所提出的大兴工商实业、保护民族经济，特别是制定宪法、张大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等政治主张，超过了此前所有改革思想家，从而在更为深刻的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其次，它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起到了重要的民主主义启蒙作用。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广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并以此为武器，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从而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稍后的事实表明，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和革命知识分子，大都受到过维新思想的启迪。

　　由戊戌维新开启的思想解放，可以说是这场运动的最大贡献。

　　４。维新运动的最后结局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以保皇会为组织形式，在 勤王 的名义下，于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策划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这是维新派政治活动的顶点，也是维新运动的最后一幕。

　　戊戌政变后不久，逃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与专程赶来的唐才常共同拟定计划，准备在两广地区和长江流域起兵。为此，康有为决定以华侨为对象，广筹经费。光绪二十五年六月（１８９９年７月），康有为到加拿大，联络当地侨领，成立起保皇会。保皇会以 忠君爱国 为宗旨，把救光绪同 变法救中国 紧相联系，符合当时大多数海外侨胞渴求中国进步的要求，因而发展很快，时日不多即星罗棋布于日本、南洋、美洲、夏威夷、澳洲及香港、澳门等地，会众多达数十万。康有为等人借此团体大力开展宣传，向华侨劝捐助饷，到起义失败时，募集资金约３０万左右。

　　义和团运动爆发之际，康门骨干奉命加紧组织国内力量。唐才常负责长江流域。他联络维新志士，交结会党领袖，于上海成立 正气会 ，后改称 自立会 ，并以会党群众为基础，组成 自立军 ，又称 勤王军.与此同时，负责两广的徐勤等人也以各种途径，网罗了这一地区大部分会党首领及绿林豪客。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侵华，康有为指示借机发难。七月初，唐才常邀集在上海的维新派和社会名流，倡设 国会 ，称 中国议会 ，揭出不承认满清政府统治、拥护光绪复辟、实行君主立宪的纲领。七月中，自立军一支在安徽大通竖旗举事，旋被扑灭。这前后，唐才常等几次运动张之洞，欲拥其据两湖 独立.张之洞未置可否，但到七月底，突然采取行动，派兵包围设在汉口的自立军总机关，捕杀唐才常等起义领导人。自立军未及全面发动即告失败，两广勤王队伍也悄然瓦解。

　　这次 勤王 活动的失败，标志了中国资产阶级运动史上的一大转折。

　　自此，革命开始取代维新，逐步成为资产阶级运动的主流。维新派也从此分化，一些人日益转向革命的立场。

　　（五）清政府的 预备立宪 与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运动

　　１。清政府的重行 新政

　　慈禧太后残酷地镇压了戊戌变法，但时隔两年，她自己也打起 变法 的旗号。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义和团运动中得罪了帝国主义，想借此讨好列强，以便在它们的支持下，应付日益严重的国内危机，继续维持反动统治。

　　光绪二十六年末（１９０１年初），因八国联军入侵而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以清廷名义，发布 变法 上谕。次年三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领衔、李鸿章等人参与，作为 新政 的统筹机构。从这时到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清政府采取了多项 新政 措施，兴革较大的，有下述四个方面：其一、改革政治机构，修订法律。依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清政府首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 班列六部之前.继而裁撤冗衙，云南、湖北、广东等巡抚衙门陆续撤销。同时裁汰书吏差役、废止捐纳制度，以整饬吏治。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开始修改律例，取消凌迟、枭首等苛刑，轻犯或以工代罚，或收容习艺。

　　其二、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和警察。宣布 变法 次年，下令裁减绿营、练勇，停止武科举，各省设武备学堂。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在北京设立练兵处，总掌全国练兵事务，各省设督练公所，主管地方练兵。此后制定营规、营制，确定军制以镇（师）为单位，并规划在全国训练３６镇新军。这先后，由袁世凯在天津首发其端，各省相继组建巡警，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成立巡警部。

　　其三、提倡商办实业。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成立商部，着手制定一系列商务规章，允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并对投资工商业及有发明创造者，分别等第，给予官衔等奖励。

　　其四、改革文化教育，废科举、兴学堂、鼓励出国留学。光绪二十七年，诏废八股、改试策论，到光绪三十一年七月，正式废除科举制度。这期间，要求各地按省、府、县三级分设大、中、小学堂，并制定了学堂章程，统一全国学制；还多次通令各省选派留学生，并定出奖励办法，无论官费、自费，学成归国者，一律按学业程度赏以贡生、举人、进士等名衔。光绪三十一年成立学部，统管全国教育。

　　清政府举办 新政 ，原意是在维护和加强自身统治。但因以上措施有不少确具改革性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型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至于清政府的本来目的，并没有达到。相反，由于清政府为解决 新政 经费而增加名目繁多的新捐税，各级官吏借机勒索敲诈，下层群众不堪其苦，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新政 的另一个结果，是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的乘势崛起。这也是清政府始料所不及的。袁世凯于戊戌变法时卖主求荣，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

　　随后镇压义和团运动，又为帝国主义所赏识。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李鸿章死去，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地位虽高于其它疆臣，但这时的实力还不大。清政府推行 新政 ，给了袁世凯迅速扩张势力的机会。次年，袁世凯奉命参与督办新政事务。不久练兵处成立，名义上奕劻为首，实则袁世凯把持一切。他就此之便，于光绪三十一年最先练成北洋６镇新军，而直到清朝灭亡时，全国建制完备的新军总共才编成１６镇。袁世凯还广集党羽，安插亲信，使军政、警政、邮政、路矿等大权尽归北洋，从此成为手握重兵的最大军阀官僚。袁世凯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敌，但清王朝日后的命运也为其所摆弄。

　　２。 预备立宪 的提出与立宪派的响应

　　清政府 变法 期间，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它们借清政府实行 新政 ，不但派出大批洋员，在中国军、政、商、学各方面占据要津，以 顾问 之名而行全面控制；而且疯狂扩大资本输出，掠夺航运、路矿权利，大量开办工厂，并垄断金融系统，尽操中国经济命脉。与此同时，列强之间还对在华权益展开了激烈争夺。日俄战争就是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事件。

　　沙皇俄国于八国联军侵华时趁机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虽遭其它列强反对和清政府的反复交涉，迟迟不肯撤兵，企图永久霸占。这同日本吞并中国东北的既定政策尖锐冲突。光绪三十年到三十一年（１９０４年至１９０５年），日、俄间终于发生了一场战争。战争在中国领土东北地区进行，日本得英、美两国支持，最后打败俄国。双方签订条约，沙俄将其在南满特权，包括旅大租借地和长春至旅顺口的南满铁路，都转让给日本。腐朽的清政府无视国家尊严，战争中宣称局外中立 ，战争后又承认俄、日对中国主权的私相授受。

　　日俄战争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引起不同的反响。其中，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们特别看重日本战胜俄国的事实，普遍认为这个亚洲小国所以能够挫败欧洲大国，根本原因就在于实行了立宪制度。从而，他们更加卖力地鼓吹立宪，并以此积极运动政府有关当局。而在统治集团内部，以洋务官僚和驻外公使为主的一些人，也就此提出 立宪 的要求和建议。这时候，革命的风潮激荡不已，清政府无计消除，于是用 预备立宪 的表示，作对付舆论和革命的办法。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六、七月间，清政府宣布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 考察政治 ，以作 立宪 准备。五大臣于十一月成行，分赴日本和欧美国家，半年后回国，提出立宪有巩固皇位、减轻外患、消弥内乱三大好处。经过亲贵重臣的一番争论，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１９０６年９月）

　　正式颁布了 预备仿行宪政 的上谕。

　　清政府的 预备立宪 激起资产阶级上层的极大热情。就在当年十一月（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原来的维新名士、壮元出身的资本家张謇，联合汤寿潜（即早期维新思想家汤震）等人，在上海组成第一个立宪团体 预备立宪公会.随后，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广东的丘逢甲等，各在本地成立了 宪政筹备会 、 宪政会 、 自治会 等同类团体。亡命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倍感鼓舞，立时将保皇会改以 国民宪政会 名目（旋又改称 帝国宪政会 ），梁启超并于次年九月（１９０７年１０月）在日本建立 政闻社 ，随设总部于上海。这些人大造立宪声势，国内海外遥相呼应，形成了一个立宪运动。张謇和梁启超影响最大，成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领袖。

　　３。清政府 预备立宪 的举措与结果

　　名为立宪实则集权的官制改革清政府 预备立宪 的实际活动，由改革官制开始。就在发布 仿行宪政 上谕的次日，清廷做出 从官制入手 的决定。月余之后，首先颁定中央官制，确定设置十一个部，即：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巡警部改）、度支部（户部改）、礼部（太常、光禄、鸿胪等寺并入）、学部、陆军部（兵部改）、法部（刑部改）、农工商部（工、商部合并）、邮传部（新设）、理藩部（理藩院改）。此外，三法司除刑部改法部，大理寺也改为大理院，都察院仍旧。并增设资政院、审计院和军谘府。后在宣统年间又设海军部，并改礼部为典礼院。光绪三十三年五月（１９０７年６月），变更地方官制，改按察使为提法使；增置巡警劝业道，裁撤分巡分守各道；各省设立审判厅。

　　官制改革徒有其表，无非将几个旧衙门换以新名，再添设一、二新机构做些点缀。然而，清政府此举却深怀用心，那就是借此消弱汉族官僚、尤其汉族地方大吏的权势，加强满洲贵族的中央集权统治。因此，官制改革之先，清廷就规定禁例，对专制统治中枢的军机处照旧保留，不许稍有所改；直关皇家的宗人府、八旗、太监诸事也不得涉及。至中央官制出笼，清政府口头上表示各部官员的任命 不分满汉 ，而事实上先前各部满汉平分的成例不复存在，变成了满七汉四，而且，地位重要的外务、陆军、度支等部俱由皇族亲贵执掌。改革后的地方官制，督抚向有的军、财两权，分别收归于陆军部和度支部。在这一过程中，拥有实力的汉族大吏如袁世凯等，曾企图仿效君主立宪模式，对官制做些实质性的改革，意在谋取更大权力，打破满洲贵族把持朝政的局面。这当然办不到。清政府不但彻底否决了由袁世凯暗中主使制定、内容包括取消军机处和设立责任内阁的改制方案，还立时打击袁世凯本人，革去其八项兼差并迫使交出４镇新军。随后又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将袁世凯与另一厚拥势力的地方总督张之洞内调中央，使成空头人物。

　　清政府假 预备立宪 之名而行满洲贵族集权之实，非但未能达到强化清朝统治的目的，反而使原本追随其统治的汉族官僚产生离心倾向，造成满清王朝的益加孤立。

　　不情愿的资本主义法规移植清政府对立宪没有诚意，引起了立宪派的不满。他们一面借报章大发议论，批评清政府的拖延不动，同时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清政府早开国会。光绪三十四年七月（１９０８年８月），预备立宪公会联络宪政公会、宪政筹备会、自治会等团体，邀集各省立宪派代表到北京，发动大规模请愿上书。有的省份，其请愿书上签名者多达２万人。清政府试图把立宪派的呼声压下去，拿政闻社开刀，以其内有梁启超等 要犯 而下令查禁。但立宪派未被吓退，声势反倒越来越大。一些地方督抚和朝廷臣僚也以各地人心浮动而奏请加快立宪步调。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于这年八月一日（１９０８年８月２７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以九年为立宪的预备期限。

　　《钦定宪法大纲》以《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内容分为 君上大权 、臣民权利义务 、 议院法要领 、 选举法要领 四项。第一项为正文，其余都属附录。从表面上看，《钦定宪法大纲》许给了臣民某些民主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财产及居住不容侵犯；还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组织形式，这在中国专制制度史上确实不曾有过。然而，大纲的真正立意所在，是要确保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它的 君上大权 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召集和解散议院、设官制禄、黜陟百司、总揽司法、统帅军队、宣战媾和等种种大权。显然，这同君主专制并无若何差别，远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宪法。

　　宪法大纲公布后三个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三岁的溥仪继帝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摄政。较之慈禧太后在时，载沣执政后更重集权。

　　他首先罢黜袁世凯，令其回籍。随后以监国摄政王身份代理陆海军大元帅，派其弟载洵、载涛分任海军大臣和军谘大臣，将军权集中皇族手里。对政府各部主官也加大皇族比重，使皇室贵胄在中央占了压倒优势。由于此前清廷曾发过筹设各省谘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上谕，载沣虽无心立宪，但不能不虚为敷衍。这样， 预备立宪 中又有了这两种机构的开设。

　　各省谘议局同在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成立，基本上为立宪派所控制，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分别担任了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省的议长。依规定，谘议局有权议决本省行政兴革、预决算、税法、所负义务等事。但所议事项，须经督抚同意方可生效，也就是只能建言以备采纳，并无监督和牵制督抚之权，这同立宪国家的地方议会是不能相比的。尽管如此，谘议局议员由选举产生的方式，立宪派取得议论政治的合法地位，对封建专制毕竟是一种突破。而且，立宪派利用这一合法机构，敦促清政府加快立宪，并发起收回路、矿利权的爱国运动，以及缘此而逐步形成有组织的政治势力，都大不利于清朝统治。这些进步的方面，自然是多在清廷意料之外，非其诏设谘议局的初衷。

　　资政院于宣统二年八月（１９１０年１０月）正式成立，由贝子溥伦、侍郎沈家本分任正、副总裁，共设２００议席。议员半为钦定，半由各省谘议局推选。资政院职权有议定国家预算、决算、税法、制定和修改法律、弹劾大臣等等，貌似资产阶级议会。但同谘议局一样，其议决事项仍须请旨定夺。既使规定的权力，在载沣为首的满洲亲贵集团压制下也多难行施。不过，因为立宪派占有半数席位，正、副总裁又不太守旧，资政院还是起了一些作用，如开议后不时同清廷抗争，支持和发动国会请愿，都给清政府造成被动。

　　４。立宪派幻想的破灭

　　宣统元年诏令开设谘议局后，立宪派忙于张罗议员选举，对清廷用漫长的九年拖延立宪，一时顾不上做出太大反应。及各省谘议局成立，立宪派头面人物各成议长，便拾续此前做法，再次开展上书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从这年十二月（１９１０年１月）到宣统二年九月（１９１０年１０月），由张謇发起，各省谘议局代表齐集北京，接连发动了三次大请愿。前两次均告失败，至第三次，资政院参与其间，各省督抚也纷纷催请，清政府被迫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定于宣统五年（１９１３年）召开国会，并立即设立责任内阁。部分请愿代表就此罢手，其余多数仍不满意，计划继续请愿施压，因遭清廷禁阻而未成。

　　宣统三年四月（１９１１年５月），清政府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取消旧内阁和军机处。责任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下设十部，各部官员不再称尚书、侍郎，概用大臣称号。阁员共计１３名，汉族仅得４席，满族多至９人，其中又有７人属于皇室，因被称为 皇族内阁.立宪派本想借立宪改变皇室贵族专权，分享政治权力，结果却适得其反。

　　他们又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名义上书请愿，要求内阁改组。清政府加以拒绝，并将请愿代表逐出北京。至此，立宪派的幻想完全破灭，一些人开始随风向而转，投向革命派一边。而清政府则因借立宪而行皇室集权的阴谋充分暴露，彻底成了举国喊打的孤家寡人。及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再颁较带立宪意味的《十九信条》，不但无人肯信，而且为时已晚。

　　（六）资产阶级革命与清王朝的覆灭

　　１。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

　　孙中山与资产阶级革命的萌动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萌发于维新运动兴起之际，义和团运动后渐成潮流。而孙中山则是这一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孙中山（１８６６- １９２５年），名文，字逸仙，后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人称中山先生，遂以此为号。他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

　　翠亨村一贫苦农民家庭。少时在家乡读过三年私塾，１２岁投奔侨居檀香山的大哥孙眉，在那里的英、美两所教会中学读书五年。之后相继求学于广州、香港，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于香港雅丽医院的西医书院毕业后，即在澳门和广州行医。

　　孙中山直接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又生逢列强侵入、清廷腐败的时代，求学时期就产生了改革现状的思想。中法战争前后，他与同窗密友时发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议论，赞扬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并以 洪秀全第二 自许，表现出一定的反清倾向。不过，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就其基本思想来说，还没有超出维新派的范畴。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夏，他曾通过郑观应、王韬等人的帮助，到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不涉民主要求的 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四项主张，并强调这是 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 ①，与革命显有距离。不久，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的投降妥协面目很快暴露无遗。面对民族的危急存亡和举国激愤的民情，孙中山终于走向革命道路。

　　光绪二十年十月（１８９４年１１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动员关怀祖国命运的华侨，组成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 兴中会.《兴中会章程》揭示清政府反动昏聩所导致的严重民族危机，发出 振兴中华 的口号。次年正月（１８９５年２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于吸收会员的誓词中提出 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的纲领，首次表达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朝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目标。

　　香港兴中会总部建立当年，孙中山即着手联络广东各地的会党及清军，计划于重阳节（１８９５年１０月６日）在广州起义。因谋事不周，起义未及举行，就被当局镇压，７０多人被捕，兴中会重要成员陆皓东牺牲。这时候，维新变法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追求进步的人们大都醉心于此，所以这次起义没有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受到通缉，逃往日本，随即转赴檀香山和美洲大陆，次年（１８９６年）又到英国伦敦。抵达伦敦未久，孙中山被清政府驻英使馆派人绑架，准备秘密押运回国，后经他在香港学医时的英籍老师康德黎奔走营救，获得释放。经过这次蒙难，孙中山开始以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而知名于国际。在欧美期间，孙中山认真考察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民主革命的思想进一步成熟。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１９００年１０月），孙中山又策划发动了广东惠州起义。起义由兴中会骨干郑士良负责，以会党为主力。起义军２万人，在惠州三洲田打响，沿海岸向厦门方向进发，因粮械无继，血战半月后解散。对这次起义的失败，爱国之士恨其不成，多表惋惜，这反映了资产阶级运动的潮向由维新开始转到革命。

　　①《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 1卷，第 8页。

　　新型知识分子群的出现及其向革命的转变自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

　　清政府推行 新政 以后，随着废科举、兴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新式学校迅猛增加，出国留学蔚成风气。其中，留学生以赴日本者为最。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留日学生不过１００余人，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已达１３００人，两年后更增至８０００多。留学欧美的较少，也有数千。至于入国内学堂的，据对光绪二十九年的估计，不下数万。这批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和熏陶，思想日益资产阶级化，从而形成了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

　　与旧式文人不同，新生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进步，政治敏感。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他们满怀救国热情，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并由此而纷纷走向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坚和领导力量。

　　从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起，由留日学生发端，新型知识分子们就开始建立爱国团体，进行政治性活动。到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章炳鳞在日本倡开 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 、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 中国教育会 ，已表现出反清革命的倾向，学界风潮也接踵而兴。而继后发生的 拒法 、 拒俄 运动和 《苏报》案 ，则成了大批新知识分子由爱国而向革命转变的关键环节。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１９０３年４月），广西巡抚王之春用出卖民族权益换取法国军队镇压会党起义，留日学生和 中国教育会 先后发起集会，通电抗争。爱国知识分子还就此发表文章，直指清政府是卖国魁首，表示出推翻清廷的强烈愿望。

　　拒俄运动紧接拒法运动爆发，同在这年三月，导火线是沙俄拒不按期撤走八国联军侵华时入占中国东北的军队，并提出扩大侵略的无理要求，从而激起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上海各界人士率先集会抗议，北京、湖北、江西等地学生罢课示威，予以响应。与此同时，留日学生集会于东京，主张对俄开战，还组成 拒俄义勇队 （后更名 学生军 ），表示愿为国家效命抗敌。清政府对此非但不予支持，反而勾结日本政府勒令义勇队解散，又密令各省督抚，对回国运动抗俄的学生代表随时查拿处死。爱国而遭压制和迫害，这使爱国知识分子受到极大刺激。学生运动由此发生重大变化，反清成为与爱国紧相联系的内容。同年四月留日学生黄兴等人组织 军国民教育会 ，就把实行反清的 民族主义 定为立会宗旨，随后并派会员归国策动起义。

　　拒俄运动后两个月，清政府制造了轰动全国的 《苏报》案.《苏报》原系倾向于维新的上海小报，名气平平。及爱国学潮兴起，它挺身支持，刊文鼓荡，自此为东南学界所注目。稍后蔡元培等成立 爱国学社 ，《苏报》为学社师生提供发表言论的园地，政治倾向益趋激进。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苏报》连续刊载放言革命的文章，特别是摘登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以大量篇幅推荐邹容的《革命军》，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清政府深为忌恨，于这年五月串通上海租界工部局，将《苏报》及爱国学社一并查封，并逮捕了章炳麟等人。邹容自投监狱，备受折磨，两年后死于狱中。清政府伙同外国势力摧残进步力量，激起国人义愤，促使更多的爱国志士趋向革命。

　　众多知识分子由爱国而走上革命道路，标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初步形成。

　　革命思潮的传播与革命团体的涌现革命派知识分子自始即重视宣传，于初步形成时期在国内外创办了多家报刊，并编译出版了一批书籍，大力鼓吹 排满革命 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尤其光绪二十九年起，一些原属维新派或带有维新色彩的刊物也转向革命，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在此期间，涌现出不少著名的思想家和鼓动家，章炳麟、邹容和陈天华即为其中的杰出者。

　　章炳麟（１８６９- １９３６年），号太炎，浙江余姚人。维新运动时曾参与变法宣传。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反对自立军拥光绪复辟，与维新派彻底决裂，自此倡言革命排满，不遗余力。所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驳康有为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谬论，斥责光绪皇帝是 未辨菽麦 的小丑，称颂革命为改造国家之 良药 ，对启发人们的民主觉醒起了很大作用。

　　邹容（１８８５- １９０５年），字蔚丹，四川巴县人。幼年时受维新运动影响，即关心国事。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留学日本，隔年回到上海，发表《革命军》，热情讴歌革命，颂扬民主，号召打倒帝国主义的 奴隶总管 清王朝，永远根绝君主专制，提出了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政体模式开创 中华共和国 的主张。此书的问世，对知识界震动巨大，一版再版，销量居革命宣传品第一。

　　陈天华（１８７５- １９０５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留日学生。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写成《猛回头》、《警世钟》，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阐发民主革命的道理，号召各阶层人民共同争取国家独立，推翻 洋人的朝廷.这两本小册子采用白话文和说唱形式，不但深深打动了知识界，在下层群众中也广为流传。

　　革命思潮的广泛传播，推动了革命派在组织上的联系，以新型知识分子为主的革命团体接连出现。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底（１９０４年２月中），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了 华兴会 ，推黄兴为会长。黄兴（１８７４- １９１６年），原名轸，字廑午，号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２年）以武昌两湖书院高材生被张之洞选派日本留学。次年参加拒俄运动，愤于清廷压制爱国，趋归革命，于组成军国民教育会后回到湖南，筹组革命团体。所创华兴会以 驱除鞑虏，复兴中华 为口号，有会员５００余人，建会后即联络会党准备起义。不久事泄，黄兴亡走日本，组织也未受大损。同年六月（１９０４年７月），湖北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 科学补习所 ，以 革命排满 为宗旨，成员多为湖北新军中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个团体与华兴会原订同时起事，因后者事败而受牵连，遭到破坏，但后来 日知会 又在它的基础上成立。同年十月，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 光复会.此会成员主要是江浙一带知识分子及会党，另有商人、工匠和少数地主士绅。因其成份较杂，内部宗旨颇多歧异，而以排满复汉占主导地位。除这三个团体外，还有一些类似的小团体出现于福建、安徽、江西等省区。所有这些团体各有自身特点，但在反清革命这一根本问题上存在共同之处。它们的产生与扩大，使革命派日渐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势力。

　　２。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与革命运动的开展

　　同盟会的成立与三民主义的提出独立分散的团体形不成强大力量，形势的发展有待于统一政党的领导。孙中山为此作了积极努力。

　　自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以日本为基地，往来奔波于南洋和欧美各国间，广泛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加强了同华侨、会党和知识分子中革命派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逐渐被广大革命派所了解，成了最具号召力的革命领袖。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夏，孙中山自欧洲回到日本，倡议并筹划建立统一组织，得到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和留日学生中革命分子的赞同。七月二十日（８月２０日），在东京召开了 中国同盟会 成立大会。到会１００多人，通过了《同盟会章程》，确定以孙中山提议的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为革命纲领；推孙中山为总理，并组成领导机构，设总部于东京。同盟会的成员，最初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有其他阶层加入，但前一类仍占大多数。

　　同盟会具备了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规模，它的成立，使革命派有了统一的领导中心和明确的斗争目标，有力地推动着革命高潮的到来。

　　同年九月（１９０５年１０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民族主义即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意思是推翻满族当权的清王朝，建立汉族当权的统一民族国家。无庸讳言，内中夹杂有大汉族主义思想。但就其基本方面来说，它所针对的，主要是满族统治者。孙中山曾就此做过解释，指出反满并非尽灭满族，只是反对祸害汉人的满洲人，说明不同于狭隘的种族复仇。他还把反满同挽救民族危亡联系起来，认为非先推倒满洲政府，无以避免瓜分之祸，更见其出发点是在争取国家独立。当时，清王朝对内实行阶级和民族压迫，对外已成帝国主义侵华工具，所以，民族主义这一口号受到各阶层民众的广泛拥护。

　　民权主义即 创立民国 ，也就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中国人民受君主专制的重压几千年，代之以民主共和是历史的一种进步，因而这一观念能够深入人心。尽管孙中山和同盟会所设想的民主共和国只属于资产阶级，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也无实现的可能，这种主张的提出，仍不失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贡献。

　　民生主义即 平均地权 ，其基本内容，是用 核定地价 、 涨价归公的办法限制对土地的垄断。具体方法是将私人土地划定价格，买卖时如有上涨，超过原定地价的部分归于国家。这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土地国有的办法。孙中山的本意，是想以此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分化与对立，以避免革命成功后又发生新的革命，试图 毕其功于一役 ，将创立民国的 政治革命 同西方国家劳动阶级正在开展的 社会革命 一齐完成。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显然带有浓厚的空想成份，但它表达了对劳苦群众的真挚同情，也触及到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即封建土地问题，因而仍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详细阐述的比较完备的民主革命政纲，在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但它有重大缺陷，既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也没有明确提出摧毁整个封建势力，而只重反满。因此，它不是一个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这决定了资产阶级最终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革命派对立宪派的论战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酝酿过程中，有相当一段时间，革命派同立宪派前身的维新派思想分野不清。戊戌变法之前之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曾两度与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维新派谋求联合，只是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两派各搞 勤王 和起义时，康、梁同孙中山争夺会党，并把檀香山兴中会员拉入保皇会，双方组织联系方告中断。但直到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以前，两派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决裂。其后随着革命思潮的兴起，两派开始张帜对抗。及至同盟会成立，康、梁保皇会以清廷宣布了 预备立宪 ，益加坚持君主立宪主张而大攻同盟会纲领。革命派组织力量，全面反击。这样，从光绪三十一年到三十三年（１９０５年至１９０７年），双方各以创办于东京的《民报》与《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论战。

　　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于要不要排满革命、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及要不要改革土地制度这三个问题。

　　首先，立宪派宣称，排满革命会招致国家内乱和外国干涉，要 爱国 就不应排满革命。革命派驳斥说，清政府反动腐朽，是中国民变蜂起、遭人侵略的根源，要爱国就必须施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革命派对清政府罪行和本质的揭露是深刻的，但对关键问题的回答显得十分幼稚。他们提出，只要把革命控制在一定范围，使之 有秩序 地进行，符合国际法，不搞触犯外国利益的 野蛮排外 ，就可以防止 群众暴动 ，避免外国的干涉和瓜分。这种天真幻想的理论，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软弱，对立宪派的反驳也是无力的。

　　其次，立宪派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具备行使共和政治的能力，因而必须经过君主立宪，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体。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他们以各种事实为例，指出民主共和是人心所向、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中国也只有 兴民权、改民主 才有出路。并指出，中国国民才智不下于欧美民族，只要摆脱专制压迫，就有能力实行民主政治。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最后，立宪派对同盟会的 平均地权 表示了最为坚决的反对。他们说土地私有乃天经地义， 土地国有 则违背社会经济的 自然法则 ，会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危及 国本.革命派驳辩说，土地为生产要素，不当私有，同为一国之民而土地多寡不均，是 地权失平 ，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现象，只能靠土地国有政策，也只有如此，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这个问题上，革命派旗帜鲜明，但失之于理论混乱，一些人往往把 平均地权 当作社会主义纲领来宣传，结果被梁启超所抓住，讽刺革命派不识社会主义为何物。

　　这场论战，革命派方面阵容强大，革命的宣传又和当时剧烈动荡的阶级斗争形势相适应，因而占了压倒优势。而立宪派几乎主要由梁启超一人操刀握笔，很快不支。梁启超两次向《民报》试探言和，均遭拒绝。最后《新民丛报》停刊，论战随之结束。

　　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的武装起义同盟会成立后第二年起，革命派便开展武装斗争，接连发动起义。

　　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蔡绍南等人联络湖南浏阳、醴陵和江西萍乡的会党，发动了首次起义。起义军以会党首领龚春台名义发布檄文，宣布起义宗旨是破除专制政体、 建立共和民国.这次起义得到贫苦农民、煤矿工人及部分清军响应，队伍达３万多人，攻占数州县后始被清军重兵镇压下去。

　　继萍浏醴起义后，孙中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六次发动了两广和云南沿边的起义，即光绪三十三年四月（１９０７年５月）潮州黄冈起义，五月惠州七女湖起义，八月钦州、廉州、防城起义，十一月镇南关起义，次年二月（１９０８年３月）钦州马笃山起义，三月云南河口起义。这些起义基本上都是依靠会党，群众基础不广，准备也不充分，带有单纯军事冒险性质，所以旋起旋败。

　　在同盟会组织一系列起义的这段时间，光复会革命党人也在浙江和安徽发动了两次起义。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起，陶成章、徐锡麟和女革命家秋瑾等在浙江联络会党，组成光复军，并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作为据点。次年，秋瑾主持大通学堂，与任职安徽巡警学堂及巡警处的徐锡麟约定同时举事。五月末，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局。失败后被俘就义。大通学堂以此暴露，秋瑾也被捕壮烈牺牲。次年十月（１９０８年１１月），熊成基又率部分新军在安庆发难，事败后只身逃亡。这两次起义与同盟会都有一定联系。秋瑾本具同盟会身份，熊成基后来也成同盟会员。

　　以上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武装斗争一时沉寂。原因是同盟会自成立以来，就因内部对三民主义纲领意见不同而有所涣散；对孙中山只重南方沿边起义，原华兴会中的一些人也持异议。随着起义连连失败，同盟会中的派别矛盾不断加深。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两湖、四川部分同盟会员另组 共进会.加入同盟会的陶成章等人本来就以原光复会名义单独活动，这时更闹分裂，于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建立光复会总部。其间还几次出现倒孙风潮，这都分散了组织起义的精力。

　　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全国斗争形势呈现空前发展局面，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乘机而动，在广州又发动了两次起义。第一次广州新军起义是在宣统二年正月（１９１０年２月），仓促而发，旋起旋败。第二次即著名的 黄花岗之役 ，宣统三年三月（１９１１年４月）由同盟会负责人黄兴亲自发动，一度攻占总督衙门，因属单纯军事冒险，最后也失败了。这次起义牺牲１００多人，多为孙中山调自各省的重要骨干，同盟会领导力量由此大为削弱。但这些烈士献身理想的壮烈事迹和精神，振奋了全国的人心。

　　３。辛亥革命的爆发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引发辛亥革命的保路风潮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１０年）以后，各地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发展，到宣统时已呈全面高涨的形势。抗捐抗税和抢米风潮遍及全国，少数民族起义和清军哗变事件也时有发生。反对帝国主义掠夺铁路矿山的 收回利权 运动声势最大，往往数省人民一致行动，并因此而取得了一定胜利。各种斗争的风起云涌，说明全国广大群众已对现实充满了反抗情绪。一遇适当时机，就将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洪流。

　　宣统三年四月（１９１１年５月），清政府在成立 皇族内阁 后，颁布了一道 铁路干线国有 的上谕，随后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将湘、鄂、川、粤四省人民经过艰苦斗争才收回自办的这两条铁路的修筑权，重又出卖给帝国主义。清政府这一倒行逆施的卖国行为，立时触发了整个社会久已积蓄的不满。全国各地，无处不起抗议声浪。

　　相关四省的各阶层人民尤难容忍，由立宪派发起，纷纷罢市、罢课、罢工，集会游行，很快形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保路运动。

　　在各省保路运动中，属四川规模最大，斗争也最为激烈。这年五月（１９１１年６月），川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召开会议，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 保路、废约 为宗旨，全省响应。七月初，成都全城罢市、罢课，随即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数千万人卷入了运动。立宪派尽力把运动限制在 文明争路 的范围，但清政府高压激变。七月中旬，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同志会负责人蒲殿俊、张澜等，并枪杀请愿群众，造成震动全国的成都血案。于是矛盾激化。革命党人乘机联络会党，组织保路同志军，在各县发动起义，并一度包围省城。八月四日（９月２５日），主持四川同盟会的吴永珊（吴玉章）等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了当时全国第一个革命政权。革命党人首先突破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由此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武昌起义与各省的响应四川保路运动迅猛发展的新势头，使各省革命党人受到极大鼓舞，积极准备武装起义。而武昌起义的爆发，则成了各省云响影从的号炮。

　　在 九省通衢 的武汉，革命派一向活跃，先后出现过不少革命团体。

　　最后形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组织。这两个团体都以开展新军工作为重点，但一直是分别活动。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夏，对在南方起义表示不满的宋教仁、谭人凤等于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主张在长江流域起义，于是推动武汉这个团体商谈合作。不久，文学社和共进会组成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文学社的蒋翊武为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为参谋长。同时制定了起义计划，拟于中秋节（１０月６日）发动，后以准备不足延期。但八月十八日（１０月９日），起义机关暴露，主要领导人或死或伤或逃离武昌。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按所获名册搜捕党人，形势极其危急。在失去领导的情况下，革命士兵们自行联系，毅然依议发难。

　　八月十九日（１０月１０日）晚，武昌城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经过一夜战斗，次日一早即占领了武昌城。汉阳、汉口也在两日之内归于革命士兵掌握。起义进程中，革命士兵们发扬革命首创精神，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宣布国号为 中华民国.然而，他们缺乏经验和自信，在组织政府时，错误地认为非请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领衔不行。于是强行拥立刚刚杀害过革命党人的原清军协统黎元洪作军政府都督，推立宪派首领、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当民政部长。这样，革命党人用浴血奋战赢来的政权，轻易地就被旧势力所捡取。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纷起响应。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最先行动，与武昌起义仅隔１２天，就发动起义，占领长沙，成立了军政府。此后短短一个月，陕、赣、晋、滇、沪、贵、浙、苏、桂、皖、闽、粤相继宣布独立。到九月末（１１月中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总计已有十四个脱离清廷统治。这些省区的独立不全由起义而来，许多是立宪派与旧官僚合谋采取应变措施，用独立的名义抢先抓取政权。江苏巡抚程德全就是更换衙门的旧牌号，摇身一变而成为军政府都督。即使经过起义的，有的也同湖北一样，革命党人自动把政权让给立宪派；有的则因革命党人丧失警惕，在旧势力所搞的政变中将政权失掉。因此，政权真正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的，只占少数。这种情况说明，就在革命迅速高涨的形势下，已经存在着失败的危机。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随着各省的纷纷独立，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提到议事日程。为争夺未来政府的支配权，各派政治力量重新组合，形成湖北和江浙两个势力集团。它们分别发出通电，要求各省派代表商讨组织中央政府，但对会议地点和政府所在地问题，一个要在武汉，一个要在上海。最后江浙集团暂时退让。十月十日（１１月３０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举行。

　　当时，袁世凯正对武昌方面进行和平试探，立宪派和革命派内部产生妥协倾向。所以，代表会议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后，未按规定选举总统，而议决临时总统一席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会议尚未结束，江浙联军攻占南京。

　　在江、浙、沪三都督的坚持下，各省代表又改到南京开会。会议对总统席位仍持原议，决定临时总统正式选出之前，先举大元帅代行总统职务。于是湖北、江浙两集团又就大元帅人选展开争斗，久不能决。

　　正当代表会议处于僵局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孙中山是公认的革命领袖，革命党人一致同意由其出任总统席位，立宪派和旧官僚也因舆论所向，不得不表示赞同。十一月十日（１２月２９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正式改国号为 中华民国 ，定１９１２年为民国元年，改用公历。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１月３日，各省代表会议选黎元洪为副总统，并通过孙中山提出的国务员九人名单，组成临时政府。１月２８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

　　在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中，革命派居于主导地位。虽然副总统和九部总长中有六人都为立宪派或旧官僚，但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孙中山拥有最高权力。而且，各部次长由孙中山直接任命，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骨干；加以立宪派和旧官僚多持消极态度，不到职任事，部务实归革命党人。起立法作用的参议院，同样也为革命派所掌握。因此，南京临时政府不失为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政权，它的成立，标志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帝制时代的终结。

　　南京临时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政权。在其存在的三个月中，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有关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及文化教育的法令。特别是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法律化，这是辛亥革命的一项重要成果。

　　南京临时政府毕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权，一成立就暴露出这个阶级的弱点。对外，它宣布承认清政府同帝国主义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幻想以此换取帝国主义的同情与支持；对内，它很少关心广大农民的利益，尤其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种政治上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注定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夭折和辛亥革命的迅速失败。

　　４。革命派的妥协与清朝政权的结束

　　清政府的挣扎与袁世凯的起用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令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但北洋军队受开缺后客居漳德的袁世凯暗中操纵，荫昌指挥不灵。帝国主义者要求起用袁世凯，清廷内部的袁世凯势力也发出同样的呼声。摄政王载沣被迫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到前线督师。袁世凯为借势谋取军政大权，以两年前被载沣罢官的同样理由，即 足疾 未愈，拒不受命，继而通过徐世昌，提出组织责任内阁和统掌军权等六项出山条件。

　　这时，张绍曾、吴禄贞等新军将领发动了 滦州兵谏 ，清廷在北方的统治也露不稳。迫于形势，载沣不得不如袁所请，于这年九月中旬（１９１１年１１月初）宣布 皇族内阁 解散，委任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另组责任内阁。

　　袁世凯控制了清政府全部军政大权，立即着手稳定北方局势。先是使人暗杀新军第六镇统制、革命党人吴禄贞，并将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免职。随后镇压新军管带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人发动的滦州起义，将王金铭、施从云和策动起义的革命党人白雅雨杀害。

　　与此同时，袁世凯使用武力和谈判两手政策，对付脱离清朝统治的南方政权。他一方面命令北洋军队向革命军猛烈进攻，连陷汉口、汉阳，一方面又几次派人与黎元洪和黄兴联系，以举他为总统作条件，商讨停战议和。黎元洪有意投靠袁世凯，黄兴等革命党人也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把他看成中国的拿破仑和华盛顿，希望他转向革命，推倒清廷。于是就有了前述各省代表会议虚总统之位以待袁世凯的议案。之后袁世凯故意留下一攻即破的武昌不打，转与南方谈判。

　　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南北议和原拟在汉口举行，因江浙集团的反对，改在上海。十月初（１１月下旬），议和谈判在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始，伍廷芳和唐绍仪各为南北代表。谈判中，双方就停战、国体等问题讨价还价。在各国驻上海领事的压力下，停战协议很快达成。而政体一事，究竟采取共和还是立宪，双方意见难于统一，最后商定由各省派代表召开国民会议解决。

　　对于袁世凯来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本无所谓，他所想的只是把国家政权夺归自己。由于这时候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大感不快，立即宣布双方所订协议无效，并撤销唐绍仪的代表资格，中断谈判。为迫使南方就范，袁世凯还指使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叫嚣誓死抵抗共和，赞成君主立宪；并令张勋所部向南进攻，威肋南京。

　　为维护民主共和的原则立场，孙中山主张回击袁世凯，并命将出师北伐。

　　但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处境极其艰难，也不能真正行施号令。帝国主义对孙中山为首的这个政府始终不予承认，还以财政封锁和武装示威催迫南京政府向袁世凯尽快妥协；南京政府内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张謇为代表，与袁世凯互通声气，而与孙中山大唱反调；革命党人严重分化，许多人革命意志急剧衰退，或但求禄位，或走向堕落。一些人不但自己不再革命，还攻击孙中山 恋栈 、舍不得丢掉总统位置。孙中山无可奈何，只好让步。此前他在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就向袁世凯致电表示过自己 暂时承乏 、 虚位以待 之意，这时又电令伍廷芳向袁世凯重申：只要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临时政府绝不食言。１９１２年１月上旬，汪精卫还代表南方，同唐绍仪缔结了同样内容的密约。

　　袁世凯得到南方同意让权的确实保证，回头即对清廷施压，进行逼宫。１月１６日，他上奏清廷，请开皇族会议决定 帝位去留.之后称病不朝，而阴使不久前狂叫誓死反对共和的那帮将领再度联名通电，要求皇上立即退位，确定共和政体，并且扬言，如不依此，就率全军将士进京。一部分满洲少壮亲贵组织 宗社党 ，试图抗拒，其领袖良粥不久即被人暗杀。外受革命党压力，内被袁世凯把弄，清皇室已经无路可走了。

　　２月１２日，在得到保留清帝称号、清帝仍可居住紫禁城、民国政府每年拨给皇室４００万元费用等优待条件后，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携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举行了封建的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礼仪，宣告退位。统治中国２６０多年的清王朝，由此寿终正寝。到１９２４年冯玉祥发动 北京政变 时，又废除清帝年号，将溥仪逐出皇宫。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国家政权落归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袁世凯。自此，辛亥革命催生的中华民国，就只剩下一块空招牌。

　　六、结语

　　在清代２７６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清代前１９６年的历史曾创造了晚期封建社会的繁荣，并最后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后５１年，在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华民族面临着被肢解被瓜分的危机。

　　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此伏彼起，扼制了西方列强的侵华野心，打击了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起的洋务运动和 立宪 活动同人民的革命斗争交织在一起，他们企图通过所谓 自强 、 自救 措施来挽救封建制度的灭亡。但这一切努力在历史的发展面前只能是徒劳。洋务运动以后兴起的民族近代工业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新兴的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都企图用自己的蓝图来塑造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虽然没有取得任何成功，但维新运动所鼓吹的新思想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却未能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外壳下继续发展并日益尖锐。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新的阶级势力和政治力量在民主共和国的外壳下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些政治力量的发展将逐渐改变中国政治斗争的格局，最终结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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