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8卷 宋辽金夏教育史

　　本卷提要

　　本书叙述的是宋、辽、金、夏时期（公元９１６年- １２３４年）的中国教育历史，其内容包括：宋、辽、金、夏诸朝的文教政策、官学设施、教学课程、考试制度、选士制度以及私学、书院教育的状况；著名教育家的教育实践及主张。宋、辽、金、夏是中国封建社会持续发展的时期，在教育领域也取得广泛的成就，而两宋的教育成果最为显著。宋代教育经过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大规模兴学，建立了完整的官学体制，科举制度也经过一系列调整改革，基本定型；书院教育在宋代产生发展起来，并为后世书院教育提供了样品。

　　教育思想领域学派林立，其中以王安石的新学与程朱理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意义。辽、金两朝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在不断地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在教育领域采取了推进汉化的多项措施，实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仿照汉制，创行科举，仿照汉字，创造文字，教育内容也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课程，从而大大加速了北方地区的文化建设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进程。

　　一、宋、辽、金、夏教育概述

　　公元１０世纪至１３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经过长达２００年的分裂割据之后，再次出现统一的局面。在这期间，中原和江淮流域的江南地区先后建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北宋与南宋王朝；在北方则先后出现了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朝及女真族的金朝。其中，契丹族的势力一度南侵到中国北方原属于后唐辖地的燕云一带；金朝的军队则在公元１１２５年灭掉辽朝，占领了几乎全部辽朝故地，又于次年消灭北宋政权，占领了淮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和关中平原，成为１２世纪初至１３世纪初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除辽金之外，北宋仁宗明道元年（１０３２年），盘踞在中国西北夏州一带的党项族人，也在其首领李元昊的统领下建立了西夏王朝，占领了大体相当于今宁夏、甘肃全省及陕北、青海一部分的广大地区，成为西北地区的主要割据政权。

　　在宋辽夏金分治割据期间，各个民族及其政权之间，除了间断性的相互兼并征伐之外，和平相处的安宁也时复出现，并保持着较宽裕的和平发展时期。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也发生着广泛的交流，并通过这种交流和自身的改造，不断地缩小彼此间的文化差距，增进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大强化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和一体化进程。因此，这一时期，既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割据时期，又被认为是继盛唐以来的又一次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其科技文化、学术与教育的成就甚至远远超过盛唐时代，受到历代史家的高度评价。

　　北宋政权在公元９６０年建立之后，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消除权臣擅政和藩镇割据的隐患，如削弱节度使的权力，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在中央，废除殿前都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改设三衙统领，又设枢密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使调兵权与领兵权析分为二，便于互相制约和皇帝控制；以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权，号称 二府 ，又设三司使分掌财权，同时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以制约各部门行政长官的权力，并提高御史台和谏院的地位，以监督、纠劾大臣，大大强化了皇帝的权威。北宋皇帝大多崇尚文治，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如在科举制度方面，不断扩大科举取士名额，鼓励寒俊之士读书仕进。对科举制度本身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建立了殿试制度，实行权知贡举制，实施了弥封、謄录、锁院等办法，以便增加科举考试的客观性，确保公平竞争，消除徇私舞弊现象，等等，从而大大刺激了宋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宋初百废待举，国家虽无暇投入大量精力办学，但对于私人办学和书院采取了鼓励政策。庆历兴学期间，又恢复了久废的太学，诏令地方州县兴学，并广泛向州县学赐田，以资助地方教育。经熙宁、元丰兴学和崇宁兴学之后，北宋地方官学设置已相当普遍，并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制度。中央太学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太学内部实行三舍法，扩大学校的职能，沟通了养士与用士的环节，吸引了各地的读书士子。太学规模也不断扩大，由初创时的百余人，发展为崇宁初的３８００人。

　　同时，各种专科教育在宋代也受到重视，除了律学、算学、医学之外，还出现了武学、画学、书学等专科学校，此外还有专门研究道教的道学。南渡之后，绍兴和议既成，南宋逐步恢复了被战火焚毁的教育设施，重建太学、国子监等中央官学，并大力发展地方教育。南宋地方官学经费充足，设置完备，又加之科举录取名额较多，士儒读书仕进的机会便大大增加，因而极大地刺激了地方办学的积极性，使得南宋地方官学的成就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北宋。

　　由于重视文化教育，宋代的科技文化事业也获得广泛的成就。以科技为例，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是在宋代改进并获得应用的。在天文学方面，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 天文钟 （水运仪象台）和最早的 假天仪.数学领域，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提出了 正负开方术.医药领域，官修的本草类书所收药物达１７４６种，为《唐本草》的一倍；官修的《太平圣惠方》收方达１６８３４种，余如针灸学专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妇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儿科专著《小儿药证直诀》，均在相关的学科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此外在农艺学、建筑学、军事科技方面，宋代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宋代的商业、手工业经济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采矿业为例，宋代的河北、京东、陕西、河东等路均已大量开采石炭，河东及东京城乡居民已普遍使用石炭为燃料；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福建同安等地，都曾发现宋代冶铁遗址，徐州的利国监、兖州的莱芜监则是当时著名的冶铁地，说明宋代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冶铁能力。据统计，宋仁宗皇佑（１０４９- １０５３）间，全国每年的铁产量达７１２４。１万斤。在扩大燃料种类方面，沈括的《梦溪笔谈》已对石油能源的应用前景，做了大胆的预测。除冶铁外，宋代的金、银、铜、铅、锡等金属产量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冶金大国。其他行业如纺织业、染色业、造纸业、制瓷业、制盐业都达到了相当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水平。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备的手工业技术生产体系。

　　在商业领域，宋代已出现了一批人口在１０万以上的商业城市，首都开封更是店铺林立，昼夜经营，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是对这一繁荣景象的形象再现。宋代的都市州县已出现了行业性的垄断组织——商行，据统计，北宋都市开封至少已有１６０多行，南宋临安则有４１４行。商业行会的出现，表明宋代的商业经济已达较高的成熟水平。商业经济的发达，促进了货币形态的演变，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并形成一定范围内的货币兑换业务。与此同时，与海外的商业往来也日益频繁，其数量之大，地区之广也远远超过了前代。

　　商业经济的繁荣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宋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与之相得益彰、互为依托，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少见的 文治 局面。

　　建立在北方的辽金政权，也积极从事文化教育的建设，并推行汉化政策，在商业经济方面也与宋朝及周边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契丹建国之初，在积极对外扩张、频繁发动战争的同时，也未忽视文化教育工作。神策五年（９２０年）参照汉字，创造了契丹大字，其后又借回鹘文字，发明了契丹小字，两种文字与汉字并行于辽。此后，辽代在圣宗朝又参照汉制，创立了主要以汉人为考试对象的科举制度。辽圣宗鼓励汉族士儒参预辽朝政权，倡导学儒之风，并采取了有助于振兴文教的措施。辽代的中央与地方官学也基本是仿照汉制。辽太祖建国之初便在上京设置了国子监与国子学，太宗、道宗朝又先后设置太学、五京学，同时增建孔庙，祭祀先圣先师，不仅将孔孟等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视为士学的典范，并且规定以儒家经典为教育的基本内容，从而大体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为正统观念的文化政策，表明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政权，已自觉地归位到华夏文化的体制之中。

　　女真族为主体的金王朝，汉化程度较契丹族更为彻底。女真人不仅建立了比辽代更为完备的官学体制，并且将女真人纳入官学与科举之中，在中央与地方建立女真学，在科举中增设女真进士科，其学习内容也以儒家经典和诸子著作为主，又参据汉制，应试策论。在熙宗朝之后，女真的汉化倾向更为普遍，从皇帝到一般贵族竞相学习汉族文化礼仪，熙宗本人已是 尽失女真之故态 ，其后的海陵王完颜亮更是 嗜习经史 ， 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 （《金虏节要》，《北盟会编》卷一六六），并开始以华夏正统王朝的观念为据，迁都燕京，实现其 居天下之正 的理想。海陵王之后的世宗反对全盘汉化，并告诫女真人不要 寝忘旧风 ，但他极力推崇 唐、虞之圣 ，倡导儒家的伦理学说，仿照汉制，定祭五岳四渎礼，并自视为中原历代正统王朝的合法继承者。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金代不仅在政治、教育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汉化倾向，其都城规划、文学艺术、史学著述等均包含了浓重的汉文化意蕴，从而大大加速了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进程。

　　西夏在历史上曾一度受到吐蕃的压迫，因而其文化也受到吐蕃的影响。

　　隋唐时期，党项各部落归属隋唐政权，并逐步内迁，开始大量地吸收中原汉族文化。西夏建国后，于大庆元年（１０３６年）颁行西夏文字，同时又大量引进汉文典籍，其中主要是佛教经典，此外也包括儒家经典、诸子、史传、兵书、医书及版画等。政府还专设 刻字司 作为官方出版机构，出版西夏文及夏汉文字对译的图书。但目前有关西夏文化教育的史料极少，故至今我们无法对西夏教育的状况做出精确的描述。

　　二、宋代教育的格局及其文教政策

　　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持续发展的时期，在其３００余年的历史中，中国封建教育经历过一系列调整、重建与变革之后，出现了继盛唐以来的又一次繁荣局面。在这一调整变革的进程中，中国封建教育的基本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定型，并且在教育的方针、政策、法规及观念诸方面，为其后历朝封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范本。

　　宋代教育的格局，是在直接继承隋唐文化教育遗产，并广泛取鉴历朝文教的优劣得失，经过反复、活跃的思想探讨和变革损益后，逐步定型的。描述和探究这一格局形成和演变的总体进程，是阐明宋代教育特征的首要环节。

　　（一）宋代教育的基本格局

　　宋代教育的格局就内容构成而言，大体表现为五个方面：首先是经过宋代三次大规模兴学，逐步形成的以中央太学、国子监为中心，诸多专科学校及地方学校成龙配套的全国性官学系统。

　　其次是经过历次兴学和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官学内部的管理体制日渐成熟。诸如：形成了礼部、国子监和诸路提举学事司配套的中央地方教育行政体制，官学内部的学规、考试的内容及形式、学校的经费来源、图书的管理和印制，以及学官的选拔、录用的标准等等，均已定型，并为以后历朝大体沿用。

　　再次，对学校教育内容和培养方向发挥全局性制约作用的科举制度，在宋代达到了成熟、完备的阶段，以后历朝科举制度虽在具体内容上有所损益和调整，但在总体框架上尚未超越宋代厘定的范围。与此同时，在北宋熙宁、崇宁兴学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太学舍选制度，也为学校教育摆脱科举的制约，开拓了一条相对独立的新途径。

　　第四，宋代是中国书院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奠基阶段。书院作为相对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综合教育机构，它所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辩通达的学风，无疑向当时的学术教育界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因而，书院不仅弥补了官学的不足，并且促进了自由讲学和纯学术研究风气的形成，成为带动广义的社会文化建设的先导，而宋代书院教育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总结的一系列办学经验和准则，又为后代书院提供了范本。

　　第五，在宋代历史中虽然不乏文化专制主义的现象，甚至一度出现过像崇宁党禁、庆元党禁这类政治、文化高度专制的非常时期，但就总体而论，宋代学术思想领域的气氛还是比较宽松活跃的，对于一系列历史的、现实的社会问题及人类思维、哲学、伦理命题的探讨，也是广泛而深刻、严肃而认真的，并且在这一广泛多元的思想探讨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

　　这些流派又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观点，引申来论证教育问题，再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想流派。其中，由北宋王安石所倡导，经南宋陈亮、叶适所继承和阐发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传统，由北宋周敦颐、二程、张载所倡导、阐发，经南宋朱熹、陆九渊所总结和发挥的理学教育思想传统，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两种主要教育思潮。而程朱理学经历代统治者所倡导，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方哲学，并占据了教育领域的正宗地位。

　　除此之外，其他的教育形式，诸如私学、家学也多与官学并存于世，互为补充，此消彼长，形成了多元纷呈的繁荣局面。即使在官学相对衰落的时期，文化教育延伸的脉络也未曾明显中断，有时甚至更为活跃。以书院教育为例，在宋初官学低落时期，反而呈现发达勃兴的状态，而在北宋中后期官学鼎盛时，又沦入沉寂的局面，此后在两宋之际官学废弛的情况下，书院再呈复兴势头，进而在南宋中期达到鼎盛。而在同一时间内，官学竟是穷于自守，未见有所作为。

　　私学、家学及寺院庙学，虽无完整史料记载，但其作用却不容忽视。以北宋为例，仁宗、神宗二朝为北宋文化教育事业最为活跃的时期。朝野人材济济，涌现出一大批诸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氏父子、曾巩、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等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其中不乏绝世的英才，而这些人的幼年或少年几乎都在庆历兴学之前，他们的成长或幼承庭训、或寄读僧舍，或游访私学大师，是在官学和书院之外的教育活动中培养成才的。由此可见，在宋代社会，官学的低落，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教育事业的总体衰落，而官学规模或形式上的扩大，也未必能从实质上体现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及其对社会文明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是由宋代社会历史及其教育的内在特征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如果暂不讨论与教育直接相关的其他政治、文化因素的话，又可以将宋代教育的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北宋初建至庆历兴学之前，是以分散、多元的私学、家学、寺院庙学及书院为主导教育形式的时期；庆历兴学之后至北宋末年，为官学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南宋则是官学与书院并存，主导教育事业双向发展的时期。各种教育形式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社会层次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但其共同的目标，都是在构筑人类精神文化世界的巢窠，并借此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从宋代教育的上述格局来看，宋代虽然处于需要并亟待强化中央集权、以维系社会稳定的客观历史环境之中，但宋代的教育却并不是一种由官方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是官方办学、民间办学、官绅个人集资办学、甚至寺院也参予办学的一种形式与内容各异的多元化的格局。宋朝统治者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如北宋初期），甚至放弃了参予地方办学的权力，这虽然有诸多的因素，但总体来讲，宋代作为一个以文治著长的国度，是以较宽松的态度来对待文化教育事业的。

　　（二）宋初的文教政策

　　北宋王朝是在结束唐末五代近２００年的分裂割据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北宋建国伊始，面临着国力彫蔽，百业待举的局面，人民备尝动乱之苦，渴望和平安定，休养生息，而造成动乱的各种隐患并未消除：内有武臣拥兵自重，肘制皇权；外有契丹重兵寇边相胁。而长期的动乱又使儒家正统的纲常伦理沦丧，文化教育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成为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重大障碍。因此，北宋政府在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等措施，革除前朝贻弊、阻塞浊乱之源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纲常伦理、促进文化教育建设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与措施，为宋代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尊孔崇儒，整饬纲常伦理，加强经学教育。尊孔崇儒，是汉武帝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奉行的文化教育政策，并且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柱石。

　　宋初尊孔崇儒的首要步骤，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重修被战乱毁坏的各地文宣王庙，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东京、长安、曲阜三地的文宣王庙。宋初各地的孔庙，经唐末五代长期战乱的破坏，大多毁为废墟，就连一向被奉为圣地的曲阜孔庙，也只残剩一幅 触目荒凉，荆榛勿剪；阶序有妨于函丈，屋壁不可以藏书的景况（［清］王昶辑：《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大宋重修兖州文宣王庙碑铭》）。宋太祖即位的当年（９６０年），即诏令增葺开封文宣王庙祠宇，并亲撰赞文，表彰孔、颜。京兆长安孔庙的重修，也于９６２年开始。是年王彦起任京兆府尹，主持整修文宣王庙，自出俸银，修饰、扩建庙内讲学黌舍及安置《开成石经》与藏书的库府、堂宇，并刊石《重修文宣王庙记》，以昭示天下与后世。及宋太宗即位，又于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年）

　　诏谕大臣，自谓嗣位以来，虽遍修群祀，而以鲁国夫子庙堂未加修葺为憾，命令大臣着手重修曲阜孔庙，并指出：若孔庙无大壮之观，则民无所观化。

　　宰相吕蒙正亲撰碑铭，盛称： 夫子无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丧祭，为民立防，与世垂范；用之则昌，不用则亡。 （《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其意旨十分明显：重修孔庙的目的，就是整顿纲常，化民成俗，并以孔子的言论和行为，为士庶崇仰的典范。重建东京开封、京兆长安及兖州曲阜的文宣王庙，对于全国各地孔庙的修复工作和文教活动，具有政策导向和示范性的作用，为恢复儒学的正宗统治，进一步实施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奠定了象征性的物质基础。

　　祭孔、封孔，封赐孔子后裔，也为尊孔崇儒政策的重要内容。宋太宗即位的当年（９７６年），即打破科举常例，诏赐孔子后裔孔士基同本科出身，以此作为褒奖先圣后裔的象征；次年十月，又正式赐封孔子后裔孔宜袭文宣公爵位，官拜右赞善大夫，并恢复周显德年间以前历朝优待孔氏的惯例，免除孔宜家族租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年），泰山封禅归途，又前往曲阜，亲临孔庙祭奠，诏封孔子为元圣文宣王，孔子以下七十二子也列次封谥公侯伯爵，同时，赐孔府家钱３０百缗，帛３００匹，赐孔子４６代孙同学究出身。宋真宗并御制《元圣文宣王赞》，表达了崇儒尊道，志在易俗化民，仰师彝训的意图，称孔子为 亿载之师表 ： 立言不朽，垂教无疆……人伦之表，帝道之纲。 不久，赐曲阜元圣文宣庙九经三史，诏令兖州选儒生讲说，以此重振孔庙庙学。宋真宗曲阜祭孔、封孔，将宋初崇儒尊孔的活动推向了高潮，并蔚然化开儒学隆盛的一代风气，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与重建，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初尊孔崇儒的政策，还体现为：在教育、科举考试中强化经学的地位。

　　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大体形成了以诗赋取士的传统。宋初因袭唐制，科举也以诗赋取士为主。但与此同时，朝廷十分重视经学教育，并在科举制度的一系列调整措施中，逐步加强了经学的比重。宋太宗在位时，就曾明确强调：科举取士， 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并于端拱年间，诏令国子监刻印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宋真宗尤其重视经学教育，曾自称在东京讲《尚书》七遍，《论语》、《孝经》各四遍，并强调： 宗室诸王所习，唯在经籍。 咸平三年至四年（１０００- １００１年），又诏令国子监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正义，加以《礼记》、《孝经》、《论语》、《尔雅》，及孙奭《孟子正义》，合唐人经注，为《十三经正义》，颁行天下，成为法定教材。同年，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在此之前，又诏令群臣子弟荫补京官或京官出身者，并试读一经，精熟方为合格，从而加重了经学在仕途中的作用，为宋初儒家经学教育的普及和振兴，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宋初科举考试，除诗赋之外，经义占有重要的比重。科举诸科考试中，除进士科外，九经科也最为士人重视。宋太祖乾德元年（９６３年），为了拓宽经学之士的仕进之途，又废除九经 一举不第而止 的旧制，允许依诸科例再试，这对诸生慕心于经学无疑起到奖励的作用。在这一政策的保障下，许多优秀的学者通过九经科跻入仕途，并成为著名的经学大师，主持宋初国子监的教学与研究，如先后担任太宗、真宗二朝国子监祭酒的邢昺、孙奭、孔维，均为九经及第，其经学文章与人品，也堪为后进师表。

　　宋初文教政策的第二个方面，是重用文臣，鼓励世人读书仕进。宋朝建国之初，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祸乱天下的教训，又迫于急需大量文治人才分理庶务的要求，采用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在职官员的文化素养，并通过逐步扩大科举录取名额的办法，广求俊义于科场，以补益吏员之不足。这些措施，成为促使宋初文化教育隆盛的直接动因。

　　宋太祖建国伊始，就屡次临幸国子监，并在幸学期间告诫侍臣： 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 乾德元年（９６３年）宋太祖得一蜀镜，内刻 乾德四年 字迹，朝中宰相皆不知所由，唯学士窦仪指出为伪蜀王衍的年号。此事对宋太祖触动很大，他感叹道： 宰相须用读书人！ 宰相赵普精于吏道而寡学术，后经宋太祖多次规劝，也遂手不释卷，勤学自勉。开宝二年（９６９年），宋太祖又思以儒臣掌管藩镇大权，他曾对宰相赵普说： 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在皇帝的倡励之下，文武百官及士庶皆以读书问学相勉，以不学无术相耻。与此同时，儒臣文士在朝中占据的要职日益增多，礼遇益厚。地方大吏，则如河北、陕西诸路，形成 文臣为大帅，武臣副之 的定例。朝中的翰林、馆阁文职，尤被士儒所慕向，并成为骤进显职的捷径。

　　改善科举制度，扩大科举录取名额，抑制势家子弟，广开寒俊仕进之途，是宋初鼓励士人读书进取的重要措施。宋初科举自太祖建隆元年（９６０年）

　　恢复以来，开始对科举考试、取士的制度及形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

　　调整的内容包括：废除公荐；禁止称考官为师门、恩门，自称门生；确定殿试制度，实行糊名、弥封、謄录、锁院、别试、唱名及进士同保连坐等制。

　　这一系列改革调整，大体在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完成，从此确定了宋代科举的基本格式。通过这些程式的改革，限制了势家子弟徇私舞弊、势家权臣把持科场的特权，使得科举考试的竞争在形式上获得平等，一大批寒俊庶士得以通过平等的考试，跻入仕途。而以往因考官徇私舞弊引发的举场纷争，也基本消失。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年）礼部放榜，合格进士者竟无一人以权门显名。这确实体现了公平考试，广搜寒俊的取士原则。到了仁宗朝，１３榜进士中，竟有１２榜进士第一名出自平民布衣之家。

　　科举程式变化有利于寒俊布衣之士，是宋初历朝皇帝着意期求的后果。

　　早在太祖开宝元年（９６８年），宋太祖就亲自出面干预礼部省试，并下诏强调： 造士之选，匪树私恩，世禄之家，宣敦素业………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悉委中书复试 （《宋史？选举志一》）。宋太宗雍熙三年（９８６年），宰相李昉、参知政事吕蒙正、盐铁使王明、度支使许仲宜，均有子弟及近亲举进士入等。宋太宗认为： 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续资治通鉴》卷十二），随后全部罢免其进士及第与出身。宋真宗也多次声称： 贡举当选擢寒俊。 宰相王旦则严禁子孙、近亲求举进士，其侄子王睦，曾请求参加科举考试，王旦诫以 岂可复与寒士争进！ 严辞加以拒绝。

　　在完善科举程式、奖掖寒俊之士的同时，科举录取的名额也在大幅度增加。宋太祖建隆元年（９６０年）始复贡举时，进士诸科一榜及第、出身者，不过１９人。以后历次进士、诸科及第、出身者也不过几人，或数十人。开宝六年（９７３年）录取人数最多，进士及第也仅１０人，复试后加进士２６人，总共３６人。宋太宗即位后，大幅度增加录取名额，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年），一次殿试录取进士及第１０９人，诸科及第２０７人，特奏名进士、诸科出身１８４人，共５００人。据王禹偁在至道三年（９９５年）统计，太宗朝２０年间，进士、诸科登第者近万人之多。

　　科举录取规模的大幅度扩展，虽然不乏滥取之弊，但大大鼓励了士儒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以诸道发解参加省试的贡士人数为例，太祖朝一次参加省试的举人，不过２０００人左右；太宗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年）骤增至５３００余人；真宗继位的第一次贡举（９９８年），则增至２万人，超过唐代科举全盛时各色举人的总和。由此推算，仅当年参加诸道发解试的读书人，全国就达１０万之多。（参见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５期。）由此可以想见宋初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普及盛况。而这一盛况的出现，无疑得力于科举制度的大幅度发展。

　　宋初文教政策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大力兴办图书文化事业，积极赞助地方州县及个人办学。宋初崇尚文治，重视图书文化事业。宋太祖乾德四年（９６６年）八月，即诏求亡书。凡献书者，经学士院考试吏理，凡堪任职官者，多委官任职，或赐以科名。建隆初，因袭唐制，设立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收藏图书１２０００余卷。平息蜀国、江南等地后，又得蜀书１万３千卷，江南书２万余卷，遂于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年）另建三馆书院，赐名崇文院，正副本藏书总数达８万余卷。淳化三年（９９２年）建秘阁，专门收藏三馆正本及古画墨迹。真宗晚年又建天章阁收藏太祖、太宗御集，并为两宋历朝皇帝因袭为例。秘阁建成后宋太宗亲书赐额，幸阁视察，并召武将观书，以使武臣知文儒之盛。秘阁藏书每年因暑季曝■，届时近侍及馆阁诸公张筵纵观，图典之盛，远逾先古。

　　国子监也为重要的图书印制、收藏场所。宋初国子监藏书，不过４０００卷，到宋真宗景德二年（１００５年），阅书库中藏书已达１０余万卷，４５年间增加了２５倍。图书文化事业的繁荣，为教育的发展普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当时的国子祭酒邢昺指出： 臣少时业儒，每见学徒不能具经疏，盖传写不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 （《宋史？邢昺传》）此外，宋初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如：宋真宗朝的儒臣钱惟演，家储文籍侔于秘府；赵安仁所得禄赐，多以购书，家藏书籍，有许多是三馆书库所阙的版本；宋绶、宋敏求父子更是著名的藏书家，父子两代藏书积至３万卷。这些藏书家也多是著名的校书家，并多能积极倡导学术和教育。

　　宋初历朝皇帝常以经籍图书赐于地方书院或学宫，以此鼓励学业。诸如：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年）诏国子监赐白鹿洞学徒《九经》；景祐元年（１０３４年）赐永兴军府学国子监刊印的《九经》；咸平四年（１００１年）赐国子监本《九经》予岳麓书院，同年，并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立赐《九经》。

　　显然，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宋代真宗时期，已呈 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中秘所藏，莫不家藏而人有 的局面，故尔朝廷的这种赐书举动，无疑是一种象征性奖励文教、统一经学思想的措施。

　　除赐《九经》之外，赐学田也是宋朝政府赞助并控制地方学校及书院的有效措施。学田是地方办学的主要经费来源，宋仁宗于乾兴元年（１０２０年）

　　始赐兖州学田５顷，首开朝廷直接向地方官学赐拨学田的先例。此后，直至庆历兴学之前，朝廷先后向京兆府学、永兴军学、陈州、扬州、杭州、真定府学、潞州、徐州、郓州、襄州、明州、泉州、建州及嵩阳书院等数十个州学及书院赐拨学田，给以资助。从此，学田逐步成为宋代以降历朝官学的主要经费来源，并渐成独特的一种经济现象。

　　（三）宋初教育的类型与特征

　　在庆历兴学之前，北宋官办的地方学校数量极少，但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重视文教的风气都很盛行，各种形式的办学活动也很活跃。其类型一为书院；二为州县官员自设的学校；三为民间学者所办的学舍、乡塾；四为依托于寺院庙观的寺学与庙学；五为一般的家庭教育活动；六为宗学；七为国子监。

　　教育内容大体以诗赋、经义为主，乡间村舍学塾则多为初级性的蒙养识字课程，而寺院之学或兼授佛道文章。

　　在上述诸多办学形式中，国子监、宗学及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年）后设立的部分书院（如应天府书院）、州学属官学的范畴，其他则为民间或半官半民的办学形式。

　　宋初的国子监，仍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和教学研究、行政中心。宋太祖立位之初，即对周世宗营建的国子监学舍加以扩建修葺，诏令河南偃师学者、左谏议大夫崔颂判监事，并于建隆三年（９６２年）正式开始会集生徒讲学。

　　宋太祖多次临学，与监判讨论经义，恩赐加勉。此后，在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担任判监事或祭酒的人，多为著名的学者或前朝宿儒，其职责不限于专主监内讲学。祭酒、博士、直讲在讲学之余，尚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监内藏书的校勘、注释、整理工作。宋真宗咸平年间颁行的官方经学教材《九经义疏》，就是由当时的国子祭酒邢昺，直讲孙奭、崔颐正、崔偓佺，博士杜镐等人奉诏主持校定刊印后，颁行全国各地学校的。因此，当时的国子监事实上兼有审定、编印经学教材，指导全国经学教育的职能。宋初的国子监学官，还兼有为帝王、宗室子弟讲学的职责。讲学的方式大体有二：一是帝王幸学，多请学官讲说经籍要义。如：建隆初宋太祖幸学，请国子监判事崔颂讲说经义；宋太宗拱端元年（９８８年）幸学，请国子监直讲孙奭专讲《尚书？说命》要义，请博士李觉主讲《周易？泰卦》；真宗咸平二年（９９９年）

　　幸学，请直讲崔偓佺主讲《尚书》；景德年间，又请其主讲《道德经》要旨。

　　二是国子监学官兼任经筵侍讲、侍读之职。诸如真宗咸平二年，国子祭酒邢昺兼侍讲学士，令入便殿讲授《左传》；又以直讲孙奭兼诸王府侍读，为宗室子弟讲学。由此推见，国子监在经筵讲席、宗学体制尚未建立之前，代行其职责。除此之外，国子监还是全国最大的校勘、刻印、收藏图书的机构之一。真宗景德二年（１００５年）藏书量达到１０余万卷，在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

　　三馆藏书遭火烧毁后，国子监便成为全国最大的藏书场所，因而也是全国最大的文化贮藏、传播机构。

　　不过，宋初国子监虽有诸多优越条件，却未能在正常的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和利用，甚至也不能维持正常的教学工作。国子监既无生员定额，国子生也只许七品以上应荫子孙充数。宋太祖开宝八年（９７５年）虽曾诏令国子生分习五经，但这些国子生往往 系籍而久不至 ，国子监流于虚名，但为游寓之所。真宗景德年间，始允文武京朝官嫡亲附国学取解； 远乡久寓京师，其文艺可称，有本乡命官保任，监官验之 ，也许附学取解（《宋史？选举志三》）。就此而论，国子监在宋初仅仅是一个游寓取解的场所，并无教学之实。

　　在庆历兴学之前，宋代地方私人办学风气盛行，用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的话说，是 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 （《文献通考》卷４７）。所谓 乡党之学 ，大体是指尚未纳入官学体制之内的地方学校，其类型、分布及课业程度，均无定制，往往随遇而设，因地制宜，或据州郡都会，或据穷乡僻壤，或据山林■谷，或据官宦人家，或据寺院庙舍，其渊源之深、流布之广，远非一二官办学堂所能望及。在官学体制尚未建立之前，无疑是州县地方传播、推广文化知识的主要途径。即使在庆历兴学之后，其存在的价值也难以被官学大量取代。

　　宋初乡党之学兴盛的原因大体有四：其一，唐末五代，割据战乱，仕途险恶、衣冠零落，官学废弛，学术文化离散于民间，民间乡党之学应运而生。

　　其二，宋初雕版印刷术推广应用，图书经籍得以大量印制发行，流布浸广。民间有书，便具备了办学的基本条件。

　　其三，朝廷对民间办学多予奖励，赐书、赐田、赐额，加以表彰资助，对隐居民间聚徒讲学的名师硕儒，也多加褒荣。如开封名儒王昭素笃学不仕，居乡里聚徒教授以自给，开宝年间召赴朝中，赐坐讲《易》，宋太祖及宰相薛居正以下大臣恭听讲论，遂拜国子博士致仕，赐钱２０万缗，遣归故里。余如陈州万遵、历城田浩、郑州杨璞、荆南高怿等民间学师，均曾被皇帝召见，赏赐有差。

　　其四，宋初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年）开始大幅度增加科举录取名额，鼓励寒庶布衣读书仕进，也是刺激乡党之学活跃的直接动因之一。同样，民间学师倘能精通科举之学，师门登第入仕者较多，也是吸引四方学子的重要条件。楚丘（今河南商丘）人戚同文筑室聚徒，因精通科举之学，门人登第者五十六人，位践台阁者近十人，故四方学子辐辏其门，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宋史？许骧传》记许骧的父亲许唐曾行商于汴洛间，因见进士缀行，而发愿： 生子当令如此！ 其妻生骧后，慕名往拜戚同文，将其子托附戚门受业，并曰： 今拜先生，即吾父矣。又自念不学，思教子以兴宗绪。 许骧其后果然在戚门习成举业，科举及第，官至台阁。苏轼父辈修习举业而成名，也是典型的事例。四川因久逢战乱，地居僻远，宋初时文化相对衰落，读书习经之人极少。眉山苏澹、苏涣、苏洵兄弟三人，却在其父苏序调教下认真读书。其后，苏涣于仁宗天圣二年（１０２４年）进士及第， 一乡之人欣而慕之，学者至是相继辈出。至于今，仕者常数十百人，处者常千数百人，皆以公为称首 （苏辙：《栾城集？伯父墓表》）。苏东坡后来追述当时情景： 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嗟叹，观者塞途……于是释耒耜而笔砚者十室而九。 （苏轼：《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二十六《谢范舍人启》）

　　此类事例足以证明，科举广开读书仕途，是促成各地乡党之学普及发达的主要动因。

　　就办学的形式、目的及场所的区别而言，宋初乡党之学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其一，布衣硕儒隐居乡里，聚徒讲学。如前述王昭素、戚同文均属此类。

　　这类私学教师大多都有学业专长，治学内容不出经学范围，且以教学为业，靠束脩自养。但也有学者是为了辨明学理、倡明经义的目的，热衷于讲经论学。如真宗朝的冯元，幼从崔颐正、孙奭修习《五经》大义，后与乐安孙质、吴县陆参、谯夏侯圭善，往来论辩，群居讲学，乐不计酬，或达旦不寝，时人号为讲学 四友.荆南高怿，博通经史百家之书，仰慕种放盛名，筑室终南山豹林谷，与种放师友相待，并同张荛、许勃共以学问著称，号为 南山三友 ，后以私学擅名，宋仁宗景祐元年（１０３４年）被荐为京兆府学教授。

　　其二，在任官员于所职州县兴资办学。宋初以科举入仕的官员，大多重视文治，且以兴办学校为重要的政绩。每有办学举动，往往刻石立碑，铭为功德，或被乡绅颂为圣明。朝廷考绩州县外官，也往往以之作为叙迁官职的重要依据。故州县官办学兴资，往往不惜自出俸钱。诸如：宋太祖建隆三年（９６２年），王彦超知永兴军，自出俸财，整修长安孔子庙学。真宗咸平元年（９９８年），赵昌知昭应县（今陕西省临潼县），召集乡绅，募集资金５０万缗，重建孔庙及讲书堂，乡绅均为立碑铭记。陈尧佐于咸平四年（１００１年）

　　坐贬潮州通判，因痛感潮州荒远地僻，民俗陋鄙，遂修建孔庙和韩愈祠堂，召秀民年少者入学，潮人便以之比德韩愈。类似州县官办学的事例，还有很多。

　　显然，州县官员积极兴资办学的现象，是宋初地方学校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反映了宋初崇儒重教政策的一个侧面。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州县办学活动随着朝廷鼓励、承认州县学校的法令逐步放宽，大多转化为地方官学。这些州县官员所创之学校，本来也属于半官半民的性质，如滕宗谅湖州兴学，费钱数十万，其中大部分出自官库。有些学校虽有乡绅集资，官出俸钱，但要长期维持局面，教学养徒，仍需朝廷诏拨 系官庄田充费供用。

　　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宋初州县官员所办学校多属庙学。与前朝一样，宋初京都及各地孔庙，多为附学的场所，诸如东京开封孔庙即为中央国子监之所在，京兆府孔庙为京兆府学的所在，各地孔庙也大体类同。宋人认为： 先圣者，道之所自出，而道非学校不行，故世之州县因先圣有庙，所以重道也；即庙有学，所以传道也。 ①庙与学本为一体，不可分离， 庙所以重本，学所以源教化.但州县孔庙不仅为总角幼童的肆业学舍，且为州县举行祭典、布政、劝农、礼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因此，创建庙学，也是整饬政令、化民成俗、敦行礼乐的重要措施。从这种意义看，庙学本身也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和广泛的社会功能。在朝廷崇儒尚文、表彰名教政策的要求下，地方政权崇修孔庙，寓学于庙，除了教育方面的意义之外，也具有整饬政令、安邦治民的意义。而且，各地孔庙虽然部分采用集资捐款或官出俸钱的形式加以维修或重建，但主要还是 因钱于公府 ，所占地盘也为官拨田产。从这点来看，宋初庙学多为官方的学校，或为州县学校的前身。

　　其三，寺院僧舍也多为士子、生徒就业寄读的场所。宋初寺院上承汉唐以来数百年经营之规模，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虽主儒业，兼崇道教、兴佛法，真宗继位以来更是大兴土木， 遍修群祀，金田之列刹崇矣，神仙之灵宇修矣（《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大宋重修兖州文宣王庙碑铭》）。仁宗、英宗二朝虽未大事兴建，但据宋人方勺统计：至神宗熙宁末年，天下寺观宫院总数已达４０６１３所，其中仅东京开封就达９１３所（《泊宅编》卷一）。

　　宋初既开寒素之士科举仕进之途，而州县尚未广开学舍，贫寒之士读书苦无场所，寺观既广而闲旷，自为寄读的佳所。北宋《泾阳县重修孔子庙记》称：泾阳县学不修，而 先生之待问 ，无所布席； 朋友之文会 ，无所投笈。

　　而总角之幼者 分徒裂居 ，便 假馆于佛宫，或开户于委巷 ，即反映了当时的普遍情况。

　　①彭乘：《墨客挥犀》。

　　宋初许多布衣寒门出身的著名学者或大臣，多有寄读寺观的经历。诸如：范仲淹于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至四年（１００９年- １０１１年）寄读于长白山醴泉寺（位于山东省邹平南），苦习科举之业；苏轼、苏辙兄弟幼居乡闾，读书于天庆观。余如：真宗时官至宰相的吕蒙正，少时寄读于洛阳龙门利涉院；参知政事钱若水，少时寄读于嵩山佛寺；仁宗时任过参知政事的冯京，曾寄读于潜山僧舍（今属安徽）；仁宗朝的重臣韩亿、李若谷、王随少年贫贱时，曾同寄嵩山法王寺读书。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宰相的富弼，也曾寄读于洛水南天宫寺三学院。

　　这些出身贫寒的士子，为科举荣禄所激励，往往刻苦异常，忍受着饥寒酷暑的折磨，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修习举业，故尔多能在事业上做出超出势家纨绔子弟的成就。如范仲淹，在长白山僧舍读书时，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各取二块，断■数茎，入少盐而喢，三年一概如此。冯京寄读潜山僧舍时，竟因饥饿难耐，偷烹僧犬而食，遭僧人起诉后，做《偷狗赋》赠县令方幸免治罪。吕蒙正寄读洛阳龙门利涉院时，因无钱购买西瓜，尾随卖瓜者之后， 其人偶失一枚于地，怅然取食之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七）。

　　以后官至宰相，便在洛阳买园，临伊水筑 噎瓜亭 ，以示不忘贫贱之义。

　　由此可见，寺院宫观在州县官学尚未普遍建立之前，确为一般贫寒有志的学子提供了读书寄居的场所，因而构成宋初地方学校的一种特殊的形式。

　　寺院宫观之学在宋初兴盛的原因，除了前述州县之学尚未广设，科举仕途广开，而寒俊之士苦无读书场所之外，尚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寺院宫观屡朝兴建，多就山林僻静之处，虽经唐末五代长期兵乱，尚能免遭兵火劫难，名士硕儒畏于仕途险恶，也多携带经籍，隐遁山林寺舍，潜心读书、讲学。故宋初虽承五代劫乱之余，寺院宫观仍能保存较多书籍，并兼为士儒肆业之所。宋初一些藏书甚富的书院，也本为唐末五代的寺院精舍演化而来。其次，宋初寺院宫观多有地产，或有居士香客捐赞香火。故贫寒士子寄读寺院，尚能得到生活上的一般关照，也具备简陋的食宿条件。寺院对于少数学行优异的贫寒士子，也乐于资助，而士子一旦登第显宦，也往往不忘旧事，回报其恩。如前述富弼在洛阳天宫寺三学院寄读时， 冬以冰雪，夏以冰水洗面 ，刻勤自励，院僧宋颢赏其才学和精神，多予关照，其后富弼官至宰相，奏请朝廷赐颢紫方袍，封号宝国大师，加以回报。王随自幼居故里西寺读书，家贫不能自养，寺僧以钱币资助其读书，王随显达后既有回报，寺中则为其奉立生祠，引以自荣。

　　综上所述，由于朝廷对文化教育采取鼓励赞助的政策，故宋初虽未以诏兴学，但各地教育事业发展仍然很快，且形式多样，不拘常格，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为宋代社会的总体进步做出了贡献。

　　三、官学的振兴与改造

　　宋初乡党之学虽然流布甚广，成绩显著，但各地乡党之学的课业程度、教材，选用教师条件、待遇，生徒来源等等，素无定制，纷杂不一；办学经费来源也无保障，学校后继发展无力，办学规模及普及范围也受到局限。因此，由朝廷统一制定全国性的教育发展模式，为教育发展提供通盘性经费保证，已是势在必行。而这两者的根本落实，只有在政府体制之内才能完成，因此，各级各类学校官学化进程的出现，也成为客观必然的趋势。同时，宋初文教事业隆盛，主要是在科举刺激下出现的，由此产生一系列矛盾和弊病，进入北宋中期也完全暴露出来，并成为影响宋代教育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障碍。消除这类障碍、振兴官学，成为北宋历次兴学的主要课题。

　　（一）范仲淹与庆历兴学

　　北宋教育在仁宗朝前期，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左右了北宋中期教育演变的主要趋势，为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的大规模兴学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

　　首先，朝廷改变了以往间接赞助民间办学的做法，以乾兴元年（１０２２年）

　　赐拨兖州学田和景祐元年（１０３４年）诏许京兆府立学并赐学田为开端，直接管理和资助、兴办地方州学，将重要藩府的州学正式纳入官学的体制之中。

　　其次，逐步形成了若干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地方教育中心。这些中心形式多样，是北宋州县之学多年演变、趋于成熟的典范。诸如范仲淹主教的应天府书院，胡瑗主持的苏湖州学，孙复、石介的泰山、徂徕之学，以及陈襄的福建古灵之学，都具有很高的教学水平，并讲求民间利病之急，推倡圣人之道和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为其后的庆历兴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具有拓开芜茺、化通士学风气之功。再次，朝野对科举之学的指责日益公开和普遍，并要求施行切实的改革措施。上述的变化，已显示出庆历兴学的到来，具有客观必然的历史依据，并标示出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兴学主题。

　　由范仲淹主持推动的庆历兴学，是北宋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兴学运动，是庆历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庆历兴学持续的时间虽短，但范围之广，内涵之深以及影响之远大，远非景祐前后的兴学所能比拟。

　　范仲淹作为倡导兴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庆历兴学之前，就对北宋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弊病，做了思想和实践方面的认真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建设性主张。

　　早在天圣五年（１０２７年）主持南都府学教席时，范仲淹就上书执政大臣，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的治国之策。他认为：所谓 重名器 ，就是要慎选举，敦教育。慎选举：一是要恢复制科，以便选用具有特异才干的人材；二是改革常科考试。范仲淹认为：诗赋取士不能考核真才实学。他要求：科举考试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范文正公集？上执政书》）如此则人必强学，复当深究治本，渐隆古道。所谓 敦教育 ，就是在州郡恢复学校之制， 约《周官》之法，兴阙里之俗……敦之以诗书礼乐，辩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为邦材 （同上）。他指出：序庠之兴，为三代盛王之道，不可忽略，当太平之时不能教育，乃于选用之际，患其才难，实为 不务耕而求获.此后，他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进一步强调兴学养材的重要意义： 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兴学校，立师资、聚群材 （《范文正公集》卷一八）。主张通过兴办学校，养育群材，移风易俗，来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

　　范仲淹的养士、选士之道，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重寒俊，广开途。

　　范仲淹出身贫寒，苦学成名，对官僚权贵子弟不学无术而坐享荫恩的现象十分不满。天圣三年（１０２５），他大胆上疏仁宗，批评朝廷延赏过多，恩荫太滥，主张恢复着重录取 黄衣草译 的制科考试。二是重实学、斥浮伪。范仲淹认为：国家劝学育材，必求为器用，辅为风教，明经籍之旨，练王霸之术，方为教育的 本至.科举考试专以诗赋声律为去留，则是导致文庠不振、师道久缺，文章柔糜、风俗巧伪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科举录额虽广而人才不足的根本原因。因此，他认为，提倡实学、改革科举，不仅是振兴教育根本途径，也是改造社会的首要前提。

　　范仲淹上述主张，为其后的庆历兴学提供了指导方针，并在舆论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范仲淹在主持新政大局的同时，积极筹划兴学，当年九月奏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庆历新政的纲领，其中前四项都与科举教育改革有关，可见教育改革在新政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在范仲淹的推动下，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八人合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科举束于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 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饰矣。 （《宋史？选举志一》）这是一个教育改革的宣言书。其后，朝廷正式下诏兴学，揭开了庆历兴学的序幕。

　　庆历兴学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诏州县立学，选部属官或布衣宿学之士为教授，并立听讲日限，规定士须在学校习业３００日，方许应举。第二，振兴太学，选用拥护新政的著名学者石介、孙复主持太学讲席，采用胡瑗苏湖教法为太学法度，以改进太学教学及规章体制。同时，设立四门学，允许八品至庶人子弟入学，扩大了中小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深造的机会。

　　第三，改革科举考试方法。

　　庆历新政维持不过一年几个月，便在旧官僚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对下失败，兴学也告夭折。但庆历兴学的成就和影响，仍不容忽视。

　　首先，庆历兴学诏为地方办学提供了合法的凭据，首开州县广兴学校的先例，普遍激发起州县地方兴学的热潮。据欧阳修《吉州学记》记载：庆历兴学诏下之日， 吏民感悦，奔走，执事者以后为羞。 吉州之士赞助私钱１５０万用以兴学，修筑学府，用人力共计二万一千工次， 而人不以为劳 ；学堂壮伟闳耀， 而人不以为侈.兴学为荣，蔚为风气。《吉州学记》又称：兴学诏下之后，海隅徼塞四方百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岂非盛美之事！ 此外，尹洙的《岳州州学记》、范仲淹的《建州学记》和《饶州新建学记》、王安石的《虔州学记》，也分别记载了各地兴学的盛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政失败后，州县兴学的成就仍部分保留下来，一些新政人士被贬到地方后，仍热心创办地方学校，使庆历兴学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

　　其次，庆历兴学整顿和改进太学、国子学的教学制度，一批硕学名儒如石介、孙复等人先后主讲太学，结束了国子学、太学徒为游寓取解而无教学之实的状态，开创了北宋中央官学的空前盛况。据北宋学者田况回忆： 庆历初，石、孙为直讲，期兴庠序，朝廷又立三百日听书日限，来者日众，未几，遂盈数千，虽祁寒暑雨有不却者。 （《儒林公议》卷上）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石介、孙复既为著名的经学家，又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并竭力倡赞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气，这与庆历兴学的宗旨完全契合。由他们主持中央官学的讲席，对于改变浮靡巧伪的士学风气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对全国各地学校起到了主导示范的作用。北宋文瑩在《湘山野录》卷中也称：石守道主盟上庠，酷愤时文之弊，力振古道。时庠序号为全盛之际……道由上庠.时人张方平虽对石介的为人行事颇多微辞，但也承认： 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好尚，而遂成风（《乐全集？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程颐的《回礼部取问状》则盛赞孙复在太学主讲，使 《春秋》之学为之一盛，数十年传为美事。 （《河南程氏文集》卷七）

　　直到北宋末年，人们论及学校教育人材，士风丕变，仍盛称庆历之风。但石介为人刚果偏激，其贬抑西昆，改革士学文风虽然有功，但矫枉过正，太学文体又因此流于 险怪为宗 ，直到嘉佑初，欧阳修知贡举始纠闢其弊。这一点也反映了庆历兴学在纠正士学文风方面失于偏激的缺陷。

　　再次，庆历兴学期间的改革措施虽未保留下去，但其敢事更张的观念则冲破因循守旧的积习，感召和影响了一代士子，实际上开创了北宋社会和教育领域的一个变革的时代。就连一向被视为守旧的理学家二程，也肯定庆历兴学 为教之意非不正 ，对庆历时的守旧人物丁度强调以词赋取士 祖宗以来得人不少 的言论，表示 切齿之恨 ，谓之 愚瞽之甚 （《河南程氏文集？上仁宗皇帝书》）。其后的熙宁兴学，正是继承了庆历兴学的传统，并加以深化和发展。

　　此外，范仲淹等人提倡经济实学，力图将学校教学、科举取士和经世治国三者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以学校为主体、科举考试为手段、社会需求为目的新的教育体制。其目标虽未能达到，但这是科举制度创立以来，所面临的第一次来自教育领域的认真挑战，对于改变学校附庸于科举的状况、强化学校的社会功能起到了历史性推动作用。

　　不过，庆历兴学的失败，除了各种外部的诸多客观原因，兴学自身的措施并不十分完善合理，也是重要的因素。例如：朝廷虽然下诏州县立学，却并无相应的具体措施，也没有像景佑年间统一提供办学经费，故尔诏令虽在，是否落实则全凭地方官的态度而定，时人张朱在《冀州学记》中曾做如下评说： 朝廷以学校道艺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兴废亦系其守长之能否 （《张右史文集》卷五十）。李觏在《袁州州学记》中也承认：守令的哲愚，是决定教化是否倡和的关键因素。在国家没有明确细致的法度制约下，兴学出现 敝徒文具，无命教之实 的情况，也是自然的事情。

　　（二）王安石与熙宁、元丰兴学

　　自范仲淹庆历兴学失败后，北宋的学校教育仍一切如故，兴学更定的条制也全部废止，但要求兴学和针砭时弊的努力始终没有终止。在仁宗皇佑，嘉佑年间（１０４９- １０６３），太学有孙复、胡瑗、李觏、梅尧臣这类才识高卓、学问渊博的学者先后担任直讲、说书之职，太学教学很活跃，尚能维持相当规模；地方州县学校也有许多保留下来，并不时有新的州县学校创办，恩荫之滥受到一定限制，布衣之士读书仕进的热情也未消减。

　　不过，上述局部改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宋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在神宗继位后不久，朝野上下就围绕着学校和科举如何培养、选拔人材的问题，再次展开争论，并围绕着这一主题，开始了一场内容更为广泛、细致的变法运动。

　　主持和推进熙宁兴学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王安石。

　　王安石出身于官宦家庭，少年英杰，恃才傲物，期于大志，自比稷、契。

　　庆历二年（１０４２年）进士高第，跻身仕途，此后任职州县官历时十八年。地方任官期间，注重考察、体验民情，吏政之余，着意于教育，并对教育改革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所撰的《李通叔哀辞》中，即论及为学的目的，当切入于道德，本于古，并指斥华浮荡肆之学。

　　此后在鄞县（今浙江宁波）任职和寓居江宁时，又热心创置学校，渐开临川学门，为朝野学士大夫所瞩目。他在鄞县所撰的《慈溪县学记》和在江宁所撰的《虔州学记》，都高度评价兴学立教的意义，再次强调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讲明道德和性命原理，学知而不行，便是失去了学习的本旨，将圣人之道和实用实行，看作是学问的归宿。

　　嘉佑三年（１０５８年）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王安石在熙宁兴学之前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围绕着人材的教、养、取、任等中心课题，提出了根治北宋教育、科举、吏治弊病的改革方案。

　　在《万言书》中，王安石认为：造成宋代社会种种弊端（如财力日困，风俗日坏）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材不足，只有通过改革教育，培养出众多治事利国的人材，择人而取，因势利导，才能变更弊法，带动国家的整体变革。

　　他认为：宋代学校存在下列弊病而不称养士之职：一是学校徒具设置而无称职的教师，学官选择不严，且无真才实学；二是教学内容空疏无用，但讲章句记诵之学，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违背了先王 治天下国家而立学之本意 ，故虽白首穷力于庠序，也无益于国家之用，这种教育非但不能成人之才，而且毁坏人才。他借鉴管仲四民分处的方法，来改变这种 教之非道 的现状。

　　主张让学生专心学习先王之道，潜研天下国家之用，而摈弃百家诸子异论和课试辞赋杂学。

　　王安石上述震撼朝野的激烈议论，虽然不能被年老体衰、安于因循的宋仁宗所采用，但却为不久后的熙宁变法兴学做了必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实际起到了熙宁兴学指导纲领的作用。

　　宋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大计，次年再次提出兴学复古、改革科举的建议，并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赞同。但围绕着如何变法的问题，也产生了诸多歧议。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在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正月上《议学校贡举状》，他虽然也承认宋代的科举和教育存在着浮涎不实等弊病，但他认为：国家是否能够得到有用的人才，在于知人责实，解决知人责实的关键，在于朝廷是否有责实之政，君相是否有知人之才。如果国家政体得以改进，具备上述机能，人才的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获得解决，而不必专系于学校贡举之途；相反，如果国家无责实之政，君相无知人之才，学校贡举也无从得人。因此，他认定选举养才， 何必由学！ 其次，苏轼认为：在全国范围兴学立教，必然要大幅度地变更法度、扰动时政， 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 显然，大规模地更措时政以兴学，会引出纷乱而患苦天下；相反，如果不大幅度变改法度，兴学也只能重蹈庆历兴学的复辙，无从收到实效。与其如此两难，不如因循旧制。

　　王安石针对苏轼的奏状指出，当时的科举不但不能养成人材，只能败坏人材： 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 ，并认为：目前人材乏少，学术不一，异论纷然，是由于道德不能统一的缘故；要统一道德，就必须修学校；要修学校，就必须变贡举。经过辩论，熙宁四年二月，神宗下诏改革学校科举，揭开了熙宁兴学的序幕。

　　熙宁兴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革太学体制，扩建太学规模，实行三舍法。北宋太学在仁宗庆历年间始置内舍生２００人名额，熙宁兴学期间首先将内舍生名额扩至３００人，继而增至９００人。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又正式实施三舍法。所谓三舍法，就是太学生员按等差分隶于外舍、内舍、上舍。生员依学业程度，岁时考试艺能，依次升舍。初入学为外舍生，初无限员，后定额为７００人；外舍升内舍，内舍生定员２００人；内舍升上舍，上舍生定员１００人。生员各执一经随讲官受业，月考其业，优等者荐入中书，可免发解、省试，而行及第出身。上舍生可兼任学正、学录之职，其中学行卓异者，可由太学主判、直讲荐于中书，直接命官。

　　随着三舍法的推行，太学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熙宁四年将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庑充为太学讲书堂及诸生斋舍。元丰二年又扩充太学为８０斋，斋各５楹，每楹３０人。外舍生扩大员额为二千人，内舍生３００人，上舍生１００人。

　　为了保障太学的正常教学及其经费开支，每年拨钱２５００缗作为教育经费，又从州县田租、屋课息钱之中提取部分钱款补充学费之不足。

　　第二，改革人材选拔制度。熙宁兴学期间对人材选拔制度的改革，首先是在科举考试之外，又立舍选一途，其作用在于强化学校的职能，部分取代科举的作用。

　　第三，颁布《三经新义》。为了进一步控制学生的思想、统一士论，熙宁六年（１０７３）设经义局，修《诗》、《书》、《周礼》三经义，由王安石提举，吕惠卿、王雱同修撰，并由王安石亲笔修撰《周礼新义》。熙宁八年（１０７５年），《三经新义》修成，由朝廷正式颁行学宫，成为官方考试、讲经所依据的标准教材。从此，士子参加经学考试，必宗其说，进而有效地改变了经说纷异的局面。

　　第四，创建和整顿国子监、地方学校及各种专科学校。在熙丰兴学之前，北宋国子监虽有监名而无教养国子之实。熙宁兴学期间，立国子生员额２００人，并从太学分取解额４０人以下，诏许清要官亲戚入监听读。从此，国子监稍具教养之实。同时加强专科教育，以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变法人材。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恢复设置武学。此后，又屡次改进武举及武学考试管理制度，大体形成了军事人材培养、选用的完整系统。武学之外，又于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设置律学，元丰四年（１０８１年）又诏试进士，加律义。此外，还设置了医学提举判局官及教授一员，学生３００人，分为方脉科、针科、疡科，培养医学人材。

　　地方官学的改进，主要采取了以下两项措施：一是设置诸路学官，以加强地方教育，改变州县有学而无教的状况。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初，在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和方式的同时，诏令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允许布衣有经术行谊者权教授，并令两制，两省、馆阁、台谏臣僚荐举现任京朝官、选人有学行者，由中书堂除专职教授，也允许州县官兼任本州教授。同年三月，又诏令诸路置学官，并置小学教授。次年规定诸路各置教授一员，并规定：诸路教授须由中书堂除任职。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又经国子监推荐，任命郓州左司理参军叶涛等２３人为诸路教授。值得指出的是：诸路学官的选任，要求被选人必须在思想和学行方面符合变法兴学的标准，学官任免也由中书直接控制，这样便通过任用赞同变法的学官，有效地控制了州县教育和士论。

　　改进地方官学的第二个主要措施，是为地方学校拨充学田，从而在物质条件上为州县学校的维持提供了保障。熙宁四年，诏令诸州给学田十顷用以赡士。在诸州普设学田，解决了北宋多年来州县学校经费不济的问题，为州县学校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兴学，推动了北宋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此，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一个学科、内容、形式相对完整配套的学校网络。其在学校制度方面的创造性变革、在思想内容方面敢事更张的精神、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均被后人树为楷模，对保存和振兴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王安石重视人材和知识的价值，重视教育的社会地位，主张通过振兴教育来带动全社会的变革，也代表了中华文明礼义之邦的优秀文化传统。但是，王安石兴学的措施并非十分完善，或制旧弊而生新弊，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科举和教育所面临的问题。譬如：王安石改革太学的教学、行政管理体制，实施三舍法，并制定一系列条规以保障三舍法的顺利实施；但同时，又不免流于下列弊端：其一，太学法规过于细密， 烦苛愈于治狱，条目多于防盗，上下疑贰，以求苛免 （《宋史？刘挚传》）。甚至博士、诸生禁止相见，教谕无所施，质问无所从，如此规矩，胜于防贼，确非学校造士之道。其二，太学斋舍管理多有不善之处，斋舍随经分隶，又以《易》博士兼巡《礼》斋，《诗》博士兼巡《书》斋，所至无非备礼请问，竟或不交一言而退， 以防私请，以杜贿赂 （同上），以此待养诸生，既不能增进学艺，更难养成经世致用之英才。其三，由于太学讲官专授一经，生徒也按专经分斋，随学官习经，故生员著述议论，尽得讲官余绪，例差考试，讲官虽未必循私，但考校所长，多就己见，讲官于去取之际不免编袒，而外方疏远之士偶不相合，遂致黜落，这既不利于兼收博采众家之长，又不利于学术交流。其四，颁定《三经新义》，将士论统一到变法的轨道之中，固然不错，但以一家私学垄断天下，而尽斥诸家之言，也实有害于学术文化教育事业。科举考试专用王氏经义， 士子自一语上，非新义不得用 （《宋史？吕公著传》）。应举少异辄不中程 ，便遭黜落。相反，若士子策论称颂时政、谀词奉应，则往往得中高第。王氏之学，本为深造有得的一家学问，王安石也素来鄙视记诵干禄之学，而此时却也沦为士子窃以干进的尤物。尤其严重的是，为了控制太学、防止异论，竟至屡兴太学疑狱，迫害师生。据刘挚《论太学狱奏》称： 根株证佐，无虑数百千人，无罪之人，例遭箠禁，号呼之声，外皆股栗。 （《忠肃集》卷四）另据《宋史？蔡确传》记载，元丰年间，蔡确治太学生虞蕃讼学官案，连引朝士，自翰林学士许将以下，逮捕械击，狱中寝处，饮食、旋溷，共为一室，设大盆于前，凡羹饭饼截举投其中，以杓混搅， 分饲之如犬豕 ，类似的文化恐怖行为，有些并非王安石新政所欲为，但发生在新政期间，但不能导化士儒心向变法，反而促使大批士子转而敌视新政，这就难以再遂熙、丰兴学的初衷，并为以后的蔡京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埋下祸根。

　　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年），随着宋神宗的去世，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尽斥新党人物。次年，司马光等旧党把持朝政，实行元佑更化，新法在数月之间，刬革略尽，兴学的各项措施，也多被废除，熙丰兴学遂告终结。

　　（三）崇宁兴学与蔡京的文化专制

　　由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是北宋第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其规模和范围超过了庆历、熙丰兴学，也是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兴学运动。

　　崇宁兴学是对哲宗绍述新政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早在元佑八年（１０９３年），支持元佑复辟的宣仁太后去世之后，哲宗亲政的当年，就开始绌退元佑诸臣，重新起用熙、丰新政时的大臣章惇、吕惠卿掌管朝政。绍圣元年（１０９４年）三月，围绕着殿试进士策卷，朝中大臣展开激烈斗争，考官第主元佑者居上，礼部侍郎杨畏复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丰者置前列。自是绍述之论大兴，国是遂变，教育领域也随之开始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动。同年四月废止司马光设置的十科举士法；五月，诏罢诗赋，进士专以经义取士；六月，取消引用王安石《字说》的禁令，诏令国子监雕印《字说》，供学子传习，学校弟子之文，靡然从之。此后又重印王雱《论语》、《孟子》新义，恢复元丰设置的律学博士，规定科场考试专治一经，并于元符二年（１０９９年）诏令诸州州学依太学三舍法考选生徒，并许诸州州学岁贡上舍一人，内舍二人，试补太学，进而初步形成中央太学和地方州学相衔接的学校贡举模式。

　　哲宗绍圣、元符年间的绍述之政，基本恢复了熙丰兴学时的主要措施，为崇宁兴学奠定了基础。

　　宋徽宗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年），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奏请兴学贡士，朝廷随之发布一系列诏令，揭开了崇宁兴学的序幕。

　　崇宁兴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诏令州县设学。县学亦置小学。县学生可选考升入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入太学。太学别立号附试，分为三等，上等补上舍，中等补下等上舍，下等补内舍，余居外舍。诸州军将解额的三分之一拨充贡士。州学经费由州给常平或系省宅拨充，县学由县用地徙及非系省钱拨充。崇宁三年（１１４０年）又确定县学增养弟子员名额：大县５０人，中县４０人，小县２０人。同时规定州县学生享有下列优惠待遇：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内舍生免户役，上舍生免役。至崇宁四年（１１０５年）各路州县学校均已普遍设置就绪。此后，朝廷又先后于政和四年（１１１４年）诏增诸路学校名额，诏令诸路小学仿太学立三舍法；于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年）诏令增广天下学舍。

　　第二，扩建太学。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年）在京城南郊营建太学之外学，赐名辟雍，仿《周官》外圆内方之制，屋１８７２楹；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外学专处外舍生。诸路贡士初至，也皆入外学，经考试合格补入上舍，内舍后，方可进处太学。上舍名额２００人，内舍６００人，外舍３０００人。

　　第三，改革科举制度。崇宁三年（１１０４年），诏罢科举，规定天下的士悉由学校升贡，停止州郡发解和礼部试，每岁考试上舍生如礼部试法。次年，赐上舍生３５人及第，以后每年并试上舍生，赐及第。崇宁五年（１１０６年）

　　又曾诏于大比之岁取士参用科举，一度实行科举与舍选并行之制。直至宣和三年（１１２１年）始恢复科学旧制，惟太学仍保留崇宁定制。

　　第四，恢复、扩建专科学校。崇宁三年（１１０４年）设置书学、画学、算学、采用太学三舍法考选取士。此后、书、画、算、医、武学置废无常，但大体是置多而废短。

　　从崇宁元年（１１２０年）开始的兴学活动前后维持达２０年之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过崇宁兴学，北宋的中央和地方官学体系基本建立就绪，规模空前，学校经费也得到了保证，以往两次兴学企望的目标，在崇宁兴学中大体实现。不仅中央太学臻于鼎盛，达到生员３８００人的空前规模，地方州县学校也大幅度发展。以福州州学为例，元佑八年（１０９３年）养士５００人，至崇宁三年（１１０４年）增至１２００余人，十一年间扩大２倍有余。建州州学至政和四年（１１１４年）养士竟达１３００多人，其规模和养士人数几乎超过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以前的中央太学，一州之学如此，诸路及全国学校规模更为可观。据大观二年（１１０８年）提举京西南路学事路瑗称：京西南路八州三十余县，虽在诸路中最为褊小，学舍仍达３３００余区，教养生徒３３００余人，赡学田产岁收钱斛６３０００余贯石。另据大观二年（１１０８年）正月御制的《辟雍记》记载：当时天下 被教养之惠 的生徒共达１１万人有余，学舍九万一千余楹，费钱２４１万余贯，谷５５万余石。 庠序之盛，多士济济，视古无愧。（《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二八）到大观三年（１１０９年）年终统计，当时全国２４路教养大小学生总数达１６７６２２人，学舍９５２９８楹，学钱岁收３０５８８７２缗，学粮岁收６４０２９１斛，各地学田总数达１０５９９０顷（葛胜仲：《丹阳集？乞以学书上御府并藏辟雍札子》）。经费之大，学舍之广，实为旷古所未有。

　　所以，南宋学者陈傅良称赞： 崇观之际，天下之学盛矣。提学有官赡，学有赋，上之加惠诸生甚隆也。 （《止斋文集？重修瑞安县学记》）

　　但是，在崇宁兴学的同时，蔡京等人把持朝政，循私舞弊，为非作歹，大兴党人狱，迫害异己，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并把学校教育和科举贡士看作是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手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文化教育领域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崇宁兴学虽然张开了堂皇的门面，却不能掩盖学术文化遭到扼杀的真相。

　　以科举为例：自从蔡京及其死党把握取士大权之后，虽名为倡赞绍述之论，但实际上只允许士子迎合蔡京等人的意旨，稍有异论便遭贬绌，完全没有客观公正的标准。绍圣四年（１０９７年）礼部试进士程文中，凡言及熙、丰政事者，便诬为诋毁先朝，一概斥逐，而迎合当朝权贵意旨，在进士程文中狂言诛杀一切元佑大臣、禁锢元佑子弟的一位狂生方天若，竟被无端擢为进士第二名，科举考试已成 设此网罟以为中伤罗织之术.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年）竟荒唐地规定：凡在元符应诏上书言事不合蔡京意旨者列入邪等，反之为正等，礼部试进士中凡列入正等者升甲科，列入邪等者概遭贬黜。崇宁四年（１１０５年）又将应诏编管进士放归乡里，严加制约，稍有谤讪，其保任同罪。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品不端的官吏竟倚靠诬告学生而投机取荣，升官发财。崇宁三年（１１０４年）成都府路转运副使李孝广便因揭露学生费×u31561X三人答卷有祗讪元丰政事之言而官迁一级，费×u31561X三人则遭编管广南，永不得入学之祸。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元书，也以诬告澧州醴陵县学生季邦彦试卷言涉谤讪，来邀功请赏，县学长谕也一并遭受牵连。在蔡京之流当政时，一些人品低劣、善于阿谀奉承的文人士子多通过为蔡京等人进献歌功颂德的赞词，而中高第或骤得显职。政和初，一位来自江汉的士子朝宗，向蔡京献词，吹捧蔡京是 圣朝房魏 ，竭尽歌功颂德之华丽辞藻，一时 两学盛讴，播诸海内 （《铁围山丛谈》卷一），遂被蔡京特封为大晟府制撰使，专门从事遇祥瑞时作为歌曲的工作。蔡京同党太监梁师成，身为阉珰，竟也混籍进士，把持翰墨和科举取士大权，招引天下名士，顺者吸引，逆者排斥，号称 恩府先生 ，富商豪族子弟及第，各献七八千缗，以示献恩。所以《宋史？选举志一》称： 崇宁大观之后，达官贵胄既多得赐，以上书献颂而得第者又不胜纪矣。 蔡京大兴党人狱的同时，对学校教育实行严密的控制。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年），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字，尽逐其学徒；据太学讼斋法，惩处元符末上书进士，逐出太学三舍；诏毁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范祖禹、秦观等人文集著述，严禁生徒习读。同时，严禁天下聚徒教学者，言及元佑学术政事。此后又屡诏限制学校教育内容，并规定：凡上书邪等及入党人籍者，并不许试补学官。当时的学者崔鶠曾上疏指责蔡京： 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一有异论，累及学官。若苏轼、黄庭坚之文，范镇、沈括之杂说，悉以严刑重赏，禁其收藏，其苛锢多士，亦已密矣。 （《宋史？崔鶠传》）采用这种毁灭文化、禁锢学术的文化专制政策，必然不可能起到真正兴学安邦的作用，因而也必然出现 绍述造士而人材衰 的恶果。

　　但蔡京死党谏议大夫冯獬竟认为： 士无异论 ，便是 太学之盛 的标志，这也确实反映了崇宁兴学的宗旨，并不在于昌明学术，繁荣文化以利于安邦兴国，对其做过高的估价是不恰当的。

　　此外，就崇宁兴学本身的一些措施来看，也有许多弊端有待改进。例如：太学辟雍外学过于庞杂而缺少适当的管理措施，因而难免出现混乱无实的情形；州县学校也因同样原因，普遍出现管理混乱，以至废法容奸，学生在学欧斗争讼，佐令不加训，州学不切举察。太学、州县学悉行三舍法，当官子弟多免试入学，积岁月累试，方得中格；而一般贫寒子弟自然无足够财力维持相当时间的学业，难免被挤出学校。实行学校贡士，可以提高学校的地位，但学校名额毕竟很少，这样就使大批校外的读书士子失去了仕进机会，降低了读书的积极性，大大不利于官学之外其他教育形式的普及和发展。所以，时人论及崇宁兴学之弊，谓其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 （《文献通考？选举考四》）而且，崇宁兴学经费数额巨大，钱粮取之地方州县，是人民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聚集学粮， 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这些弊病无疑也是朝廷最终取消崇宁兴学各项措施的重要原因。

　　（四）官学制度的定型

　　两宋官学体制以北宋最为齐备。北宋官学体制则是在历次兴学的过程中逐步定型的。北宋学制在１００多年间，屡有变更、兴废无常；在学校教育的内容、学校设置、教师、学生及学习年限诸方面，前后损益不同，素无一贯定制。但大体而论，北宋官学体制的主要框架仍呈相对稳定的状态。

　　北宋官学因袭唐制而有所损益，大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其一，国子监直属的学校：有太学、辟雍、广文馆、武学、律学、小学等；其二，朝廷直属的宗室学校，有宗室内学、诸王宫大小学；其三，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直属的专业学校，有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其四，地方政府直属的府、州、县学，及州县小学；其五，附设于州县学内的道学。

　　官学的行政体制包括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为礼部，其次为国子监。礼部职掌范围很广，但学校与贡举的政令是其主要职掌内容之一。全国贡举和学校试补三舍生的事宜，均由礼部总管。国子监具有教学、研究与管理的双重职能。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专收京朝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为生，但这类贵族子弟多以应荫铨选入仕，不过空挂学籍，游寓取解。

　　作为全国主要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要管理太学、武学、律学、小学的日常行政业务，包括经理钱谷财务、文书档案等工作。国子监内有判监事、直讲、丞、主簿等设官分职。元丰官制改革后，又改置祭酒、司业，直讲改称太学博士。

　　宋代地方教育行政体制，是一种多层次、多职能、官僚化的管理类型。

　　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年）始置、罢于宣和三年（１１２１年）的提举学事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据《宋史？职官志七》记载：提举学事司的职能主要是对州县学校进行视导，考察监督师生的教学情况。实际上是一种教育监督性部门，而不实际掌管州县学校的财政、人事任免及考试取士的权力。地方教育的实权主要掌握在地方行政长官手中，并且因人而异，也无定制。此外，州学教授也在讲学之外，兼管考课及学规的制定和监督执行。

　　官学的经费。在宋代以前，学校教育均无固定的经费来源，因而学校教育也不可能得到稳定的、普及性的发展。北宋在历次兴学的过程中，逐步确定了稳定的教育经费制度。其类型有以下几种：其一，助学钱：由朝廷或地方政府直接拨给学校，资助的形式有钱、粮两种，按人头分配。如：熙宁兴学时，为太学生提供食粮；北宋末年余杭府学生员每人一月从官府领米二升、钱２４文，居家修学者也可领米二升、钱２０文。其二，学田：北宋由朝廷赐拨州府学田始于仁宗乾兴元年（１０２２年），景祐年间又先后向数十个州府赐拨学田，以充经费。至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遍给诸州学田十顷，从此确立了宋代教育经费的基本形式。崇宁兴学期间，为了进一步充实教育经费，又从常平及系省田宅的收入中拨充教育经费，作为学田之外的补充性经费来源。

　　除了朝廷统一规定的学田数额之外，各州府县学也可自筹经费，自筹的形式有个人集资义捐，官员自出俸钱、拨充州县闲置官田、占用寺观庙院宅产等等。例如：王曾在明道年间建青州州学，得朝廷赐学田３０顷外，又另建房舍、括置隙地，每年增收学钱３１万缗。元祐二年（１０８７年）京兆府学为修建存放故唐《开成石经》的厅堂筹集经费，知府刘希道没收兴平僧产５００千缗充为费用。滕元发熙宁初和元佑初知郓州（今山东荷泽地区东北），两度崇兴州学，苦于州学学田硗薄不能养士，遂将一向被官僚大豪强占的美田，拨归学田２５顷，岁收赋钱较旧田增加三倍，以致学费充裕，并有盈余赈济灾民。

　　崇宁兴学期间，赵茂曾知京兆府武功县，为了响应朝廷兴学养士的诏令，新建县学，报请州府批准， 拆木于淫祠，经费于仆台 ，并由转运司调拨官钱５４万，资给用费。类似拨官钱、括闲地、收庙产以充学费的事例在北宋三次兴学期间出现很多，数量也颇为可观，实际已成为宋代教育经费的一种重要的形式。

　　宋代各类官学的设置及其教学的实施情况大体如下：其一，国子学与太学。宋代国子学（或称国子监）是专收七品以上官僚子弟的学校，虽有生员定额，而素无教学之实，实际履行管理教育的行政职责。国子学旧设判监事二人，分掌东西两京国子监职事，太学创置后，也为太学最高行政长官，元丰改官制后，重置祭酒。祭酒多为著名的学者，也兼太学和经筵教学之职。国子学教学之职主要为直讲，但直讲称职于监，而教学于太学。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年）后，石介、孙复、胡瑗等学者虽任国子监直讲，但教学活动完全在太学进行。元丰改官制后，直讲改称太学博士，教学职称也完全转入太学。按《宋史？职官志五》的记载，太学博士的职责是：主持分经教学，考校学生程文，并以德行道艺训导学生。博士之下分设学正、学录、学谕、直学等职，协助祭酒、博士管理太学的行政事务、课程辅导及监督执行学规。

　　国子学与太学教师的待遇，按照宋代官品俸禄情况的比较，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最高的祭酒从四品，月俸４５千，职钱３５千。品位最低的太学正、录为正九品，在行职钱１８千，按当时的物价约可折合小麦３６石。五经博士月俸２０千，约可折合４０石小麦，日俸６６６文。而一个普通的佣工，每日佣值仅为６０文。将学官的月俸与职钱加起来，收入总数仍颇可观。可见当时教师的经济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

　　宋代太学自庆历四年创始以来，一直是中央官学实际的最高学府。太学专收八品以下及庶人的俊秀子弟入学。教学内容大体以儒经为主，兼习诗赋及策论。熙宁兴学之前，朝廷虽未明确规定太学的经学教材，但官定的《九经义疏》为较权威的经学读本；熙宁兴学至北宋末年，大多数时间都以王安石父子的《三经新义》及《字说》为主要经学课本。但大体而论，无论采用何种教材，太学的教学内容均随科举考试或太学舍试内容而定。取士重经义、策论，则士子趋心于经义、策论；取士重诗赋，则太学士子习诗赋。熙宁兴学期间一度设明法科、任子出官也试律令，并诏进士及第者兼试律合，则太学也随之兼学律令。

　　其二，各类专科学校。宋代专科学校以北宋最为齐备。专科学校用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材，其分类大体如下：一是隶属于国子监的武学、律学。武学始置于庆历二年（１０４２年），其后兴废无常，至崇宁兴学期间又在诸州设置，宣和二年（１１２０年）诏罢，南宋绍兴十六年（１１４６年）复置，主要培养军事人材，学习内容大体为历代兵书、弓马、武艺，并学习操练阵法，编纂军事书籍。律学始创于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学习断案和有关律令的知识。

　　二是附于政府专职部门的学校，有书、画、算、医诸学。医学始置较早，熙宁兴学期间隶于提举判局，后屡有兴废，隶属关系多变，宋徽宗时改隶太医局。学习内容大体依分科而定。方脉科习《素问》、《难经》、《脉经》等大经及《巢氏病源》、《龙树论》、《千金翼》等小经；针灸、疡科除去《脉经》，增习三部针灸经。算学始创于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年），大体归太史局管辖，在职官及庶人均可选入习业。学习内容主要是《九章》、《周髀》、《海岛》、《孙子》、《五曹》及张丘建、夏侯阳算法，并习历算三式和天文方面的知识。书学、画学均与算学同年创置，分隶翰林院书艺局及画图局，培养相关专业的人材。

　　此外，宋徽宗在位时，滥崇道教方术，于政和四年（１１１４年）诏诸路选送宫观道士赴京居道隶院讲习科修习道经，并诏诸路郡州县学内别置斋舍收授道徒，兴起道学。重和元年（１１１８年），又立道学升考名目，道学选入，增立士名，并置道学博士，至宣和二年（１１２０年）废罢。

　　其三，王宫宗室学校。宋代王宫宗室学校主要有诸王宫大小学，合称宗学。宋代宗室教育开始较早。早在太宗至道元年（９９５年）就曾为皇侄置师傅，名为教授。真宗咸平年间，诏由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教授宗室子弟。元丰六年（１１８３年）筹建宗学后，屡有废置，至南宋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年）重建。诸王宫大小学为宗学的主要形式，宗学博士也即旧王宫大小学教授。宗学主要招收皇室子孙和诸王子孙，入学年龄在８～１４岁之间。宗子在学初无定额，绍兴十四年后重建宗学时，始定生员名额：大学生５０人，小学生４０人。宗子属于皇亲国戚，在考课、入仕、推恩诸方面均享有一般国子、士子无缘涉及的特权。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年），立《宗子试法》，规定宗子可直接参加国子监考试，试卷由礼部单独审阅，解额限于５０人，但十取其五，高出一般士子几十倍或上百倍。宗子升上舍便可不经试直接命官，年及四十累举不中者，也可疏名录用。其后宗学条例虽屡经改动，但宗子的入解名额仍远远高出一般士子。不过，宗子的待遇，也随亲疏血缘关系而不同，按照《宗子试法》，凡五服之外已受命的宗子，须附锁厅试，解额虽高，仍有一定难度。

　　其四，州县地方官学。宋代州县官学兴起于仁宗景佑年间，其后经历次兴学，形成了遍布全国各地的学校网络，其规模之广、数量之多，远远超过汉唐诸朝。州县学校的教学内容大体与太学相同，内容的取舍及侧重概随科举或太学舍试的内容而定。州县学校的生员初无定制，崇宁兴学时始定养士名额。此后因地制宜，学生的来源、就学年限，并无常制。州县学校的学官，宋初有讲书、说书、教授、讲授诸称，至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年）统称为教授。

　　教授之职：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主持课试，监督执行学规，同时兼领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主持管理孔庙及图书、礼器和学校财务。除教授之外，州学依次还设有讲书、学正、学录、堂长、学谕、典客、学计、直学、经谕和教谕等教学及教学辅助人员和杂务职事。宋初地方学官多请名儒担任，聘自民间，并由地方官辟差。仁宗庆历兴学时，规定由在任官员兼任，地方官员无适当的人选，方取民间 宿学有道业者 充任。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开始在部分地区实行 中书堂除教授制，仍允许少数民间有经术行谊者权教授、或称差补教授。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将中书堂除教授制扩大到全国范围。此后，对州学教授的资格要求更加严苛，元丰六年（１０８３年）放罢所有补差教授。此后虽有变通，但最终在哲宗亲政后确定了 中外学官非制科、进士、上舍生入官者并罢 的条制。（《宋史？职官志五》）此外，选拔学官还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学官考试以神宗熙宁、元丰间最为严密，有关法度也屡经调整。由于教师要求严格，至元丰元年（１０７８年），北宋州府学官也不过５３人，但由于保证了教师的质量，教师人数虽少，一些名藩大府的州学仍能保持较高的教学质量。

　　宋代学校的考试制度，以太学升舍试法实行最为普遍，影响也最大。由于宋代一度废除解试、省试，取士悉由学校升贡，所以，学校内部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部分取代科举考试的意义，太学升舍试尤为如此。

　　太学在庆历年间设立之初，即设有公试和私试。熙宁兴学时实行升舍制，于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颁布《学令》规定舍试条制如下：其一，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其二，间岁一舍试，补上舍生，封弥、謄录如贡举法；其三，上舍试，学官不得参预考校；其四，公试，外舍生入第一、二等，升内舍；其五，舍试，内舍生入优、平二等，升上舍。凡升舍皆参考平时行艺。

　　所谓 行艺 ，行指率教不戾规矩，艺指治经程文，由斋长、学谕每登记注册。凡内舍、行艺与所试之业俱优，为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一优一平，以俟殿试；俱平与一优一否为下等，直接参加省试。上等上舍可免殿试而直接授官，中等可免省试，下等可免解试。绍圣初，重申元丰《学令》，并规定太学上等注官者，岁不过２人；中等者，岁不过５人；下等者，岁不过２０人。

　　崇宁兴学时，又立八行科，凡备八行者，可随时贡入太学，免试补为上舍，经考察不诎，便可申省释褐，优命之官。八行科实施后，三舍皆不试而补，往往设为形迹，术与名格相应，不学无术之徒，冒滥充数，弄虚作假之弊极为严重，故实行不久，便遭废止。

　　宋代其他类型的学校考试制度，大体参照太学，唯内容不同。如律学用断案考试学生，习律令考试合格，乃得给食。元丰六年（１０８３年）规定：命官在学，始公试律义、断案俱优，准吏部试法授官。同时，允许太学生兼习律义，参加公、私试，入等授职。这种考试方式，将学生的实际业务能力与学习成绩结合起来，综合评定等级，并把学习成绩与膳食待遇结合起来，有利于激发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宋代地方学校考试，初无定制。元符二年（１０９９年）开始全部仿照太学之舍法，考试升补也悉如太学。至宣和三年（１１２１年），又全部废止州县学三舍法，考试制度也大体恢复旧制。

　　宋代学制的另一项重要的构成部分是学规。学规是在历次兴学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完备的。宋代中央官学和地方学校均设有形式、内容各异的学规条制。学规不仅规定学生的行为及课堂、居宿守则，而且规定学校教学内容、教学任务、考试、奖罚方法，实际起到了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以及指导办学的法规等多重作用。宋代中央官学的学规多由朝廷统一制定，一些具体的条规也由学官制定。州县学规则由地方长官会同学官共同制定。以北宋至和元年（１０５４年）的《京兆府小学规》为例，就是由多名府学教授、提举府学官及知军府事文彦博联名署刻的。其内容包括：生徒入学，先见教授，交出家长履历及保证书，然后注册；诸生中选若干学长，代师授业并检查学生过失；教授每日授课的内容、考试方式及作业；课分学生三等，按学业程度制定学习进度；对学生违纪现象的罚惩条例；生徒假日的规定，等等。

　　由此学规可以窥见：宋代州县学校的学规已经非常完备，学校内部已经形成了稳定而大体合理的教学规程和管理制度。其中，学生按学业程度分课，学生代师传授艺业等内容，与近代班级授课制和导生制十分相似，说明宋代学校教育教学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四、南宋教育的变化

　　南宋教育的设置大体因循北宋旧制，而略有损益，其中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理学在与王氏新学的争逐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太学体制内部出现大幅度的调整，三是为皇室贵族专设的宗学有所加强，四是地方教育的持续发展。

　　（一）学校领域里的理学化进程

　　理学自北宋仁宗朝后期兴起后，迭经熙、丰新政和崇、观伪学之禁而遭朝廷排抑。元佑更化时期，一度期于功用，程颐并被尊为帝王之师，但不久绍述之论复起，理学失去官方讲席。至北宋末的靖康元年（１１２６年），程门弟子杨时出任国子祭酒，力诋王氏新学为邪说，矫枉太过，遂遭 习用王学 的太学诸生群起而诋詈，程氏学派再次失去官学讲席。

　　南宋建炎以降，理学南渡；东南学者推崇杨时为程氏正宗，力诋王氏经学，排斥靖康和议，倡赞元佑学术，理学再次崛起。绍兴元年（１１３１年），宋高宗诏赠程颐直龙图阁，其制词称程颐之学，潜心大业，高明自得，上接孔孟道德；要求世之学者， 从而求之，从而听之.这样，正式为二程学说平反，确认了二程学说在教育领域的合法地位，科举程文，也稍用颐说。

　　再加宰相赵鼎的极力倡赞，一时程氏之学风靡天下。学者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就被认为是贤大夫，反之则否。

　　绍兴六年（１１３６年），谏官陈公辅上疏请禁程氏之学，诏令： 士大夫之学，一以孔、孟为师 ，而不必专主程氏一家之学。随后，秦桧入相，指斥颐学为专门，侍御史汪勃请戒仪司，凡专门曲说，必加黜落；御史中丞曹筠也请科举考试凡用程氏之说者，并加淘汰。从此，程氏学说被完全排挤出官学和科举之外，直到绍兴二十五年（１１５５年）秦桧死后，朝廷诏令科举取士，自今毋拘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道学之禁稍解、程氏之学又逐步占据了官学和科举的主导地位。

　　此后三十余年间，程学与王学之争从未中断，朝野士大夫对道学之真伪、是非、公论不一，但正如大理司直邵裒然所言： 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 说明绍兴以后的孝宗年间，在官学与科场的王、程之争中，程氏之学占据上风，道学家已控制了取士大权。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年）

　　杭州推官柴中行声称：自幼习《易》，读程氏《易传》以取科第，也说明程氏学说已取代了王氏新学，成为官学的正宗。但这种正宗地位并不巩固，即使在理学较为得势的时期，朝中又先后有宰相周必大、留正、赵汝愚等扶持，朝野对道学的非难之辞仍然很多，而道学家自称独承孔孟道统、接续圣学之传，也引起一部分士大夫的反感，就连孝宗皇帝，也对朱熹之类的所谓 正心、诚意之论感到厌烦。孝宗淳熙五年（１１７８年），侍御史谢廓然请求科举考试勿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秘书郎赵彦中则指斥科举之文 祖性理之说 ， 别为洛学 ，是 称怪惊愚， 并且是导致 士风日弊，人才日偷 的根本原因。五年后，在宰相王淮的怂勇下，部分朝臣再次发难，指责道学欺世盗名，狂妄自大，窃圣学之名以济伪，上疏朝廷请禁道学。以后，程氏之学虽被士儒习读，而 道学 之名已为罪愆之辞。至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年）韩侂胄当政，端明殿学士叶翥知贡举，上疏称： 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当年科举取士，凡涉及义理之文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也成为 世之大禁.朝廷并明令申严道学之禁。解试、省试所取家状，必书 不是伪学 字样，朱熹及其信徒也被逐出朝廷和官学讲席，或被编入党籍。官学之中，理学几近绝迹。

　　宁宗开禧末年，随着韩侂胄失势遭戮，史弥远当政，理学再度崛起。宁宗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年），理学名家李道传、真德秀出任太学博士，重掌中央官学讲席。朝廷也于当年诏赐朱熹谥号，以褒崇名节，明示好尚。嘉定四年（１２１１年）李道传上奏，称程朱之学使孔孟之道复明于世，凡学者修已接物，事君临民之道，本末精粗，殆无余蕴，因此疏请朝廷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正式颁布太学，以教育天下人才，为国家所用。并请废王安石从祀，在孔庙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定祀， 上以彰圣朝崇儒正学之意，下以示学者所宗.次年，正式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立为学官。嘉定九年（１２１６年）魏了翁再次上疏为周、张、二程请谥，并声称濂、洛、关、闽诸子 嗣往圣，开来哲，发大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盛于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嘉定十三年（１２２０年），朝廷正式追谥周、张、二程为元、明、纯、正。理宗宝庆三年（１２２７年）又诏赠朱熹为信国公。淳祐元年（１２４１年）理宗视察太学，制《道统十三赞》，御书朱熹《白鹿洞学规》，赐国子监，宣示诸生，并颂诏高度评价周、张、二程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 ；评价朱熹 精思明辨，折衷融会，使《大学》、《论》、《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 因令学官列之于从祀，不久又正式废黜王安石从祀，封周、张、二程为伯。从此，基本完成了宋代官学理学化的进程，结束了教育领域中程、王之学的长期争端。

　　（二）中央官学的变化与调整

　　南宋中央官学的基本设置，并没有超越北宋官学体制的框架，其中所进行的调整也未导致南宋中央官学总体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两宋中央官学的体制仍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主要体现为一种形式的对应，而不是一种全面地继承和守成的实质性关系。不过，在南宋１５０多年的历史中，中央官学范围内仍然先后发生过一些具有政策导向意义、足以显示南宋教育特征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官学的设置、考试制度和内容、教育指导方针的厘定等各个方面，有些内容对南宋教育的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

　　南宋中央官学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太学内部。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

　　后，兵事稍息，即于绍兴十三年（１１４３年）在临安府钱塘县西岳飞旧宅设置国子监太学。太学设置仍仿北宋三舍法，生员名额７００人，以后又屡增养士名额，至绍兴十六年（１１４６年），外舍生已达１０００人，内舍生１００人，上舍生３０人，总数１１３０人，其规模虽远不及元丰、崇观期间，但已超过熙宁四年兴学之初及兴学之前的北宋太学规模。

　　南宋历朝皇帝都十分重视太学教育，为勉励和褒奖太学师生所采取的措施，也略异于北宋诸朝。这些措施大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更加重视视学释奠礼仪。北宋历朝皇帝皆有幸学举动，以示尊师重道，倡明教化。但作为帝王幸学仪式中最为古老隆重的典礼——视学，迟至哲宗朝才举行过一次，徽宗朝一次，总共只有两次。南宋除年祚短促的光宗和几位末代短命的小皇帝之外，历朝皇帝都举行过隆重的视学典礼，以显示帝王对国子监太学的高度重视和国泰民安、文运隆盛的大治局面。视学期间，天子亲率文武百官会同太学师生，至国学大成殿释奠先圣先师，诏赞儒学，盛称兴学养士之德，并照例举行由国子祭酒或司业执经讲学的象征性仪式。讲经的内容，宋哲宗视学时讲的是《尚书？无逸》；南宋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年）高宗视学，讲《易？泰》；而在南宋孝宗、宁宗、理宗、度宗诸朝视学，讲的则是《大学》、《中庸》。这一方面说明了程朱理学逐步占据南宋官学主导地位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太学所举行的隆重的视学讲经仪式，对全国教育具有政策导向的作用。南宋诸朝皇帝幸学释奠，照例都施恩典于太学师生，因而受到太学师生的欢迎。同时，天子视学，礼仪隆重，不仅对太学意义重大，对于全国教育也会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周密《武林旧事》卷八曾详细记录了南宋咸淳三年（１２６７年）宋度宗视学的完整过程：先期三日，仪鸾司及内侍省官，至国子监相视，八厢亦至学中搜检。次日，诸斋生员，尽行搬出学外安泊，各斋门并用黄封，学官予拟御课题（咸淳丁卯，出《辟雍扬缉熙赋》），用黄罗装背大册，面佥云： 太学某斋生臣姓某供.以大黄罗袱护之，置于各斋之前，以备驾至点索。崇化堂后，即圣驾歇泊之所，皆设御屏黄罗帏，设供御物等。凡敕入宫门号，止于国子监外门；敕入殿门号，止于国子监内门；敕入禁卫号，止于崇化堂天井，谓之 隔门.除司业、祭酒外，其余学官、前廓、长谕，并带黄号，于隔门外席地坐，赐酒食三品，以俟迎驾。驾至纯礼坊，随驾乐部参军色念致语，杂剧色念口号，起引子，导驾至大成殿棂星门。礼部太常寺官、国子监三学官，及三学前廓、长谕，率诸生迎驾起居。上乘辇入门，至大成殿门降辇，有旨免鸣鞭，以昭至敬。閤门太常礼直官前导入御幄。太常卿跪奏称： 太常卿臣某言：' 请皇帝行酌献之礼'. 上出御幄升殿，诣文宣王位前，三上香，跪受爵，三祭酒奠爵，两拜，在位皆两拜，降阶，归幄。太常卿奏礼毕，陪位官并退。上乘辇鸣鞭入崇化堂，降辇，入幄更衣（上所至皆设御幄）。

　　礼官、国子监官、三学官、三学生并于堂下分东西立。次引执经官、讲书官于堂下东壁面西立。宰臣、执政已下北向立，閤门奏班齐，上服帽，红上盖，玉束带，丝鞋，出崇化堂坐。宰臣已下，宣名奏圣躬万福。御药传旨，宣升堂，各两拜、赞赐坐，分东西阶升堂，席后立。次引执经官、讲书官奏万福（官该宣名者即宣名），两拜。次引国子监三学官并三学生奏万福，两拜，分引升两廊席后立。内宫进书案听宣，以经授执经官，进于案上讲筵内，承受对展经册入。内官进牙界方，舍人赞赐坐，宰相已下及两廊学官、生员应诺讫，各就坐听讲。讲书官进读经义，执经官执牙篦执读，入内官收撤经书，再以讲义授讲官，讲书官指讲讫，入内官撤书，堂上两廊宫并起分行，宰臣已下降阶，讲书官当御前躬身致词，北向立，两拜。御药降阶宣答云： 有制，谒款将圣，肃尊视学之仪，讲绎中庸，爰命敷经之彦，茂名彝训，允当朕心。 再两拜。御药传旨宣坐，赐茶讫，舍人赞，躬身不拜，各就坐，分引升堂，席后立，两拜，各就坐。翰林司供御茶讫，宰臣已下并两廊官赞吃茶讫，宰臣已下降阶，北向立。御药传旨不拜，引两廊官北向，各再拜讫，出。皇帝起易服，幞头上盖，玉带丝鞋，乘辇鸣鞭出学，百官诸生迎驾如前。

　　随驾乐部参军色迎驾念致诏，杂剧色念口号曲子，起《寿同天》引子，导驾还宫。在学前廊，并该恩出官诸出，各有免解恩例，余并推恩有差。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天子视学虽为太学盛典，并有助于彰明朝廷重视教育的意图，但同时也是一种劳民伤财、兴师动众的侈糜举动。特别是在咸淳年间，内有权臣贾似道的专横擅权，外有蒙古强虏寇边，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日暮途穷之中，而度宗却热衷于虚文缛礼，于国于民，并无实惠。

　　第二，由皇帝亲笔撰抄儒家经典，赐刻太学，并以此规定全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宋高宗绍兴十三年至绍兴十六年（１１４３年～１１４６年）亲笔御书六经及《论语》《孟子》，赐太学，颂诸州学，并刻石立于太学首善阁及三礼堂廊庑。淳熙四年（１１７７年），宋孝宗正式赐名《光尧石经》。《光尧石经》的颂刻，目的是为了结束教育领域中程、王之争所引发的对经学内容理解的诸多纷异，确定经学教育直师孔孟的宗旨，并为之提供范本。由帝王御抄石经，不仅北宋未见先例，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无疑也构成了南宋教育的一大特色。

　　第三，对太学诸生的覃恩增加。中国历朝恩例，未有如宋代之滥；而太学推恩之广，尤以南宋为最。北宋太学推恩法度，肇于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

　　《学令》，大体不过是上舍上等岁有２人免殿试注官，二等每岁５人免省试，三等每岁２０人免解试。这类推恩其实是一种科举之外另辟的舍选途径，考试的难度并不亚于科举。至宋孝宗时，始创太学遇覃恩免解的法度，允许在朝清要官的牒期亲子弟作待补国子生，别号考校为牒试；太学生遇有期服亲任清要官，可更为国子生。宋度宗咸淳二年（１２６６年）幸太学，谒先圣，推恩三学：前廊与免省试，内舍、上舍及已免省试者升甲，起居学生泛免一次。

　　咸淳七年（１２７１年），以寿和圣福皇太后两上尊号，再次推恩三学，在斋生员并免解一次。南宋太学恩例的扩大，是朝廷重视教育，安抚人心的重要措施。但南宋太学恩惠流于过滥，嘉定十四年（１２２１年），淮东制置司献上一个北宋玉玺，朝廷也下令太学、武学 通籍免解.理宗朝竟是既无庆典也滥行泛免，淳佑六年（１２４６年）因太学生员指责权相史嵩之的为人行事，宋理宗令史嵩之致仕，也让太学生员免解一次。这种滥行罢免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使太学教学与考试制度失去实际价值，并且严重败坏了士学风气， 致使太学诡冒成风，遂成奸弊之薮；祈恩趋利，尤开侥幸之门 （《雪坡集？癸丑廷对策》）。太学风气既坏，教学质量自然严重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南宋太学诸生覃恩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不主要是为了刺激士儒读书进取的积极性。在权臣贾似道主政期间，为了笼络士心，擅行奸政，优学舍以邀誉，恩威并举，结果只是淆乱朝政，祸国殃民。对此，时人作诗讽刺： 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 （《齐东野语》卷一七）。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谈及此事时称：似道误国之罪，不可悉数， 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委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垢面敝衣，冬烘昏愦，以致糜烂渐尽而不可救药，此皆不学而任术，独远而讳言之罪也.显然，对于太学诸生的恩惠滥赏，无论是皇帝，还是宰相，都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而不是真心实意办教育。

　　南宋太学体制的另一个变化，表现在太学生员及其考试制度方面。宋孝宗淳熙年间，为了扩大太学生员的来源，并为诸路州军解试落选士子提供再次入学深造的机会，规定从诸路州军解试落选的士子中按百分之六的比例，取入太学参加补试，称为待补生。宁宗嘉定四年（１２１１年）将待补名额降为百分之三，理宗又复为百分之六。实行待补生制度，扩大了士子读书仕进的机会，但充奸冒伪之弊尤重，请托贿求之风复盛，两学补试，学官多因亲故私交而徇私舞弊，故时人多有嘲谑之辞。

　　南宋太学的考试内容，由于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年）确定了两科取士制度，北宋科举考试中经义与诗赋的长期争论告一段落，太学及州郡学校士子或习经义，或学诗赋，始有定向。

　　宗学教育的强化，是南宋中央官学的另一显著特点。宋高宗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年）正式在临安创建宗学，确定了宗学大小学生员的名额和宗学教师的编制及宗学生应举考试的办法。宋代宗学教育从此形成定制。孝宗、宁宗、理宗、度宗诸朝又先后对宗学教育的内容和考试方法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宗学教育条制更趋于细密。宗学教育的加强，有助于改变宋代宗室子弟不学无术、专恃恩荫入仕而使官场更为冗滥的现象。

　　（三）地方学校的进一步加强

　　南宋地方学校既有北宋历次兴学的基础，又有相对稳定的偏安局面，再加以朝廷的重视和科举入仕机会的扩大，出现了持续发展和趋于稳定的势头。

　　南宋地方学校的办学条件，较北宋有较大的改善，朝廷也重视地方学校的教育经费问题。绍兴二十一年（１１５１年），朝廷诏令户部拨寺院绝产充为赡学费用。部分州县官员也积极扩建学舍，增补学用。据南宋学者叶适说： 今州县有学，宫室禀饩，无所不备，置宫立师，其过于汉、唐远甚！ （《水心别集？学校》）但州县办学条件虽好，却无明确的办学条制加以约束和监督，因而出现了 无所考察，徒以聚食，士之俊秀者不愿于学 的普遍现象。

　　另一方面，南宋科举名额按人口比例较北宋录取人数更多，而且历榜进士人数大体稳定，并有太学得补一途再供选择，士子入仕之途较宽，州县学校自然兴旺。但南宋科举弊病较北宋更为严重，许多弊端的发生及其后果，大大不利于一般寒士和边远地区的应举士子，因而导致边远地区州县教育的衰落。诸如科举策问，多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发题，朝廷又禁止民间私藏国史、实录等书，唯公卿子弟因父兄之便得以窃窥，寒士无由悉知，自然多被黜落。类似的事例很多。但尽管如此，南宋地方官学仍较北宋熙、丰、崇、观兴学期间之外的诸朝设置普遍，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格局。

　　南宋地方学校体制的加强，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州学学官、生员人数增加。北宋州学教授大体为只设一员，少数生员较多的州学设置两员，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年）州学普行三舍法，方规定学生３００人以上，置教官二员（《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一五）。大观元年（１１０７年）规定学生太多的州学（如吉州、建州州学，人数均达千人左右）

　　可添差教授二员，共三员，但学校最盛时，全国３００余州，州学教授总数也为５００人，不及每州州学平均２人（《文献通考？学校考七》）。南宋绍兴十二年（１１４２年）恢复各地州学后，即诏令诸州军学均设教官。景定三年（１２６２年）九月，诏诸路州郡增差教官，设经、赋各一员，每所州学设二教授，这个平均数超过北宋州学最盛时的教授人数。

　　南宋考试州学学官，绍兴十五年规定在六经中临时取二经，各出两题，要求被试者必须对六经做全面的准备，方能应付。而北宋考试州学学官，只试一经，后虽一度增试五经，但不久又诏试三经。两者相比，南宋州学学官考试经义，要比北宋难度更大。

　　南宋州学养士人数也有较大的扩充。以理宗朝的庆元府学为例，旧额生徒只有１８０人，经过重建修整后，人数剧增到三千余人，出现了 比屋诗礼，冠带云如 的盛况。州学的规模超过了北宋崇、观兴学的最高纪录。

　　第二，县学的设置更为普遍、完善。北宋自庆历四年（１０４３年）始允许学者２００人以上的县更置县学后，直到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年）方令天下诸县皆置学。但北宋县学设置尚有空缺，一是县学无专职教官主管学务，二是州治所在的倚郭县不另设学校。南宋自绍兴十八年（１１４８年）恢复各地县学后，又于理宗景定三年（１２６２年）诏令设置各县学主学，专职主管县学学务，从此改变了北宋徽宗朝以来由进士出身的县官兼管学务的状况。县学教育形成了相对完整、自立的体系，并获得了持续稳步发展的客观条件。

　　此外，南宋州县学校还创置 学宾 制，以改进教育方法。绍兴中，朱熹主管同安县学，邀请本县一些学行皆优的士子入学，待以宾客之礼，以使生徒 睹其言行，得为矜式 ；进而始创学宾制，目的是为学生树立榜样和表率。南宋后期，得到朝廷的认可和推广，并专设州学学宾一职（参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褒赠伊川》）。朱熹所创的学宾制，实际是秉承了二程的意旨。早在北宋熙宁初，程颢权监察御史里行时便向神宗上书，请求朝廷设置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贤，以招贤养才，观化天下。程颐在元佑年间参预修订太学条例时，则明确提出在太学设置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不独为学者所矜式而奉为楷模，且为 长贰之为教 （《河南程氏文集》卷七《回礼部敢问状》）。在《论礼部看详状》中，他进一步强调太学设尊贤堂、待宾斋的意图： 谓道德之士，一见其人，足以矜式，一闻其言，足以兴起，得其一至，犹足为益，况淹久乎？ 但程颐的主张被礼部驳回，并未实施。作为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朱熹亲身实践二程的办学思想，从一县一地的学校做起，最终被朝廷认可而推广于全国，这反映了理学教育思想在南宋教育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第三，教育经费较为充足，来源多途。宋代地方办学，从北宋乾兴元年（１０２２年）朝廷赐拨兖州学田为开端，逐步形成了以学田为主要赡学经费来源的地方教育财政模式。北宋地方官学经费，以崇宁、大观年间最为充裕。

　　其后经历了战乱，地方学校田产大多荒弃，或被他人侵占，因此在南宋初期地方教育经费十分困难，学校与寺庙、官府及个人争夺田产的讼斗也时有发生。为了确保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南宋政府采取了有利于学校的措施，使得地方学校逐步恢复了学田的占有权，学校的办学经费有了保障。

　　下面是一些南宋重要州府县学校田产情况的有关记录：无锡州学：始创于宋嘉佑三年，有赡士田４１顷有余，岁入１２００余石， 养士有饍，设官有禄（《无锡志》卷三下《学校》）。

　　严州州学：景佑中，知州范仲淹始建堂宁斋庑。庆历中，知州向俟奏诏增广。嘉佑中，知州赵抃营置田租及以婺州岁入羡米养士。绍兴七年，知州胡寅尽撤旧屋，自殿堂廊庑斋舍焕然一新。学田旧岁收四百斛，不足以养士。

　　淳熙十二年（１１８５年），知州陈公亮增添三百千， 复拨没官产以赡之，由是无匮乏之患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乾道年间，校舍因年久失修，已是 补苴支吾，仅免颓压 ，其部分田产被官绅强占而 以薄租专其利 ，张宣公于乾道五年任知州时，则 命夺以还学，专以地利给修造费 （《景定严州续志》卷三《学校》）。

　　湖州州学：湖州在唐宋两朝最称人文之盛，初唐已置孔庙并附设南学。

　　北宋宝元年间，滕宗谅兴学，延胡瑗主学，四方之士云集受业，苏湖教法影响广大。州学赡学田产，宝元初建学，朝廷赐拨５顷，但其田产濒湖多潦，岁入无几，养士不给。嘉佑七年知州鲍轲将秀州松杨泾民讼田产７１９亩判拨州学，岁得租米３０２石。但此后岁久屋多摧毁，田亦多淹没，仅余２顷。绍兴中又多被黠胥侵占。乾道、庆元年间，王十朋、李景和又先后主持重建工程，但仍未恢复旧观。

　　庆元府学：庆元府古称会稽，属县有扬州、鄞县、奉化、慈溪、象山、定海、昌国等，是两宋时期教育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唐代开元二十六年（７３８年）始置州学，北宋天禧二年（１０１８年）重建。南宋建炎年间遭兵火毁劫。

　　绍兴七年（１１３７年）恢复重建，规模渐大，图书礼器收藏丰富。府属诸县学田产：（１）鄞县县学：田２９８０亩２３步，湖田７４００余亩、地８３亩３８步，河塗２１３亩３角１步，水池１亩４０步，山１１７１２亩５４。５步。（２）奉化县学：田４１３亩１角５７步，地６亩１角，山１８９亩２角３２步。（３）慈溪县学：田６０７亩１角７步半，地２角１３步，山８３亩３角１４步。（４）定海县学：田、池、地、山共３１２亩３角３２步。

　　府学岁收仅砂岸钱一项就达３０７７９贯４００文，白米７４７石，湖田糙米１６０２石、谷２２１５石，河塗钱２２０贯９９１文，租地钱１２０贯５６３文，四明山租钱２８０贯，石弄山砂岸租钱８２００贯，秀山砂岸租钱２００贯，东安乡屋钱日收３９文。

　　仙溪县学：仙溪先有庙学，庆历八年及元佑九年先后重修，宣和末废圯，养士学宫破陋不治。南宋绍兴九年（１１３９年）、乾道七年（１１７１年）由知县捐资重修，学舍殿堂初具规模。学校田产南宋绍兴九年由肇庆守陈可大以建学余资买置游学田１２段３５亩１４步，岁入租谷４０石，租钱４６贯３２８文。另在乾道七年，知县赵公绸拨屏山隙地及白湖坂之荒田、汙地，垦閤以充学廪，共３００余亩，岁入租谷２１石７合，租钱７９贯３２８文。此外又有建兴院，建福院田产租钱余资岁供学校养士。宝佑三年（１２５５年）又将郑家绝户田园及及下建福院田产８贯６１３文拨入学廪，由于经费充裕，生员名额由淳佑元年（１２４１年）的８８人，增至景定三年（１２６２年）的一百余人。

　　福州州学：福州下辖闽县、侯官、怀安、连江、长溪、长乐、福清、闽清、永福等１２县，诸县皆设县学、庙学。州学田产淳熙间有赡学田７６顷７８亩余，另园地山林屋基池塘等１２５顷４５亩多。这同北宋景佑四年（１０３７年）

　　朝廷赐拨的５顷学田相比，数量已超过了数十倍。这些田产的来源不一，或为官给公田，或因寺僧犯法籍没其田拨以养士，或将常平、绝户田产拨归学舍，由于学校经费充裕，至乾道年间养士名额达３００人之多。

　　从上述路府州县学情况不难看出，南宋地方教育经费虽因各地情形不一而有升有落，但总体上呈增长的势头。地方学校的田产普遍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和保护。各地虽然常有寺庙、官绅非法侵蚀学校田产的情况，但一旦学校与寺庙、官绅争夺田产，往往能得到政府官员的庇护，大量的官田、寺庙田产、常平、绝户田产转入学校名下，使得南宋地方学校拥有较多的财富，并且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实体，这对保障和推动南宋地方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南宋地区教育事业的兴盛，除了朝廷的倡赞之外，地方行政长官的态度也起到直接的决定性作用。从上述南宋州县学校田产的增置情况不难看出，州县学校教育经费的每一次重要的举措，都是由所在州县的行政长官发起，这种举措既是官府的行政措施，又是官员个人的政绩。许多官员甚至掏出自己的私钱捐赞教育，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优良的传统。

　　五、蒙养教育的一般概况

　　中国古代的蒙养教育，是指连接于小学与学前幼童之间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相当于普通小学教育的初级阶段，但比一般小学教育的含义更为广泛。

　　也包括一般幼童在入学之前和学校之外，通过各种形式所受到的启蒙教育，是特指在乡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中那部分经过一定的组织过程，利用特定的方法和手段所进行的文化、道德启蒙教育。

　　（一）蒙养教育的目的与任务

　　宋代蒙养学校有乡学、村校、家塾、舍馆等诸多名目，还有利用农闲季节专为贫民子弟设置的冬学。这类蒙学大多不如官学正规，教学质量也较低。

　　南宋陆游的《秋日效居》诗中曾记载了当时冬学的教学情况： 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 陆游自注：农家十月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从这个平时闭门大睡，又任凭孩子嬉闹仍郑重其事讲说村书的 愚儒 来看，蒙学质量虽低，但师生关系倒是比较随便。农家派遣子弟于冬闲季节入学习读村书，目的也不过是学习一点粗浅的文化知识，要求不高，设置是季节性的，条件简陋，教师待遇也自然很低。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追述自己童年的启蒙老师叫乐君的人，家境贫寒，草庐三间，以两间处诸生，一间让妻子居住，靠讲学为生。平时往往因束修不继而忍饥耐寒，以致其妻屡因米竭而不胜愤怒，闯入学舍，取案上简击其首，乐君仆于舍下，被群儿环笑掖起。类似的日子，凡五十年， 每旦起，分授群儿经，口诵数百不倦.像叶梦得的老师乐君这样常常饿着肚子，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教学，又与儿童和睦相处，亲密无间的事例，也可见宋代蒙学教育的一般情形。

　　宋代的蒙养教育一般水平较低，教一些粗浅的读写知识，蒙师以此糊口谋生。但乡野山林之间，也往往有博学之士主持蒙学，能培养出一些有作为的人才。文瑩《湘山野录》卷上记李建勋罢相后出镇豫章，与一个居田间茅舍教授村童的老叟讨论典故，老叟旁征博引，显示出深厚的学力，致使李相敬重有加。《玉照新志》卷一记苏东坡元佑三年（１０８８年）自翰苑出牧钱塘，道经毘陵之济社，时孙仲益父教村童于野市茅檐之下，仲益年方七八岁，但却能与苏东坡这样的一代文豪应对诗文，令东坡赞叹不已。像这类的村塾蒙舍，遍布于城镇巷闾和山野村落，是宋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蒙养教育的一般目的和任务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行道德启蒙教育。宋代学者认为： 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 （转引自［清］张伯行《小学集解？嘉言》）朱熹在《小学》中也指出：小学与大学的目的一致，是要 防其幼 ，收放心，养德性，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是学习 做人底样子.第二，保养性真。这是以孟子性善论为依据的。北宋著名学者杨亿在所著《家训》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 童稚之学，不止记诵 ，而是要 养其良知良能 （转引自［宋］刘清之《戒子通录》卷五）。所谓良知良能，就是相信儿童生来具有一种先天向善的本能，蒙养教育的目的就是保养这种本能，使其不被后天物欲所侵而失去本色。以后南宋理学家有关蒙养教育的一系列论述，大多也发自这一主题。

　　第三，注重基本文化知识的传播，打好文字基础，为将来进一步深造创造必要条件。因此，宋代蒙学课程大多是识字、写字、背书之类的内容，涉及范围虽广，但都十分粗浅。

　　第三，注重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态度和学习习惯。例如朱熹的《童蒙须知》谈到幼童读书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并称 三到之法，心到最急.既讲了读书的方法，又讲了读书的态度。其他方面，如写字，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看书，要将书册整齐摆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字字读得响亮；日用笔砚器物，皆当整齐严肃，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原所。

　　此外，宋代学者也大多重视结合儿童的性趣和爱好，进行启蒙教育，因势利导，形式活泼。例如张载和朱熹谈到蒙养教育，都强调犹如春风化雨的造物功用，顺其自然，积极诱导。张载认为：教之不受，告之无益。程颐强调教子未发意趣，必不乐学。而朱熹则明确提出：小学书多说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

　　蒙养教育方法的改进，也标志着宋代蒙养教育已达到较为成熟的水平；而宋代理学家对蒙养教育的一系列论述，也为后代的蒙养教育提供了思想依据。

　　（二）蒙学教材的大发展

　　宋代学者十分重视蒙学教材的建设，蒙学教材的种类和内容均比唐代有大幅度的增长。宋代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较为发达的时期，无论是编纂的形式内容及文体诸方面，都在充分参鉴前人长处的基础上，发挥出本朝文化的优势，形成独自的特色。这种文化优势一方面得益于宋代社会重视文治、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各个学科均有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程朱理学的滋生与发展。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宋代蒙学教材注重博学和道德启蒙的两大特色，也为后世的蒙学教材约定了基本的方向。

　　就内容的分类来讲，宋代的蒙学教材大体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其一，历史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王逢原的《十七史蒙术》，刘班的《两汉蒙术》，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这类蒙学教材都采用了后唐李翰《蒙术》四言韵语的体例，以便于诵读记忆。

　　其二，博物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方逢辰的《名物蒙求》和王应麟的《小学绀珠》。

　　其三，伦理道德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小学》、《训蒙诗》，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刘清之的《戒子通录》等。

　　其四，起居礼仪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童蒙须知》、《训学斋规》，真德秀的《教子斋规》等。

　　其五，家庭范围内训诫类的综合性启蒙教材。主要有司马光的《家范》，赵鼎的《家训笔录》，袁采的《世范》，叶梦得的《石林家训》等。

　　在上述诸书中影响较大的有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司马光的《家范》及《袁氏世范》。但这类蒙学教材，或者板着脸长于训戒，或者过于冗长不便记诵，或义理深奥不便领会，因而不如《千字文》、《兔园册》之类的蒙学书籍流传广泛，也不宜被广大村塾乡学的儿童所接受。有些书籍虽以蒙学为本旨，实际并不是切实可行的蒙学教材，如《家训》、《家戒》之类的书籍，虽标为家塾训蒙之书 或 为训课幼学而设 ，但既不成韵，也不成系统，且文义冗长，很难被儿童接受，实际只是在局部范围内介绍或规定蒙学教育方法、宗旨或内容等有关问题的书籍，是为家长或蒙师编定的蒙养教育参考书。

　　宋代蒙养教材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相传王应麟编写的《三字经》和轶名作者所撰的《百家姓》。

　　《三字经》是一部进行博物性知识教育的蒙学书籍，采用三言韵语的方式，内容涉及古代历史、典故、名言、人物等方面的知识，上述历朝兴废，下至宋代史实，后由明清人补续了辽金以下的部分。该书编次顺序或按知识门类，或按时序；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不相杂厕，较南朝梁人周兴嗣的《千字文》以及汉代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有关名人的知识容量，过之数倍，且行文句式更为简洁明了，易读易记。

　　《百家姓》是一部典型的启蒙识字教材。它集古今姓氏为四言韵语，因 尊国姓 ，而以 赵 字为首。内容虽无义理可言，但字韵舒畅，便于诵读，且篇幅简短，切于实用，因而深受民间乡塾和家庭的欢迎，成为宋代以后流传最广、几乎家谕户晓的蒙养教材类似《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蒙学读本，虽然字里行间也夹杂着封建纲常伦理的道德说教，但由于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容易被儿童理解，对于没有机会或资格上学的贫家子弟，也可以通过邻居或长辈的帮助，从小诵习这些读本，从中获得一些粗浅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伦理常识，既满足了统治阶级 化民成俗 的需要，又可帮助农民子弟摆脱完全文盲的状况，认几个字，知一点礼，客观上有助于提高其文化素养和生产、生活能力。特别是在家族观念十分浓厚的封建社会，抓住姓氏这个要害进行启蒙识字教育，也可以说是准确适度地把握并迎合了一般民众的心理。

　　《三字经》、《百家姓》的编纂为后代历朝的蒙学读本提供了范本，但元明清诸朝蒙学读本的编写虽多因循《三字经》、《百家姓》的格式、或加以改编重印，但其影响和流传范围都远不及前者广泛。由此可以证明：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宋代蒙学课本，已达到了中国古代蒙养教材编纂的最高水平。

　　综观宋代蒙学教材的编纂情况，还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一是蒙学教材虽然粗浅通俗，但在宋代却多由著名的学者宗师执笔，诸如司马光、朱熹、赵鼎、真德秀、吕祖谦，均为一代宗师，或位尊为宰相，并不因其粗浅而不屑自为。这一点，反映了中国古代良好的蒙学教育传统。二是宋代蒙学教材大多是南宋的作品，这一点，也反映了南宋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和普及的状况。

　　六、书院的兴盛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以私人创办和主持为主，将图书的收藏和校对、教学与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在宋元明清诸朝，书院逐步发展成为官学之外最主要的综合性教育研究组织形式。书院教育的存在，弥补了封建官学的不足，填补了许多学术文化研究领域的空白，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灵活多变的办学形式，为历代教育家所取鉴。书院教育传统所包蕴的丰富内涵，是中国教育的宝贵历史财产。

　　（一）书院的产生及其兴盛

　　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官办书院大体为朝廷藏书、校书的机构，并非士子肄业之所，如唐代的丽正书院与集贤殿书院。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已兼有个人读书治学和授徒讲学的职能。有的学者统计《全唐诗》诗题中所见的书院有１１处①，载于方志的唐代书院有１７所②。其中，皇寮、松州、义门、梧桐四书院，史料中已有关于教学活动的明确记载。但唐代私人书院的这类讲学活动规模较小，尚不普遍，且未形成定制。

　　唐末五代社会动乱，文教衰落，士儒无由显身，寓居草野，潜心讲学之事，书院应运而起，进入了书院职能全面转入讲学读书的初级阶段。

　　北宋初期，乱世渐平，社会安定，朝廷虽多褒奖文事，却又无力广设州具学校，故 士子病无所学，往往相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 （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书院由此进入兴盛阶段。正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所称： 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

　　嵩阳、岳麓、睢阳及此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书院的兴起，一方面满足了广大士子读书求学的愿望；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朝廷尚文治而又教力不足的矛盾，为朝廷培养了大批文治人材，因而尤得政府的赞助和鼓励。宋初的著名书院，或有四大书院之称，为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书院；或有八大书院之称，即上述四书院外，再加石鼓、茅山、华林、雷塘书院。这些著名书院代表了宋初书院教育的最高水平，并且在宋初教育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鹿洞书院位于今江西省庐山五老峰下，始建于唐代贞元年间。南唐昇元年间（９３７- ９４３年）建学馆，置田产，始招学徒，并称庐山国学。北宋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年），知江州周述疏请朝廷赐国子监印本九经，得准，名称白鹿国庠，学徒已达数百人之多。从唐末至宋初任教于白鹿洞书院的学者多为名儒，如南唐李善道、朱弼，宋初的明起、刘涣、陈舜俞、陈瓘等，故其造就的学子也多出大才，吸引四方学者辐辏造访，门庭盈盛。

　　岳麓书院位于今湖南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北宋开宝九年（９７６年）知谭州朱洞建讲堂书斋共５０余间，初具规模。其后屡经扩建，又经朝廷赐书赐额，山长周式又于大中祥符九年（１０１６年）被任为国子监主簿、兼书院教授，故尔书院兼有半官半私的性质。

　　应天府书院位于今河南省商丘县西北，北宋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年），府民曹诚捐款在宋初名儒戚同文故居处扩建而成。此后朝廷委官赐田，逐步纳入官学的范围，并一度改名南都府学。仁宗天圣年间，范仲淹主持南都府学教席，吸引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子，为北宋教育的兴盛和庆历兴学做出了特殊贡献。

　　嵩阳书院位于今河南登封县太室山麓，后周始建，北宋至道二年（９９６年）朝廷赐 太室书院 额和监本九经。景佑二年（１０３５年）重修，更名为嵩阳书院，朝廷赐田一顷供膳。此书院初建时影响虽大，但以后渐趋无闻。

　　石鼓书院位于今湖南衡阳县北石鼓山遇雁峰下，唐时本为道观，北宋至道三年（９９７年）建为书院，仁宗景佑二年（１０３５年）赐书院匾额及学田，得朝廷赞助而趋于兴盛。

　　①参见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

　　②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

　　位于浙江江宁的茅山书院、江西奉新的华林书院、江西安义的雷塘书院，在宋初的书院教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办学风格也颇具特色。如华林、雷塘书院即是一种家族式的学塾，与前述白鹿洞、应天府诸多官方色彩颇浓的书院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华林书院的宗旨即是胡氏家族聚居，数代承传经史、诗书、礼仪，进而累代博取功名。徐铉《华林胡氏书院记》称其 祖孙一德。诛泗同风.宋初胡氏一家中进士者竟达１３人之多，并有位至宰相的高官，因此吸引了一批来自远方各地的学者。书院筑室百区，聚书５０００卷，肄业者常数百人之多，岁时讨论，讲席无绝，一派兴旺活跃的景象。

　　从上述几个著名书院的地域分布来看，宋初书院教育普及范围较为广泛，但影响较大、数量较多的书院仍主要集中在北宋首都东京开封的周围和江西、湖南一带。集中于东京周围的书院如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官学色彩较浓，反映了这类书院在宋初的兴起，与朝廷的关联较为深厚。集中于江西一带的书院如华林书院、雷塘书院、浔阳陈氏东佳书堂，则显示了唐末五代至宋初深厚的家族文化渊源。

　　北宋景佑、庆历以后，至北宋末年，随着朝廷历次大规模兴学，官办的州县学校渐起，书院或与官学合流，或者沦入沉寂，达百年之久。

　　进入南宋，书院教育逐步恢复，至理宗朝达到鼎盛。据《续文献通考？学校考？书院》的统计，南宋初创的书院约为１６７家，主要集中在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地。江苏与安徽一带的书院约为１９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应天府的南轩书院，苏州府的鹤山书院，常州府的龟山书院、东坡书院，泰州的安定书院，安庆府的山谷书院、近思书院，太平府的天门书院及徽州的紫阳书院。浙江一带的书院约为２３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余杭的龟山书院，淳安县的石峡书院，金华府的丽泽书院，奉化的广平书院，慈溪县的慈湖书院，台州府的上蔡书院，温州的永嘉书院，西安县的明正书院，绍兴的稽山书院。江西一带的书院约为３９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乐平县的慈湖书院，贵溪县的象山书院，铅山县的鹅湖书院，九江府的濂溪书院，分宜县的铃冈书院及萍乡县的宗濂书院，金溪县的槐堂书院等。湖广一带的书院约为２３所，影响较大的有黄州的东坡书院，长沙的城南书院，湘潭的碧泉书院，醴陵县的东莱书院，善化县的湘西书院，衡州的南轩书院、石鼓书院、南嶽书院，靖州的鹤山书院以及北宋创建后又经南宋重建的岳麓书院。

　　四川一带的书院约为１３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涪州的北岩书院，沪州的鹤山书院，邛州蒲江县的魏了翁书院。福建一带的书院约为３３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福州的勉斋书院，建阳县的鹿山书院，建阳考亭书院，崇安县武夷书院，将乐县的龟山书院，南平县延平书院，尤溪县南溪书院等。广东一带的书院约８所，广西的书院约为６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桂林的宣城书院等。

　　上述书院只是南宋始创书院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而不是南宋书院的全部。就其地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江浙、江西、福建、湖南等地，书院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譬如：福建一带书院较多保留了朱熹及其闽学的痕迹，浙东一带书院较多保留了永嘉学派痕迹，江西书院则侧重纪念周敦颐及朱熹，而湖南一带则较多表彰胡宏、张栻的湘湖学统。从此也可以看出，南宋书院教育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理学家的讲学活动所推动的，就前述１６７家书院来看，其中６９所书院明确表明其倡导程朱理学的宗旨，或为理学家倡建，或为纪念理学名家而创建，凡是如周敦颐、二程、朱熹、吕祖谦、张栻、陆九渊、魏了翁、真德秀等人曾游历或寓居之所，后人往往建书院以祀其人。

　　除了理学家之外，南宋的书院也为追祀本乡先贤或名人而造，如文翁、韩愈、胡瑗、苏轼、黄庭坚等文化名人；也有的书院则是为了教授本族子弟而专设的家族性学堂，如长州学道书院及金坛申义书院，但绝大多数书院都是面向社会招生，不拘于一乡一族的子弟。

　　南宋书院在理宗朝最为鼎盛，这与理宗朝崇尚程朱理学的政策直接相关。从宁宗嘉定年间至理宗景定年间，历时半个世纪，正是南宋书院创办数量最多、规模最盛的时期。是时，伪学党禁渐弛，至使理学最终被奉为正宗的官方哲学而统治了宋代教育领域。据初步统计，在理宗一朝，仅向朝廷请赐匾书或奏请设置的书院就有１８所，其他自为设置，或由乡士设置，或由守令创建的书院为数更多，实际数量已无法统计。

　　南宋书院教育的复兴，大体取决于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是程朱理学的发展促成。理学奠基于北宋，成熟于南宋，在南宋几起几落，虽曾几度占据太学讲席，但屡遭朝中权贵排抑。为了专研学术，讲明义理之学，并广泛传播自己的思想，扩大影响，积极发展书院教育，创办书院，宣讲性理，并以书院为论坛，争鸣学术，指论朝政。诸如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吕祖谦、真德秀、魏了翁、胡宏、张栻等著名的理学家，都是积极创办和推进书院教育的代表人物。

　　其二，南宋官学虽有国家资助经费，但往往流于形式，失其教学之实，士子游学， 非图啜哺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流俗，迂阔于事，无补于时 （《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学校考十一》）。官学的不振，自然造成文化教育领域的空荒，而具有较高教学质量，形式灵活，学风生动的书院，便得到士子的青睐，获得较大的发展余地。

　　其三，科举制度的腐败，导致士学风气的堕落，一些志趣高洁、仰慕圣学的学者厌恶仕禄功利之学。而书院提倡高风气节，不为功名利禄折腰，自由讲学，专研学问，推崇修己至诚之道，与腐败的官学形成鲜明对照，故尔被一大批文化素养较高的士子所景慕。

　　此外，佛教禅林的影响和南宋印刷术的持续发展，也为书院振兴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

　　南宋书院的振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书院数量大幅度增加，规模和分布范围扩大。有关两宋书院的总数，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大体约在２００～４００所之间，其中北宋和南宋的书院数量比例大体为２∶８左右，南宋超过北宋约４倍左右。书院分布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就连边远的黎州（今四川汉源北）也有书院创办。至于书院的规模和设置，更较北宋完善，办学条件也多有改进。

　　第二，书院的内容和功能有所扩大。两宋书院都有讲学、藏书、供礼活动，但南宋书院藏书、讲学的规模远远超过北宋，供祀的礼仪也较北宋完备。

　　第三，南宋书院形成了较完备的规章制度，其内容涉及到书院的教学内容、方法、教学目的、培养学生的方向、以及书院的日常行政管理条规。

　　（二）宋代书院的构成及其内容书院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组织形式，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规章制度和办学特色，这些规章制度和办学特色，在宋代大体形成，趋于定型，并为以后历朝书院所袭用，构成完整的书院教育模式。

　　宋代书院实行教学与行政合一的体制。书院的 洞主 、 山长 ，既是书院最高的行政首脑，又是主要的讲席教师，多由当时著名的学者担任。

　　如范仲淹曾为睢阳书院山长，主持讲席的同时，也为书院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课业和管理规程；南宋朱熹先后主持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的教务，并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学规。余如南宋著名的学者胡宏主持岳麓书院教席，陆九渊创办和主教象山书院，吕祖谦主教丽泽书院等等，均属此类。

　　书院的经费大多采用学田供养制。早在五代南唐时，李煜就曾割善田数十顷赐作白鹿洞书院学田，北宋仁宗朝也曾赐给部分书院学田。书院将学田租给附近农民耕种，岁收租廪充为养费。南宋书院经费多为自我筹措，来源为私人捐助，或经官方允准，拨归寺观绝产和闲地充为经费。如南宋浙东一带颇为富庶，巨商甚多，故每有出资赞助书院者。东阳（今浙江金华）郭氏累代出资创办书院，家拨良田数百用以赡士，子孙诸代先后创立了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和南湖书院。浙东的杜洲六先生书院，据全祖望《杜洲六先生书院记》记载：设有先圣碑亭、礼殿、讲堂、养士六斋、慈湖祠、书库、门廊庖福（浴室），并有田租资养学者。维持这样规模较大的书院，显然需要雄厚的财力和田租。

　　书院除讲学和藏书之外，供奉先圣、先师、先贤的祀典，也是重要的职能。宋代学者郭若虚认为：学校奉祀先圣、先师、先贤，并为其绘像表赞，目的在于 指鉴贤愚，发明治乱 ，并具有 敦劝生徒，繇兹大化 ， 与六籍同功 的作用（《图画见闻志？叙自古规鉴》）。　宋代中央官学及州县学校多设为祀典，供奉先圣先师，或在德行、政绩、学业的某一方面有可鉴于教化的先贤、官吏以及神灵等等，奉祀对象不拘常格。宋代书院也同样设置祀典，除祀孔子之外，北宋书院多祀本院的初创者，如白鹿洞书院供祀李渤，石鼓书院供祀李宽，睢阳书院供奉戚同文等等。南宋书院由于多由理学家创办，故其祀典也多奉北宋周、张、二程诸子，以彰明尊崇道统的含义。

　　某一学派创办的书院也往往供祀本学派的宗师，如象山书院祀陆九渊，杜洲书院祀杨简。由此可见，书院祀典的供设，既有表明对先圣先师先贤或先辈的尊敬之意，又具有标明本院教育宗旨的象征性作用，同时也是为了彰明本书院的办学特色及其师门承传的系谱。

　　宋代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官学不尽相同，但北宋书院鼎盛时期，官学并未设置，书院与家学同样都是讲授科举之学。南宋书院因理学家的倡导，大多讲求性理自得之学，注重学生道德伦理的自我训练和涵养，而不着意追求功名利禄。但南宋理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占据了科举和中央官学的主导地位，故尔性理之学也未必能与科举利禄之学截然分开。不过，书院大多由著名学者主持教学，并往往成为某一学派的渊薮之地，故其教学水平高于一般官学，具有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双重功能。

　　宋代书院实行自由讨论学术的教学方式，并强调自学为主，师生共同研习学问，办学风格较为开放，气氛活跃。学生可不拘于一家一派之学，自由择师，来去自由。故尔学生的思路也比较活跃，眼界也更加开阔，诸如浙东奉化舒璘少向张栻问学，以后又先后追随陆九渊、朱熹、吕祖谦求学，终成大器，被丞相留正誉为 当今第一教官.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上饶）人汪应辰少从吕居仁读书，以后历拜胡安国、张栻、吕祖谦为师，求得 造道之言 ，终成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年）殿试状元。书院自由拜师求学的风气，显然是与理学家的倡导和教育实践分不开的。宋代书院讲学也颇为开放，讲学之师不限于本院教师，凡当世名儒、诸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可应邀开座讲学，且不受资历和年龄的限制。诸如：南宋理学诸派中，朱陆各立门户，相互辩难，但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也邀请陆九渊前去讲学，朱熹竹林精舍作成，也邀请学生黄干代即讲席。这种相对自由开放式的教学制度，使得书院往往成为名师荟萃的学术中心。

　　学规是宋代书院综合治校的立法依据。学规不仅制定书院教学的宗旨，培养学生的目标，限定学生的行为准则，而且在观念上具有塑造学生思想模式的作用。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为例，它首先规定了书院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明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封建伦理关系法则，要求学生敬敷此五教.其次规定为学的次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再次规定修身、处世、接物之要，大体不过是忠恕仁义、改过迁善、明道非利之类的伦理说教。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规定了书院教育的目的、宗旨、内容和方式，成为以后历代书院制度模拟的范本。

　　七、两宋教育思想及其流派

　　两宋是教育思想十分丰富、活跃、多变的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他们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当时和其后历朝的教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思想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远非汉唐诸儒所能比拟，实际开创了继先秦以来中国教育理论界最为隆盛的局面。

　　两宋教育领域的思想争鸣，大体围绕着三个主题：功利与义理之争，经义与诗赋之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此外，对于官学体制的设置及其功能的理解，也是诸说纷呈，莫衷一是。宋代教育家的思想见解，多验证于自身的教育实践，且与理学思潮的萌生、兴盛密切相关。争鸣的各方至北宋中期，渐分程、王门户；进入南宋，程、王之争尚未平息，理学内部再起门户，形成朱、陆之争，朱、陆与永康、永嘉学派的陈亮、叶适之争，朱学与胡宏的湖湘学派之争，等等。诸多学派分化合流，往来辨难，将南宋教育思想界的争鸣推向了高潮，并使得哲学、政治理论研究的成果充分溶入了社会教育的领域。

　　（一）胡瑗与苏湖教法

　　胡瑗（９９３- １０５９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如皋）人，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家，他与孙复、石介并称 宋初三先生 ，是三先生中教育成就最为卓著、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者。

　　胡瑗早年诵习儒家经典，后赴齐东与孙复、石介结为师友，共研学问，十年苦读，归来后在苏州创办私学，聚徒讲学。因其学识渊博，教学有法，人品端正，深得知州范仲淹赏识。景祐二年（１０３５年），苏州郡学创建，被聘为教授。次年，被范仲淹以布衣荐入朝廷，参定古乐钟律，授秘书省校书郎。后丁父忧辞职服丧。庆历二年（１０４２年），湖州知州滕宗谅创建湖州州学，胡瑗出任州学教授。由于胡瑗在苏湖执教２０余年，教学成果显著，并在教学方法、内容及办学体制、课业章程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模式，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年）朝廷下诏州县立学、在京师创建太学的同时，诏取胡瑗的苏湖教法立为太学法度。从此，胡瑗的办学经验和教学方法得以在全国范围推广。皇祐末年，胡瑗被召为国子监直讲，主持太学讲席，直至嘉祐四年（１０５９年）因病致仕。

　　胡瑗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在苏湖和太学执教达３０余年，弟子多达１７００余人，为北宋王朝培养了一大批博古通今、明体达用的学者和统治人材。当时的礼部贡举，每榜所取士，其弟子常居十之四五。他所倡导的明体达用之学，也深得有识之士的赞赏，其弟子刘彝盛称师门： 今学者明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宋史？胡瑗传》则认为：自文中子以后， 能立师道成就人材者，必以翼之为首称.北宋的学者无论政见或学术观点如何歧异，都普遍称赞胡瑗的教育成就。欧阳修亲撰《胡先生墓表》，评价胡瑗 法严而信 ， 道久而尊 ，是景佑、明道以来 学徒最盛 、 教学之法最备 的学者人师。著名学者王安石、程颐、蔡襄等人都或赋诗、撰志、或为传记，高度评价胡瑗为 天下道德君子之首.由于胡瑗在苏湖及太学所建树的卓越教育成就，逝世后，国子监为其立祠奉祀，直至绍圣初年，明代嘉靖九年（１５３１年），又从祀孔庙，被尊为 先儒胡子. 苏湖教法 ，是胡瑗教育思想及其成就的集中体现。

　　明体达用 是苏湖教法的宗旨。自唐代以来，科举以诗赋取士，崇尚声律浮华之词，学校教育也以此为主要内容，忽略了圣人之道及修己治人的经旨和伦理之学，从而使士学风气日趋浮薄。胡瑗倡导的明体达用之学，正是为了改造这种旧学习气，开创新的学风。所谓 明体 就是要阐明包括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纲常伦理在内的圣人之道；所谓 达用 ，就是将圣人之道， 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 （《宋元学案？定定学案》）。

　　一句话，教育的宗旨就是要阐明六经的原理，并将这种原理推广应用到治国安民的实践中去。

　　分斋教学 是苏湖教法的核心内容。所谓 分斋教学 ，是将学校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又称治道斋）。经义斋选择具备 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 条件的学生，修习六经经义，培养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道德修养的高级治国人材。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选 欲明治道 的学生就读其中，学生可各治一事，兼习一事，以培养具有治道方面的一技之长或几种专长的专业技术、管理人材。 分斋教学 的制度，被北宋太学三舍法的分斋制和其后历朝学校的分斋制所取鉴，并在以下两个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其一，分斋教学具有现代文理分科教学的因素，治事专治一事、兼治一事的教学方式，也具有现代主、副科制度的因素，这对于改进和提高教学量及学生课业的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其二，分斋教学直接继承和深化了中国先秦时代六艺设教的优良传统，改变了宋初学校专以诗赋或儒经设教的单一状态，并确认了自然科学技术在学校课程中的合法地位。

　　苏湖教法的精华还体现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之中。这些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学生自学讨论与教师辅导相结合。据清末学者丁宝书所辑《安定言行录》记载：胡瑗根据学生的性趣、爱好及学业专长，将学生分类群居，相与讲习，并经常个别召见学生，师生共同讨论学问，为学生解明事理；或向学生提出各种问题，请学生讨论回答，然后再由教师折衷可否；或请学生就当世政事发表见解，然后师生共同议定。这种生动有趣，较为民主的教学方式，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使学生各尽其材，得到充分的发展。

　　其二，注重直观形象和实地考察的教学效果。胡瑗在湖州州学讲授三礼时，采用直观教学的方式，将三礼所载的礼仪器物绘制成图，悬于讲堂之上，使学生 朝夕对之，皆若素习.以此来深化学生对古代礼制的认识，并形成具体直观的印象。在课堂之外，胡瑗提倡学生周游四方，广泛地考察各地的 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川山气象 ，以开阔眼界，并亲率门人弟子游历关中，亲临黄河岸边，领略了 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形势雄张 的宏伟气势，并感叹：只有这样亲临其境，方才有资格和学生谈论山川。胡瑗提倡的这种在实地考察游历中学习的生动方式，对于改造旧式教育中死记硬背、教条呆板的教学方法，具有积极的作用。

　　其三，注重劳逸结合，提倡体育、文娱活动，以丰富和活跃学习生活。

　　胡瑗在太学主教期间，十分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经常告诫学生： 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 ，认为这样有伤血气，要求学生经常参加一些习射、投壶类的体育活动。太学考试完毕，总要带学生到首善堂去歌诗奏乐，太学之中充满生动愉快的气氛。

　　值得注意的是，胡瑗在教育教学方面堪为人伦师表，在学术研究领域也颇多建树。所治《易传》便被程颐认为是与王弼、王安石并列的三家最有深度的易学体系之一，并被后人称为宋时 以义理说《易》之宗 ，其后经程颐继承阐发，成为宋代理学思想的渊薮之一。

　　（二）张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张载（１０２０- １０７８年），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其父卒于涪州任上后，返旧故里途中，全家侨居于陕西凤翔郿县横渠镇，后因长期居此讲学，故世称横渠先生。

　　张载 少喜谈兵 ，曾欲结客收复被西夏人侵占的洮西之地，康定中在延州谒见范仲淹，范仲淹告诫他 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 ，并劝他阅读《中庸》。此后张载又广泛阅读佛老之书，反而求诸于《六经》。嘉佑初至京师，设坛讲《易》，听者甚众，并受文彦博之邀，任长安学宫教授。

　　在京师讲《易》时，逢二程，共与论《易》，自谓不及二程 深明《易》道 ，遂撤座辍讲，与二程结为师友。嘉佑二年（１０５７年），登进士第，始任郑州司法参军，迁丹州云岩县令，任内重视教育， 以敦本善俗为先.此后又应京兆府尹王乐道之聘，掌教郡学，多教导学者 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经御史中丞吕公著荐举，召入京师，授官崇文院校书，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归隐横渠，专心研读《六经》，并聚徒讲学。张载家境清贫，只有薄田数百亩以供生计，人不堪其忧，但他却能处之益安，苦学不倦，虽贫困而不废讲学，还尽力帮助贫穷的读书青年。他的学生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主要门人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及苏昞、范育、薛昌期、钟师道、游师雄、李复、张舜民等人。

　　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年），经吕大防推荐，张载重返京师，同知太常礼院，不久因病辞归故里，归途中在潼关病逝。死后，其门人一部分转归二程门下，一部分继续在关中一带讲学传道，弘扬关学学统。

　　张载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认为解决北宋社会各种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依据先王之法，进行政治经济和教育的改革，在学校教育方面要 兴学校，成礼俗 ，以 敦本善俗.他认为：人性之善恶，是由秉气之清浊所致，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变化气质，矫其偏浊，归于正清。他称： 苟志于学，则可以胜其令与习 ， 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肯定了后天教育在改变人性状态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为此，他规定了教育的目的是 立人性 ， 学所以为人.所谓的 人 ，就是至善至仁的圣人。对于追求功名利禄的科举之学，指责其 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张载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并且将其与人性的完成视为一体。他指出： 大人成性则圣也化，化则纯是天德也。 因此，他主张通过穷理尽性而达到 穷神知化 ，先是穷尽万物中的天理，然后由尽物性而达到尽人之性，达到与天性合一的至诚之境，进而达到穷神知化而至于命，如此便完成了道德修养的最高使命。那么，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张载认为：就是要学古礼，恪守古礼。所谓的古礼，如 天叙天秩 ，是 天地之礼，自然而有. 礼所以持性，益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 （《经学理窟？礼乐》）同时，张载强调： 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当世习俗缠绕 ，然后 便自然脱洒 （《张子语录下》）。他鼓励学生立远大志向，认为有志于学者，不论气之美恶，只要坚持不懈，便可最终达到目标。张载还十分重视孟子的养气之说，认为高尚道德是 浩然之气 的体现，只有不断存养、扩充，才能不致散失，才能使善德不断得到发扬光大。他反对以所谓的坐静默想去养气，主张通过 集义 ，去恶集善，勿使有息，然后生浩然道德之气。而所谓集义，也包括寻求义理之精： 义集须博文，博文则用利，用利则身安，到身安处却要得资养此得精义者。 在讨论具体的教学问题时，张载要求学生通过感官事物而学习，同时又强调 闻见之知 不足以闻道，须要 据闻见上推类 ，在闻见的基础上抽象推理，获得理性认识。他说： 穷理即是学也，所观所求皆学也。 又说 见物多，穷理多 （《张子语录上》）。 穷理又须要实到，实到其间与可容知。 （《张子语录下》）除此之外，张载还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主张教育要尽其才， 知至学之难易，知人之美恶 ，然后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因此，教师不仅要掌握分寸，把握时机，更重要的是应像 时雨之化 一样，使学生在积极自然的状态上得到适时适当的教导。

　　（三）程颢、程颐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程颢（１０３２- １０８５年）、程颐（１０３３- １１０７年）兄弟出身于河南洛阳的一个官宦世家，祖籍中山博野（今属河北省），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宋代洛学的创始人。他们一生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教育事业，师门之盛，远逾于同时期的任何教育家，是北宋中晚期教育领域中最重要的师学门派之一。其教育思想主张对南宋以降的教育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且是两宋之际至南宋中期，唯一可以在官学领域同王安石新学抗衡的学说。

　　１。程颢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程颢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大体可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嘉祐二年（１０５７年）进士及第，至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入朝参政。在这一时期，程颢历官鄠县（今陕西省户县）、上元（今江苏南京附近）、晋城（今山西晋州市）等县。他在教育实践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在晋城遍设乡校，普及地方教育。据程颐所撰《明道先生行状》称：程颢州县为政，必以教化为先，临政之暇，亲临学舍， 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在他的努力下，以往风俗朴陋，民不知学，几百年无一登科者的晋城，十余年就已是 应书者数百，登科者十余人 ，俨然已成文明礼仪之邦。

　　第二个阶段，始于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入朝担任农田水利使、权监察御史里行，至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年）罢为京西提点刑狱。这一阶段，程颢入朝参预新政，不久便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被罢出京师。程颢在朝不过２６３日，但建言甚富，他向朝廷上奏的《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疏》、《论养贤疏》，提出了改革北宋教育和科举取士制度的方案，是程颢留给后世的主要教育论文。在这些奏疏中，程颢围绕着教育立本的主题，从各个方面阐述了尊师重道、兴学养士的重要价值及其实施方案。在《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疏》和《论养贤疏》中，他明确提出治天下当以教育为本的见解，认为：宋代社会的种种弊端，从根本上看，是由于 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尊 所造成的，只有朝廷 崇尚教育 ，尊师重道，才能从根本上整治社会的弊端。为此，他参照《周礼》和《礼记？王制》设计了一套从中央太学到各地州县广泛设学养士、选士、任士的方案，主张在朝廷设置廷英院，广延四方之贤，优礼给俸，委以辅国论政之职，详定政治、讨论典礼，经画治策，并与君臣相接，共谋国事，或为太学及郡县学校的师表，成为辅弼、师臣、职司之任，以厚朝廷尊师重道之政。同时，为了振兴学校，奖励实学，他建议朝廷专以行实材学升进人材，以便使学风靡然丕变，风俗日入醇正。程颢认为，上述主张是帝王之道中最重要的内容，他提醒宋神宗 特留宸意 ，稍加实行，但最终不为所用。

　　第三个阶段，始于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年）罢出京师，直至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年）去世。这一时期中，程颢大部分时间与其弟程颐共居洛阳家中，聚徒讲学，专研学问，兼摄闲职，曾两度出任扶沟（今属河南省开封地区）县令，并在扶沟设庠序，教授邑人子弟。居洛期间，程颢日以读书讲学为事，士大夫从之学者日夕盈门，不绝于馆，程门四大弟子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等人，都在这时慕名投入程氏门下。程颢对于教育理论和学术思想方面的一系列研究或论述，大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并完成的。

　　程颢对于宋代教育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甚为广泛，其中论述较为深刻并对后世教育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教本于民的思想。宋代教育仍然崇奉圣人代天立教、上施下化的古老传统。程颢认为：教育过程的实施，不能脱离与人民利益相关相切的需求，教育内容、方针、政策的制定也应从民情出发，并以之为依据。早在嘉祐初回答进士策问的文章中，他就阐述了这一宗旨： 夫礼乐者，虽上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则本于民，而成于上也 （《河南程氏文集？南庙试策》）。

　　他强调：只有让普通百姓明白接受教育有助于增进自身的利益，他们才会乐于承受，并达到 从令 、 劝功 的目的： 蠢尔农俗，陶乎教风，知所劳者为乎己，图所利者存乎终，莫不勉勉以从令，于于以劝功 （同上书，《南庙试佚道使民赋》）。他在晋城、扶沟为政时，将上述主张付诸实施，并因此取得很好的政绩。

　　第二，以 识仁 来概括教育的本质特征。程颢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在洛阳讲授、由门人吕大临记录的《识仁篇》，是程颢教育思想的基本纲领。

　　在《识仁篇》中，程颢指出：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在这里， 仁 不仅是一个伦理学范畴，而且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含义。它体现了自我与外物、自然与人类社会相互贯通的属性，是天理、人道的反映，并体现了天理流行、自然生息的过程。由此出发，他推出仁体现了人与万物禀受于天的原初善性的结论，并进而认为：道德教育的起点，就是要从先天的原初善性出发，校正和修复后天的道德行为，并最终使之回归到原初的善性之中，这种人性复归的过程，即是识仁的基本含义。

　　由此，他引发出有关教育问题的四点立论：其一， 仁 概括了教育的核心内容，识仁概括了教育的基本过程。因为仁是天理在人性中的完美表现，是人性善的内在标志，识仁就是对人性所包含的天理的体验和存养，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学生自我体认和存养的过程，而非外铄或外求的过程。其二，仁体现了天理，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开阔后学胸怀，体认天理的所在，将此心放得与天地万物一般看，识得仁体，容得下天地万物，逐步达到 心尽天地万物之理 的圣人境界。其三，仁体现了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过程，任何人为的干预，都会像揠苗助长，破坏这种和谐与次序；以 识仁 来规定教育的过程，也具有顺乎自然，存养天理的含义。其四，由于 仁 体现了天理流行的过程，贯穿于天地万物之中，生活中的日常小事和礼仪规范都包含了仁。

　　学者识仁，便可由浅入深，随处体认，这也就是下学上达，注重实践力行、精察的功夫。

　　第三，从人性论出发，论述教育的作用。程颢认为：仁所体现的原初意义上的善性，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人的禀赋得自于天，继善成性，人人皆有学为圣人的先天条件，但人是否能够回归性初，学为圣人，完全取决于后天的环境与教育。因此，要改变后天意义上的不平等，使之回复到先天意义上的平等中，就要普遍地推广教化，使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这一点，同董仲舒完全把 斗筲之性 的人民看作是愚不可教相比，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程颢把封建纲常礼教看作是天理和仁的体现，因而他的上述学说，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社会的统治秩序。

　　２。程颐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程颐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嘉祐元年（１０５６年）游太学，任学职，并受吕希哲师礼，终于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这一时期，程颐一度殿试进士不第，遂绝意仕途，大多数时间居洛讲学。

　　第二个阶段，始于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被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推荐，以布衣入朝，先后担任西京国子监教授、崇政殿说书、判西京国子监等教职，终于元祐七年（１０９３年）辞免权判西京国子监、管勾崇福官，请归田里。程颐这一阶段在教育方面的主要作为，一是入讲经筵，承司马光等人的意旨，以所谓尊师重道，选贤任能的道义之说，辅养圣德，影响未成年的宋哲宗。

　　二是在元祐元年五月参予修订国子监条制，并提出改革宋代中央官学体制的十余条建议。其中最主要的是：改试为课，以息除竞争，体现学校为 礼义相先之地 的宗旨；设尊贤堂，广延天下道德之士，以为士儒矜式楷模；立太学观光之法，允许四方士人入太学游览，观礼仪，听讲诵，或旁听太学讲学课程，等等。程颐既为经筵官，虽得到朝廷重臣文彦博、吕公著等人的赞赏，一时名声大振， 士人归其门者甚盛 ，但因其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而且有些迂腐，得罪了许多朝臣，连宋哲宗也认为他过于狂妄。朝野舆论指责他是 五鬼之魁 ，洛党之首，纷纷要求将其放归田里，故尔他的上述教育改革建议也多遭否定，他自称道大难容，节孤难踬，入朝见嫉，主动辞官归田。

　　程颐辞官后，专心研究学问，日以讲学为事。绍圣四年（１０９７年）被编管发送涪州，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年）党禁，诏毁其出身以来的文字著述，朝中大臣多上疏指责其学术怪僻，要求尽逐其学徒。他最终在凄凉的残景中渡过一生最后的阶段，其间完成了他的代表著作《程氏易传》。

　　程颐在教育思想方面与程颢一样，强调 生民之道，以教为本 ，要求科举废除声律记诵之学，责以治道经义。但在为师处教方面，他与程颢风格大相迥异。程颢为人和易可亲，接引后学，使人感到 如坐春风中 ，师生见解不同，也可 更有商量 ；程颐则为人肃整严毅，果断明决，其门人多敬畏恭谨，并传有程门立雪 的佳话。

　　在道德教育方面，二程既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譬如：二程都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的善性，但对具体的修练过程则看法不同。程颢主张 善恶皆性 说。认为人性在后天被物欲所染，去恶复性的过程，是在人性内部展开的澄治功夫。程颐则认为：人性始终是善的，现实中的邪恶产生在人性之外，又遮蔽了人性，复性的过程是剔除人性外层的污垢，显示真性的过程。程颢强调一个 染 字，程颐强调一个 蔽 字，二者的分歧正反映了禅宗南北流派的不同风格。因而在道德修养方法方面，程颢注重 自得 之学，要求学生专务内知，反求诸己，勿求于外，并声称 性与天道、非自得则不知 ；程颐则认为自然万物皆是性理的所在，要求学生即物穷理，或读书，或论古今人物，皆是穷理的途径。

　　由于程颐在上述基点上与程颢认识不同，因而对于一系列有关教育问题的理解也多有差异。诸如：对于为学最高境界的理解，程颢强调养成德性完纯而与天地同体的圣人，故尔盛称孔颜乐处的志趣，并区分圣人之学与贤人之学，比鉴颜孟优劣，认为孟子的贤人之学虽有善的，但过分干于世事，不及孔颜圣人之学的境界高明。因而，他要求学者应当学习颜子，认为颜回入圣人为近，学之可观圣化之功，是学为圣人的最好途径；而孟子虽然才高，但 学之无可依据 ，并认为： 有颜子之德，则孟子之事功自有 （《河南程氏遗书？明道先生语一》）。程颐的见解则与程颢有较大的差别。程颐重视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并将其视为圣人之学的组成部分，因而他高度评价孟子的事功主义。他认为：学者治学，当要 识时 ，也就是说学问之道要联系当时社会的实际需求，因势而论，不可一陈不变： 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居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并强调，孔孟之学各有义趣所在，不能简单评说优劣：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则门人不亲；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则门人不尊 （同上书《伊川先生语一》）。同时，他指责当时学者为学忽视实事，往往 以游、夏为小不足学 ，空谈德性，流于 好高 之弊，而《孟子》一书虽是杂记，不分粗细，但本末之道一并讲了，正可治学者 多说高便遗却卑，说本便遗却末 的弊端（同上）。基于这样的认识，程颐主张学生要广泛地读书学习，凡有补于治道的学问，都应掌握，并且主张人们在修道的同时也要修习举业，认为：人若不习举业而望及第，就是责天理而不修人事。他承认天理和人事同样重要，二者不可对立，但要求摆正二者的关系，不要指望从举业中求得 必得之道。 在为其父程珦代拟的汉州州学试策问题中，他便直接标示出 儒者积学于己，以待用，当世之务，固当讲明 的主题（《河南程氏文集？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

　　程颐提倡学问之道在于明理致知和经世致注，因而他在要求学者 格物致知 、 观物穷理 的同时，又提出 由经穷理 和 穷经将以致用 的命题，并称 九经 为 实学 ，要求学生在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将 穷理 和 致用 统一起来。他主张读经时，首先掌握正确的方法，观书识意、默识心通，优游涵泳，因意得义，达到致知闻道、深明义理的目的，然后将天道义理施于实用。譬如：他谈到学《易》之法，要 知时 、 有用 、 因象以明理 （《河南程氏遗书？伊川先生语五》），并强调《易》 随时变易以从道 ， 含事物之精 ， 示开物成务之道 （《河南程氏文集？易传席》）。他的《易传》讲解卦义时也多举世事譬喻成理。再如他谈到读《诗》： 既读《诗》后，便达于政，能专对四方，始是读《诗》 （《河南程氏遗书？伊川先生语五》）。谈到读《春秋》，便强调仅知褒善贬恶并不够，还要识得 经世之大法.由此可见，程颐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习宗旨，始终贯穿在经学教育的全过程中。这种在教育过程中义理与实用并重的治学宗旨，正是继承和发挥了宋初学者胡瑗等人倡导的优良教学传统。而程颐提倡的 观物穷理 、 读书识意 、 优游涵泳 、 默识心通 等治学之道和读书方法，其后也多被南宋朱熹所继承和阐发。

　　程颐在教育史上另外一个影响深远的作为，是与其兄程颢共同表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提高了上述诸书在宋代经学教育中的地位，其后经南宋朱熹的进一步阐发，最终立为宋代官学的法定教材。

　　（四）程门后学游酢、杨时、谢良佐等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二程作为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教育，其门人弟子遍及天下，在两宋之际和南宋初期的文化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主干作用，对南宋及其后历朝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理学的演化和扩张之势，犹如一棵巨树，二程为主干，其门人弟子则为分支，其后蔓延分演而形成更多流派，这些流派几乎都是源自于二程的洛学门下。诸如：福建杨时，其弟子罗从彦再传而至朱熹，开启理学闽派学门，胡宏、胡寅兄弟也曾师法杨时，遂开南宋湖湘学门；弟子张九成、喻樗虽无固定学门，也皆为南宋儒学的一时名望，门人吕希哲兼师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王安石诸学，嘉祐中师法二程，卒开吕祖谦浙东婺学一派。王蘋、谢良佐，对南宋陆九渊心学一派也有师传关联，而湖湘学派的始创人胡安国则出自谢良佐的门人，其子弟门人又再传经胡宪兼开朱熹师门，经胡宏启开张栻南轩学派。其余如弟子尹焞继杨时之后主持南宋国学讲席，又被尊为帝王之师，在传播理学并确定理学在南宋教育领域的主导地位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再如关中苏季明、吕大临，河东侯仲良，洛阳朱公掞、刘绚、邵伯温、李端伯，均以其所记二程师传言论传学于各地，形成了争夺南宋教育思想主导地位的咄咄态势。

　　游酢（１０５３- １１２３年），字定夫，建宁府建阳人。元丰元年（１０７８年）

　　至河南省扶沟县协助程颢办理县学，始投二程门下。元丰五年（１０８２年）登进士第，调萧山县尉，后历任太学录、博士、颍昌府学教授。绍圣二年（１０９５年）至泉州，筑水云寮于武夷山之五曲为讲学之所。后擢监察御史，继出知和州、汉阳军、舒州、濠州等地，所到之处必以兴学立教为先，晚年归寓和州（今安徽和县），讲读《论语》、《孟子》、《中庸》、《诗》、《易》诸书，宣传二程理学，从学者众。游酢晚年对佛教产生较浓厚的兴趣。《宋元学案》卷二十六记大观年间有人曾书信责问游酢： 吾等既从二程学，后又从诸禅游，则二者之论必无滞阂，敢问所以不同何也？ 游酢回答则称： 佛书所说，世儒亦未深考。 并指责 前辈往往不曾看佛书，故诋之如此之甚.胡宏等人斥之为程门罪人 ，理由便是因为他为佛学辩解， 后更学禅.游酢在讲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学与思的关系，主张学思并行互补，方为中正之道，并认为所谓 学 是多识前言往行而考古以验今者 ，所谓 思 ，是 耳目不交于物而悉心以自求者. 思则知敬内而中有主，学则知义以方外而外有主。学而不思则所学者不能以为己，故罔罔者反求诸己而无实也；思而不学则所思者不足以涉事，故殆殆者应于事而不安也。 （《廌山集》卷一《论语杂解》）在这里，他所讲的 学 ，不仅包括学习经史文章及圣贤的前言往行，更注重 验今 ，注重 涉事 ，强调亲身实践历行的价值，他所谓的 思 则完全脱离外部世界甚至排斥感官的作用，不是感性认识的升华或理性的思维，而是近似于佛教摒除外虑的 静思 和禅宗 识自本心，见自本性 的教旨。游酢实际上是运用佛教的哲理诠释儒家的经典。

　　在教学内容方面，游酢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着重讨论学文与学道的关系。所谓的 道 就是五常之道。他称：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交是 天下之达道 ， 舍是无以教，舍是无以学.所谓入孝而出弟，行谨而言信、处公而泛爱，交友而亲仁，是人性善良的本然现象，君子之学必以此为本， 无本而学文，盖不若无文之愈也 （《廌山集》卷一《论语杂解》）。学文以此为本，并以引发人的善心善性为目的，譬如学诗，便是因为学诗 可以感发于善心.对于 学文 ，他认为只是一种 艺 ，不可将读书与 学文 等同，读书也当求道， 必以忠信为主，而以胜己者辅之 ，因此，读书也当服务于道德教育的基本目的。

　　游酢的学说，兼出于理学与佛道之间，反映了宋代理学思想的一个普遍的特征，但因其师门不振，对南宋理学诸派影响甚微。

　　杨时（１０５３- １１３５年），字中立，南剑将乐（今属福建）人，因晚年隐居龟山，被学者尊称为龟山先生。元丰四年（１０８１年），自京师至颍昌，投拜程颢门下，深得师门器重，后离颢返闽，程颢目送之曰： 吾道南矣.据胡安国称：杨时在程门中得到明道先生《中庸》之学的真传，其后罗从彦、李侗递相祖述，罗李学派实肇于此。蔡京当政时，杨时被召为秘书郎、迁著作郎，后除迩英殿说书、侍讲等职。宋金战争时，反对割地求和，劾奏蔡京 蠧国祸民 ，渡江之后，除工部侍郎等职，因力倡二程理学，闢王氏新学，享有盛望，被东南学者推为 程氏正宗.晚年寓居林泉，以 著书讲学为事 ，在程氏后学中，师门最为鼎盛。其故乡及讲学故地，后世多建为书院以祀之，如将乐、余杭、常州、慈溪、无锡均建有以其名号命名的龟山书院。

　　在讨论教育问题时，杨时与游酢同样重视学与思的关系。他所强调的 学 ，首先是要学为圣人，认为 舍圣人而学 则无所取则。 六经 记录了圣人的思想言行，因而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学者只有因六经之所指，方能渐入圣学之门户。在《送吴子正序》一文中，他指出： 六经，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政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尧舜历夏、周之季，兴衰治乱成败之迹，捄敝通变因时损益之理，皆焕然可考。网罗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终始之变，莫不详谕，曲譬较然，如数一二，宜乎后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抚卷而尽得之也 （《龟山集》卷二十五）。杨时所强调的 学 ，与游酢一样，强调 稽诣前言往行，参以古今之变 ，而不是徒侈闻见，雕章镂句，更不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的科举记诵之学。他指责应举者读书，只是为了 应举得官而止耳，岂真学道之人 （《龟山集》卷十三）。因此，他屡屡告诫弟子： 必践履圣人之事，方名为学 （《龟山集》卷十一）。

　　并指出君子当以直为学： 君子之治心养气接物应事，唯直而已，直则无所事矣。……儒佛至此实无二理，学者必欲进德，则己不可不直，盖孔子之门人皆于其师无隐情者，知直故也 （《龟山集》，卷十）。杨时所谓的 直 ，便是二程所倡导的至诚之心，就是毫无保留地全身心地体察或实践圣人之道，这是为学的最高境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注意到 思.杨时的 思 ，与游酢的 思 有很大的差别。他首先提倡怀疑的精神，认为学有疑方可进德，指出： 学者当有所疑，乃能进德，然亦须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读书为学，盖自以为无可疑者，故其学莫能相当，如孔子门人所疑，皆后世所谓不必疑者也 （《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附录》）。在《劝学》一文中，他又强调： 思之宜深，无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要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天地之心日陈露于目前，而古人之大体已在我矣 （《龟山集》卷二十七）。由此来看，杨时所强调的 思 ，并非脱离现实，漫无边际的随想，更不是追求抽象高深的哲理，而是建立在 力行实践 基础之上，对于日常生活中切近的问题和道德行为的检验和体察。

　　在杨时看来，圣人之学也并不是脱离现实的高深学问。他说： 圣人，人伦之至也。岂有异于人乎？尧舜之道曰孝弟，不过行也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冬裘渴饮，日出作，晦而息，无非道也……然而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道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号物之多至于万，则物将有不可胜穷者，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 （《龟山集》卷十八《答李抗》）在这里，杨时一方面指出圣人之学皆人所日用的常理，因而提倡实践力行，格物致知；另一方面，又认为性命道三者一体而异名，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 （《龟山集》卷十四《答胡德辉问》）。所以他从人性善的角度出发，主张通过道德的实践修行，逐步回归本然之善性，顺性而格物，便最终可以反身而诚，实现天命与人性的统一，达到自然万物与自我的统一。杨时的这些见解，直接秉承了二程的学说，对南宋理学家朱熹、陆九渊等均有一定的影响。

　　谢良佐（１０５０- １１０３年），字显道，上蔡（今属河南）人。元丰初赴河南扶沟县拜程颢为师。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年）进士及第，后历任州县。建中靖国中上殿召对，退求监局，因坐口语系诏狱，废为民。良佐记问骇博，对人称引前史，至不差一字，程颢尝责其 玩物丧志.后从程颐学，自谓去一 矜字。程颐曾赞扬他 切问而近思.其门人有胡安国、朱震、曾恬等，对南宋陆九渊心学有较大的影响。黄宗羲论上蔡之学： 上蔡在程门中英果明决。其论仁以觉，以生意；论诚以实理，论敬以常惺惺，论穷理以求是，皆其所独得以发明师说者也。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

　　谢良佐的仁说，直接继承并发挥了程颢《识仁篇》的思想主旨。他所认定的仁学，既不同于传统儒家的观点，又不同于佛性说，而是将二者揉合，依据洛学师门的主旨加以阐发。他认为：所谓的 仁 ，就是 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因此，仁作为一种万物生长变化的自然状态，包涵了自然万物的规律，它是一种自然的属性，而不是任何主观人为杜撰的东西。表现在人性上，它体现了人性善良的本质，是人的本然属性，这同自然万物归属于同一本原——天理。他指出：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圣门学者大要以克己为本，克己复礼无私心焉，则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尽心知性，知性则知天也。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在这里，心之本体与人性相通，在原初的意义上，与天理及仁均是同一范畴，因此，尽心便是识仁，识仁便是知性，便是知天，便是回归到自然本体之中。克己复礼，去除私心，便是消除堵塞自然之源的隔阂，回复生息流行的自然状态。在谈到求仁的功夫时，他指出：要下学上达，凡事不须高远，且从小事看，从一个个细微的小事中体认天理，融会贯通，自然成仁， 犹佛所谓从此心中流出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倘然不识事理，不能通过一事一劫中感受到无所不在的天理，便是不识痛痒，便是不仁。他一方面肯定佛理中有合仁之处，同时又认为佛教又自为私心，脱离生死，又发愿普度众生，拈香礼佛，便是不合天理，违反了仁者的生生之意。一次，他的学生问他： 一日静坐，见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平中，此是仁否？ 他回答： 此只是静中之工夫，只是心虚气平也。须于应事时有此气象方好。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

　　他明确肯定禅宗的静坐、静悟不失为修身的良法，但这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儒家的天理与仁义所在寓于自然万物与社会生活之中，只有在实践力行之中才能真正领悟到天理的奥妙。

　　基于这种认识，谢良佐提倡格物穷理，在事物之中体认天理。所谓天理又是 自然底道理，无毫发杜撰.他说： 所谓有知识，须是穷理，只如黄金天下至宝，先须辨认的他体性始得，不然被人将鍮石唤作黄金，辨认不过，便生惑疑，便执不定。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也就是说，须识黄金之天性，方能识黄金之理，否则便是背离天理。他说： 学者须是穷理，物物皆有理，穷理则知天之所为，知天之所为，则与天为一，与天为一无往而非理也. 与天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天也.（《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在这里，谢良佐在格物穷理的前提下，将自我与天理合为一体，既强调了对客观外部事物的学习过程，又引发出一个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概念—— 真我 、理便是我.所以，他的学说又为陆王心学开源引渠。朱熹在谈到谢良佐的学说时，一方面肯定他的格物穷理及常惺惺之说，另一方面又指责他 杂禅 ，称 上蔡自禅门来，其说亦有差.但正如前述黄宗羲所言，谢氏之说 论仁以生意 ，论诚以实理 ， 论穷理以求是 ，都不失为富于创见的观点。

　　二程门人除上述游、杨、谢三人外，吕大临也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吕氏长于金石考证之学，在教育方面虽无太多篇章留世，但其整理记录的程颢《识仁篇》，却是门人弟子记录程氏师门语录中最出色的篇章。余如尹和靖，在程颐死后，聚徒讲学洛中，在中州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南渡之后，主持帝王经筵讲席，对重振二程理学发挥了重大作用。

　　（五）胡宏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胡宏（１１０５- １１６１年），字仁仲，福建崇安（今福建西北部）人，南宋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称五峰先生，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胡宏出身于名门，家学渊源深厚。其父胡安国是南宋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与二程高足弟子游酢、谢良佐、杨时等学界名流交往密切，并为南宋治《春秋》学者之宗，所著《春秋传》，被宋高宗赞为 深得圣人之旨 ，①明初又被立为学官。胡宏的兄弟胡寅、胡宁及堂兄弟胡宪、胡实，也均为南宋有名的学者。南宋号为 东南三贤 的朱熹、吕祖谦和张栻，均曾求学于胡氏兄弟，朱熹、吕祖谦曾为胡宪的学生，张栻为胡宏的高足弟子，而朱熹的父亲朱松，又与胡寅有师生之谊。可见，胡氏之学在南宋学术教育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思想观点虽与理学关联深厚，但自以《春秋》标立门户，注重经世致用，多论经史大义，强学力行，志于康济时艰，独创湖湘学统。

　　胡宏在胡氏诸子中学识最优， 伟抱卓识，自许尤为不偶 ②。他幼承庭训， 至于弱冠，有游学四方、访求历世名公遗迹之志.年１５，便自撰《论语说》，从其父胡安国习伊、洛之学，编《程氏雅言》，再从胡安国学习《通鉴举要》，为编《皇王大纪》一书奠定了基础。２０岁时入京师太学，师事程门高足杨时；靖康元年（１１２６年），于荆门拜程门弟子侯师圣为师。故其学术渊薮，既以胡氏家学为底蕴，又兼得程氏理学之正传，这种学术风格既体现了南宋湖湘学派的基本特色，又成为贯穿于他的代表著作《知言》一书的思想宗旨，并在《知言》中得到集中的表现。南宋初年，胡宏曾荫补右承务郎，因不愿与权臣秦桧为伍，隐居衡山，致力于学术研究，游学讲道于衡山之下二十余年，曾担任过岳麓书院山长，执教于碧泉书院、道山书院等处，湘、湖之士多求学于其门，尊仰其为一代师表，高足弟子有张栻、杨大异、彪居正、吴翌、孙蒙正、赵孟、赵棠、方畴、向语等人。明人彭时则称胡氏父子 俱为大儒，遂启新安朱氏（熹）、东莱吕氏（祖谦）、南轩张氏（栻）

　　之传，而道学益盛以显 （《嘉靖建宁府志》卷十七）。

　　《知言》是胡氏湖湘学派学术教育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书中阐述的一系列观点，系统地表明了湖湘学派的思想宗旨，标志着湖湘学派思想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定型。因此，历代学者多视胡宏与其父胡安国为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胡宏的学生张栻评价《知言》： 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朱熹也称 湖相学者崇尚胡子《知言》。 宋代学者吴儆《题五峰先生知言卷末》则高度评价《知言》一书： 凡后学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 清代学者全祖望也有一段相关的议论： 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 （《胡宏集？附录一》）上述诸儒言论肯定了三点：第一，胡宏及其《知言》在两宋理学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中，发挥过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第二，在一部分学者看来：《知言》一书在宋代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地位，超过了张载的代表著作《正蒙》。第三，《知言》一书是南宋湖湘学派的经典著作。

　　①《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国传》。

　　②朱栻《历代名儒传》卷五。

　　《知言》一书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及相关的论述，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下方面：１。胡宏有关 仁学 见解 仁学 是胡宏教育思想的主要基点之一。作为一位教育家和哲学家，仁的含义在胡宏的理论体系中并不局限于教育和伦理的范围，而是具有更广泛而深刻的哲学意义。胡宏讨论 仁学 的思路，是首先赋予 仁学 在哲学本体上的意义，然后以此为依据，引发出一系列有关社会教育、道德修养及人伦方面的问题。这种思维的方式正反映了宋代理学家普遍的思维模式，这也是胡宏虽然也多标新立异，并不完全苟同理学家之言，但仍得到朱熹、张栻等理学大师的极力推崇，并被视为 道学之枢要 的缘故。

　　仁学 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并非胡宏所创。胡宏的 仁学 思想也非妄发己臆，而是泛观经史、博采众长，取精用宏、折衷裁削的结果，其本源皆有所自。这一点也正为胡氏湖湘学派注重取鉴经史、康济时用的学术特色提供了验证，也是湖湘学统深得东莱吕氏学派标榜的主要原因。

　　在胡宏看来，仁学的历史本源和思想本源均始自孔子，并是孔门教学的中心点。在《知言？大学》《以下凡引《知言》均省去书名，只引章名）中，他指出： 夫学于圣门者，皆以仁为本。 在《求仁说》中指出： 《论语》一书，大抵皆求仁之方也。 既然 仁 的价值如此广大，那么，如何为 仁 确定界说，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

　　首先，胡宏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论述 仁 的哲学意义。他先后为 仁 确定了如下的界说： 仁者，心之道乎 （《天命》）； 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命》）； 仁者，道之生也 （《修身》）； 道者，体用之总名。仁，其体；义，其用 （《阴阳》）；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也 （《纷华》）。

　　理解上述界说，需要说明两点：一是 心 的含义。在胡宏的哲学体系中，所谓的 心 并非一种纯粹主观的意念，而是一种包含双重属性的哲学范畴；第一， 心 是外部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客观反映。《大学》： 人心应万物，如水照万物.《好恶》： 有是心则有知，无是心则无知。 第二， 心是 一种超越人的个体思维及其存在的客观先验的理念形态，是万物运行变化所遵循的先天性规则，同时也在客观事物后天的运行过程中得到集中的体现。《往来》： 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 朱熹《胡子知言疑义》引胡宏论 心 的言论： 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　心无不在，本天道变化，为世俗酬酢，参天地，备万物。 由此推见：胡宏是一位二元论者，他为 心 下的第一界义，承认外部事物的客观存在，指出 心 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阐述的是 人心 的范畴。但他把 人心 看作是认知的对象，而不是认知的手段或思维活动过程本身，是反映外部事物本质属性的客观真理，因而也是一种永恒的范畴： 心无生死 （《胡子知言疑义》）。他为 心 下的第二界义，阐明的是 天地之心 的含义，这是一种先验论的哲学范畴，反映了胡宏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二是 道 的含义。胡宏所言的 道 ，与 天地之心 实际为同一概念，仍然是指万事万物的客观属性及其变化运行过程所遵循的先天性规则。《往来》： 中者，道之体也；和者，道之用。中和变化，万物各正性命而纯备者，人也，性之极也。备万物，参天地，谓之正道。 《天命》：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乎躯者不见其大；存乎饮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修身》： 道之有物，犹风之有动，犹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闲之？故离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宏所谓的 道 ，虽非人的主观意念，但先于外部事物而存在，并包容了外部事物的本体及其运行过程，因而被称为 体用之总名 （《阴阳》）。另一方面， 道 虽是一种先验的范畴，而物质也被看作是 道 的存在形态，是后于 道 而出现的，但 道 不能脱离物 孤立存在， 道 贯穿在万事万物之中，只有即物求道、即物求真，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属性的正确认识，才能获得对 道 的真实体认。否则，离物求道，就不可能得到客观、真实、正确的知识。

　　明确了 道 与 心 的含义，进一步阐明 仁学 的范畴，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仁包含了伦理学的意义，但已不限于此，而是具备了宇宙本体论的哲学意义，体现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自然运行的规律及过程本身。所谓 仁 为 道体 ， 仁 为 天地之心 ， 仁 为 道之生 ，即是此意。第二，仁具有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真实再现的内含，也就是所谓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 的旨意。这一点，说明 仁 与前述的 人心 也是旨意相同的。第三，仁的范围无限广大，是贯穿于宇宙万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的准则，但这一准则并非固定僵死的东西，而是在生生不息、变化万端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动特征。

　　《修身》： 仁无定用 、 时无穷，事万变，惟仁者为能处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也就是说无论经受任何千变万化的考验，都能不违背天道，就是体现了仁的宗旨。

　　就此而论，胡宏所谓的孔门施教以仁为本，就是指理解事物的基本原理，并在实践中力行、体验、深化。他进而阐述了仁学在教育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仁为大学之本，诸如子游、子夏问孝，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孟子承先圣，周旋而不舍，均是 久于仁 、 志于仁 的体现。第二， 仁 反映了各种事物千差万变的属性，因而也表现了人与人各自不同的特征，所以，孔子因材施教，也有季路之仁、公西华之仁、冉有之仁的差别。

　　胡宏有关 仁 的界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程颢《识仁篇》的思想，他进而把学习过程概括 识仁 的过程，也直接体现了《识仁篇》的思想宗旨。胡宏认为：第一， 仁 虽然是先天存在的 道体 ，但 仁 体现在现实的事物之中，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够 知仁 ： 人虽备天道，必学然后识，习然后能，能然后用 （《好恶》）。第二， 仁 既为道体，与天地之心相通，道体为性， 其用为心 （《胡子知言疑义》），循天理为顺命知性，故 仁 与性理也是相通的。因此，尽心知性就可谓 识仁 ； 循天之理，所以求尽其心也 （《天命》）。 务尽其心之谓大仁.（《修身》） 穷理尽性以成吾仁 、 人尽其心，则可与言仁矣 （《纷华》）。

　　第三，仁包含着一种普遍的爱心，这种爱心在胡宏看来，正是贯通于天地万物之中的一种生息造化之功，胡宏的这一见解实际上是表彰了张载《西铭》之说。这一点也标明了胡宏想要培养的 与天地同其道 的圣人所具备的特征： 仁者无不爱也，故以斯文为己任，理万物而与天地参矣。 （《纷华》）。

　　胡宏还以 仁 的标准，要求并规范帝王之政，他认为仁为立身立国之本，帝王以仁治国，不仅要 富民 ，更要 爱民 ，而 爱民 的主要标志就是教民 （《文王》）。他说： 仁智合一，然后君子之学成。 （《天命》）士选于庠序，政令行乎世臣，学校起于乡行，财出于九赋，兵起于乡遂，然后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 （《天命》）这里不难看出：胡宏在治理国家方面推崇 仁学 ，正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仁学并非脱离实际的洞空原理，而是 切切于世 、 周乎万物 （《天命》），因此， 仁之道，非便儇矫厉，耳剽口诵之所可得，必刚毅笃实，主忠行恕，而后可至 （《五峰集？邵州学记》）。胡宏进而指出 识仁 的学习途径：开阔胸怀和眼界，廓然大观，解其胶固，骞然高举，拔于卑陋；潜心于孔子文章，期得夫子之道于文章之表；尚志不自弃，力行于仁；亲师求性初，崇师问道；取友资器利，相观而善；自反修身，守身以仁，情欲之妨于义理者消忘之，气质之戾于中和者矫正之；无须臾不敬，无毫忽自欺，慎独自省。如此，方可谓 下学于己而上达于天，然后仁可言矣.（《胡宏集？求仁说》）。

　　综上可见，在胡宏的教育观念中， 仁学 是其阐述一系列教育问题的基本宗旨和出发点。

　　２。胡宏论人性与教育胡宏对 人性 的理解，在宋儒中是独具一格的。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否认人性有善恶，并因此被朱熹斥为 举物而遗则 （《胡子知言疑义》）。胡宏也没有像二程和张载那样，把 性 划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并且把情、欲看作是性的表现形式，把性看作是气与物的主宰。

　　胡宏在《知言》中，给 性 下了如下界义：第一，性是一种先验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先于事物而存在，又贯穿流行于客观事物之中，是事物的本体和变化运行的动力，与所谓的 道体 、 天命 、 天理 、 天地之心 是同一范畴。《胡子知言疑义》： 非圣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则有是名也。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旧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 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 《复义》： 天命之谓性，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气有性，故其运不息.《义理》： 义理，群生之性也。夫理，天命也；义，人心也。 第二，性虽为万物的本体，万物包含在性的范畴之中，但 性 并非只是一种单一的本原，而是千差万异的不同物质和事物的各自属性，事物之间的差异也是由其本质属性的差异造成的。《汉文》： 性之所以不一，物之所以万殊也。万物之性，动殖、小大、高下，各有分焉。 《一气》： 万物皆性所有也。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焉矣。 《往来》： 万物万事，性之质也。 《修身》： 性外无物，物外无性。 第三，欲在性中，二者的关系是同体而异用。《胡子知言疑义》： 好恶，性也。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 在胡宏看来：性的内含十分广大， 善恶吉凶百行俱载 （《释疑孟？辨》），善恶不足以言之，情欲不能排除在外，无论是圣人，还是凡人同样都有情欲，二者的区别不在是否有情欲，而在于情欲是否合于 道 ，是否符合常理。他指出： 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累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 《胡子知言疑义》）二者的区别就在于 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由此出发，胡宏进一步阐述与人性直接相关的教育问题：第一，教育的目的不在于 存天理，灭人欲 ，而在于使人的情欲所发合于天道自然。因此，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顺万物之性、成万物之性。《大学》： 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之学，立天地之经、成万物之性。 《汉文》： 圣人顺万物之性，惇五典，庸五礼，章五服，用五刑，贤愚有别，亲疏有伦，贵贱有序，高下有等，轻重有权，体万物而昭明之，各当其用，一物不遗，圣人之教可谓至矣。 在这里，胡宏把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及等级制度，都看作是天道自然的表现，所谓的 顺性 、 成性 也是为了维护并理顺封建社会上下有差、尊卑有序的专制秩序，培养学生做恭顺的臣民。第二，怎样才能达 成性 、 顺性的目的呢？胡宏说： 顺秉彝，穷物则，谓之正教。 （《往来》）就是说，学生要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循守封建的纲常伦理规范，也就是所谓的 守身以仁 ，同时要广泛地读书、学习，了解各种事物的属性。《大学》： 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则知不至。 《复义》： 天命之谓性，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欲发而中节，与天地相似也，难也哉！求免斯弊者，舍讲学其可乎？ 《义理》： 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于天，拘于己，泂于事，诱于物，故无所不用学也。

　　学必习，习必熟，熟必久，久则天，天则神。 《纷华》： 心穷其理，则可与言性矣.胡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穷尽物理，才能够达到 成性 、 顺性 的境界。既肯定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对于周围事物的实际观察与体认，但胡宏既已承认天理道体与人心相通，心知天地，宰万物，因而他更注重对心体的自我体认，并否认外部感性知识的可靠性，认为： 彼夫随众人耳目闻见而知者，君子不谓之知也 （《大学》）。他所强调的格物致知，仍然包含着浓厚的主观唯心色彩。

　　３。胡宏论道德修养胡宏有关道德修养的一系列论述，是以其 仁学 及心性论的观点为依据的。

　　由于胡宏肯定合理的情欲是人性自然的表现，因而道德修养的目的不在于绝欲 ，而在于 寡欲 和 清欲.胡宏既肯定性理与情欲是同一个范畴，又指出二者矛盾统一的关系。《往来》： 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情犹水之澜，欲犹水之波浪。 《纷华》： 人欲盛，则于天理昏。 《义理》： 物欲不行，则志气清明而应变无失。 《修身》： 修身以寡欲为要。 《纷华》： 穷理寡欲，交相发者矣。 胡宏在这里明确地阐明了道德修养的两个主题：其一，修身寡欲与 穷理 的道德认识过程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其二，修身寡欲是要排抑那种违反常理的 物欲 ，这种 物欲 是过分地追求物质享受和功名利禄。胡宏把宋代的科举词藻之学都归入 物欲 之中，并进而强调：道德修养必须摆脱科举利禄的干扰，才能够正常进行，因此在提倡教育以修身明伦为本的宗旨后，必须明确地指出科举利禄之学的危害性。对此，胡宏在《邵州学记》所做的论述，可谓是上述思想的注脚： 夫为是学者，非教士子美食逸居，从事词藻，幸觊名第，盖将使之修身也。……若徒掇拾章句，驰骛为文采，藉之取富贵，缘饰以儒雅，汲汲计升沉。领光景以快情遂欲，夸妻妾而耀乡里者，是吾弃我经天纬地，建三才，备万物，至大至妙，不赀之身于一物之小也 （《胡宏集？杂文》）。

　　胡宏还从三个方面论述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第一，自反责己。《天命》： 自反则裕，责人则蔽。君子不临事而恕己，然后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从人反躬者，鲜不为君子；任己盖非者，鲜不为小人。 《文王》：以反求诸己为要法，以言人不善为至戒。 第二，改过致知。《事物》： 行之失于前者，可以改之于后；事之失于今者，可以修之于来。……

　　虽强力之人，改过不惮，其如过之不穷何？是以《大学》之方在致其知。知至，然后意诚，意诚，则过不期寡而自寡矣。事之误，非过也，或未得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过也。心过能改，能改心过，则无过矣。 从这些言论可以推见：《知言》所讲的 改过 ，是就澄明或端正 心体 而言的， 致知 则如胡宏多次强调的 尽心知性 、 格物致知 ，这种修养的功夫正体现了程颢主张在人性内部澄清本源的思想宗旨，同时，致知的功夫也就是正心诚意的过程。改过致知，也就是在反求自责的过程中不断深化道德认识的过程。第三，谨言慎行。胡宏对于这类问题的理解，既注重在现实生活中少犯错误，使道德更加完善，又考虑到人际关系中的各种因素，同时也视之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功夫之一。《文王》： 以言人不善为至戒。　行谨，则能坚其志；言谨，则能崇其德.《中原》： 学，即行也，非礼，勿视听言动。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习之不已，理与神会，能无悦乎！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除上述各个方面之外，在谈到教育内容时，胡宏主张 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 （《仲尼》）。他认为：《易》、《书》、《诗》、《春秋》及所有的孔孟之书，皆为圣人之道，有补于治道，但尤其表彰《春秋》之学，认为《春秋》与《易》包容了 经伦之业 ，可以起到 一目全牛，万隙开 的作用（《汉文》），并反复强调： 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

　　圣人教人清人欲，复天理，莫深切于《春秋》 （《一气》）。这样就把《春秋》推到了儒家学说的中心地位，并视之为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的核心教材，这一点也标榜了胡氏湖湘学派的学业专长。

　　（六）朱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朱熹（１１３０- １２００年），字元晦，号晦庵，晚年又号晦翁，云谷老人等。

　　是南宋最著名的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出生于福建南剑（今南平）尤溪县一个官宦世家，其父朱松为二程再传弟子胡寅、罗从彦的学生。朱熹自幼习读儒家经典，１９岁登进士，受同进士出身。２０岁任同安县主簿，便着手整顿同安县学，开始了教育实践生涯。

　　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年），朱熹上疏孝宗，建议以《大学》之道为修身立国之本，不被采纳，遂退居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前后达１５年之久，期间完成了《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重要著作。淳熙六年（１１７９年）朱熹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永修、都昌等地），积极倡赞教育事业，并经常亲诣学宫，为诸生讲说。同时，重建废坏已久的庐山白鹿洞书院，亲自参加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为书院制定学规，使白鹿洞书院最终发展为宋代影响最大的著名书院，他亲撰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 教条 ），也成为历代书院模拟的范本。

　　淳熙八年（１１８１年）朱熹南康军任满，又退归故里武夷山授徒讲学，专研学术，期间多与陈亮辩难王霸义利之学。淳熙十六年（１１８９年）出知漳州，其间完成了《四书集注》的刊印（１１９０年）。绍熙二年（１１９１年），定居考亭（今福建建阳西南），创办竹林精舍，几年后扩建更名为沧州精舍。绍熙五年（１１９４年），朱熹知潭州，为政之余，致力于复兴岳麓书院。他亲自规划设计，扩建学舍至百余间，学田增至数十顷，生徒达千余人。一时书院名声大振，学子云集，以至坐席不能容，溢于户外。同年，朱熹经宰相赵汝愚的推荐，入朝受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担任经筵教官，为皇帝进讲《大学》之道，不久遭韩侂胄等人的排斥，罢出京师，仍回故里考亭著述讲学。庆元三年（１１９７年）韩侂胄立伪学逆党籍，朱熹被指为 伪学罪魁 和 伪师 ，但仍著述不缀，讲学不休。死后九年（１２０９年）朝廷为其追赐谥号，正式平反。

　　朱熹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对后代的影响也甚为深远。

　　１。朱熹论读书法朱熹主张为学之道，必在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他一生勤学博览，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出许多有关读书的方法及经验，提出许多精辟见解，经其门人整理归纳为六条 朱子读书法 ：其一，循序渐进：读书有序，首尾篇章依次看来，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于前，勿求于后。其二，熟读精思：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名物训释，一一认得，玩味反复，方能通透理解，得其真谛。其三，虚心涵泳：读书当虚心静虑，不可先入为主，引圣贤言语来拼凑自己的意思，而要虚怀若谷，平心取舍；同时要反复玩索，体会书中的旨趣。其四，切己体察：读书不可只就纸上求文理，还要就自家身上推究、体验，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其五，着紧用力：读书要抓紧时间，振作精神，如救火治病，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其六，居敬持志：读书要收敛此心，专静纯一，并要立定远大的志向，一味向前。

　　２。朱熹论教学方法朱熹毕生从事教学活动，在实践中总结出丰富的教学经验，并创造性地应用和发挥了古代优良的教学方法及传统。譬如：他在注解《论语》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时，又引出所谓 时雨化之 的新意，强调教师应当像时雨化生百物一样，辅助学生自然生长，这就使得教学过程更富于自然的意趣，师生相处也更为融洽。同时，他认为：所谓的启发教育并非是教师强牵之功，教师虽有指引之功，但学生学习是自己为学，教师不能替代，学生要事事自己去理会、自去探究，这样就摆正了学生是学习主体的关系。再如：在阐述 温故知新 这个古老教学命题时，朱熹不仅强调处理新旧知识的关系，而且提出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要求学生正确理解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此外，朱熹在谈到知识的博约关系时，则强调以博来广开基，以约而得其意，博约兼顾，天理方可通明，这种观点于 开阔中又著细密，宽缓中又著平谨 ，与孔子 博文约礼 的思想相比，已生出新的诣趣。

　　３。朱熹论学校教育阶段的划分中国古代学校的大学和小学，是按学生的年龄及学习内容难易程度的不同自然区分的，并无系统的有关大小学制建纲领、教材等方面的明文论述，界限也较模糊。朱熹在总结古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把学校教育明确划分为大学与小学的两个阶段，并规定了大、小学各自的入学年龄、教育目标、教学内容及修业年限。他在《大学章句序》中指出：人生八岁入小学，学习日常生活礼节及六艺之文；十五岁入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并多次强调：小学以 教事为主 ，力求浅近生动，教学方法要求生动、形象，以验事为主；小学教育的任务是为大学打基础，并亲自编写《小学》一书，作为基本教材。大学教育是小学教育的继续和深化，二者的区别在于：小学明事，大学明理， 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 ， 是发明此事之理.朱熹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系统明确地论证了学校教育阶段划分的理论，有助于改变以往学校教育内容及建置相对混乱的状况，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并促使学校教育正规化，为近代学校的学级制提供了雏型。

　　４。对南宋教育现状的批判朱熹多年担任地方官员，对宋代社会的种种弊病有较多的体会和认识。

　　他认为：南宋社会内忧外患虽多，但最致命的弊病是人心不古，道德沦丧，风俗败坏。因此，多次规劝朝廷以《大学》为治国的纲领，推行教化，改变士风。并指出：宋代学校教育违反了 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 的宗旨，弟子所学 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 ， 使人缀辑言语，造作文词，但为科名爵禄之计 ，导致学校有名无实，风俗日敝，人材日衰。他批评南宋地方官学（如福州州学）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中央的太学 但为声利之场 ，太学教师不过是一些 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 ；学生则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

　　既未尝闻德行道艺之实，而太学月书季考，又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完全失去了国家立学教人之意。为此，朱熹提出了革除学校弊病的如下建议：首先，端正办学方向，明义反本，以遵先王教学遗意。其次，严格学官之选，要求担任学官者要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再次，学校教育内容要着重讲述道德政事之实。此外，大幅度减少太学解额，归还诸州，罢舍选之法，堵塞怀利干进之途。同时，朱熹还提出了平均诸州解额、设立德行科、罢除诗赋、考试命题依据章句等一系列改革宋代科举和学校的建议。

　　朱熹对宋代教育现状的批评，切中时弊，要求整治弊政的建议，也不乏合理因素，他力主通过教育的变革来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把教育事业的兴衰看成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时根本大计，继承并强化了中国古代优良的教育传统。但他的许多见解理想色彩太浓，有些近似迂腐，因而不被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采纳，反而招致讥弃和排斥。

　　除上述诸点之外，朱熹在道德教育、蒙养教育，以及有关教育的起源等诸多问题上，都有经典性的论述。其大旨是强调以 三纲五常 的封建伦理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三纲五常是天理和完美人性的体现，道德教育的任务就是 存天理，灭人欲 ，恢复人的自然善性。他由此出发论述教育的起源问题，认为：人性禀受于天，本然至善，后天气质之禀不齐而流失于偏差，故天降 聪明睿智能尽其性 的圣人，继天立极，担任百民之师，纠正人性的偏差，使之回恢原初性状，于是便产生了 司徒之职、典乐之官 和伏羲、神农、尧、舜那样 代天立教 的圣人和君王。就此而论，教育起源于人性内部自我完善的需求，并且是天理流行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帝王圣人的天然责任。

　　（七）陆九渊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陆九渊（１１３９- １１９３年），字子静，号敬斋，又号象山，江南西路抚州金溪（今江西省临川县）人。陆九渊少年聪颖勤学，广泛阅读经史文章。青年时又立志习武报国。乾道八年（１１７２年），应南宫省试，赐同进士出身。

　　此后仍热心教育活动，朝夕应酬问答，学者踵至，求亲炙问道者益盛。淳熙元年（１１７４年），授迪功郎、靖安县主簿。次年，吕祖谦约陆九渊兄弟与朱熹于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会讲，调解朱陆分歧。朱亨道《陆九渊年谱》记称：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今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

　　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支离。 （《陆九渊集》４９１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淳熙九年（１１８２年），陆九渊得荐为国子学正。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年），主管台州崇道观，归故里讲学。据《象山先生行状》称： 每诣城邑，环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徒观寺。县大夫为设讲坐于学堂，听者贵贱老少，溢塞涂巷。 （《陆九渊集》３９０页）次年，去江西应天山（又改称象山）讲学，四方学徒大集，遂建精舍，作为讲习之所。绍熙二年（１１９１年），赴任知荆门军，在任期间政绩卓著，创议筑城，巩固边防，改革吏治，减罢税钱。在文教方面，他更是勤谨修学，整顿学务，凡朔望及暇日，必躬亲讲诲诸生，史称他一次讲授《洪范》时，官员、吏人、士儒、百姓听讲者达五六百人。绍熙三年（１１９３年），陆九渊病逝于任所。

　　在教育思想方面，陆九渊认为： 塞宇宙一理耳，学者所以学，欲明此理耳 （《陆九渊集？与赵咏道》）。理与心一体， 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 ，由此导出心学的基本命题：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既是宇宙 （同上，《杂说》）。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明心、立心、存心、养心、求放心，他说： 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保养灌溉，此乃为学之门，进德之地 （《与舒西美》）。在这里，心学构成了教育的核心与主体。

　　陆九渊的 立心 ，也在于 做人.所谓的 做人 一是做道德上的 完人 ，一是超然于万物之上的超人。这种超人既能 激厉奋迅，决破罗网 ，而无事之时，优游自然，领略到出世消遥的乐趣。陆九渊也同张载一样，主张 存养 ，但他的存养不是养气，而是 自存本心 ， 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陆九渊集？语录》）。存养的办法，一是寡欲，以去吾心之害；二是从日用处开端，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由此及彼，由浅入深，将做人的道德贯彻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

　　陆九渊深受佛教唯识宗的影响，认为人心本是清明至学，一旦逐物，方被外尘蒙蔽。教育的作用就在于 剥落 外层之污蔽，恢复本心的清明。剥落的功夫不仅要自我涵养，也要借助外部力量，师友切磋，相互补益。

　　由于过分强调本心的作为，因而陆九渊轻视书本知识的作用，他甚至认为不读书，不识一字，也能 明天理 、 作圣贤 ，并声称： 六经皆我注脚 ，讽嘲那些皓首穷年、通经学古者，是 内无益于身，外无益于人.在陆九渊看来，读书是次要的，若不知躬行践履，读圣贤书，也没有什么用处。对此，朱熹曾批评陆九渊 气象甚好，其病却在尽废讲学 （《朱文公集？答张南轩》）。但陆九渊并不是尽废读书之事，他主张读书须先 心正 ， 其心不正，其事不善，虽多读书，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恶耳 （《陆九渊集？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

　　陆九渊教学，提倡自得之学，注意心教。所谓自得之学，就是教学生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所谓 心教 ，就是教育学生 常就本上理会 ，教人 知心 ，从血脉上感移，教学也当提缀大纲，让学生自己去理会细节。他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反身而诚。同时，又要借助师友切磋互补，但前者是本，后者是末，前者是目的，后者只是辅助的手段。

　　陆九渊的心学教育思想，在程朱理学之外另立一派，他的心学主张被认为是流于禅门和虚无，他忽视书本知识的价值，陷入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但他注重学生自主的学问与思考，反对读死书，提倡躬亲实践、疑古惑经、不徇流俗，也对改变南宋及后世的学风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八）陈亮、叶适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陈亮（１１４５- １１９４年）、叶适（１１５０- １２２３年），是南宋事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在教育思想方面，或主张穷究皇帝王霸之学，倡言事功；或考订千载，注重经制，与朱陆心性之学，往来辩难，卓然自立为浙学门庭，成为南宋时期与朱陆之学相抗衡的影响最大的教育思想流派，其酌古论今、开物成务、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兼承北宋教育家胡瑗、王安石等人重视治世之学的优良传统，而又不尽苛同；其后又多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和清代汉学家所取鉴。

　　１。陈亮的教育思想与实践陈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南宋永康学派的主要代表。

　　早年就学于同邑何子刚馆舍，少年英才，喜论古今成败　之迹，慨言四方经略之志，著《酌古论》，洋洋数万言，上至汉光武帝、刘备、曹操、孙权、诸葛孔明，下至崔浩、李靖、封常清，汉魏至隋唐有为之士凡１９人，备述治世之功业，运兵之成败，酌古喻今，直抒胸臆，显示出陈亮非凡的雄才伟志。

　　在《酌古论？序》中，他一方面强调酌古论史的目的在于，能于前史窃窥英雄之未及，论著前人所及而未能别白者，使之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兴，可以戒，大则兴治，小则临敌，这一点反映了浙东学派注重功制及历史研究的教育传统；另一方面，对传统的文武分立的观念提出批判，主张文武之道合一，认为文非铅■也，必有处事之才；武非剑楯也，必有料敌之智.他对于文武之道的论述正是永康学派一向倡导的经世致用之道。陈亮的这部《酌古论》因见识非凡，卓然超众而得郡守周葵赏识，被延为上客，并得受《大学》、《中庸》之学。孝宗乾道四年（１１６８年）应婺州州试，被录为太学生员，自认为太学学习不过是 填成均生员之数，未能高飞远举 （《陈亮集》卷二十一《与叶丞相书》）又因上《中兴五论》反对宋金议和，不被朝廷采纳，遂归隐故里，闭门读书讲学，自称 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书为行户 （《陈亮集》卷二十《又乙巳春书之一》）并立 保社 之名，标立师学门庭。《陈亮集》卷十所列《经书发题》或被视为此时教学的纲目①，其内容包括《书经》、《诗经》、《周礼》、《春秋》、《礼记》、《论语》、《孟子》等。其分经教学的宗旨：讲《书》，称圣人以道揆古今之变，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因时之宜，并指斥 经生分篇析句之学 ，不足以知此；讲《诗》，称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采之于《诗》，区区章句训诂之学，不足以言《诗》；讲《周礼》，称伏羲、神农、黄帝以来，顺风气之宜而因时制法，为人道立极；讲《春秋》，则称尽事物之情，达时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讲《论语》，则称用明于内，汲汲于学；功深力到，必通体而好之，等等。讲求时用、开物成务的宗旨贯穿于教学的始终。陈亮居家十年力学著书，大体形成了永康之学注重事功的实学倾向，同朱陆心性之学的分岐也由此开端。他自称：辛卯、王辰（乾道七、八年）间，始悟空言心性，于世无补，乃穷天地造化之功，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在《与应实仲书》中，他指责当世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不过如枯木死灰而已，主张学者应当在具体事物之中和日用之间，去体认和思考学问之道、反对脱离具体事物去空谈性理，指出： 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并强调，因事作则、因物而省道，乃为圣人格物致知之学的本旨。

　　①叶适《水心文集》卷十二《龙川集序》称： 同甫文字行于世者，《酌古论》、《陈子课稿》、《上皇帝（三）[ 四] 书》，最著者也。 《陈子课稿》当即为《经学发题》。

　　此后，陈亮于淳熙四年（１１７７年）应试南宫，论皇帝王霸之略，科举之文不合程式，遭学官黜落，这使他对南宋的学校制度更为不满，并决计弃学校而归耕。淳熙五年（１１７８年），在三次上书朝廷不被擢用的情况下，再次回乡讲学。居乡讲学期间，又屡遭诬狱之祸。在学术思想方面，与朱熹频繁书信往来，讨论王霸义利之辩，其中也涉及到教育问题。绍熙四年（１１９３年）

　　陈亮赴临安应试，策论得到宋光宗赏识，殿试擢为第一名，授建康军签判，未及赴任而卒。学者尊称其为龙川先生。

　　陈亮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并大多有感而发，因事而论，不尚空谈，且多针砭时弊，其发题及立论与朱陆之学针锋相对。

　　首先，关于教育目的的论述。陈亮关于教育目的的见解大抵针对朱熹的观点而发。他在致朱熹的《甲辰秋书》中，针对朱熹主张教学生以醇儒自律，学取圣贤事业，穷理修身，独善其身的见解，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者 学为成人 ，并在各种场合中多次强调，学问之道当期于开物成务。前述的《经书发题》，即是贯穿这一基本的教育宗旨。在《祭陈肖夫文》中，又强调向之所学， 以断国论，以谋王体. 学以成人 和 期于开物成务 的教育目的互为一体，所谓成人 ，就是要培养学生具备治世务实的一技之长，进而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在《送王仲德序》一文中，陈亮结合两宋教育史实，论述了二者的关系，指出：昔祖宗盛时，天下之士名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其他，这种士人各专所能的现象虽被后世目为朴陋，但实际正是教育盛极的反映。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则士学风气大坏，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论前辈，以为不足学。世之高者，则乘机标榜圣人之道为尽在我，俨然以人师自命。陈亮的矛头直指理学家：空言 尽心知性 与 学道爱人 ，使天下之士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 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他指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使人 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 （《陈亮集》卷十五《送吴允成运干序》）。这一宗旨正表明了 学以成人 和 开物成务 的思想内涵。

　　其次，论学习的方法。陈亮认为，求学之道当立足于两点：一是因事求道，二是因动求道。这两点都是针对朱陆的心性之学提出的。陈亮认为天地之道常行于事物之间、日用之称，离开具体事物空谈性理，静养修身，就不可能学到真实的学问。他指出： 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陈亮集》卷九《勉强行事大有功》）因此，他主张 应事物之变而通天地之心 ，用力尽心，勉强求实，以动而应动，以动而识变，并举孔子以《礼》教人之例， 犹必以古诗感动其善意，动荡其血脉，然后与礼相入 ，讥讽朱熹 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 ， 未兴于诗而使立于《礼》，是真嚼木屑之类耳 （《陈亮集》卷二十《又癸卯秋书》）。

　　陈亮提倡 动 ，提倡因事求道的学习方法，为其后明清启蒙思想家倡导主动 、 习行 的学习方法开源引渠，代表了中国教育史上进取务实的优良学习传统。

　　第三，论异端之学。在评定知识价值的标准方面，陈亮与朱熹也有显著的不同。陈亮认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因此他肯定被朱熹依据道统说斥为异端的汉唐之学，有着广泛的可取之处。在给朱熹的信《又乙巳秋书》中，他讥讽朱熹 必谓汉唐并无些子本领，只是头出头没，偶有暗合处，便得功业成就 ，而自以为 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 和 古今秘宝 ，是使二千年之英雄豪杰不得近圣人之光，绝一世之人于门外，以立功建业别是法门，无异于讲世界皆是利欲，二千年的君子都是瞎子。在《子房贾生孔明魏征何以学异端》一文中，他进一步为异端之学定立界说，并为之正名。认为：异端之学虽有背于圣人之道的地方，但其 起于上古之阔略，而成于春秋战国之君子伤周制之过详，忧世变之难救，各以己见而求圣人之道，得其一说，附之古而崛起于今者也 （《陈亮集》卷十一）。如老庄为黄帝之道，许行为神农之言，墨氏祖于禹，申、韩祖于《道德》。均有脱颖的独见和学问的专长。对待异端之学的态度，应当是 得其颖脱而不惑于背戾 ，一旦学到其学问所长，出而见于设施，则必如兔之脱、鹘之击，成天下之骏动而莫能御之。他列举管、乐功利之学，是卓然有念于胸中，必有因而发；贾生经营讲画，推而达之于仁义礼乐，无所不可；申、韩之书，直发经世之志；魏征从容议论，有善必达，治体略尽，纵横之学，直发君臣遇合之机。倘使圣人之道未散，《六经》之学尚明，他们皆得以驰骋于孔门， 由、赐、游、夏不足进也.基于这样的认识，陈亮讲学，论及圣人之道或经学意旨必达之于开物成务，穷究皇帝王霸之略，极论社稷大计，考订二千年历史兴废，发其秘密，不囿于天理人欲的迂见，别开经世务实的永康学门，以垂示后学，开通风气，大大丰富了教育的内容，并端正了确定知识价值和学习动机的观念。

　　陈亮论及学校教育，主张百家异流皆在可学的范围，允许学生自由探究时政，以养成施政之实才、充其豪杰之气。他在《与徐彦才大谏》的书信中说： 天子设学校于行都，使之群居切磨，朝暮讲究，斥百家之异说而不以为诞，言当今之利害而不以为狂，所以养成其才而充其气也。 （《陈亮集》卷十九）谈到学校立法，他主张综合胡瑗的苏湖教法、王安石的三舍法及程颐的元祐学法，各取其所长而用之，不专于月书季考，使太学之士各因己所长而得以自奋。在对待宋代教育思想领域中的程、王之争问题上，陈亮肯定王安石功利之学的积极作用，认为王安石 以霸者功利之说，饰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职业，修民兵，制国用，兴学校以养天下之才 ，有助于治道。

　　但其弊病是使天下纷然趋于功利而不可禁，习于所谓经义者，又 剥裂牵缀，气日以卑 （《陈亮集》卷十六《书欧阳文粹后》）。他推崇程、张之学，将张载比为孟子，二程比为颜回，并著《伊洛正源书》、《伊洛礼书补亡》、《三先生论事录》、《西铭说》、《伊洛遗书》等书文，但反对读书寻章摘字，主张精考其书，自得于言意之外，达其 精义之功 ，尤其反对朱熹 只是与二程主张门户 的做法（同上，卷二十一《与陈君举》）。

　　在《变文法》一文中，陈亮对于宋代学校及科举考试中的经义与诗赋之争，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 古人重变法而尤重于变文 的观点。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回顾宋代诗赋文体演变的过程，对于柳开、穆修倡导古学的宗旨极为赞同，指责杨億、刘子仪的西昆体瑰奇精巧而体格卑弱。他赞扬欧阳修、尹洙以古学风励学者，胡瑗、石介、孙复以经术居讲太学，李觏、梅尧臣又以　文墨论议游泳于其中，而士始得师， 太学之盛，盖极于此 （《陈亮集》卷十一《策》）。但陈亮认为庆历间太学文风的改变，是 变其体而不变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来之以经术，学校课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 （同上）。对于王安石以经术选士的主张，陈亮认为其意非不美。他认为：司马光元祐更化尽复旧制而不能参以熙宁经术造士之意，又不能吸取其学校课士之大略，徒取快于一时而无益于世。因此，陈亮主张参用胡瑗苏湖教法，熙宁王安石学法、元祐程颐学法，改革宋代太学的文风及学规。

　　陈亮一生行事耿直，却仕途多舛，怀才不遇，甚至横遭冤狱之苦，考中进士第一，却又未官而卒。但他学识渊博、胸怀豪放，深受士儒崇敬。辛弃疾《祭陈同甫文》称赞他： 智略横生，议论风凛，使之早遇，岂愧桓伊 （《陈亮集？附录一》），并称陈亮为天下之伟人。南宋学者乔行简赞美陈亮： 以特出之才，卓绝之识，而究皇帝王霸之略，期于开初成务，酌古理今，其说孟近世儒者所未讲。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谦、九渊，皆称之曰：' 是实有经济之学'，主张为陈亮加封谥号，以垂范后学（参见《陈亮集？附录二》）。

　　２。叶适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叶适，字正则，学者称为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人。家世贫寒，幼承母教。

　　淳熙五年（１１７８年）中进士，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年）后担任过太学正、博士、国子司业等教职；庆元党禁时，被列入伪学逆党籍。嘉泰二年（１２０２年）复官，开禧二年（１２０７年）被劾罢，回乡从事学术研究十六年。其学术教育思想，上承永嘉诸子薛季宣、陈傅良 兴王远大之制 、 弥纶以通世变 的经制之学，兼取周行已、郑伯熊 必克省以御物欲 的明见天理之学，博采众长，自成体系，成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

　　叶适的教育主张，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叶适同陈亮一样，主张培养 秉义明道 、 文武兼资 ，并有治世之才的真士，倡导学以致用，见诸事功，并以此作为判定道德学问价值的标准。他在《赠薛子长》中说： 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 （《水心文集》卷二十九）讥讽理学家空谈仁义、性理与天道，不务实学，将 学与政判然为二 ，不过是 科举之余习 ，徒然只有装饰美观的作用，其学业与世无补。认为空谈性命， 玩侮先王之法言 ，其弊更甚于 摘裂破碎 的口耳之学和词赋之学。在《进卷？士学》一文中，他指出： 昔日专用词赋，摘裂破碎，口耳之学，而无得于心，此不足以知经耳。使其知之，则超然有异于众而可行。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其次，有关教育的内容。叶适也以六经为基本教材，但他主张学习六经，当广求其帝王兴事造业之功，布政出令以经理天下之术。例如：谈到《周礼》，他要求学习周公 建国、设官、井田、兵法、兴利、防患、器械、工巧之术.他认为 经所以载治，非所以为治 ，反对把经典教条化，指出 枯守其所闻，无验于事，其言不合；无考于器，其道不化.他对空谈性命的道学之徒十分反感，认为道学之徒自称 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 ，是 其本少差，其末大弊（《水心文集》卷二十七《答吴明辅书》）。主张学者当以《诗》、《书》为正，务求经世之治道。同时，广博见闻，反对废耳目之实。指出： 古人多识前言往行，诣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 在《宜兴县修学记》中进一步提出： 将深于学，必测之古，证之今，上该千世，旁括百家，异流殊方，始出一贯，则枝叶为轻而本根重矣。 （《水心文集》卷十一）其宗旨就在于强调以治道为本，融通百家诸子之学，兼取所长，为我所用。

　　第三，即物求知，以学致道。叶适同陈亮一样，反对脱离实际，空言性命，主张到事物之中考察事理，认为 知之至者，皆物之验也.因此，他重视耳目感官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提出 自外入以成其内 的耳目之官，与 自内出而成于外 的睿思，二者 内外交相成 才能使人不断增长见识、日臻于贤哲。在此基础上，他针对理学家 以道致学 的见解，提出了 以学致道 的观点，并列举《尚书》 维学逊志……道积于厥躬 是 言学修而后道积 ，《诗》 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 ，是 言学明而后道显 （《水心文集》卷二十七《答吴明辅书》）。叶适反复强调学与思在成就人材、探明事理方面的重要价值，认为只有将学与思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感官所提供的材料，才能做到 聪入作哲，明入作谋，睿出作圣 ，舍去其中的任何一端，都是 不知天之所与.他明确提出 思学兼进者为圣 ，认为：所谓学，是 圣之所出 ，也就是 孔子教人以多闻多见而得之 ，就如孔子体仁，耳目鼻口百骸四体之在其身，学者能知孔子识仁的体状，拟议深熟，然后可以 知仁之指归，造诣径直，则颠沛造次可以弗违.所谓的 思 ，实际就是前述 拟议深熟 的功夫，这是对感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哲理化。

　　他认为，学者修德进道的作圣之功实本于思， 思之所通，诚一身之主宰，非他德可并而云 （《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三《论语？述而》）。叶适所讲的作圣之功 ，正是他反复强调过的 以学致道 、 学明而后道显 ，他指责理学者 以道致学 的主张， 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而专以心性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 （《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孟子？告子》）。

　　值得注意的是：叶适对程朱所极力推崇的《中庸》、《大学》也提出了怀疑和责难。认为 中庸之德 在《论语》中并无旁证，只可做一般义类的诠解，并非像《中庸》所称的 祖述尧舜 、 故曰配天 那样神秘，指斥道学家用中庸之道括定圣人之学，使学者 无下手处 ，导致 以义理为空言之患.谈到《大学》，叶适直斥《大学》的作者不明物理，疑误后学，指出：《大学》 坐一'物' 字或绝或通，自知不审，意迷心误，而身与国家天下之理滞窒而不闳，大为学者之害 （《习学记言序目》卷八《礼记？大学》）。而程朱之徒 又逐逐焉章分句析，随文为说 ，标榜此书为 学者趋诣简捷之地 和发明圣功的经典，是 名为习大学，而实未离于小学 ，其言不足为信。叶适为格物正名，他主张的 格物 ，是 身与天下国家之理贯穿通彻， 是真正可施于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其功用远非《大学》之道所能比及。据此，叶适明确地标立出永嘉学派事功主义的教育宗旨。

　　八、宋代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自隋炀帝大业二年（６０６年）始创以来，经唐代而体制初备，成为继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以后的最主要的人才选拔考试制度，在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多重作用。进入宋代，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定型，体制日渐细密周全，规模也逐步扩大，对政治文化教育的影响也更为广泛深刻，成为构成中国古代封建的官僚制度和学校教育制度的有机部分，对于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等广义的文化现象也产生着一定的导向和制约作用。

　　（一）宋代科举制度的一般程式及内容

　　宋代的科举制度大体因循唐制而略有损益，其科目为进士、诸科、武举，此外又设制科及童子科。进士、诸科、武举为 常科 ，制科及童子科则为 特科.宋初常科除进士、武举之外，诸科分为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九科。常科之中以进士得人最盛，九科之中则以九经、五经及明经的人较盛。宋代常科，与唐制略同，概由州县解入礼部考试；特科则由大臣引荐，由天子直接考试；常科特科之外，又增学选一途，行于哲宗元符二年（１０９９年）至徽宗宣和三年（１１２１年）之间，其时科举停试，取士全由学校出身。

　　科举考试的时间，初为一年一举，仁宗时改为两年一举，神宗时改为三年一举，遂为定制。贡举的程序：第一步先由本道秋季考选一次，称为秋试或解试。其办法是由诸州判官主考进士科，录事参军主试诸科，若上述任职官不通经义，则另选考官，由判官监试。考试合格者分为甲乙两等，将进士文卷、诸科义卷及朱书由监官判官署名其下随解牒上交礼部。凡出现下述情况则监考官便被论为枉法或撤职：一是贡不应法、校试不以实，则监考官被撤职；二是监考官受贿则判枉法之罪。凡属下列人等被禁止参加贡举：残疾人、有大逆之罪者的缌麻（丧服名，五服中最轻的一种，参见《仪礼？丧服》）

　　以上亲属、不孝不悌者、工商异类、僧道归俗者。每年仲冬将应解人的家状、试卷等上交礼部。应考试时，严禁挟书，唯词赋考试，允许带《切韵》、《玉篇》入考场。凡秋试合格被荐入礼部者称 贡士 或 举人.凡被解者须诸州长吏举送，乡里十人连保，若有缺行者，保人连坐。太祖乾德年间（９６３- ９６８年），允许九经不第后依诸科例再试，以启迪仕进之路。随后又因诸州所荐士数益多，而参照后周显德之制，颁定《诸州贡举条法》及《殿罚之式》，以严格限制各州荐士人数。

　　第二步考试是礼部的省试，一般在每年的正月举行。省试合格后，放榜为进士，省试第一名称 省元.太祖开宝六年（９７３年）始定殿试之制，复试礼部进士。雍熙元年（９８４年），定三甲制，凡头甲赐 及第 ，二甲赐出身，三甲赐同出身。真宗景德四年（１００７年），又将殿试进士分为五等，规定为：学思优长，词理精纯为一等；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此后又先后于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０年），四年（１０１１年）及嘉祐六年（１０６１年）进一步完善五等评定制度。临轩唱名时，以前二等赐及第，三等曰出身，四五等曰同出身。

　　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唐代科举相比，没有很大的差别。其中进士科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１０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１０条；九经试帖书１２０帖，对墨义６０条；五经试帖书８０帖，对墨义５０条；三礼对墨义５０条；三传对墨义１１０条；开元礼及三史科，各对墨义３００条；学究对毛诗墨义５０条，对《论语》墨义１０条，对《尔雅》及《孝经》墨义共１０条，《周易》、《尚书》各２５条；明法对律令４０条，兼经５０条。

　　至宋仁宗宝元年间（１０３８- １０３９年），对进士一科的考试内容及方法，朝中展开了讨论，经筵官李淑主张参鉴唐代太和故制，试进士先策、次论、次赋及诗、次帖经墨义，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而定去留。范仲淹参知政事，进一步强调上述主张。神宗熙宁初，根据王安石的主张，罢诗赋帖经墨义，以经义取士，次以策论，以通经有文采者为中格，并取诸科解额十分之三增补进士科。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又恢复诗赋，与经义并行。绍圣元年（１０９４年）再罢诗赋，专以经义取士。直至北宋灭亡，有关经义与诗赋取士的争议，仍没有平息，在制度措举方面也未形成定制。

　　（二）宋代科举制度的主要变化

　　除一般程式之外，宋代对于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造，使其制度更加完备。宋代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造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完善科举考试的程式，加强公平竞争的原则，以杜绝循私舞弊的现象。其具体措施包括：废除由 台■近臣得荐所知之负艺者 的 公荐 制，罢止唐代以来举人预投公卷（或称温卷）的惯例，改变 礼部采名誉，观素业 的做法，一切考诸试篇。太宗淳化三年（９９２年），采用将作监丞陈靖的建议，在廷试礼部进士时，开始实行糊名考校，以革除应试者 争习浮华，尚敏速 的弊端。此后又将糊名封弥用于省试和解试。这种封弥糊名的办法是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年甲、三代、乡贯等密封或去掉，代之以字号。这种做法有助于防止考官徇私作弊。封弥后代用的字号，北宋时多于《玉篇》中取字为号，南宋初改用《千字文》中取字为号，以三字凑成一号。例如：嘉祐六年（１０５９年）殿试，曾对■、■、■、■、■、虭等六号卷子重加详定，这些字号均取自《玉篇》；南宋绍兴二十七年（１１５７年）殿试将 任贤辉 字号卷列居第一，这个字号卷便是王十朋的殿试文卷（参见张希清《宋代殿试制度述记》，《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２期）。实施封弥之后，考官尚能通过辨认文卷字迹得知考生是谁，故尔不能完全杜绝作弊现象。于是，又创立了誊录制度，设专人誊录试卷， 而后识认字画之弊始绝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九和七之十一记载，殿试誊录始创于真宗景德二年（１００５年）至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年）之间，此后分别在省试及解试实施。宋代学者吴自牧《梦梁录》卷二曾记述宋代省试后封弥誊录的详细经过：所纳卷子，径发下弥封所封卷头，不要试官知士人姓名，恐其私取故也。

　　却于每卷上打号头，三场共一号，方发往誊录所誊录卷子，依字号书写，对读无差，方纳入考试宫各房考校。如卷子考中，发过别房复考，如称众意，方呈主文，却于誊录所吊取真卷，点对批取，定夺魁选。伺候申省奏号揭榜取旨，差官下院拆号放榜。中有魁者，殿试升甲恩例，前十名亦如之。补试中榜者，三太、宗、武三学为生员。举人中省闱者，俟候都堂点请复试，不过一论冒而已。复试毕，然后到殿也。

　　实行封弥誊录制度，使科举考试做到了形式上的公平与客观，对防止考校作弊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此，欧阳修在《论逐路取人札子》中谈到： 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 （欧阳修《奏议集》卷十七）。由于实行了糊名考校，以往礼部省试放榜后的谤议大大减少，贫寒出身的俊士也大量地涌入仕途。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年），赵安仁等上礼部合格人数姓名，真宗谓宰相：今岁举场，似少谤议。王旦指出： 条式备具，可守而行，至公无私，其实由此。 殿试考定后，真宗询问王旦等人： 有知姓名者否？ 皆曰： 人无知者，真所谓搜求寒俊也。 不过，尽管科举考试实行了封弥誊录，但作弊的漏洞仍然存在，一是考官与考生是否有亲属关系，二是考官是否会向考生泄题。针对这两种情况，又实施了别头试（或称别试）和锁院制。

　　别试始于太宗雍熙二年（９８５年）。真宗咸平元年（９９８年），因国子监、开封府举人有与发解官亲戚者，按旧制只须两司更互考试，容易涉嫌徇私，便于当年秋季另选官别试，这是国子监与开封府解试实行别头试的开端。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年），张士逊为省试贡院监门官，有亲戚在进士中，请求避嫌，得到真宗允准，并诏令：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皆移试别头，从此省试正式实行别头试。仁宗景祐初年（１０３４年），诏令诸州府解试中的应试者， 有亲戚仕本州，或为发解官及仕亲远宦，距以本州二千里，令转运使类试，以十率之取三人，于是诸路始有别头试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同年，朝廷又正式诏令开封府、国子监，参据礼部条例，实行别头试及封弥誊录制。至皇祐五年（１０５３年），又再次规定：开封府、国子监进士，自今每一百人解十五人，其试官亲嫌，令府监互相送，若两处具有亲嫌，即送别头。

　　锁院始行于太宗淳化三年（９９２年），考官一旦受命，便移往贡院，不得与外界接触，以避免诮讬及泄题。锁院的时间一般以一月为限，也有超过４０天的。《容斋四笔》卷八记元祐三年（１０８８年）黄庭坚任贡院参详官，有帖称正月乙丑锁太学，三月戊申奏进士，则锁院时间已达４４天。《梦梁录》卷二记录了省试锁、开院的全部过程：其知贡举、监试、主文，并带羞帽，穿纨乘驭，同诸考试等官，迎引下贡院，然后锁院，择日放试。……试日已定，隔宿于贡院前凭房待试，就看坐图。其士人各引试三场：正日本经，次日论，第三日策。预试人照合试日分集于贡院竹门之外，伺候开门放试。士人各入院内，依坐位分廊占坐讫，知贡举等官于厅前备香案，穿秉而拜，诸士人皆答拜，方下帘慕，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随手上卷。至晡后开门，放士人出院，纳卷于中门外，书知姓氏，试卷入柜而出。其士人在贡院中，自有巡廊军卒赍砚水、点心、泡饭、茶酒、菜肉之属货卖。亦有八厢太保巡廊事。

　　除完善科学程式外，殿试制度也是宋代科举的一大创置。殿前试人在唐代武后载初元年（６８９年），已有先例，但其性质，盖如后世之省试，非省试之外再有殿试，也未形成定制。宋太祖开宝六年（９７３年），因进士徐士廉等人击登闻鼓，指控权知贡举李昉徇私用情，取舍非当。宋太祖于讲武殿复试新及第进士及诸科新选人，以李昉乡人进士武济川、三传刘浚材质最陋，应对失次，黜去之， 自兹殿试遂为常式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四）。

　　开宝八年（９７５年），殿试与省试开始完全分开，殿试与省试名次，也始有升降之别。

　　殿试考试的时间一般均在三月，考试的地点在讲武殿。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年），讲武殿改称崇政殿，自雍熙二年（９８５年）后便改在崇政殿举行，但只是名称改变，实际地点未变。神宗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年），改在集英殿举行。

　　殿试考试名义上由皇帝主考，一些关键的环节也由皇帝把持，如：选定试题，临轩策士、唱名、审定状元等前十名的名次等。此外还临时选派考官处理具体事务。按赵抃《御试官日记》等史籍称，嘉祐六年（１０５９年），殿试机构有编排所、封弥所、考校所、覆考所、详定所等；殿试官有编排官、封弥官、对读官、出义官、点检官、初考经义官、复考经学官、进士初考官、进士复考官、详定官等名目，共３７人。殿试考试的内容，宋初只试诗赋各一题。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年），罢诗赋论三题，改试策一道。元祐八年（１０９３年），中书府请复旧制三题试士，并下诏令，但未及实施。哲宗绍圣元年（１０９４年），诏令御试举人依旧试策，以后遂成定制。殿试考试的方法与省试略同。《梦梁录》卷三记录了宋代殿试考试的全部过程：诸路举人到者，排日赴都堂，簾引讫，伺候择日殿试。前三日，宣押知制诰、详定、考试等官赴学士院锁院，命御策题，然后宣押赴殿。

　　士人诣集英殿起居，就殿庑赐坐，引试，依图分庑坐定，各赐印刊策题，其士人止许带文房及卷子，余皆不许挟带文集。士人入东华门，各行搜检身内有无繡体私文，方行放入。午则赐食与士人，其砚水之类，皆殿直祗直供办，午后纳卷而出。

　　旧制，士人卷子仍弥封，卷头打号，然后纳初考官，次下复考，考定次第后，送定参详一同，方定甲名资次，而定夺三魁，伺候上御文德殿临轩唱名，进呈三魁试卷。天颜亲睹三魁，排定姓名资次，然后宣唤三魁姓名。其三魁听快行宣唤数次，方敢应名而出。扣问三代、乡贯年甲同，方请入状元侍班处，更换所赐绿襴靴筒。

　　从这类记录可见：宋代殿试考试纪律也很严格，不准考生挟带文集，搜身后方可放行。宋初御试题不明示出处，允许举人 上请 ，询问题意。景祐元年（１０３４年），诏御试进士三题，据出处、义理，令御药院随题目雕印，禁止上请。

　　殿试考试实行三级评定等级制，一般先送初考官评等，封弥后再送夏考官重定等级，最后送详定官确定等级。殿试初行时，过省举人黜落不少。端拱二年（９８９年），礼部奏名合格进士３６８人，殿试后仅取１６８人。宝元元年（１０３８年），礼部奏名合格进士４９９人，殿试仅取３１０人。直到嘉祐二年（１０５７年），始定殿试进士， 非杂犯不复黜落 的制度。

　　实行殿试制度，将选士的大权直接控制在皇帝手中，变 恩归有司 为 恩归主上 ，既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又可以防止考官与考生结党舞弊，防止势家垄断科举，堵塞寒俊仕进之途。诚如张方平所言： 艺祖深渊治要，总揽朝纲，以谓取士官材，为国基本，乃人主之柄，非下所宜专，始御便殿，亲阅所奏名士。 （《乐全集》卷三九《梁固墓志铭》）刘敞《礼部贡献定寺郑荀起请科场未便事件》也称： 取士之制，与今不同。非务相反，事有所因也。祖宗收揽盛权，兼听天下，鉴唐之弊，亲程多士。四圣相继，以为定法，固非群臣所当辄议。 （《公是集》卷三三）

　　宋代除了实行殿试制，由皇帝控制选士的最后决断权外，同时也对省试一级考试加以改革，以防止考官专断或舞弊。唐代科举取士，无论是吏部考功员外郎，还是礼部侍郎，均是专职主管，权归有司，权力很大。宋代省试考官均为兼职，并临时差遣，充知贡举，并设权知贡举若干，使之互相监督、制约。考官个人很难专断擅权，这就在行政体制上进一步保障了皇帝的最终决断权。

　　北宋科举制度的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不断扩大科举录取的名额和途径，并多方面提高科举及第后的待遇。科举录取名额，太祖朝每次参加省试的人数不过２０００人左右，太宗时已达５３００人，真宗咸平元年（９９８年）一次贡举人数又达２００００人之多。到仁宗、英宗二朝，科举臻于鼎盛，全国参加解试的士儒已达４２万人左右（参见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５期）。科举入仕的途径也进一步扩大。开宝三年（９３０年），宋太祖诏礼部 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从此始开特奏名恩例。此后，又多次扩大特奏名的恩例和数量，并形成定制。宋代科举及第后的待遇，也较唐代为高，其中最主要的是：唐代科举及第后须经吏部考核合格后方可授官，宋代科举及第后则直接授官，并且在唱名日即释褐，大大增加了科举及第后的荣耀。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及吴自牧《梦梁录》卷三曾详细地追述了宋代殿试及第后所受的恩赐及庆贺礼仪的热烈场面。

　　《武林旧事》卷二：上御集英殿，拆号唱进士名，各赐绿襴袍、白简、黄衬衫。武举人赐紫罗袍、镀金带、牙笏。赐状元等三人酒食五盏，余人各赐泡饭。前三名各进谢恩诗一首，皆重戴绿袍、丝鞭，骏马快行，各持敕黄于前。黄幡（宋刻 旗 ）

　　杂沓，多至数十百面，各书诗一句于上。（宋刻无 一 字）呵殿如云，皆平日交游亲旧相迓之人，或三学使令斋藏辈。若执事之人，则系帅漕司差，到状元局祗应。亦有术人相士辈，自衒预定魁选，鼓舞于中。自东华门至期集所，豪家贵邸，竞列彩幕纵观。其有少年未有室家者，亦往往于此择婿焉。

　　期集所例置局于礼部贡院前，三人主之。于内遴选所长，以充职事。有纠弹、笺表、主管、题名、小录、掌仪、典客、掌计、掌器、掌膳、掌酒果、监门等。后旬日朝谢。又数日，拜黄甲，叙同年，其仪三名，设褥于堂上，东西相向，四十已上立于东廊，四十已下立于西廊、皆再拜，拜已，择榜中年长者一人，状元拜之，复择少者一人，拜状元。又数日，赴国子监，谒谢先圣先师讫，赐闻喜宴于局中。侍从已上及馆职皆与，知举官押宴，遂立题名石刻。凡费悉出于官及诸阃馈遗云。《梦梁录》卷三：第一名状元及第，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其状元官授承事郎，职除上郡签判；榜眼授承奉郎，探花授承务郎，职注中郡或下郡签判。或无见阙，则节推察推之职。三魁进诗谢恩，上赐御筵，赐诗与状元。以下第一甲举人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至第五甲并赐同进士出身。如有魁及前下名太、宗学内舍生员，并升甲。恩例，其老榜者，谓之特奏名，为魁者，附第五甲，补迪功郎。余皆授诸州文学助教。

　　武举进士，前三名照文科为状元、榜眼、探花，恩例各赐紫囊、金带、靴、笏。状元授秉义郎、榜眼授从义郎、探花授保义郎。俱殿步司正副将之职。除武举进士，皆循文科例，赐进士及第出身。如进士欲赴御教场内射弓升甲，听从其便，盖招箭班祗直也。

　　帅漕二司，于未唱名前，差人吏客司官等项行排办，礼部贡院充文科状元局。或别院，或借祥符寺充武科状元局，以伺唱名。帅漕与殿步司排办鞍马仪仗，迎引文武三魁，各乘马带羞帽到院，安泊款待。每日祗直，皆两司给官钱供应。

　　及于诸州府守臣、诸路三司，及制阃殿步三司等官，俱有馈送助局钱酒。

　　两状元差委同年进士充本局职事官，措置题名登科录。帅司差拨六局人员，安抚司关借银器等物，差拨妓乐，就丰豫楼开鹿鸣宴，同年人俱赴，团拜于楼下。

　　文武状元注授毕，各归乡里。本州则立状元坊额牌所居之侧，以为荣耀。

　　州县亦皆迎迓，设宴庆贺。

　　如遇龙飞年分，则三魁黄甲及其余进士，皆倍加恩例，却与常年不同，则状元可除下郡通判。于此可见士子读书之贵，而朝家待士之厚，不可不知也。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已不仅仅是朝廷与应试士儒之间的事了，整个社会都已积极参预和关照科举。科举及第后的荣耀已使及第者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且足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科举考试的行列，从而大幅度地提高读书仕进的社会热情，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和普及。

　　除上述情况之外，宋代科举制度还曾经出现过三种特殊的选士形式：一是大观年间的八行科取士法，二是在徽宗政和年间创行道举，三是熙宁兴学期间，在科举之外另开舍选一途，是为学校升贡的开端。

　　八行取士始于蔡京崇、观兴学期间，是崇观兴学的一项重要配套措施。

　　崇宁三年（１１０４年），据蔡京意旨诏罢科举，取士悉由学校。大观元年（１１０年）诏行 八行科 取士，令州县学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等八行取士，依三舍法升贡。其具体办法在《古今图书集成？学校部？汇考六》中有详细的记录：上四行，或不全一行而兼中等二行，为州学上舍上等之选；不全上二行，而兼中等一行，或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二行者，为上舍中等之选；不全上三行，而兼中等一行，或兼下一行者，为上舍下等之选；全有中二行，或中等一行，而兼下一行者，为内舍之选，余为外舍之选；诸士以八行，中选在州县，若太学皆免试，补为诸生之道，选充职事及诸斋长谕；诸士有犯不忠不孝不悌不和，终身不齿不得入学；不睦十年，不姻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年，能改过自新，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实，耆邻保伍申县，县令佐审听入学，在学一年，又不犯第三等罚，听齿于诸生之列。

　　实施这种办法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学校的职能，将养士、选士的权力掌握在学校之中，同时鼓励士儒修德劝行，进而改善社会风气。但实际上，这种极端的形式主义并不能真正起到劝人为善的实际作用，反而使人情流于奸、伪，虚应文章。而且，八行人多占学额，做伪造假，不学无术，反而获得利禄，大大降低了士儒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对此，御史中丞吴执中在大观四年（１１１０年）的奏折中，曾给予痛切的批评：窃闻迩来诸路以八行贡者，如亲病割股，或对佛燃顶，或刺臂出血，写青词以祷，或不菇荤，常诵佛书，以此谓之孝；或尝救其兄之溺，或其与弟同居十余年，以此谓之悌；其女适人，贫不能自给，取而养之于家为善内亲，又以壻穷窭取而教之为善外亲，此则人之常情，仍以一事分为睦、■二行；尝一遇歉岁，率豪民以粥食饥者谓之恤，夫粥食饥者，乃豪民自为之而已，独谓之恤可乎？又有尝收养一遗弃小儿者，尝救一跛者之溺以为恤。如此之类，不可遽数。①所谓 道举 ，是宋代科举的另一特殊措置。宋徽宗赵佶敦信道教，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鼓励道教的措施：政和四年（１１１４年）诏诸路选宫观道士１０人赴京居道录院讲习所学习。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年）应道士林灵素之请诏赐大臣、阉珰及后妃以道教名号。次年自封教主道君皇帝，于上清宝箓宫设千道会，请道士林灵素讲道经，鼓励士庶入殿听讲，并增道家书列于国子学。重和元年（１１１８年）八月，诏令规定：允许学道者入州县学教养，学习大经（《黄帝内经》《道德经》）和小经（《庄子》《列子》）。学中选人升贡，悉如文士，增置士名，分入官品，每岁试经。初入学称道徒，试中升贡，同称贡士。到京后入辟雍试，升舍悉如贡士法。三岁大比，许就殿试。

　　同年十月置道官２６等，道职８等。宣和二年（１１２０年）以儒道合而为一，不必别置道学为由而罢之。

　　①转引自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第 87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

　　三舍法是王安石改革北宋太学及科举制度的重要措施。就科举而言，实施三舍法在科举之外另开选士入仕一途，有助于改善太学的教育水平。崇宁三年（１１０４年）罢解试、省试后，学校升贡之途已取代科举，舍选也更受士人重视。崇宁四年三月赐上舍生１９人及第。以后便间与科举并行，但人数远不及礼部贡士。例如大观二年（１１０８年）三月赐上舍生１３人及第，四年赐１９人及第，两年人数总和为３２人，而大观三年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者一次６８５人，二者相差２１。４倍。因此，北宋末年至南宋，士子多重科举而轻舍选。绍兴二十六年（１１５６年）左迪郎充皇后宅教授林同上书指出： 太学养士千余人，而月数人数或不及五之一，良由知以科举为优，不知以舍选为重。

　　如此则与方州取士何异？恐非国家立学校之本意也。今科举密迩，欲望特降指挥，诸州教官，惟许上舍登科人注拟，庶几士子有所歆慕，以舍选为荣，则将重去学校，而人才成就。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７３，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丙申）至孝宗淳熙年间，始恢复太学舍选中的 两优释褐 故制，允许内舍生考试入优等，直接参加舍试，舍试入优等，则直接命以京秩，除学官。此后，太学舍选一途没有大幅度的变化。

　　进入南宋以后，科举考试制度主要有下列几点变化：一是建炎元年（１１２７年）十二月因 国难不果 、 道梗难赴 ，诏诸路转运司类省试，始开类省试一种新的考试方式。次年赐诸路类省试正奏名进士李易等４５１人及第出身，而川、陕、河北、京东正奏名进士１０４人，因道梗不能赴京，皆即家赐第。建炎三年（１１２９年），因 诸道类试，专委宪臣，奸弊滋生，才否贸乱，士论嚣然 （《宋史》卷一五六《选举二》），而罢类试，次年恢复川陕类试。绍兴二年（１１３２年），只有川陕类省试合格进士即家赐第。绍兴二十七年（１１５７年），因类省试作弊现象严重，朝廷议临时遣派监考官赴蜀监试，并规定：蜀地士人愿赴南省者，发给驿卷资助。

　　绍兴二十九年（１１５９年）诏令类省试实行锁院制，并派监试官一员遣差监试，从此正式确定类省试敕差官制，以后成为常例。

　　二是最终确定了经义、诗赋二科取士制。诗赋与经义之争在宋代是一个长期未得解决的问题，宋代时以诗赋取士，时以经义取士，前后屡变，没有常制。神宗熙宁初，罢诗赋，专以经义取士。哲宗元祐四年（１０８９年），诏复诗赋，设诗赋、经义两科取士，自是士多向习诗赋而专经者十无二三，至元祐八年太学生员２１００人不兼诗者不过８２人，二者人数比例为２５∶１。绍圣初再罢诗赋。至徽宗政和年间，又诏令命官不得以诗赋私相传习。进入南宋，建炎二年（１１２８年），始恢复诗赋，并取消政和禁令。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年），宋高宗与大臣讨论天象时，认为： 今士大夫知史学者几人，此皆王安石以经义设科之弊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四，建炎四年六月己亥）。此后，朝廷采取措施，逐步加强诗赋科。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年）九月，将诗赋高等人特与升甲，以重其选。以至太学试补生员中程者，也是 诗赋多而经义少.在朝廷倡励下，后生辈往往皆习诗赋，罕有治经，于是又定制，将诗赋多余名额移用于经义，加强经义科。至绍兴二十七年（１１５７年），正式确定： 自今国学及科举取士，并令兼习经义诗赋，内第一场大小经各一道，永为定制 （《同上，卷一六七，绍兴二十七年，二月丁酉》）。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年）二月，右谏议大夫疏论词赋经义合科之弊，以为两场俱优者，百无一二， 而韦布之士，皓首穷经，厄于声病之文，卒无以自见于世 （同上，卷一八八）。礼部侍郎金安节等奏请诗赋经义分科，诗赋不得侵取经义分数，遂诏分科，结束了诗赋经义的长期争斗。

　　（三）宋代科举制度的主要利弊

　　科举制度规模及数量的扩大，以及科举制度本身的完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譬如：科举考试程式的改革与完善，在形式上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公平竞争，限制了势家子弟的登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唐代科举请讬权门、通关节的弊病，扩大了寒士及第仕进的机会。有人统计，仁宗朝１３榜进士状元，有１２人出生于平民之家。南宋理宗宝祐四年（１２５６年）《登科录》所载曾祖、祖、父三代仕履都完整的５７０名进士中，三代皆不仕者３０７人，占总数的５３。９％，父代有官者１２９人，只占２２。６％，且其父代所官也多为从九品的小官，势家子弟显然已无法像唐代那样，占据科举的主导地位。在科举考试名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读书求进的人数也相应增多。

　　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年）有人奏称： 福州每岁就试之士，不下万四五千人 ， 建宁府亦不下万余人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二○），据统计，当时全国应举或准备应举的士人，可能接近百万（参见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５期）。特别是南渡之后，在科举制度及朝廷各种 右文 政策的刺激下，学校教育大幅度发展，范围日益扩大，以往十分荒凉落后的岭南地区，文化教育也得到开发。广南东路在北宋嘉祐年间三次贡举及第人数不过５人，广南西路仅１人。而到南宋理宗宝祐四年（１２５６年），两路登第人数分别达到３２人和３３人。科举考试刺激了中央和地方官学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图书典籍的刊刻与流布，为文化学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但是，科举制度毕竟是封建官僚制度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弊病。这些弊病，有些是古已有之，在宋代更加恶化，有的则是始于两宋，对以后历朝的科举及其教育均有广泛的不良影响，有些甚至被视为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总括而论，宋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考场作弊现象严重。考场作弊是科举制度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其形式手法多种多样，防不胜防。《宋史？选举志二》曾归纳出考场最常见的作弊手法有五种：传义、换卷、易号、卷子出外、謄录灭裂。《容斋笔记》卷三记秦桧之子做暗号以通情。四川省试主司与士人相约暗号及冒名代笔的现象更为普遍，《齐东野语》卷八记载： 蜀中类试，相传主司多私意与士人相约为暗号，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为常.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记何耕参加类省试，因其字 道夫 ，正是考官所约暗号，遂因偶近此暗号而得第一。师浑浦才高而不赴省试，其弟冒其名而登第，其事 人人尽知之，弟仕亦至郡倅，无一人议之者.可见，此类作弊现象在当时已是习以为常。宋廷也曾采取过十分严密的 防戢之策 ，诸如加强门禁，赐烛降等，严禁挟书，出官钱立赏格鼓励告捉怀挟、传题、传稿、全身代名入试之人，命御史台检核代字号，许台谏风闻弹劾徇私考官等等，但这些措施并不能有效地制止作弊现象，诚如宋代学者洪迈所言： 法禁益烦，奸伪滋炽，唯科场最然。其尤者莫如铨试。代笔有禁也，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 （《容斋四笔》卷一三）。这种 法禁益烦，奸伪滋炽 的现象，不仅限于省试，铨试也是尤盛；不仅限于中央，地方解试、类省试更是泛滥成灾；不仅限于宋代，元明清诸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考场舞弊之外，来自考官本身的弊端更为严重。宁宗嘉泰元年（１２０１年），起居舍人章良能陈述主司三弊： 一曰沮折词赋太甚，既暗削分数，又多置下陈；二曰假借春秋太过，诸处解榜多置首选；三曰国史实录等书，禁民私藏，唯公卿子弟因父兄得以窃窥，冒禁传写，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发为策问，寒士无由尽知 （《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就此来看，主司本身的弊端既包括录取考生时的偏见，也包括考试命题的弊病。特别是后者，在宋代科举考试中尤为突出。宁宗嘉定十五年（１２２２年），秘书郎何澹上疏言 有司出题强裂句读，专务折章，离绝旨意，破碎经文 （同上），建议革去旧俗， 使士子考注疏而辨异同，明纲领而识体要 ，得到朝廷的赞同。但到理宗朝，这种弊端反而日盛。史称： 至理宗朝，奸弊愈滋，而有司命题苟简，或执偏见臆说，互相背驰，或发策用事舛讹。故士子眩惑莫知适从，才者反见遗，所取之士既不精，数年之后复俾之主文，是非颠倒逾甚。时谓之缪种流传。 （《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宋史？选举志二》还介绍了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另外一种奇怪现象： 举人程文雷同，或一字不差 ，原因有二： 一则考官受赂，或授暗记，或与全篇一家，分传誊写；一则老儒卖文场屋，一人传十，十人传百，考官不暇参稽。 其实，这种专为应考而备的文章，何止 老儒卖文 一例，在宋代几乎是人无不知，家无不晓。早在北宋庆历时，范仲淹就曾撰文批评过这种现象。但这种现象有增无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宋代科举策题，往往取本朝故事命题，而朝廷又禁民间私刻国朝正史、会要、实录等书。于是一些坊间书商便大量刻印专备场屋所用的类书。《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一》 源流至论 条称： 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萃成书，以供场屋采缀之用。 这种 专供场屋采缀之用 的类书，不仅多出自乡塾鄙儒之手， 剿袭相因，多无足取 ，一些治学严谨的著名学者也不同程度地参予此事。诸如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谈》 盖采辑事类以备答案 ，章如愚的《山堂考索》，陈傅良的《永嘉八面锋》 皆预拟程式答策之用 ，王应麟的《玉海》则 专为词科应用而设 ，等等。这些专为科举而设的类书虽然弊端甚多，但也因此保存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宋代是中国古代类书业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个中缘由恐怕主要是与科举相关联的。

　　除上述诸点之外，宋代科举之弊还有很多，诸如：各路解额不均，考生应寄冒贯；经义取士，应试时文日益程式化，最终养成八股文的雏型，对后世贻害尤深；科场取士太多、恩荫任子更滥，酿成冗官冗政的祸水；诗赋取士，拘于声病偶对，士子不务实学，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使风俗败坏，实学荒废；蔡京、秦桧擅政，士子阿媚奉承希求高第，败坏士学风气等等。

　　九、辽、金两朝的教育

　　在两宋时期，除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正统教育之外，先后峙立于中国北方地区，并一度占据过中原地区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诸朝，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在与两宋政权频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往过程中，逐步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一方面继续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并扩大先进的汉族文化教育观念和制度，逐步建立起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教育模式，成为公元九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古典教育的重要部分。辽、西夏、金诸朝教育事业的建设，对于开发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无论是两宋，还是辽、西夏、金，都受到史家的好评，并被誉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其中，文化教育的广泛流通和融合，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因，并且是促使各民族关系由干戈化为玉帛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辽代教育的基本状况

　　辽朝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契丹族创建的政权，公元９１６年，辽太祖耶律亿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契丹国，公元９４７年建国号辽，后一度改号，公元１０６６年复号大辽。契丹是个古老的民族，最初活动于潢河（西拉木伦河）与土河（老哈河）流域，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北魏以降，契丹各部开始对外扩张，受到北魏、北齐政权的打击。隋朝时又受到隋军的攻击，势力大衰。唐代贞观年间，契丹大贺氏联盟依附于唐朝，唐在契丹住地设置松漠都督府，封大贺氏联盟为松漠都督，赐姓李氏。此后，随着唐朝国势的盛衰，契丹屡附屡叛，一度沦为回纥汗国的属国。至公元１０世纪初，耶律亿（阿保机）主政，积极对外扩张，取得一系列的战争胜利，掠夺了大量的外族人口，国势渐强，成为唐末五代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

　　契丹建国不久，便依靠汉族官员和士儒的帮助，仿照汉制，建立国家政权和文化制度，开始走上了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逐步汉化的道路。

　　在文化教育方面，辽对于汉族的唐宋制度及其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模仿和发挥。其中，辽太祖神册五年（９２０年）由耶律鲁不古、耶律突吕不所创制的契丹大字，基本参照了汉字；这种契丹大字与其后不久创制的契丹小字及汉字并行于辽代，成为辽代主要的文字记录工具。余如辽代的官制、宫室制度、服制、婚制、试士科制及官学制度，均不同程度地参用汉制，使得辽政权及其文化，逐步溶入华夏文化的氛围之中。辽代的汉化倾向在历朝皇帝的治下，都十分明显。在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虽因建国之初，以鞍马为家，经略方内，未遑艺文之事，但阿保机仍然采取了一些汉化措施，起用汉人韩延徽 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 （《辽史？韩延徽传》）；任用汉人卢文进 教其织纴工作 （《辽史拾遗》卷一引《阴山杂录》），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技术。辽代的世宗、圣宗、道宗诸帝更是十分仰慕中华文化风情，史称世宗， 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圣宗 好读唐《贞观事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伏 （《契丹国志》卷七）；道宗则 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 （《嵩山集》卷二《朔问下》）。显然，辽代帝王的好尚，对于整个社会风俗民情的影响和导向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是十分广泛的。其中，一向在汉族社会奉行的儒家的道德伦常，也在汉化的过程中逐步渗透到辽代社会，成为辽代社会生活所遵循的伦理规范，对于有关社会风化的道德教育产生了规定性的意义。所谓 忠 、 孝 、 节 、 义 等儒家的伦常道德，或被视为 保身保家 ，的至宝，或被视为不可稍有懈怠的戒条。譬如，辽朝的诸帝，除太祖和天祚帝之外，各帝谥号均标有 孝 的字眼。近年来在辽墓发掘的画像石，诸如闵损草衣孝母、王密舍子救弟、孝妇姜思妻、董永卖身、王祥卧冰求鱼等孝子、孝悌、义妇之类的故事，数量多而分布广，说明汉族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确已渗入到了辽代社会的各个阶层。

　　辽代还建立了仿照汉制的官学制度。早在辽太祖建国之初的神册三年（９１８年），便在上京设置了国子监及下属的国子学和孔子庙，这是中国北方草原上最早的措举。至太宗时，又在南京设置太学（又称南京学）。圣宗统和十三年（９９５年）九月， 以南京太学生员寝，特赐水硙庄一区 （《辽史》卷十三《圣宗纪》）。说明辽代太学初建后，发展速度很快，规模也在得到逐步的扩充。辽道宗清宁元年（１０５５年）十二月，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从而正式确定以儒家经典为法定教材，并建学官，使太学走向正规。清宁五年（１０６０年），辽廷又分别于上京、东京、西京、中京同时设学，合称 五京学.随后又创置了中京和西京国子监，使辽代的中央官学制度基本定型。

　　目前有关辽代国子监内部的设置情况，尚无详细的史料，也没有记录辽代国子监、太学生员的史料，但辽代中央官学的内部设置有两点是明确的。

　　一是国子监、太学的教职官员仿汉制设置。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等职，国子学及五京学设有博士及助教，这种体制的设置，说明辽代中央官学实际是中原汉族体制的移置形式。二是辽代国子监、太学均重视尊孔祭孔仪式，国子监依附于孔庙，并特别强调 以时祭先圣先师 的宗旨①。

　　辽代的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的发展也大体呼应，初步形成了府州县学的多层学校网。据《辽史？百官志》记载：辽代的黄龙府、兴中府并设有府学及博士、助教；各州县有州学、县学，也设有博士、助教。辽代的州县学，以涿州州学设置较早，据光绪《畿辅通志》称：此州学始建于辽圣宗统和年间（９８３- １０１１年），而据应历十年（９６０年）的《崇圣院碑记》 涿州学廪膳生卢进达书 之语，则可推断，涿州州学在辽穆宗时既已出现，且已出现官费养士的禀膳制度。此后，其他州县先后仿效而陆续建成州县学。

　　其中，应州州学、滦州州学建于道宗清宁年间，中京川州创建庙学，良乡县在大公鼎任职县令内建孔子庙学，马人望在新城县建新域县学，肃萨八在寿昌元年（１０９５年）建永清县学。至辽末天祚帝时期，仍有一些州县官员没有放弃创办教育的工作，如：耶律孟简在高州观察使任内 修学校，招生徒 （《辽史》卷一○四《耶律孟简传》）。乾统年间（１１０１- １１１０年），玉田县创办县学；三河县令刘瑶则是 领袖生徒，纪纲文会 ，重建孔庙， 阐扬儒教，辅助国风 （《全辽文》卷十《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

　　从这些情况来看，辽代虽然没有详细的有关地方教育史料留给后世，但仍然可以从片断零散的史料中，发现其地方教育的一般特征，即：崇尚儒风，推行儒教。

　　辽代官学的师资也主要倚重于汉族士儒。这些汉族士儒，有的是被辽军虏获的宋代国学教师，如《辽史？武白列传》所记的宋国子博士武白，被辽军俘获后，诏授上京国子博士，其后主持国子学教学，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也有的是自愿归顺辽朝的汉族士儒，如《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三《选举考》记统和元年（９８８年）三月，宋进士挈家来归者１７人，令有司考其中第者辅学官，余授县主簿、尉。辽代作为一个北方草原游牧部落民族，在与汉族中原王朝的广泛交往中，逐步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仰慕中原文化，进入燕云十六州之后，更急于引进汉族文化，重用汉族士儒，以解人才不足之忧，并著为法令。圣宗统和中明令： 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抱器能者，是以名闻， 并任命汉族士儒卫德升等六人为官。其他如兴宗时的国子祭酒刘日涿、燕赵国王教授姚景行及圣宗时的毛诗博士宋匡世，均对辽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①《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六《学校考？祠祭上》： 太祖神册元年春，立子侍为皇太子。问侍臣曰： 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问先？ 皆以佛对。太祖曰： 佛非中国教.皇太子对曰： 孔子大圣，万世所尊，祀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除普通官学之外，辽代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宫廷教育。在辽代开国之初，耶律阿保机便为长子突欲（太子信）安排了学问渊博的张谏辅侍施教。寿安王则由学者宋琪担任侍读辅教。在以后诸帝时期，则设有诸王文学馆和 诸王教授 、伴读.圣宗太平七年（１０２７年），辽代中山郡王查葛、长沙郡王谢家奴、乐安郡王遂哥请求设置伴读书史，均得朝廷允准。契丹族起于北荒，礼教观念相对淡薄，故其后宫女学较少拘限，后宫中多出才学博雅的女中英杰。秦晋国隆庆妃 幼而聪警，博览经史，聚书数千卷，能于文词，其歌诗赋詠，落笔则传诵朝野，脍炙人口 ，又 雅善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黄金也 （《金辽文》卷八《秦晋国妃墓志铭》）。史称隆庆妃轻财重义，广延群彦，座客常满，日无虚席，每商榷古今，谈论兴亡，坐者耸听。 妃每读书至萧、房、杜传，则慨然兴叹，自唯有匡国致君之术，恨非其人也 （同上）除隆庆妃外，像宣懿、文妃，也都是出色的女作家。其中文妃的诗词作品在《辽史》本传尚有残篇保留，其内容为讽谏君王应选取贤臣，亲近忠臣，堵塞奸邪之路，以图增强国力。

　　辽代重视皇室子弟的教育，而皇室子弟自己也勤学自励，学问成才。如前述太祖长子耶律倍，为了读书，曾买书万卷，收藏在医巫闾山顶上的望海堂里，他居中潜心读书，专研学问， 通阴阳，知音律，转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 （《辽史》卷七十二《义宗倍传》），成为兼通辽汉文化的博学之士。他在医巫闾山收藏图书的望海堂，也为后人治学提供了极好的便利。如兴宗、道宗期间、著帐郎君之后耶律良便曾 读书医巫闾山，学既博 ，又入南山肄业。《辽史？兴宗本纪》记兴宗 幼而聪明，长而魁伟……好儒术，通音律 ，与文学家耶律答钦结为诗友，向其请教 治要 ，多所匡建。继位后又喜读《唐史》中的高祖、太宗、玄宗本纪，并让博士录其行事以供参鉴。其子道宗，则向枢密直学士耶律俨学习《尚书？洪苑》，又请燕国王延禧抄写《尚书？五子之歌》以供诵读。辽代的历朝帝王及王室子弟大都接受了较全面的汉文化教育，成为兼通辽汉文化的学者皇帝。

　　除官学及宫廷教育之外，辽代也出现了数量不等、形式各异的私学。这类私学一是依托藏书之所，潜心专研，如前述的医巫阎山望海堂便属此例。

　　《辽史？萧韩家奴传》记：文学家萧韩永奴 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文学家王鼎 幼好学，居太宁山教年，博通经史 （《辽史》卷一○四《王鼎传》）。这类南山、太宁山当与医巫闾山一样，均属藏书的所在。也有的学者是居家读书肄业。《辽史？室昉传》记契丹人室昉 幼谨厚笃学，不出户外者二十年，虽里人莫识.他经过刻苦勤学，考中进士，历任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诸朝，死前被封为 尚父.《辽史？邢抱朴传》记邢抱朴兄弟 受经于母陈氏，皆以儒术显.《宁■墓志铭》记宁■因家学得力而父子俱得进士。兴宗重熙年间王泽一家，也因家学闻名于当世。由此可见，辽代私学尚不发达，主要是在山林藏书之所和家族内部进行。不过，由于辽代已经出现了民间刻书的行业，因而一般的启蒙读物也在辽代广泛流行。一般辽代的儿童启蒙读物，主要是《论语》、《孝经》。当时流行的诗句称： 小儿学习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 （《杜诗镜铨》卷十二《最能行》）。又称： 此志方扪虱，众雏事附史。想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 （《归田诗论？村学堂》） 都都平丈我 ，即《论语》 郁郁乎文哉 ，是宋人嘲笑村塾老师念错别字。除《论语》《孝经》之外，唐李翰《蒙求》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也是常用的启蒙读物。１９７４年在山西应县辽代佛宫寺木塔内发现的《蒙求》，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刻本。从这些情况来看，辽代民间的启蒙教育基本继承了唐宋诸朝的传统，已溶为儒家文化的有机部分。

　　从应县木塔发现的印刷品来看，辽代雕印图书的地点分布很广，除燕京外，尚有南京道涿州范阳（今河北涿州市）、西京道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五台山、永安山的佛寺也有刻版印经的业务。这些雕版业除了印制《论语》《蒙求》之类的图书外，大量的是印刻佛经，如《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应县木塔中的《妙法莲花经》等等。在雕版印刷业之外，辽代还盛行雕刻佛教石经。在北京房山涿鹿山云居寺保留的辽代数千块佛经石刻，便是为了统一经文，排除异端，而使学者有所凭据，使佛经教学规范化、客观化。

　　辽代佛教盛行，境内名刹遍布。佛教寺院不仅是遁世避俗的修业之地，也是辽代重要的文化教育场所。僧徒一般从受沙弥戒到国师，都要经过一整套严格的教育训练过程。从启蒙识字到精研佛典，其中包含的知识内容十分广泛，因此在辽代的高僧中也不乏博学之士。一般佛徒均须兼通儒学外典与佛学内典，方可称为博学。诸如：丰阳立心寺的和尚了洙， 研讨六艺子史之学，掇其微妙，随所意得，作为文辞而缀辑之，积教十岁，不舍铅素，寝然声闻，流于京师 （《全辽文》卷十《沙的洙公壁记》）。高僧党苑著《大日经义释演密抄》，则广征儒书、经史，延及子、集，以证经典。这些均是融会贯通儒佛之道的治学典范。

　　辽代佛教还继承唐制，以经、律、论为三学，中京、南京均建有三学寺。

　　三学寺内 择僧行清高者为纲首，举诸郡内经、律、论学优者为三法师。凡取经律论师，差亦考试，于各宗出题答义，中选取者之人为三京法师 （《热河志》卷八十一）。金大定七年（１１６７年）的《兴中府设建三学寺碑》记述了辽代三学的渊源及其流布情况： 三学者，其来远矣。爰自于唐肇起之也。

　　迨及有辽，建三学寺于府西。择一境僧行清高者为纲首，举连郡经、律、论学优者为三法师，递开教门，指引学者。兵兴以来，殿堂廊庑，扫地而无，圣朝既获辽土，设三学如故法。 这说明三学寺这种佛教教育形式，一直延续到金代还照样施行。可见佛教教育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治理下，占有重要的地位。

　　科举制度是辽代重要的文官选拔制度，对辽代教育有着直接的影响。叶隆礼《契丹国志》记载： 太祖龙兴朔漠之区，倥傯干戈，未有科目。 至辽太宗会同初年，刘晞留守燕家， 尝三知贡举 （《旧五代史》卷九十八《刘晞传》）。《辽史》也记室昉在会同初 登进士第 ，说明在太宗会同年间，辽代已建起科举考试制度。《辽史？景宗本记》记保宁八年（９７６年）

　　诏复南宋礼部贡院，圣宗统和六年（９８８年）又 诏开贡举 （《辽史？圣宗纪》）。说明这一时期，辽代贡举正时续时断，尚无常规，直到统和年间才趋向稳定。

　　辽代贡举及第人数名额很少，统和六年诏开贡举，仅及第一人。统和七年八月放进士及第二人，九年及第一人，十一年及第一人，十二年及第二人，十三年及第二人，十四年及第三人，以后历年贡举概不出三人之数，直到统和二十四年（１００６年），放进士杨佶等２３人及第，此后历朝辽帝贡举人数或多或少，少则二人，多则１３８人（道宗咸雍六年）。统和十八年后改为三岁一试。辽代科举考试分为乡、府、省三级考试，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能，省中曰及第。三级考试的程序一般为：一、乡试合格后，由州县荐遣于五京（临潢、大定、辽阳、析津、大同五府）。二、五京府试合格后，再解到省试（尚书省试），凡解试合格有资格参加省试者，均称 乡贡进士.三、参加省试，省试及第称进士，省试合格者再参加殿试，殿试合格者称 殿试进士 或 殿试及第.省试进士及第后， 贡院以二寸纸书及第者姓名给之，号喜帖。明日，举乐而出，乐作、及门，击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试临期取旨。又将第一人特赠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应奉文字，余二三人，止授从（征）事郎，余并授从事郎 （《契丹国志》卷二十一）。

　　辽代科举考试的科目以诗赋、经义为主。圣宗时也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统和十二年，又诏设明经茂才异等科，在常科之外，又增特科一径。李世弼《金登科记序》云： 金天会改元，始设科举，有词赋，有经义，有同进士，有同学究，凡五等。词赋于东西两京或蔚、朔、平、显等州或凉廷试。试期不限定月日，试所亦不限定州府。词赋之初，以经传、子史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改一经，亦许注内出题，以诗、书、礼、易、春秋为次，盖循辽旧也。 辽代科举考试有一大特点：即是科举考试主要以汉人为对象，禁止契丹族与医卜、屠贩、奴隶及悖父母或犯事逃之者应进士举。重熙中，耶律蒲鲁举进士第，主文以契丹无举进士之条闻于上，上以其父庶箴擅令其子就科目有违国制，鞭之二百。这说明辽代统治者对契丹族人仍然侧重武事，不鼓励其习文。而对汉族士儒，则尽力抬高科举的身价，禁止一些被视为下贱职业出身的人参加。

　　（二）金代教育的基本状况

　　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是继辽之后中国北方又一个强大的割据王朝，其政权存在的年代从公元１１１５年至１２３４年，历时１２０年。女真族也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最早生活在黑龙江流域，是古代肃慎族的后裔。

　　《金史》卷一《本纪一？世论》记载金人祖先出自靺鞨氏，本号勿吉，勿吉是古肃慎之地。元魏时期，勿吉分为七部：粟末、伯咄、安东骨、拂涅、号室、黑水、白山。唐初，黑水、粟末依附高丽。李勣破高丽后，粟末退居东牟山，后建渤海国称王，传十余世后始有文字、礼乐及官府制度，黑水靺鞨居肃慎地，曾助高丽抗拒唐军，开元中朝服唐政权。唐置黑水府，以其部长为都督、刺史，置长史监视之，赐国姓李氏。其后黑水依附渤海国，五代时又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真；在北者，不籍契丹，号生女真。

　　生女真生活在黑龙江流域，号称白山黑水之间，以游牧，狩猎为生。

　　约在辽兴宗时期，活动在安出虎水一带的女真完颜部逐步强大起来，联合女真诸部，结成部落联盟，由完颜部长乌古迺为联盟长，接受辽朝加封的节度使封号，统领女真诸部。公元１１１３年，完颜旻即位后开始对外扩张，经过一系列的战争，于公元１１１５年建立国家，仿汉制称皇帝，国号大金。建都于今黑龙江省阿南城，金太宗时称会宁府。１１５３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

　　金建国后，前后发动了对辽和北宋的战争，于公元１１２５年灭辽国，公元１１２６年灭北宋王朝，成为雄居中国东北及中原广大地区的强大政权。

　　金太祖在创业之初，便曾依靠汉族士儒杨朴的辅助，奠定基业。建国之初便积极收罗 博学雄才之士 ，并仿照汉制筹谋文化教育事业。天辅二年（１１１８年）九月诏曰： 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令其所在诒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 （《金史》卷二《太祖本纪》）天辅五年（１１２１年）

　　又诏令： 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 （同上，卷二）太宗天会元年（１１２３年）又正式仿汉制，建立科举取士制度，开辟了辽朝故地汉儒读书仕进的途径，将金代教育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金熙宗继位后，开始实施更彻底的汉化政策。除了在政治上废除传统的谙版勃极烈等辅政制，全面实行汉族官制之外，在文化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缩小女真与汉族文化差距的措施：天眷元年（１１３８年）五月诏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天眷三年（１１４０年）十一月册封孔子４９代孙孔璠袭衍圣公；皇统元年（１１４１年）金熙宗又亲祭孔庙，再拜而退，盛赞 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 （《金史》卷四《熙宗本纪》）。这表明金熙完颜亶高度重视汉族的儒家传统教育，并视之为万世可尊的学问之道。

　　熙宗以后的金代历朝皇帝也都十分重视引进先进的汉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建设。像海陵王完颜亮这样生性 僄急多猜忌，残忍任数 的人，在位期间虽然天下骚动 ，不暇他顾，却仍然主持建立了国子监等教育设施，并规定了以儒家经典、诸子、史传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体系。到世宗完颜雍时期，金代社会实际已经完全汉化了，以至金世宗反复告诫大臣及宗室子弟勿忘女真旧风，并声称 女真旧风最为纯真，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他一方面强调不忘女真旧俗，对海陵王迁都永乐以来 女真人■忘旧风 的状态感到忧虑，另一方面则主张将女真的旧俗与汉族的典章文化溶为一体，并组织翻译《易》、《尚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指出： 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 （《金史》卷八《世宗纪下》）。遂命将上述译著颁行天下。世宗之后的章宗、宣宗、哀宗诸朝，也均对尊孔、读经有明文的规定，并在科举和兴学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出现了 儒风丕变，庠序日盛 （《金史》卷一○三《文学传》）的文治局面，使得金成为较辽、夏诸朝汉化程度最高、普及范围最广的朝代。

　　金代的中央官学。天德三年（１１５１）始置国子监后，分为词赋经义生和小学生，招收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僚子弟，１５岁以下进小学，１５岁以上进大学。世宗大定元年（１１６６年）始置太学，定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及曾得府荐及终场人入学，养士名额初为１６０人，后扩为４００人。国子监与太学均设有专职人员管理教务或施教。国子监设祭酒、司业及丞，并有博士、助教和教授等职。太学则设博士与助教。凡补试学生，太学生礼部主试，曾得府荐及终场人皆免试。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年），有人曾建议章宗采用王安石的三舍法以兴学校，采崇宁的八行取士以行乡贡，遭到众官的反对。但从此采取了扩大地方官学的一系列步骤。金代的中央官学除国子监、太学之外，尚有大定十三年设置的女真国子学，专收各路女真学推荐来的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中优秀学子，学习大小女真字和儒家经典，其中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由新进士为教授，主持教学工作。除此之外，金代还设有司天台及医学，均设有司专职研究与教学的使命，并招收一定名额的学生。《金史？章宗本纪》记 国子祭酒率六学诸生上表陈请 一事，不知 六学 所指的具体学校名称，也不知与唐代的中央六学有无对应的关系，但可肯定中央官学共有六类。

　　金代地方官学也很发达，并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校系统。世宗大定十六年（１１７６年），金代始设府学，凡十七处，共千人。专收 尝与廷试及宗室皇家祖先以上亲并得解举人 （《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其后增设州学，专收 五品以上官曾任随朝六品官 子弟入学，另外收其他品级官僚子弟中曾经府荐及同境内举人，孔子阙里子孙及数经府荐和终场试者也有一定的名额比例。女真学始于大定四年（１１６４年），朝廷以女真大小字译《尚书》，颁行后，选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共达三千人之众。大定十三年以策诗取士，京都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及州学，全国共设２２所，学生选取方式与国子监的词赋经义生同制。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年），金代大规模地扩充地方官学，在大定旧制之外，增设府学２４所，学生９０５人。其中，大兴、开封、平阳、真定、东平四府养士６０人；太原、益都二府５０人；大定、府间、济南、大名、京定诸府各４０人；辽阳、彰德各３０人；河中、庆阳、临洮、河南各２５人；凤翔、平凉、延安、咸平、广宁、兴中诸府各２０人。就各府分配的学生名额来看：以现在山西南部、河南、河北南部及山东西部一带文化较发达的中原地区人数较多，而甘陕西凉及女真旧地名额较少，说明府学名额的分配，十分注意汉族士儒的需求。节镇学增设３９所，养士６１５人；防御州学２１所，养士２３５人。女真府学始设于大定十三年（１１７３年），以新进进士担任教授，分置于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盖州、隆州、东平、益都、河南、陕西诸路府州。从这些学校的教师设置来看，女真学与一般的府州儒学相比，教学质量偏低，一般府州学教授须由 五举终场或进士年五十以上者 担任，而女真学教授，只须新进进士。这些地方官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根据科举考试的词赋、经义二科的需要而设置，一般来说，均以儒家的经典著作为主。世宗大定年间，曾组织翻译女真大小字的《孝经》、《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列子》、《新唐书》，并颁行地方学习。章宗时学士院又进唐宋文人韩愈、杜甫、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王禹称、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人的文集２６部。朝廷还诏求《崇文总目》中的书籍，又诏令亲军３５岁以下者学《孝经》、《论语》。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年），有司言律科举人只知读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治《论语》、《孟子》，涵养器度。遇府会试，委经义试官出题别试，与本科通定去留（《金史》卷九《章宗本纪》）。从这些情况不难看出：金代官学，无论是一般儒学还是女真学，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课程，同时兼学老庄学派诸子百家及历史著作，词赋学问则着重参研唐宋各大家的作品。专业学科如律科在本科之外，兼学《论语》、《孟子》，以 涵养器度 ，并列入科举考试范围之内。

　　金代十分重视对女真族子弟的教育，除了设置学校之外，还制定了一种近似强迫性义务教育的法令。《金史？选举志》记： 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户内无愿学者，则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 也即是说：接受教育，是女真诸部子弟的法定义务，如果不愿入学，则要依法强制其充入学额。不仅如此，金章宗还要求身边的近侍及将要担任地方官职的人一律受教。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年），诏令：诸有司，凡承应人，系将来受亲民之职，可命所属谕使为学，其护卫符宝、奉谕奉职、侍直、近密，当选有德行学问之人为之教授（《金史》卷九《章宗本纪》）。

　　明昌四年，金章宗谈到荐举人才，又强调： 今之察举官吏者，多责近效，以干办为上，其有秉心宽厚欲行德化者，辄谓之迂阔，故人人皆以教化为余事，此孝弟所以废也。若论所司官吏能务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则教化可行，孝弟可兴矣 （同上）。这一点，表明金代统治者最终确认了以教化治理地方庶务的儒家传统道德思想。

　　金代的官学，除儒学及女真学之外，以医学最为发达。医学分设于各府州地方，并附设于国子学与女真国子学内。像皇宫内院、东宫、太兴府等机构内均设有医正、药正，诸职、诸路设有医学博士。金代医学，定有严格的考试制度，每月试疑难，以所对优劣加惩劝，三年一次大试，诸太医虽不系学生，亦可试补小学。金代医学教育取得突出的成就，我国古代金元有四大名医，其中刘完素与张元素位居其中。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著有《素问元机原病式》《宣明论方》诸书，他的学说经其门人张从正的继承发挥，形成了以用药多用凉剂，以攻治邪的流派，其著述繁富，医家称之 发明运气之理，兼及诸家方论，于轩岐奥旨，实多阐发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医家类二》）。张元素字洁古，易州人。著有《病机令宜保命集》，其弟子李杲，字明之，真定府人，著有《内外伤寒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诸书，其治法 取补土生金，升清降浊，得阴阳生化之旨 ，以土为万物之母，以脾胃为生化之源，形成温补一派。其学说对传统的伤寒病原理有很大的发挥。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还需要指出的是：金代的学官设置十分广泛，不仅教学机构中设有学官，其他政府机构或内宫也多设有形式各异的司教人员，这些司教人员，有的主司专业教育，有的则是辅教帝王或王室子弟。如：太乐署设置令、丞， 掌调和律品，教习声音并施用之法 （《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一》）。益政院，置于内廷，以学问该博，议论宏达者，上值，备顾问，讲《尚书》、《通■》、《贞观政要》，名为经筵，或称内相。宫人女职：内设女史十人，掌经籍教学，纸笔几案之事（同上，卷五七）。亲王府设辅正， 掌师范辅导，参议可否 （同上）。至于詹事府设置的教职，更是多样：除司经正及副正掌经史图籍外，尚有左右谕德及左右赞善， 赞谕道德，侍从文章 （同上）。

　　这些宫廷内部司教人员的设置，反映了金代保傅教育的概况。

　　金代科举始创于太宗天会元年（１１２４年），其时 急欲得汉士，抚辑新附，故设科取士 （《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三《选举考》）初无定制，也无定期、定数。天会五年（１１２７年），因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缺，以辽宋不同制，诏南北各因其所习业取士，号南北选。天眷元年（１１３８年），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取士，科举考试内容开始接近统一。至海陵王时，于天德三年（１１５１年）废除南北选，增设殿试制（天德二年），贞元元年（１１３５年），又定贡举程式修理格法。正隆元年（１１５６年）命于五经之史正文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举，科举考试制度从此有了统一的规定。

　　金代科举考试制度兼采唐宋之制和辽制而有损益。考试科目有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经童。天德三年（１１５１年）罢策试科，设女真进士科。女真进士科初仅试策，后增试论，故称 策论进士.金代取士，凡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进士；凡律科、经童中选者谓举人；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官之；至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谓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为第而不复黜落。凡词赋进士试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论策各一道。

　　金代科举分为四试制：乡试- 府试- 会试- 廷试。乡试在每年三月二十日举行。府试日期：策论进士八月二十日试策问，间三日试诗；词赋进士于八月二十五日试诗赋，间三日试策论；经义进士又间词赋后三日试经义，又三日试策。此后每隔三日依次试律科、经童。会试于正月二十日试策。廷试，策论进士在三月二十日试策，三月二十三日试诗论，词赋进士于二十五日试诗赋论，而经义进士于同日试经义。

　　经童科始创于金熙宗即位第二年（１１３６年），海陵王天德年间废止，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年）章宗即位初复置。其制：凡士庚子年１３以下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１５题，通１３以上；会试每场１５题，三场共通４１以上，为中选。经童科以幼而诵多为贵，因而朝野对其评价不一，其录取人数最多时达１２５人，以后陆续减少，一般均在数十人左右。

　　金代教育及科举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允许女真族人参加科举，但与汉族士儒不同制，专设女真进士科，女真侧重策论，汉族侧重词赋经义，这与辽代的政策有所区别。二是科举中虽设有乡、府、会、殿四级考试，但进士、举人名分不是根据通过逐级考试获得资格，而是根据应举科目内容确定名分：应律科、经童试者为举人，应策论、词赋、经义试者为进士，所以途仕分为三科进士，府试、会试、殿试均有进士的称谓。这与宋朝辽两均有不同。三是同辽代相比，金代还设有制举，且体制完备，远非辽人应时草率之举所能比附。金代在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年）始创制科，明昌元年（１１９０年）始定应制宏词科，次年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宏词、达于从政等科。凡应荐者，经学士院及廷试考试列优等者，均可破格提拔，上等可升迁二官，次等升迁一官。四是金代对学校养士及有关教育经费问题，采取法律的形式加以解决。章宗泰和元年（１２０１年）九月，更定《赡学养士法》，规定： 国子生人给民佃官田百八亩，岁收以所入租，官为掌其数 （《续文献通考》卷五十五《学校考》）。这同宋辽两朝的养士之道虽大体相似，但在形式上有更加明确的规定，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五是金代统治者在加强汉化教育的同时，仍然十分重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教育。金代创置女真文字及女真学就是增强女真文化力度的重要举措。世宗完颜雍反复强调不忘女真旧风，并力图把女真风俗传统与儒家文化的教义融合为一体，也是在这一方面的重要努力。这种努力显然是为了在缩断女真与汉族文化差距的同时，保持女真文化的特色和优良传统，维持并强化女真民族的团结，进而巩固女真族的统治地位。

　　（三）辽金二朝的教育家及其思想

　　辽金两朝在教育思想方面，较同时期的宋王朝大为逊色，保存的史料也数量很少，又加以文字禁例森严，兵兴不断，典籍佚散，目前很难获得有关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完整认识。诚如《辽史？文学传序》所称： 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序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事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但其风气刚劲，三面临敌，岁时以蒐狝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然。 辽金两代的情况虽有差异，但大体相同，现仅从零散的史料出发，对辽金时期几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作一粗浅的说明。

　　赵秉文（１１５９- １２３２年），字周臣，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１１８５年）年进士及第，后历官州县，章宗时入朝任职，累迁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益政院设书官等职。任职期间读书著书不懈，著作有《易丛说》、《杨子发微》、《中庸说》、《太玄笺赞》十余部，收入《滏水集》中。元好问《闲闲公墓志铭》称他： 不溺于时俗，不泊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六经，从容乎百家。 在教育思想方面，他主张以儒家的道德性命学说为宗旨，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 传道 ，道之所用，则须开物成务。教育的任务既为传道，道之所言则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最基本的内容；五者为 天下之通道 ，至于杨雄、韩愈闢老佛而倡立之道，则是 各有当 而未为正理。对于人性问题，他以孔孟的学说为依据，强调 性之本体的重要性，指责佛道人性论及荀子性恶论、杨雄善恶混及韩非性三品皆非性之本，执其一端而已。他强调性之本体与天理及道的同一性，认为修道便是教育的基本内容，而修道的目的便是 复天理之真.在这一点上，他实际吸收了唐代李翱和宋代理学家的观点。

　　在治学方法问题上，他强调理论与现实相联系。指出： 夫道，何为者也，非太高难行之道也。今夫清虚寂灭之道，绝世离俗，非切于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若也。至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大德，可一日离乎？故曰：可离非道也。 （《滏水集》卷一《诚说》）因此，他主张修道之士应从最切近的事情做起， 由近以及远，由浅而至深 ，切忌 贪高慕远，空谈无得.赵秉文这种注重践行的务实学风，显然也是针对佛教的学说而言的，但在金王朝积极推进汉化教育的过程中，强调务实的学风，显然也助于避免熏染汉族地区业已成风的理学空谈习气。

　　杨云翼（１１６９- １２２８年），字子美，赞皇檀山（今河北省赞皇县）人。

　　章宗明昌五年（１１９４年）登进士第一，后累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一度任太学博士。他曾与赵秉文同掌文坛之事达二十年之久，时人有 杨赵 之称。

　　在教育思想方面，他主张以传统的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认为： 学以儒为正，不纯乎儒，非学也；文以礼为主，不根于理，非文也 ，他回顾儒学发展的历史，认为魏晋以降，学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于异端，不本于仁义之说而尚夸词，因而造成了种种病端，他效仿韩愈奋然捍卫儒学道统，提倡 儒之正理 ，其治学宗旨，与唐宋以来的一些重要教育家如韩柳、宋初三先生及程、张、朱熹等人也有异曲同工先后呼应之势。

　　作为一个多年辅政于帝王的重臣，杨云翼十分重视阐发帝王之学的原理。在一次旁听侍读为金哀宗讲授《尚书》的过程中，他提出： 帝王之学不必如经生分析章句，但知为国大纲足矣.他列举 任贤 、 去邪 、 与治同道 、与乱同事 、 有言逆于汝心 诸条，详加说明，深受金哀宗的器重。同时，他还发挥韩愈尊师重道的观点，并建议帝王不仅要尊师，还要交友，以便能广泛地吸取他人之长为我所有。同时，杨云翼还重视自然科学技术的教育，一改鄙视方技工匠之学的传统儒学观念，主张博学兼通，服务社会，他本人便是一个精通文学、经义、天文、历法、医卜的博学大儒。

　　王若虚（１１７４- １２４３年），字从之，号慵夫，真定藁城（今属河北省）

　　人。他少年颖悟好学，以文章德行著称于当地，承安二年（１１９７）中经义进士，以后历官州县，参预修撰国史，官至左司谏等职，元灭金后，隐居泰山而逝。王若虚身为一代大儒，深受学者推崇，被认为是与赵秉文、杨云翼并称的学界 当代矩公 、 士林仪表.有的学者称他 学博而要，才大而雅，识明而远 （《滹南遗老集？序》）。有的学者称他的学问 本诸天理，质诸人情，不为孤假崖异之论 （同上）。但总的来说，他的思想受宋代理学的影响较大，但又不是完全妄然苟同。一方面他赞扬宋儒 使千古之绝学，一朝复继 ，推崇理学家 推明心术之微，新析义利之辨，而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所未见 （《滹南遗老集》卷四十四《道学发源序》）。

　　另一方面也指责理学流于佛道， 句句必涵气象，而事事皆关造化 ，朱熹注《论语》也有 妄为注释 、 过为曲谈 的偏差。他反对理学家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观点，主张圣人之学应当顺乎人情。这无疑是一种较中肯的见解。

　　在学习儒家经典方面，王若虚强调经典的价值，反对断章取义，或据注释及史传来解释儒学的真义。他主张全面理解儒家经典的精神实质，以积极的态度学习古代的志士仁人，既要明晓善恶，辨知是非，又要明哲保身，无有祸败，否则便是 愚暗妄行，不知义理.王若虚在金元两代教育界有相当的影响，他的学生不少在元代为官，继续传播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主张，他的著作也曾在元代兴贤书院、双桂书院等地重印，成为沟通金元两代教育思想的一座学术桥梁。

　　在金代末期，除了上述赵秉文、杨云翼、王若虚之外，金元之际的元好问，也在教育思想方面颇有建树。元好问虽然主要是一位文学家和诗人，但他注重诗文的道德教育作用，提出 诗以载道 的主张。他对于科举制度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写过州县办学的记文，提出 风俗国家之元气，学校王政之大本 ，并认为 权利以作新民 ，教育不仅要培养人材，而且还具有 新民 的使命。这些思想，都包含了丰富的哲理，至今仍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十、结语

　　宋辽金夏诸朝的教育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一向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就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而言，如果视盛唐为其鼎峰的话，宋代也被视为持续发展的高原时期。但就文化的角度而言，学术界则较多倾向于将宋代文化视为顶峰，并认为：宋代文化的成就，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朝所不能及。辽金诸朝文化虽不及宋代繁荣，但在推进汉化政策，缩小中原与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之间的差距，沟通民族文化及其心理、习俗之间的交流方面，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而宋辽金诸朝一系列文化成就的取得，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教育事业的繁荣，并且与之互为羽翼，相得益彰。

　　宋代的教育有哪些重要的作为呢？概略言之，可以归纳出几点：首先是科举制度的完备化及其规模的扩大，不仅刺激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与普及，而且使大批庶族平民子弟加入仕途，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有效地限制了汉唐以来一向专断朝政的门阀士族集团的势力。科举制度本身经过宋代的改革，日益完备，定型，并为以后朝代沿用。

　　在学校教育制度方面，宋代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形成了较完备的中央地方两级配套的官学体制，其内部管理制度也更加齐备，譬如：宋代确定了 学田 制的教育经费补充制度，建立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 提举学事司 ，太学实施的三舍法及其升舍之法，也多为后世学校所取鉴，并且成为元明时期学校升贡的祖型。

　　在教育的思想与方法上，宋代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往来论辩，对于各种教育命题的思考和分析，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和深度，对后世启示良多。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大多发源于宋代，或在宋代确定了基本的框架。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分析和批判。不仅认识到宋代学术思想的积极意义，更需要澄清其流弊，明辨是非，对封建文化教育的旧传统，给予客观全面的估计。

　　宋代教育还为后世学者所称道的，是书院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书院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在传播、积累文化学术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既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官学之外，又在一定程度和条件下，与官学合流。它的产生，得益于多种历史文化因素的作用，但它的高度发展，却主要得益于宋代理学的兴盛。对于书院的历史价值，我们至今仍有多方面的评说，并且正在寻求和恢复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

　　对于辽金两代教育，我们仍然着重探讨其文化教育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动机，并高度评价辽金教育在开发北方地区的文化和保留中原文化遗产方面的积极作用。但限于史料，对于辽金教育的介绍比较粗略，对于考古文物的参鉴，也尚显不足。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教育史界前辈学者的多方面关心和指导。其中，我的老师王炳照教授所著《中国教育通史》中有关宋代教育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张希清先生有关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以及我的老师尹德新教授、蔡春教授所编《历代教育笔记资料》宋辽金元部分，对我启迪良多。辽金部分，则较多地吸收了著名辽金史学家陈述教授及宋德金先生、程方平先生的研究成果。限于体例，书中未能一一标出，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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