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晚清，系指同治至宣统，即1862年至1911年的50年间。这时华侨大量拥向南洋，是清朝政府逐渐改变华侨政策和华侨祖国意识强化的时期。了解华人移民南洋的情况及其与祖国的关系，应当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中国人向南洋迁徙，明朝初年业已兴盛，此后络绎不绝。比如，在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的60年间，每年进入西加里曼丹的就在3000人以上，到1820年在那里居住着15万华人（温广益等《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又如1832年（道光十二年）在菲律宾有几万名福建人（道光《厦门志》卷八）。19世纪60年代初，清朝政府同英、法等国订约，允许华工出洋，跟着出现华人出国的热潮，及至1893年光绪十九年清政府宣布废除海禁旧规，出国的人员骤增，纷纷进入美洲、非洲、澳洲，南洋地近中国，更是华人奔赴的处所。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薛福成讲，每年到南洋的华工有10余万人（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几年后，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出使俄国的王之春说，每年去南洋的华人多达十五六万（王之春《使俄草》）。王、薛的不同数字说明南洋的华侨在逐年增多。我们知道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1860年为22.1万；1870年增至26万，平均每年增加3900人；1880年华侨34.4万，自1870年以来每年加多8400人；1890年华人46.1万，自1880年以来年增17000人；1900年华人达53.7万人，自1890年以来年增7600人（参沈己尧《东南亚——海外故乡》）。华侨的增长在前30年呈现出直线上升的势态。在缅甸的华侨，1861年有1万人，1891年增为4.3万，年平均增加1100人，1911年达到12.4
万人，自1891年以来，年增4050人（B·Φ·瓦西里耶夫《缅甸的华村社》），华侨数量迅速上升。华人不断地流入，到1890年（光绪二十六年）在南洋人口达300万（《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薛福成疏），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达到400万（《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杨晟文）。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50年中，华人像潮水一样，汹涌澎湃流入南洋各地，是真正的出国潮。这样使得这个时期的下南洋，人数多，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且有持久性，这就使它与前此任何时期相比具有了不同的特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加速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时人民灾难更加深重，无法维生，闽粤沿海人民只好出洋谋求生存。陈述在《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中指出：“光绪末，国政日非，民俗日下，携眷而出，势如奔涛，不可复遏。”中国半殖民地化加速了华人的流向南洋。19世纪下半叶南洋土着居民不多，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为实现资本输出，更多地掠夺南洋财富，深感劳动力的匮乏，希望用华人去补充。为此，英法两国政府于1860年10月，分别强迫清朝政府在中英北京《续增条约》、中法北京《续增条约》中承认它们来华招工的权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华人大量被招往南洋做苦工。光绪间修撰的《闽县乡土志》写道：“膂力强者，用应洋人之招，为苦工于绝域，彼族以牛马视之。”民国间编写的福建《永泰县志》讲：“同治初年，英、荷诸国开辟荒岛，乏人垦治，以重资诱往作工，遂有贩卖猪仔之事。”都是说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华招劳工的事实，晚清华人的大量移民南洋，正是西方资本输出、扩大在南洋殖民的时期。
南洋华侨的公益活动
晚清南洋华侨同国内经济联系密切，渠道甚多，诸如侨汇，举办公益事业，兴办工商企业，向清政府捐饷等。华侨多系“卖猪仔”只身出洋，然而怀念父母妻子，把省吃俭用节余的银钱汇寄回国，赡养亲人。清朝驻德大使杨晟于1906年估计，南洋侨民每年寄给亲属的银钱在1000万两以上。1890年薛福成就新加坡一地而论，说在前此13年内，华侨携寄回国的钱财不下一二千万两。近年林金枝在《略记近代福建华侨》文中估算了福建华侨汇款数字，列表如下：
年度华侨汇款数字（元）年度华侨汇款数字（元）
1871～188443，540，000190719，156，000
1885～189814，540，000190819，368，000
1899～190460，000，000190921，700，000
190520，534，000191023，396，000
190619，898，000191119，368，000
福建的华侨90％以上在南洋，所以侨汇主要来自南洋华侨。从福建一省看，自1885年以来，每年侨汇1000万两以上，甚至2000多万两，数字巨大，杨晟等的估计一点也不过分。华侨热心于家乡的公益事业、赈灾、修桥、办学、建善堂，乃至于修家庙、建寺宇。福建同安县华侨杜文艮在缅甸经商，于1887年至1908年用30多万两银子在家乡行善，赈济灾民，修缮双溪书院考棚，又给慈禧太后献玉佛，因此使其父母、祖父母得到二品诰封，李鸿章为他建立“乐善好施”牌坊；同县菲律宾华侨陈谦善，先后捐款赈济山东、顺天、直隶、福建灾荒，清朝给予一品封典；同县律华侨柯祖仕，“置祀田为祖祠祭费，设义塾供人来学，每值故乡荒年，购米平粜，……捐修庙宇，舍药施茶、刊刻善书，及筑桥造路，诸善举悉彰彰在人耳目”，清政府给予道员职衔；同县印度尼西亚华侨黄志信，在本县筑路，平粜，重修凤山庙，赈济直隶河间府，受到清朝中宪大夫的封赠（民国《同安县志》卷三十六）；广东嘉应州印度尼西亚华侨李步南在家乡修桥，筑路，设茶亭，给松市口育婴堂、梅安书院、李氏私塾经费（光绪《嘉应州志》卷二十三）；同县贡生陈国宝，于1867年同治六年往暹罗贸易，同时向该处华侨募捐，回乡重建县育婴堂，收弃婴百名（同上书卷十四）；番禺县新加坡华侨胡璇泽赈济山西灾荒，在家乡建宗祠，周济贫乏，助人丧葬费，1877年被清政府任命为新加坡总领事（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二），等等。少数南洋华侨开办机器工厂和建筑铁路。中国最早的机器缫丝厂即由华侨创设。南海县继昌隆缫丝厂是民营的一家机器缫丝厂，它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由华侨陈启源创办。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梅县人苏门答腊华侨张煜南出资50万元，与谢荣光等办潮汕铁路有限公司，1906年铁路筑成，全长42公里。潮州籍的暹罗华侨组织华暹公司，购买轮船四艘，从事汕头与曼谷的航运业务，以免这段航运为外国人操纵。不过，总的说，华侨办实业不多。徐珂编辑的《清稗类钞》指出，华侨“于祖国之振兴工艺诸端，鲜或措意及之”，因此才有陈子宣到新加坡游说华侨办工业，不要受人愚弄，爱好虚荣，捐赈捐饷得诰封。
清朝政府为建设海防和进行一些战争，派人到南洋向华侨募捐，华侨也是慷慨解囊。左宗棠在福州办造船厂，资金不足，福建海澄籍暹罗华侨陈金钟捐银一万两，陈又有捐赈事，所以被清朝授予道员衔；另一海澄籍的槟榔屿华侨邱忠波亦从事海防捐献，也获得道员虚衔；前面说过的陈谦善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捐银助饷；胡璇泽捐献银两，供给清军镇压太平军余部。
南洋华侨对国内的经济资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解决侨眷的生计问题，帮助侨乡人民安排生活。我国在18、19世纪人口大增，而耕地增加及劳动生产率提高极其有限，因而在封建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同时，人民生计问题特别严重，几百万华侨到南洋谋生，解决了自身的衣食问题，就给国内减轻了人口压力。不仅如此，他们还以每年上千万两的钱银赡养亲属，使得相当部分的侨眷得到温饱，如侨乡潮州人仰赖侨汇为生的占到全部人口的40％～50％。华侨在家乡兴办的公共福利事业，惠及了乡亲，人们得到一些救济，有利于改善生活。1894年（光绪二十年）以降，嘉应州接连遇灾，米价腾飞，南洋华侨立即从暹罗、安南、缅甸运回大米，平价出售，遏止了米价的上涨。相比之下，1832年大灾，那时华侨少，无人进行平粜，潮州人吃了苦。这是侨乡人民得益于华侨援助的显例。
其次，促进海外贸易的开展，增加出口，多少弥补了严重的入超。因为有南洋华侨，国内的对外贸易有了两项业务，一是专为华侨生活服务的营业，一是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南洋华侨众多，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还是中华式的，因此需要国内物品，侨乡的出口，相当部分是对华侨进行的。潮州出口商，“凡（华侨）潮人日常生活所需，皆以配运出口销售”，为进行此种贸易，组织了南商公所等专门机构。福建向南洋输出茶叶，光绪后期每年行销十几二十多万石，获银五百多万两。上海出现南洋庄，专做对南洋华侨的进出口贸易，出口的主要是药材、丝绸、日用百货。1910年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组织南洋劝业会，促进对南洋贸易，由于华侨及南洋土着居民的需要，南洋市场充斥着中国货物。如西贡市场到处是中国食品、杂货、绸匹、药材。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在三宝垅佐哈尔市场，有240家商摊，大多是华商，出售碗碟、布匹、杂货、铁器。菲律宾从中国进口的物品是：丝绸、伞、瓷器、瓮、罐、碗、盘、蛋类、粉丝、水果、火腿、茶叶、药材、药品、皮箱等。侨汇和因华侨而开展的对外贸易，使中国外汇收入增加，多少弥补入超带来的经济损失，薛福成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贸易与各国相衡，亏短甚巨，然尚有周转者，以华民出洋所获之利足资补苴也。”饶宗颐等在《潮州志》中指出：“海外华侨输回之金额，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中占一重要项目。”他们还是仅就侨汇而言，加上海外贸易的收益，华侨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就更大了。
光绪间编修的《嘉应州志》写道：“……今日则谋生愈艰，所幸海禁已开，倚南洋为外府。”倚南洋为外府不是嘉应一地的事，所有的侨乡皆是如此，它反映了南洋华侨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意义：弥补入超，平衡国际收支，赡养侨眷，减少中国的人口压力。南洋华侨出去时大多为“猪仔”，等于是国家的弃民，但他们功在祖国，千古不会磨灭。
复次，开办新式工商业的作用。前述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创设后，获利丰厚，反响应时而生，三四年内在南海、顺德两县出现百家丝厂，其中有机器缫丝厂三四家。机器缫丝厂规模较大，雇佣工人多达八九百人，生产提高，使丝的出口增加，在国际市场与日本丝抗衡。但是这种企业太少，影响微弱。当时少数人有办实业的愿望，广东阳山县人朱学发，在光绪间深感国势衰弱，认为开矿可以救国，打算到南洋矿场当工人，学习经验后回国开办矿业，然因已经五十多岁，不能成行，派儿子朱海均前往，海均出洋致富，却没有回国开矿。当时中国的国情还不允许华侨大规模回国兴办新式工商业。
南洋华侨的中华生活方式
晚清南洋华侨的日常生活、社交、风俗习惯，都同中华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
穿着、饮食、居住方面。19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华人“衣冠语言礼仪风俗，尚守华制”，西贡华侨“衣冠风俗皆守旧”（邹代钧《西征纪程》），直到1920年，印尼网甲华人的“衫裤式样，俱属华装”，都是用中国产的蓝黄绺条布制作的。前此更应是这种情形了。华侨的中国式着装，影响着所在地的居民，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的时代，黄色服装供贵族专用，蓝色服装为平民所用，“这个风俗习惯起源于中国”（欧·马·阿利普《华人与马尼剌》），因为中国历来以服装的颜色、质地式样区分人的贱，华侨把这种衣装习惯带到了菲律宾，可见华侨自身采用中华装束的牢固性。华侨的饮食保持在国内的习惯，1866年西贡醉乡楼饭庄“所有菜蔬肉食果面皆中华味”（张德彞《航海述奇》），菲律宾的华人，吃食中国饭菜、馄饨、杂碎、烧包、米线、烤乳猪、春饼、白菜、粉条、芹菜、豆豉以及荔枝、蜜饯，所用的炊具也是华式的锅、平锅、钳锅。华侨或者把中国
式的建筑移植到南洋，或者使自己的居处具有一定的中国建筑风格。在19世纪末的菲律宾，华侨“屋宇皆华式，店肆皆华款”（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华人住宅和在国内一样，雕刻飞龙、彩云、悬挂匾联，穷人家门口也贴对联，富人家花园，多有中国江南园林的假山、水池。新加坡槟榔屿华人的花园已多是西式的了，但“楹联匾额所在皆有”（蔡钧《出洋琐记》），保持一定的华风。发型与服饰联为一体，男性华侨在南洋和国内一样梳辫子，三宝垄华人20世纪初才有人剪掉辫子，辛亥革命后与国内同时出现剪辫子运动（林天知《三宝垄历史》，李学民等译）。拥有清朝职衔的人，在一定场合，还穿起官服，1866年出访西欧的官员斌椿路过新加坡，侨商陈鸿勋因有都司虚衔，“顶帽补服”地去拜会他（斌椿《乘槎笔记》）。
家庭、家族、祭祖。华侨有大家庭观念，凡成家立业者，多组成直系家庭，以代数多为荣。家庭内讲究夫唱妻随，父慈子孝。华侨出洋，往往是同宗族的人互相招来，团聚在一起。虽是这样，宗亲毕竟还是稀少，于是认同宗，凡是同姓，就以为是亲骨肉，互相帮助。同宗族的人建立家庙，槟榔屿的林、杨、邱、李、谢、黄、王、胡、梁、陈等族都有宗祠。印尼有汾阳世家、高阳公祠、杨氏联谊会。各个家庭、宗族极其重视祭祖，逢年过节必祭，清明扫墓，娶亲拜家庙。
婚丧。婚姻由父母做主，一部分在国内结婚。侨乡有所谓“填房婚”，即男子在外经商或出洋，一时难以回家，就由家人代为迎娶，或者让姊妹拜堂。有的侨居地华人间联姻的，还有娶土着妇女的。华人间通婚，采用“六礼”的方法，其实在国内亲迎之礼许多地方都不实行，而槟榔屿的华人却信守不变。华人把中国丧葬方式带到侨居地，守丧时孝子按照古训睡在地上，枕土块。请和尚做功德，烧纸钱，孝子百日以内不得理发、剃胡须。送葬时亲属穿孝服，用锣鼓喇叭吹打，讲究典礼隆重，送葬的人愈多愈好。相信阴阳风水之说，葬期要选定吉日，葬地要风水好的，因为选吉地需要时间，而印尼荷兰殖民当局不许停尸超过一天，华人为时间宽裕，经过强烈要求，获得延期出殡的允准。重视夫妻合葬。墓地立碑，刻字如同国内，“某处诰封某某之墓”（《航海述奇》）。
会馆。前述宗祠是小的社会群体，会馆，依华侨的原籍建设起来，或为一省，或为一府，或为一县，或为所有华侨的组织，是规模较大的群体。它有不同的名称，在会馆之外，或称作公司、公所、公会、同方会。这种组织很普遍，所谓“南洋随地皆有会馆”（《槟榔屿志略》）。西贡有福建会馆、广（州）肇（庆）会馆，堤岸有潮州、嘉应、琼州三会馆，河内有福建会馆，海防有华商会馆，槟榔屿有平章会馆，新加坡有福建会馆，吉隆坡有闽人会馆，仰光有宁阳会馆，巴达维亚有中华会馆、华侨公会、广肇会馆，棉兰有福建公所，三宝垄有洪义顺会馆，印尼还有嘉应州、潮州、惠州、琼州、永春、福州、焦岑、大埔、石扇、中山、漳州、玉融（福清）、晋江、安溪、金庆、同安各地会馆，江浙公馆，梅县同乡会，永定公会，山东公会，等等。华侨设立会馆，是用群体的力量谋求商业发展；保护自己利益，如由会馆聘请状师（律师），代打官司；进行慈善事业，如设立义冢，办义学，赈济贫病同乡。
教育。华侨在南洋办学，于19、20世纪之交，经过两个阶段的变化，在前期实行私塾教育，完全模仿国内的办法。新加坡有萃英书院，槟榔屿有槟城义学、闽义学、粤义学。义学规定：学生先读《孝经》，次读“四书”，塾师先以“礼仪进退应对”教育学生，每逢朔望，要把圣谕和孝悌忠信的故事讲给学生听，令他们“心体力行”（《槟榔屿志略》）。这种学习四书五经，采用背诵的方法，灌输孔孟之道，与国内没有两样。戊戌变法之后，国内情况有所变化，学堂出现，南洋华侨跟着兴办学堂，取代私塾。这些学校请清朝留学生做教员，采用日本小学教育制度，使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式教科书，改变了专习儒学的教育状况。
宗教信仰。中国沿海居民多崇信天妃（天后、妈祖），建造祠宇拜祀，南洋华侨也是这样，到处建立天后宫，1889年三宝垄华人开始建立妈祖庙，新加坡的福建会馆设立在天后宫内，西贡穗城会馆后殿供奉天妃娘娘，这就是说会馆所祭祀的神灵就是天妃。明清时期中国人特别崇信关羽，所在皆有关帝庙，如华侨在西贡、海防设立了关帝庙。土地祠遍及中华各个村庄，印尼的华侨也敬奉土地神，称它为大伯公庙，祈求它的保佑。光绪间，巴厘岛附近的华人村有祠宇，春秋报赛，在国内春祈秋赛所敬的就是土地神，这里也不例外。中国人相信各种神灵，传说有保生大帝，能给人治病，印尼华侨从国内做保生大帝塑像运去供奉，直到19世纪末人们有病还去求它。南洋华侨信佛的甚多，建设寺庙，不断重修，往往从国内运去菩萨塑像。
文娱。华侨也保持了中国人的习惯，侨民中多广东人，他们爱看粤剧，西贡有粤人剧团，白天黑夜开演，上演的是三国戏。新加坡的戏剧，也是由广东人演出。华侨爱读中国历史小说、英雄演义。19世纪70年代，印尼出版爪哇文译本《薛仁贵》、《杨忠保》、《狄青》、《贵夫人》，随后印行了马来文译本《乾隆君游江南》。1894年刘永福黑旗军守台湾，消息传到三宝垄，华人说黑旗是法宝，就像东周列国时代孙膑的旗子一样，只要黑旗一挥，全世界就要变黑，日军不易打败他，显然传说这些话的人知道春秋战国的故事，而这种知识可能来自《东周列国志》。此外《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故事，也在华侨中流传，人们利用它分析事情，作出判断。由此可知古典小说、传说故事对南洋华侨影响的深远。有的华侨因缺少健康的文化娱乐，沾染上赌博、吸食鸦片的恶习，有的华侨上层人物以包卖鸦片，并设赌场作为增加财富的渠道。
节庆日。南洋华侨与国内一样，重视元旦、端午节、中秋节以及清明节、中元节，家庆的生日和忌日。元旦守岁，贴对联，拜天地；元宵节提灯夜游；端午节坐船；八月节晚上
赏月。娶亲、做生日搭喜棚，摆设象征吉祥的物件。此外，华侨大多使用汉语，沿袭汉人称谓，读书人喜作诗文，送往迎来也多保留中国人的习俗。
上述晚清南洋华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中国民族特点，中国文化精神，这就是：（1）乡族观念。认同乡，认同宗，崇拜祖先，不忘故乡家族，信奉各种神灵，信仰各种神话传说中的善神，所以建设祠宇种类多，但缺少宗教哲学；（2）纲常伦理观念。尊崇君主，追求封赠、顶带、职衔，男尊女卑，家长统治，严格等级区别，讲求衣着、仪仗形式；（3）历史意识强烈。谈古论今，以古为鉴，崇拜古人，这是中国历史悠久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从华侨的生活现象，到它所反映的人们的思想意识，使我们认识到：华侨的群体生活、生活方式和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中国式的，是中华文明的体现，是把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主体和精神移植到海外。当时的清朝官员、学人及西方人士都与我们有共同的看法。写于光绪年间的《游历笔记》谈到新加坡的中华街，“大小店铺、庙宇、会馆、戏园、酒楼、茶店，盛备其间”，这与在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了。1893年薛福成说，南洋华侨“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姻宾祭，亦沿旧俗”（《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从服饰婚姻这些主要文化特征，指出华侨生活仍保留中国人的固有文明。1921年出版的《荷印百科全书》关于爪哇华人写道：
土生华人，从他们的祖先算起，已是中国人和土着居民的混血种了，但他们仍然持久不变地保留着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他们虽然同土着居民杂居，但并没有同化。……在荷属印度的华人中，祭祀祖先的风俗习惯是最牢固的。他们的家庭生活仍然像在中国国内的一样。
在荷兰人的眼里，华侨依然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看来，我们的印象不是虚幻的，是从晚清南洋华侨社会生活的现实中产生的。
我们说晚清南洋华侨社会生活基本上体现了中华文化，而不是全部都是中华文明，它毕竟与中国本土的人们生活环境有重大不同。华侨在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时对它有所改变，如宗族观念，崇拜祖先是相同的，但国内还强调族长的统治权，而华侨中却做不到，国内乱认同宗是被耻笑的事，华侨则把“同姓为宗”视为当然，这是难于遇到真正同宗而又要广交朋友的需要的产物。华侨对于中国文明的态度，在19世纪末叶有个变化，一方面是祖国意识加强，他们过去同故乡联系多，这时由于清朝政府有意识加强同华侨的联系，华侨又从长期受殖民地统治者的压迫中，深深感到中国政府保护的重要，因此加强了祖国的观念；另一方面是一部分华侨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又接触了西方文明，因而逐渐放弃中华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接受西方教育。因此，华侨社会有其本身的特点，不完全是中华社会的翻版。弗理德曼在《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中说“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文化虽直接源出中国东南几省”，但“不能认为新加坡华人的社会组织只不过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分支”（转见维克托·塞尔《东南亚华人》）。群体结构、生活方式、教育性质，反映人们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水平，反映人们的生活思想、目标、情趣。晚清南洋华侨多半是苦力出身，多数从事小商贩、雇工职业，社会地位不仅低于西方殖民国家公民，甚至不如土着居民，自身缺少文化知识，尤其是近代科学知识，只顾争取眼前利益，缺乏远大抱负，只注意经济利益和家庭利益，忽视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社会整体利益，这种职业、身份、素质、意识，决定南洋华侨基本上根据中国文明处理自己的生活，决定社会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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