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领头发动上海小刀会起义；维新运动时，上海是康、梁制造舆论的中心。在清代后期上海的这两大政治事件中，广东人都作出了杰出贡献。
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布告前文述晏玛太说小刀会起义之前上海有八万广东人是不确切的，但其时广东人甚多，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还不在人多，广东的移民同时还把在广东流行的民间结社天地会带到上海，正是这一组织，作为基本力量发动了小刀会起义。这个团体的首领是刘丽川。刘是广东香山人，1845年参加天地会，1849年只身到沪，当过丝茶栈伙计、商场经纪人、洋行通事，失业后运用民间验方为人治病，遇到贫穷的病人不收诊费，获得好声誉。他发展天地会成员，使之散布于上海及邻县青浦的城乡。当时上海民间会党很多，有福建移民组织的小刀会，土着居民建立的罗汉党等。1853年3月太平军到达南京后，上海民众谋图响应，刘丽川联合其他会党，并大度地以福建人组织的小刀会为联合团体的名称，于当年9月发动起义，担任总首领，起义基乾队伍由粤人、闽人和青浦农民组成，内有七个帮派，为闽人的建帮和兴化帮，浙人宁波帮，当地人上海帮，粤人的广帮、潮帮、嘉应帮。粤人七居其三，可知其为起义中的基乾力量。由于起义队伍中粤、闽不能团结等原因，起义坚持一年多，于1855年1月失败。小刀会起义是上海近代史上第一次民众运动，反对清朝统治，并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表现出民众的愤慨。粤人充当了领袖的作用，处于骨干的地位，给上海的历史留下了粤人的重重一笔。
戊戌变法是在北京进行的，舆论中心却在上海。不管在哪里，最重要的人物中都有广东康有为、梁启超，而康梁在上海制造舆论的作用更大。康有为认为要变法，在于有人才；要人才，得讲求学术；讲学术，要有团体。他本着这个认识，办报纸、书局，组织社团。1895年8月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9月筹设北京强学会，11月初到达南京，动员两江总督张之洞，取得他的支持，偕同其幕僚、广东番禺人梁鼎芬到上海，设立了强学会分会，代替张之洞撰《上海强学会序》，发表在《申报》上，主张士大夫参加议政，并作《上海强学会章程》。次年1月上海《强学报》创刊，康有为令其弟子、广东人徐勤、何树龄主持笔政。但是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查封，《强学会》办不下去，浙江人汪康年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康让弟子粤人麦孟华、徐勤、欧矩甲先后来主笔政，番禺人黄延耀为该报理事，管理财务。需要指出的是嘉应人黄遵宪为参预上海强学会活动，为《时务报》的出版筹款独多，贡献甚大。《时务报》自1896年8月9日创刊，至1898年8月8日止，共出版69册，刊出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序例》、欧矩甲的《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徐勤的《中国除害议》等文，鼓吹变法，认为：若仍因循守旧，就会像印度那样灭亡，波兰那样被分割，而变法就会如同日本那样地富强；变法就要废科举，兴工艺，发展民族工商业。1897年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与梁启超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馆，出版译着《俄土战纪》、《意大利侠士传》、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等书。康广仁还同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设立戒缠足会，提倡风俗改革。
维新志士在沪的团体和出版机构，制造了变法舆论，推动了维新运动。他们的出版物大得读者青睐，尤其是《时务报》，问世数月后，售出万余份，为中国报纸所从来没有的盛况。梁启超的文章议论精彩，妙笔生花，大得阅者欢迎，通都大邑、穷乡僻壤的文化人都知道梁启超其人，把他与维新运动主将康有为相提并论，号称“康梁”。各地方的读者在当地传播康梁维新思想，陕西有位书院山长刘光刊刻康有为给京沪两地强学会写的序言，号召在陕西实行变法，还集资在陕西设立织布局，发展工商业，并主动与梁启超联系，梁向他转赠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康梁在沪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富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倡导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主张废科举，清积弊，开议院以通下情，开办近代工商业。这些思想渗透到士大夫阶层，为变法制造了舆论，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
康有为在沪组织学会，对民间政治团体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清朝历来不许士人成立政治组织，北京强学会的建立破坏了这种限制，上海强学会的设立再次对限制政策加以冲击，这两个学会虽然很快被取消了，但其他学会在1897年、1898年大量出现，梁启超因而能在《康有为传》里说，“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百数，学者不复以此为大戒矣”。汤志钧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一书中着录的团体就有50个之多。北京强学会与上海强学会开创之举，打破了清朝严禁结社的法令，以后民众组织社团已成不可遏制之势。事情还不只是在创立之功，更重要的是这些团体具有近代民主色彩，是明清之际的稍具政治色彩的复社、几社以及清代的民间秘密结社所不能比拟的。爱国者建立团体，就为推翻清朝统治作了组织准备，所以强学会的建立有着深远意义。
仁人志士在沪集会、办报、译书，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要求变法维新，在北京强学会被查封之后的1896年至1898年间，上海成为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唱出变法的时代最强音，是宣传维新变法的舆论中心。上海的这种作用，是北京以外的城市所不能比拟的。这是上海历史上的光荣一页。随后有1890年章炳麟、唐才常、容闳、严复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就不是偶然的了。当然，上海能开风气之先，康有为选择上海结社办报也不是没根据的。戊戌以前，上海受西方文化影响，思想界比较活跃。1863年开设的广方言馆，随后并入上海机器制造局为翻译馆，到1879年即译出西方书籍98种，梓刻出售。1874年容闳和唐廷枢合办《汇报》，粤人投资，该报意在主持公正舆论，与英国人办的《申报》相抗衡。改良主义思想家也在上海活动，郑观应就上海租界会审堂为洋人把持一事发表议论，大声疾呼：“我国极宜变法，破格用人。”当时人们都到上海寻求新学问，即使比较开化的广东人也不例外。康有为于1882年从北京回原籍，路经上海，更加懂得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购买了许多译着回乡研究。梁启超在1890年路过沪上，得读机器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作。上海的文化思想基础，使它有条件成为新时期的舆论中心，康有为在此作变法经营自非偶然。
客观条件只是一种因素，维新时期人们的活动才是决定意义的。康有为的到沪举办社团和报纸，他的学生梁、麦、徐、欧及弟弟康广仁、同乡黄遵宪、黄延耀等的宣传组织活动，对上海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阵地起了倡导作用和推动作用。没有这批广东人的到来，上海难于成为维新舆论中心。
同样上海对广东人也有很大影响，前述康、梁在沪寻求新知识即其一端，不过本文主要是探讨广东人对上海的作用，故不去谈它。现在可以就广东人在沪的作为进行归纳：广东移民是19世纪后半叶的上海居民的重要构成部分；广东人在上海开办商店，经营转口贸易，建立近代式企业，对上海经济发展，对其成为对外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城市，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广东人在近代上海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起过促进社会变革的良好作用；广东人还在上海组织地域性、商业性团体，办理社会救济事业和公益事业，一定程度影响上海居民的社会生活。总之，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有了广东人的新血液，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它的历史，具有了广东人的一些面貌，可以说，没有广东人的参与，清代后期的上海就不会是它那样的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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