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机（1720～1759）为世称“袁家三妹”之一，是18世纪文坛领袖之一袁枚（1716～1797）的三妹，另外两妹是四妹袁杼、堂妹袁棠（1734～1771），三人都是才女，“而皆多坎坷，少福泽”（《随园诗话》卷十），袁机尤其不幸。为什么会不幸，这是本文在交代她的生平之外，所要探讨的问题。
袁树《哭素文三姊》并序
笔者检索部分文史方面的论文索引，未见近人有研究袁机的述作，偶见于辞书的释文，讹误甚伙，故而不惮其烦，先说明记载她历史的原始文献。
《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中关于袁机、袁杼姐妹的记载有关袁机的历史资料不多，仅在一些着作里有她的小传及片言只语，这些图籍是：光绪《杭州府志》；《清史稿》；嘉庆《如皋县志》；袁枚《小仓山房文集》、《诗集》、《随园诗话》；袁机堂弟袁树《红豆村人诗稿》；袁杼《楼居小草》；袁棠《绣余吟稿》；袁机外甥陆建《湄君诗集》；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蒋敦复《随园轶事》；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等。这些书中，惟袁枚的着作涉及袁机史事较多，而袁机堂弟袁树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袁机死后所作的《哭素文三姊》（有序）（《红豆村人诗稿》卷四）有事实，有评议，诚可先抄录出来，以便读者对袁机其人有个印象。诗、序原文如次：
姊讳机，字素文，别号青琳居士，存斋兄胞妹也。静好渊雅，有不栉进士之目。归如皋高氏，遇人不淑，抑郁终身。今年十一月十三日终于随园，年四十。合族齐悲，众口同叹。先是姊病时，余随兄俱至维扬，闻信奔归，姊已气绝。殓后三日，余又匆匆渡江，客旅以墨和泪，制哀辞四章。
解读诗书性最淳，每从谈论见丰神。
若为男子真名士，使配参军信可人。
宝镜竟同残月缺，芦帘空掩落花春。
纵教史书传遗迹，已负从前金粟身。
犹记床中病卧余，珊珊玉骨影清臞。
持家尚替兄筹策，煎药还为弟惜须。（姊病笃时，余亲执汤药，姊笑谓余云：“弟须无多，当留作苦吟捻弄。”盖用李故事。委顿之际，其闲雅尚如此。）
病识事烦容婢懒，坐嫌力弱倩人扶。
多愁薄命兼难老，如此伤心世恐无。
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
无家枉说曾招婿，有影终年只傍亲。
荡子已亡方掩涕，慈姑犹在更伤神。
灵前剩有痴顽女，也着麻衣学谢人。
高堂垂白泪双流，弱女伶仃未解懮。
教养竟交孀姊替，晨昏添与阿兄愁。
频搜奁箧收遗稿，略剩珠玑见远谋。
更恸生无佳偶配，死犹孤冢各千秋。
袁机自撰的《素文女子遗稿》，研究者当然也可以把它当作其作者的历史资料来应用。
“不栉进士”与“遇人不淑”
袁树说袁机“有不栉进士之目”，而“遇人不淑，抑郁终身”。确乎如此，袁机是有才华的女性，但嫁了糟糕的丈夫，懮郁而亡。
袁机，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生在读书人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幕宾，在湖南、云南、广东、福建等地为地方官做幕僚，没有机会和子女在一起生活。母亲章夫人是知识女性，闲暇爱读唐诗，但大部分时间忙于家务，做针线补贴家用。哥哥袁枚比她大四岁，家里虽穷，但是请教师指导袁枚读书。袁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自幼喜好读书，有时随袁枚听老师讲课，学到很多历史知识，练习写诗。她生得白皮肤，高挑身材，端庄秀丽，是才貌双全的姑娘。
乾隆七年（1742）袁枚庶吉士散馆分发江苏当知县，家庭经济好转，袁父不再处幕，到儿子衙门生活，大约袁机也跟着到了江苏，1744年就住在沭阳县衙署。
早在袁机4岁的时候，袁父给她订了亲。原来袁父在如皋人、衡阳令高某处做幕宾，1723年高某死，有亏空，妻孥下狱，其弟高八解救不成，业已离开衡阳的袁父赶去救出原东家家属。高八为感谢他的情义，说你三女儿没订亲，我妻现有身孕，若生男儿，愿结为亲家，袁父答应了。高家果然生了男孩，送来下定的金锁，袁家给袁机戴在脖子上，亲事正式确定了。
高家的儿子叫绎祖，相貌不扬，矮小弓背，斜眼，性情暴躁狠毒，不走正道，高八气得把他打得死去活来，感到若为他成了亲对不住袁家，于是伪称孩子有治不好的病，商量退亲。袁机认为女子只能从一而终，表示：夫婿有“疾，我字（侍）之；死，我守之”（光绪（杭州府志）卷一五四、《清史稿》卷五○九）。她同时拿着金锁啼哭，不吃饭，她的父母没了主意。后来高家又来人说明高绎祖不成材的实情，希望袁机不要往苦海里跳，但她“闻如不闻”，坚持不退亲。1744年从沭阳到如皋成了亲，时年25岁。
毫无疑问，袁机婚嫁时对婚后生活会有较多考虑，诸如如何做贤惠媳妇、妻子，如何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她在后来袁棠出嫁扬州时赠诗说：
此去蘩填所司，西湖花鸟莫相思。
同怀姊妹怜卿小，珍重初离膝下时。
……
学罢杭州大梳裹，又弯新髻插琼花。（《素文女子遗稿·送云抉妹归扬州》）
告诫小妹要尽子媳、妻室的责任，要学会婆家扬州的生活习惯。她早知高绎祖人品不端，更会想到如何克尽妇道。所以孝敬婆母，深得婆婆的喜爱。而高绎祖残酷地虐待她，她则逆来顺受。高不愿意见她做针线，她就停止女红；高不要她写诗词，并把她的作品毁掉，她则不再吟哦；高赌博，拿她的嫁奁做赌资，输光了，拿棍子打她，拿火灼她，对她手打足踢，婆母来阻止，高竟把母亲牙齿打折；更严重的是高还要把她卖了抵账。袁机被逼无奈，一面逃到尼姑庵，一面请人报告娘家。她的父亲赶到如皋打官司，判决离异，把袁机领回杭州老家，这大约是1748年的事。
袁枚于1752年定居南京随园，举家迁徙，袁机随同到达。她因没有丈夫，几乎按照寡妇的生活规范来生活，穿素色衣服，不发，不化妆，不听音乐，遇到时令节日偷偷地哭泣。不吃荤腥，吃斋，大约这时取别号青琳居士，表示在家修行。
袁母章太夫人健在，袁机以侍养母亲为职责；寄居在哥哥家里，有时帮着料理家务。每当章太夫人、袁枚生病时，袁机精心照料，讲说各种故事，替他们解闷消烦。因为她才识高明，有许多掌故袁枚听着都很新鲜，受到教益，有时请她代写书柬。家里人读书识字也常请教她，因此袁枚以“问字举家师”形容她（《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袁机生有哑女阿印，带在身边，想方设法教她识字、绘画，以便她能表达自己的意思，与他人交流，生活下去。袁机为女儿耗费了大量心血。
袁机把她的凄凉之苦，偶尔用诗歌抒发出来。《闻雁》写道：
秋高霜气重，孤雁最先鸣。
响遇碧云冷，灯含永夜清。
自从怜只影，几度作离声。
飞到湘帘下，寒夜尚未成。
透露出自身如同孤雁哀号的心情。《偶作四绝句》之一：
归梦隔扬州，空庭雨不休。
女娇频乞果，婢小懒梳头。
写出不同身份小儿女情态，入木三分。另一首云：
难分千日酒，且煮六班茶。
怕引游蜂至，不载香色花。
把逃避世人注目的心态呈现出来。离绝后袁机作诗三十余首，死后由袁枚编辑刊刻，题名《素文女子遗稿》，收入《小仓山房全集》中，为“袁家三妹合稿”之一，有1891年印本，又被收到《随园全集》中，有1918年上海文明书局刻本。袁机的诗在意境中蕴含着哲理，表现出她的思维和文字才能。前述袁机在形式上离异了，是说她身子走出高家，心却没有完全离开。她惦记婆母，写出《寄姑》表示感念的心情：
欲寄姑恩曲，盈盈一水长。
江流到门口，中有泪双行。
有时托人给婆婆带去食品衣物。对于丈夫多少有一点恨意，如在《感怀》中所说：“回首夕阳芳草路，那堪重忆恨悠悠。”但还是把他当作丈夫看待，所以1758年高绎祖死讯传到南京，写出《追悼》诗，方才明白他们的婚姻是真正的结束了，所谓“死别今方觉”、“合三生幻，双飞一梦终”。次年她也得病亡故，享年40岁，葬在江宁瑶芳门外元山。女儿阿印由袁枚抚养，长大后出嫁。
袁机另作有《列女传》三卷，惜未传下来。根据她的为人，可以想像这是为三从四德女子作传的书。陆建评论袁机：
白雪裁诗陪道蕴，青灯说史侍班姑。
贤明岂但称闺秀，儒雅难逢此士夫。（《湄君诗集》卷下《哭从母》）
把袁机比作谢道蕴、班昭有点过誉，但她们确是一种类型的才女。不仅如此，袁机还是有识见的人，她若是男子，不会只是诗人，还会是贤能的官绅。恰恰因为她的传统伦理思想太严重，信守指腹为婚的荒唐姻缘，嫁给恶人，招致后半生的不幸和早亡。淑女嫁中山狼而不能自拔，命运就这样捉弄袁机。这是为什么？“无家叹我姻缘恶”这句诗出自袁机之手，是她悼念袁枚的陶姓妾写的《挽陶姬》中的一句。这里有两重含意，一是婚姻的不幸，二是由此而来的成了无家之人。因为嫁出去的女子不再是娘家的家庭成员，成了夫家的人，所以出嫁叫“于归”。袁机离开高家，回到娘家，这时的娘家只是投靠栖留处所，不是真有家庭。袁树说的“无家枉说曾招婿，有影终年只傍亲”，明确表明袁机无家。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选有袁机诗，在介绍作者时说她“所适非人，归依母氏以终”，也含有袁机后半生无家的意思。袁机连家都没有，不幸到了极点，究其根由在于婚姻的失败。
对于袁机的婚事，当时的人有两种看法，一是同情，另一种是讥笑。从文献上看前一种人居多，而实际上的绝对人数，也许是后一类人更多。合肥女子许燕珍读了《素文女子遗稿》，很为她的婚配鸣不平，写道：
彩凤随鸦已自惭，终风且暴更何堪！
不须更道参军好，得嫁王郎死亦甘。（许氏着有《鹤语轩集》；这首诗转引自《随园诗话》）
就是说像袁机这样的淑女嫁不了才华出众的鲍照，至少也要许配给谢道蕴不满意的丈夫、中庸之才的王凝之这类人吧，可惜她都不能得到，怎么能死而无恨。袁棠在《哭素文三姊》中说“半生辛苦狂夫怨”，在同情她三姊时，痛骂三姊夫是“狂夫”。陆建在《哭从母》中有“生教无计奈夫狂”句。袁棠、陆建指责高绎祖为狂夫，实在是忍无可忍，因袁机夫妇尽管离异，但高绎祖毕竟是袁棠姊夫、陆建姨父，他们不恨极了不会骂人，因为这究竟与礼法不合。陆建说袁机离婚之后，“合族笑姨痴”。因为结婚以前高家已经说明高绎祖的恶劣品行，可是袁机偏偏遵循从一而终的信条，往火坑里跳，终于闹到离异的惨境，这不是自找的吗！不是发呆傻吗！仅仅是指腹为婚一说，何况男方家长主动提出解除订婚约，若那时退亲，一点也不亏于礼法，而袁机不根据实际情形，偏要坚持婚约，实践从一而终的信条。袁氏家族中许多人为袁机的傻气而惋叹，也是符合情理的。把坚持这种贞节观认为是办傻事的，不止是袁氏家族中的一些人，社会上也大有人在。前面《旌表贞节与寡妇再婚》文中所提到的浙江乌程沈姓孀妇不改嫁活活饿死，被邻里看成是“愚妇”就是显例。
同情袁机的人，可惜的是她的人才，认为是鲜花插在粪堆上，糟踏了；讥笑她的人是认为她过于迷信从一而终，不值得，也是认为她是高人，太可惜了，同样含有同情的成分，所以两种看法的人有个共同点，即都为她惋惜。袁机为什么会有惨不堪言的悲剧，她以为是天命，是天的安排，是她命中注定的，所以在《追悼》诗中说：“旧事浑如昨，伤心总问天。”又在《随园杂诗》写道：
草色青青忽自怜，浮生如梦亦如烟。
乌啼月落知多少，只记花开不记年。
一切认命，活一天算一天。袁枚有时也把妹妹的遭遇看作是天意，在《哭三妹五十韵》中说“天高不鉴之”，但是他比袁机清醒，认识到妹妹的行为，是读书后按照义理去做吃的亏。因为袁机自幼跟随袁枚听课，“爱听古人节义事”，长大了，自身去实践，倘若她不读书识字，“或未必艰贞若是”。袁枚基于这种考虑，责备自己读书，带累了妹妹。袁枚看到书中节义教育对袁机的作用，无疑是符合事实的。不过说得深刻而又简练的，还是袁树的“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的话。袁机的悲惨命运，不是老天安排的，无可改变的，而是她本人读书，自觉接受三从四德的说教，葬送了终生幸福。
这么说是咎由自取了，对这不幸的人还要横加指责？不然，是那种社会教育，那种社会制度造成的，袁机是那种教育的忠实信徒，因而也是当然的受害者，而受害者其实又何尝是她一个人呢！
“女子无才便是福”
袁枚因袁机的不幸，沉痛地说“斯真所谓女子无才便是福也”（蒋复敦《随园遗事》）。他原是不信“女子无才便是福”的，这是痛苦极了，从反面悟出这个道理。人们有时把女子有才华看作不是她本人的好兆头，相反“佳人薄命”。袁杼的《哭素文三姊》咏叹：“似此才华终寂寞，果然福命误聪明。”人伶俐了，反而福命俱无。陆建《哭从母》中也说“谁信有才真命薄”，真是信不信由你了！
袁机那个时代，许多才女命途多舛。比她早一点的一个同乡叫童大姑，字克敦，“七岁解《内则》，十七适高某，无才志，童时时讽谏，形诸歌咏，皆刺血以书，冀夫感动。二年，郁郁死。遗诗一卷，大都讽夫思亲之语”（光绪《杭州府志》卷五十一）。刺血写诗谏夫，丈夫不理会，郁闷中迅速死亡。她大约惟一比袁机好一点的是没有遭到丈夫的毒打。袁机的一位章氏姨妈，“嫁非其偶”，不时念出“巧妻常伴拙夫眠”的诗句（《随园诗话》），以抒发胸中的愤懑。“巧妻常伴拙夫眠”岂止章氏念叨，已成为流传社会的常用语。
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无才便有德”，“女子无才便是福”，原是封建礼教不让女子有才能，害怕女子才大违背三从四德，所以历代统治者大加宣扬，清代也不乏其传播者。梁绍壬在谈到“女子无才便是福”时，说一位官绅老爷讲：闺秀即使作出好诗，流传到社会上，被选家收进书中，在编排体例上，必定是放在僧道诗人的后面，娼妓诗人的前头。在这两类人之间，把自己置于什么地位了！所以还是没有文采、不会作诗的好，否则出乖露丑。梁绍壬认为这话虽说得刻薄一点，但却很有道理，因此奉劝玉女不要成为闺秀，更不可把诗词刊布出去（《两般秋雨庵随笔》）。《红楼梦》里大观园小姐们也深以此为惧，她们起诗社，吟哦作句，被贾宝玉传抄出去，又被好事者刊刻了，林黛玉、贾探春就责备宝玉：“你真正胡闹，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可见大家闺秀忌讳把诗作传到社会上去，以免遭到侮辱。“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随园诗话补遗》），大约这是主要原因吧。
“女子无才便是福”是压抑妇女的言论，是封建卫道者所宣传的，本来没有道理，可是以奖掖后进为己任，收了十数名女弟子，把三个妹妹诗作椠刻出来的袁枚为什么也无奈何地表示出一点信服的意思呢？才女不幸、佳人命薄的社会现实，使人感到女子无才便是福，服服帖帖，不遭人忌，也无抗争，倒不招社会摧残，不遭受丈夫荼毒，不至于短命夭亡，不至于夫死非要守节，无知无识者的生活要痛快一些，总比才女活得那么累的好，这不就是“女子无才便是福”吗！因此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女子无才便是福”：其一，它是压迫女子的观念，是封建社会压抑有才华女子的事实在意识形态上的必然反映，用以宣传三从四德的伦理；其二，宣传无知比有才好，由于女子逃脱不了受压制的命运，无知识女性反而比才女好生活，易于满足，这样“女子无才便是福”又含有一点道理。当然，这道理不是说让女子愚昧有理，压迫女子的观念有理，而是说女子屈从于男性社会现实，糊里糊涂，少受些痛苦。笔者在这里不是讲道理，而是讲实际。
道理和实际常常是分离的。上层社会女子读书明理多，讲妇道的多，寡妇不改嫁的多，下层社会女子的这些讲究来得少，寡妇再嫁的多。谁信守封建伦理谁倒霉。“纵教青史留遗迹，已负从前金粟身”，袁树说得对极了。袁机笃守从一而终，在《如皋县志》、《杭州府志》里被立了传，连《清史稿》也把她写入《列女传》，真是青史留名了，而她本人的生活竟是那样悲惨。血泪换来的节烈之名，实在太残酷了，宣扬这种道德的社会太腐朽、太令人痛恨了。袁枚、袁树兄弟把袁机的不幸归之于读书有才，有一定道理。才女的不幸，确与读书有很大关系。读书之无用，在古代就体现在女子身上，不允许她们施展才能；而男子则可读书出仕，读书又是那么有利可图。有用与无用是对不同的人而言的，是由那时的社会制度决定的。男性统治女性的社会，就希望女性愚昧，自然会给有聪明才智的女性以重重的打击。所以读书之有用无用关键在于社会制度和政策，在于那个社会允许不允许女人以及男人读书并发挥作用。袁机及其同命运的女子的历史，可以用以检验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凡能给读书人以发挥创造才能，特别是能给女才人发挥能量机会的社会，是有创造力的、有活力的社会，否则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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