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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清朝的人们

第2节 清代前期江南的商业活动

  本文所说的清代前期,指顺、康、雍、乾四帝统治时代;而江南,指今天江苏南部,即通常所说的苏南地区,今天的上海市在清代为江苏松江府属县,自然属于本文的地理概念之内了。

  江南植棉业和棉、丝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本地区及与其有经济联系的地区、部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最显着的是湖广、江西与江南的米、布对流。雍正帝于元年(1723)说:浙江及江南苏松等府,地窄人稠,即丰收之年,亦皆仰食于湖广、江西等处。(《上谕内阁》,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四年(1726)又说:“苏松户口繁多,民间食米多取给于外贩。”(《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一)次年,署理湖广总督福敏奏称:“大江以南,皆系财赋重地,独至米谷,则江浙等省每赖湖广接济。”(王先谦《东华录》雍正五年)

  皇帝和封疆大吏都讲江南(尤其是苏松)食粮不足,仰靠于外省的湖广和江西,情况确系如此。苏南本是产粮区,也可以提供一部分商品粮,如每到秋天,河流中“农民粜米还租”的船只往来不绝(《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38页),“田多而近郭者,碾以市于城”(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但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的需要。在无锡,那些抱布易米而食的农民,“大抵多藉客米,非邑米也”(《锡金识小录》卷一)。松江府和太仓州人民的“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太仓州属的崇明县,在乾隆二十年(1755)以前,每年需买进稻米二十余万石。嘉庆末年,包世臣说:“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安吴四种》卷二十六)

  不论年成好坏,苏州总要输进几百万石的粮食,可见不是受丰歉的影响,而是当地口粮的正常消费。这几百万石的数字虽说的是嘉庆间的,但由于该地长期靠外粮,康雍乾时期当亦为数甚巨。米的买卖多,就出现集散地,吴县枫桥镇粮食市场最大,所以苏州俗语有“打听枫桥价”的话,也表明这个大米市的行情影响着其他地方。震泽县的平望镇有“小枫桥”之称,“米面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乾隆《震泽县志》卷四)。江宁产米,不够当地食用,采办外省米粮。嘉庆间江宁聚宝门外有32家砻坊,收购粮食,每年存仓粮万余石,仅够城中三个月的口食(《安吴四种》卷六十六),则每年需要商品粮百十万石。这就使江宁成为一个大的米市,连其附近的安徽芜湖鲁港镇,也“多砻坊,为粮米聚贩之所”(嘉庆《芜湖县志》卷二)。

  雍正帝上谕和福敏奏疏说江浙人仰食于湖广、江西的那个时期,“所称产米乡者,乃在湖广、江西三省”(《清经世文编》卷三十八赵青藜文)。湖广和江西以其丰富的稻米产量,可以部分供给江南人民的食用。江南的输入米,确系来自长江中游,乾隆年(1736),学士方苞说他生长的安池,流寓的江宁,“皆湖广、江西上游米粟所汇聚”(《方望溪先生文集》集外文卷一)。江宁人吃的是湖广、江西大米,苏州亦然,吴县人沈德潜诗云:

  吴民百万家,待食在商。

  转粟楚蜀间,屯积遍涯。

  商利权奇赢,民利实釜灶。(《归愚诗钞》卷七)

  《姑苏繁华图卷》所反映的苏州水上运输、贸易盛况

  江南买米所需的货币,为出卖布帛等物所得。有的商人把江南的棉布运往长江中游出卖,又有的贩来湖广、江西的稻米。嘉庆十五年(1810),湖广商人邬大志、熊正达等人自称:

  向或自船自本贩米苏卖,或揽写客载运货来苏,是米济民食,货利□利,苏省之流通,全赖楚省之运转。(《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243页)

  这就是说,长江中游向长江三角洲供应大米,后一地区向前一地区输送手工业品,主要是布匹。乾隆初年,苏州布政使规定:崇明的“商人每年载布前往江宁,易米三万石”(《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七晏斯盛文)。这是以江宁作为交易中转地,把太仓州的棉布运到江宁换米,再经江宁将布匹运到长江中游换回食米。崇明商人还可以到安徽枞阳采购七万石大米。因此,长江中游与长江三角洲的米布对流,互为市场。

  江南和关东也互辟市场。据包世臣讲,自康熙二十四年以后,“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安吴四种》卷一)。嘉庆中人谢阶树说:

  关东每岁有商船二三千只至于上海,曰“沙船”,其大可容二千石。其人皆习于海,其来也,则载豆麦杂粟,一岁二三运以为常;而其去也,则仅易布帛棉花诸货物。(《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七谢阶树文)

  乾隆时苏州元和商人杨元利驾船到辽东贩豆,遇风漂到朝鲜,他和朝鲜人交谈了关东豆价及关东量器为苏州的2.5倍的情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4704页)。这令我们注意到江南与关东粮食交易的实际数量,可能要比记载的多。事实表明,江南、关东两个地区间,也是棉布和粮食的交流,不过这里的粮食不是稻米,而是杂粮。江南和闽粤贸易,一方提供棉花,一方供给蔗糖和材木。上海人的记载说,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只买棉花:“楼船千百,皆装席囊累累。”(褚华《木棉谱》)或者说:“海舸贩来红木段,洋行收去白花衣。”(杨光辅《淞南乐府》)江南的植棉业、棉织业的发展和长江中游的植稻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同关东的粮食种植业、闽粤的种蔗业的发展也有一定关系,双方交换商品,互相开拓市场,共同促进商业的发展,活跃了当时的商品经济,也使棉布商和米商成为商人队伍的重要成员。但是发展并不平衡,江南植棉业、棉织业以及丝织业发展得较为迅速,手工工匠、商人和植棉的农民需要大量的商品粮。湖广和江西产米虽多,然而该地农业尚未发展成商业性农业,提供的商品粮尚属有限,像江南每年以上百万石计的需求,还有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需要,它就难于满足了。清政府给江南米商指定采买地点,就是供求关系紧张的表现。这就要影响江南植棉业和手工业的长足发展。

  江南消费、娱乐事业也随着农业专业化、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因此而促进的交换的兴旺而发达起来,它被统治者视作“淫糜”,屡加摧抑,最有名的是康熙中江苏巡抚汤斌在苏州的禁淫祠。因当地打牌、歌妓、礼佛、迎神赛会盛行,汤斌厉行禁止,据说出现了“寺院无妇女之迹,河下无管弦之歌,迎神罢会,艳曲绝编”的现象(《汤潜庵集》卷七)。其实这只是暂时的,禁止不可能长久生效,因为这是商业发展的结果,比如苏州五通祠,不仅成为娱乐场所,还是商人寄托心愿的地方,“商贾市肆之人,谓称贷于神,可以致富,借值还债,祈报必丰”(《汤潜庵集》卷七)。雍正帝干脆承认奢华现实,并且讥笑汤斌等人的徒劳之举,他说江苏的转移风俗,“前如汤斌等及几任巡抚亦有为此举者,皆不能挽回而中止,反致百姓之怨望,无济于事。如苏州等处酒船戏子匠工之类,亦能赡养多人,此辈有游手好闲者,亦有无产无业就此觅食者,倘禁之骤急,恐不能别寻生理,归农者无地可种,且亦不能任劳,若不能养生,必反为非,不可究竟矣”(《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二年六月初八)。他把酒船、戏子、匠工看成是养活人的职业,当然不便禁止了。但这种认识在统治者内部仍有反复,如乾隆时江苏巡抚陈宏谋、布政使胡文伯先后发出布告,禁止奢华和开张戏馆。但是最后还是要回到雍正帝的承认现实上来,如乾隆时《吴县志》的纂修者就以为穷人从事服务业,可以减少治安问题,认为富人的奢侈也有好处,所以说:

  今之为游民者,无业可入,则恐流而入于匪类,幸有豪奢之家驱使之,役用之,挥金钱以为宴乐游冶之费,而百工技能,皆可效其用,以取其财,即游民亦得赡余润以丐其生,此虽非根本之图,亦一补救之术也。(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二上)

  或如嘉道时钱泳所说:

  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昔陈文恭公(指陈宏谋)抚吴,禁妇女入寺烧香,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为苏藩,禁开戏馆,怨声载道。金、阊商贾云集,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于治。(钱泳《履园丛话》卷一)

  他只认识到这些是穷人的谋生之道,而没能揭示这些职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

  江南的所谓奢淫,主要表现在:酒馆茶坊。苏州的茶馆,开始设在寺观庙宇,到乾隆前期,已遍于里巷(乾隆《长洲县志》卷十一)。常熟县在康熙以前,几家茶坊酒肆,还怕饭菜卖不出去,雍正时期起,酒馆增多,生意兴隆。迨后,县西的何家桥,县东的新巷,以及慧日寺前后左右,“茶坊酒肆,接拣开张”(光绪《常昭会志稿》卷六)。在无锡,康熙末年就出现“遍地清茶社”的状况(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茶坊、酒楼以及家宴,多很豪华,费用很大,所以陈宏谋说苏州人,“一席费至数金,小小宴集,即耗中人终岁之资”(同治《苏州府志》卷三)。茶馆酒肆,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人们洽谈商务和其他事务的场所。

  戏园。苏州的戏园,起初是“商家会馆藉以宴客”,为数无多,乾隆初它就散布于城厢,白天黑夜都进行演出,并有演唱传奇的赶到场集上表演,观众不仅是富商巨贾,还有城乡男女居民(乾隆《长洲县志》卷十一)。中康熙博学鸿词科的汪琬开玩笑地说苏州有两个特产,即状元之外,还有梨园子弟(钮琇《续觚剩》卷四),可见戏园业的兴旺。此外,有钱人还挟妓在苏州虎丘山塘、江宁秦淮河上冶游。衣着。雍正时常熟人陈祖范说:“往时履袜之属出女红,今率买诸市肆矣。”(光绪《常昭合志稿》卷六)为讲求穿着,到市场上购买新产品了。苏州城里,人们不管身份地位如何,有钱就可以打扮,“冶容炫服,有一衣之值至二三十金者”(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二)。生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昆山人龚炜,在其所着《巢林笔谈》卷五《吴俗奢靡日甚》中写道:

  予少时,见士人仅仅穿裘,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大红绿顶十得一二,今则十八九矣;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矣;团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编户僭之矣。

  可见雍乾以降,当地人衣着变化的迅速。

  第宅园林。苏州园林,名闻天下,由来已久。乾嘉人张士元在所着《嘉树山房集》中说:“吴俗好为美观,势家富室甲第苑囿,往往穷极壮丽。”钟琦在《皇朝琐屑录》卷三十八写道:“苏松所属地方豪族以奢靡争雄长,宴穷水陆,宇尽雕镂。”像康熙时户部尚书王鸿绪在原籍松江的赐金园,佳丽自然,博得康熙的欣赏,南巡时驻跸其中,亲书“松竹”匾赐之(嘉庆《松江府志卷七十七)。正因为园林发达,嘉庆中修《松江府志》就用了两卷的篇幅描叙它。宴饷宾客,征歌逐舞,衣着华丽,雕梁画栋,是官僚和乡绅享乐、交际的需要。而这两种人,是传统社会各个时期、各个地方都有的,哪里这种人聚集得多,哪里就有这种奢华。但是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增多,就给这种“繁荣”添加了创造者。他们后来居上,才把这类消费大大扩展了。这一点,当时人看得很清楚。乾隆前期,长洲知县李光祚说,该地“一切唱楼酒馆与夫轻舟荡漾,游观宴饮之乐,皆行户商

  旅迭为宾主,而本地士民罕与也”(乾隆《长洲县志》卷十一)。酒楼戏馆成为商人活动的场所,他们在这里洽谈贸易,接交官吏、士绅,同时也是他们生活享受的需要。江南消费服务业本身也是商业,但它发展的前提却是商业性棉花种植业和丝棉纺织业的扩大。

  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社会观念形态是否产生了某种影响呢?

  重农抑商的本末观,千百年来相传。江南丝棉织业的发展,是所谓工商末业的兴盛,植棉业虽属于农业,但当时统治者的观念,因其不生产粮食,也被当作末业,所以江南经济是末业的发展,它的繁盛,被人视作“是末富,非本富”(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九)。确实,就人们的谋生之道来说,“人心趋末富,其权加本富之上”(《安吴四种·齐民四术序》)。但是重农抑末的观念是否因而有所改变呢?就笔者所见资料,不仅康雍乾时期,即稍后的一段时间内,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还是在支配着人们。乾隆五十五年(1790)状元、吴县人石韫玉在《放舟吴淞》的诗中咏道:

  愿依芦荻移家住,漫说江湖破浪行。

  此去吴淞三百里,有田决计便归耕。(《独学庐初稿》卷一)

  这是仕而归农的思想,还是想把仕和农结合起来。约在乾隆年间,吴江县分湖人袁琏因家道中落,弃儒经商,发财后,“买田分湖上,筑室种树,课子弟力耕,农隙课之读书,其不耕者仍遣服贾,贾还复读,不数年而贾者耕者接踵入泮矣”(柳树芳《分湖小识》卷二)。这是耕、读、贾三者结合,而归之于读,是“以末起家,以本守之”论者的一种内容。在武进城里有个开豆腐店的张金麟,一天对家人说:“吾在城数十年,饱食暖衣,农务荒矣,图目前之安,而不思经久之计,非所以贻后人也。”于是下乡“创置田园,建造房屋”,把妻与子打发回乡耕读,其年老也返回乡里(《毗陵城南张氏宗谱》卷四)。一个豆腐坊的小本经营者,经济比较稳定,尚且预防亏本而留后手,富商大贾经营不善,顷刻荡家,当然更要购置田产,以便败而有所归。就是这个原因,同治间修纂的《江宁、上元两县志》说当地人,“重本富,期久远”。江阴“大率商贾习俗,富则教子弟读书”(道光《江阴县志》卷九)。金匮(今无锡)人钱泳主张:“凡买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市廛次之,典与铺又次之。”(《履园丛话卷七)其原因就是田园为务本的产业,店铺是从事工商的末业。末业已经给江南人民生活带来好处,给这个地区造成繁荣局面,但是鄙视工商的观念依然占据支配地位,可见要产生一种新的观念是极其不容易的,它不可能因经济状况的某些变革而立刻发生应的较大变化。就本末业的观念来讲是如此,但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思想也非一无影响,特别是在对金钱的看法上,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

  乾隆时武进人钱惟诚在《养民论》文中说:“今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钱。”(《清经世文编》卷十一)就是说在一部分人中把货币看得比粮食、布帛还重要,因为“得金不患无粟”(《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八钦善文),商品多了,有了钱可以购买。金钱,真正可以挡饥、挡寒了,货币势力增大了。钱泳在《履园丛话》卷七记叙过一个故事:

  吾乡有富翁,最喜作刻薄语,尝谓人曰:“钱财,吾使役也;百工技艺,吾子孙也;官吏缙绅,亦吾子孙也。”有人诘之者,富翁答曰:“吾以钱财役诸子孙,焉有不顺命者乎?”语虽刻薄,而切中人情。

  人情以钱财为贵,是进一步认识到货币的威力。这个富翁的所谓使百工技艺、官吏缙绅都成了它的子孙,是深知有了金钱可以购买百工技艺的生产品,可以驱使官吏缙绅为他办事。钱可通神,人们早有所知,清代江南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的作用进一步显示出来,因而加深了人们对它的重视,对它的追求。但是,当时人对货币作用的认识也还是有限的,对比一下同时代的西方人的观念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了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欧也妮·葛朗台》中写道:“钱像人一样是活的,会动的,它会来,会去,会流汗,会生产。”又写道:“金钱控制法律,控制政治,控制风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金钱“会生产”,说的是何等生动啊!有了金钱,可以开办工厂,雇佣工人,制造商品,增殖新的财富。金钱“会生产”,认识得是多么深刻呀!它比之清代江南人的见识显然高了一筹。究其原因,乃是在法国金钱控制社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夸张一点说是控制了一切,或者也是巴尔扎克在同一部小说中所说的:“法力无边的财神,现代人的上帝。”金钱在中国的江南还没有取得这个地位,人们自然也不能有巴尔扎克那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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