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她感到有人正从身边把他偷走
同往常一样，萨特总是给西蒙·波娃排忧解难。但是她隐隐约约觉得，什么时候起，他似乎离她远了。
虽然成功没有使他变成另一个人，但为了把自己与世界隔绝而创造的那种气氛也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他们间的联系。他不再去当初为两人酷爱的咖啡馆了。也没有陪她去奥隆的雪道上遛达。由于环境与时势的力量，当初默默无闻的终身伴侣，如今双双成了知名人士，她却甚至感到：有人正从她身边把他偷走……
“唉，你为什么不是一个无名诗人呢！”她常这样对他感叹。
他变得激进了，这既是冷战的结果，也是由于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岁月长河中的需要。看着他为了反思自己的政治立场，为了发展自己的思想，而耗尽一整天一整天的时间，她不禁分外怀念他当年的漫不经心，怀念他们俩总有很多时间待在一起的岁月。
“情况跟过去不一样啊”，可是，她多么想永远像过去一样啊，就这么几个字便足已使她忐忑不安了。在《一代名流》中，她借女主人公之口吐出了她当时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因为我感受不到快乐，所以我不快乐。”当然，她还自言自语补上一句：“有人比我更不快乐。”这正是当时她之心境的真实写照。
后来，在影片《萨特自述》中有一段对话这样写道--
康塔特：在西蒙·波娃的《回忆录》中，她记述说：大约1951年-1952年前后，你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你不再无忧无虑，而且很少外出。
西蒙·波娃：是的，因为他意识到仍然不得不对他在其他一些时期所提到的人物给予一些注意，那虽非他自己，但那仍然拖着他随波逐流，他开始认识到不能再在咖啡馆里闲荡了，或者不能为所欲为、信口开河了。同样，他被迫雇用一个秘书帮助他答复信件，同时把他需要看和不需要看的信分门别类。总之，萨特相当缓慢地逐步认识到，他不能再过一种毫无规律的生活了，不能再像一片树叶一样随波逐流了。这是逐渐认识到的，如果把他和加缪相比，加缪在一成名时，就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突出的形象，他很快就开始拒绝新闻记者的或者别的希望从他那儿得到点什么的人们的访问。萨特认识得晚，但他确实还是认识到这种状况不能再照旧继续下去，他不能再随便答应与人会晤，或者随便接见来访，或者亲自答复任何信件。他使他的生活有了一种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我必须承认，在我看来，这种变化是一种损失--损失了他一直具有的实实在在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这种损失也是必要的。同时这个变化也决未引起他心理上的变化。
萨特：正是那时，苏美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我们就生活在这种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恐怖之中。
西蒙·波娃：是的，的确如此。
萨特：在那些日子里，我有所感觉，我觉得如果俄国人占领了法国，那么，我所能有的最好希望就是进集中营。这种感觉也是当时使我踌躇的原因之一，因为我当时一直是苏联作家的头号敌人；就是在我被法德威称为“残酷的文人”前不久，我产生了那种感觉，后来此人自杀了（原因当然不是因为给了我那个称号）。然而，另外，我也不想去美洲……
西蒙·波娃：你也不想自杀。
萨特：说得对。我当时没打算自杀，尽管那些日子里有人建议我自杀。
西蒙·波娃：我想那一定是加缪的老婆，她经常对你说：“萨特，我真希望你去自杀。”
2. 一个小她17岁的英俊青年与她相爱了
就在时局恶化，与阿尔格雷关系结束所留下的空虚感使得西蒙·波娃感到害怕的日子里，一个名叫朗兹曼的27岁的英俊青年闯进了她的生活。
克劳德·朗兹曼和马塞尔·佩珠是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一起加入《现代》编辑部的。犹太人朗兹曼是一个工人家庭的长子，在克莱蒙费朗度过幸福的童年，13岁时才遇到反犹太主义，19岁时加入法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游击队组织“马基”。战后他成了一个超级犹太人，每当有人唤起他对大屠杀的回忆，他就会气愤得直流眼泪；而一旦得知某位名流是犹太人时，就会得意地露出笑意。在编辑部，朗兹曼总是用十分唐突的语气说出极端的话来，他那纯粹是挖苦人的幽默和毫无节制的作为极大地活跃了会议气氛，他和佩珠帮助萨特使《现代》更具政治色彩了。
精力旺盛的朗兹曼，是众多女子心目中富有吸引力的那种男人。1952年12月，在荷兰旅行期间，西蒙·波娃和他双双坠入情网，这时离西蒙·波娃的44岁生日还差两个星期。
在荷兰，他们沿着冰封的沟渠散步，或是坐在挂着门帘的酒莱馆里边呷酒边交谈。爱情从来没有上帝，因为爱情就是她自身的上帝。爱情藐视门第、身份、长相、知识、地域、民族等等方面的差异，自然也藐视年龄上的差异。西蒙·波娃非常清楚朗兹曼属于另一代人，但他的确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使她恢复了目的意识，使她重新拥有了喜怒哀乐。她当然不能拒绝这种诱惑，这种机会；或者说，她心底里一直在企盼着这样一种罗曼蒂克的艳遇！她后来写道：“他的青春年少注定我只能在他的生活中有如昙花一现；在我自己看来，这也成了我不能把全部身心交给他的理由。”但是，她将充分享受现在，在享受现在的时候不去想那些尚未来临的事情。
她与朗兹曼相爱并同居。1953年-1954年，先后与朗兹曼去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阿尔及尔、西班牙等地旅行。其间，她每年要和萨特一起作几次长途旅行。她不愿放弃这个习惯，但又担心一连几个月见不到朗兹曼，因此，三人商定，在外出度假中途的某个时候，朗兹曼和他们一起待三两个星期。因为萨特不似西蒙·波娃，从来不知道妒忌，所以这一次与朗兹曼组成的“三重奏”比起当初与奥尔加组成的“三重奏”来，显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朗兹曼使她摆脱了中年的苦闷，并给她输入了新的活力。他的青春使她不再受年龄的困扰。有几回，朗兹曼见西蒙·波娃在为自己的年龄担忧，便显得惊恐不安，这无异于将一个指令输入她身体的每块肌肉和每根神经--决不能向这种忧虑让步，把他拖进这种为年龄衰老而忧心忡忡之中显然是不明智的，……令人忌讳的。
他们的共同生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他的职业是负责法国新闻社电讯稿的改写工作，余下的时间则为《现代》撰稿和从事个人写作。每天上午，他们在她的位于拉比歇里街的小房间中并肩工作，他在写一本有关以色列的书，而她则在奋笔写作《一代名流》。
3. 扛鼎之作《一代名流》问世
历时4年的长篇小说《一代名流》，1954年10月出版了。这部旨在刻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认为“说真话”和“干革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作品，一问世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是年12月即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
小说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1944年圣诞之夜，巴黎一群知识分子聚集在亨利与波尔同居的公寓里，举杯欢庆法西斯的覆灭。和平即将来临，在正义和幸福接踵而至的时刻，每个人面临着新的选择。
大家向何处去？
法国应该向何处去？
在他们中间，罗伯特与亨利一样，都是著名作家和抵抗运动的英雄，是法国文化思想界硕果仅存的一代名流。
亨利还年轻，他决心与旧日的一切告别，动手写作一些真正可以流传后世的小说。而他的妻子波尔依恋的是沦陷时期那一段无所作为、关门闭户的孤独生活。亨利准备与波尔分手，为了向分手过渡，他决定接受葡萄牙抵抗者的邀请，动身去那里采访旅行。与他同行的是罗伯特的女儿娜第纳。葡萄牙之行使他大开眼界，明白了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正义的开始。他谴责美国的地中海政策。
年过六旬的罗伯特，憧憬一个“统一的欧洲，左派的欧洲”，认为法国“应该有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左派来实现人民阵线政府”，还认为在苏联和美国这二强之间法国应该靠拢前者，摆脱美国的奴役。他发起并组织了一个新的左派运动，奉行独立于法共的左翼路线。《希望报》是亨利在沦陷时期创立的一张反法西斯的报纸，享有巨大的舆论影响。因而，罗伯特提议亨利将其主持的这张报纸纳入运动之内，以促使运动蓬勃发展。
左派和右派都在向亨利招手。亨利在文学上曾是罗伯特的学生，在生活上是罗伯特的挚友，在政治上是罗伯特的知己。尽管他崇尚思想独立、厌恶任何帮派控制，但他和罗伯特一样信仰社会主义。几经踌躇后，他接受了罗伯特的建议。
罗伯特的妻子安娜热爱丈夫和丈夫的事业。她是一个心理学医生。女儿娜第纳自从被德寇夺去爱人后，对人生丧失信念，变得性格乖戾、放任形骸、自暴自弃。安娜也在寻觅存在的意义，抗战的胜利远未抚平一切人，包括她自己的心头创伤。她还年轻，还有别的追求……
罗伯特的左派运动成员复杂，他和亨利周围原先的朋友或同路人也在纷纷转化，有的更为激进，有的加入恐怖分子行列，有的向右靠拢。
《希望报》被右派咒为“共产党的尾巴”，被共产党斥为“无产阶级的叛徒”，在左右夹击下，发行量剧降，财政上濒临破产。这时候，富商特拉利尤露出了右派面目，他以拒绝资助为要挟，要求《希望报》向右转向。亨利虽然顶住了转向的压力，可是为了保存《希望报》，只得让特拉利尤及其心腹挤入报社。亏得朋友朗贝尔买下关键性的五分之一的股份，亨利才得以保持对报纸的控制。
安娜在丈夫的鼓励下，应邀赴美国参加国际心理学会在那里举办的1945年年会。在芝加哥无意中结识了一位美国的左翼作家刘易斯。两人一见钟情。热烈的爱情使安娜对生存产生了新的意趣。可她终究放心不下丈夫及其事业。她计划实行一种“双重生活”，有意每年在欧美大陆间来回往返，既保持在美国的爱情，又不失去法国这头的家庭。当亨利与波尔彻底决裂，波尔饮恨自尽时，被安娜救离险境。
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戴高乐派呼声日增，苏联作出了激烈反应，政治形势日益紧张。罗伯特与亨利站在苏联一边。可是，苏联的逃亡者带出来确凿文件和资料，揭露苏联内部存在“劳动营”的奴役制度；左派内部因之掀起轩然大波。罗伯特认为，谴责苏联制度的缺陷有损于左派的事业，他决定“绝对不做损害苏联的事情”；亨利认为支持苏联并不意味着替它隐瞒黑暗，作为作家，他有责任阐述历史真实。两人的分歧形成了剧烈的思想冲突。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们周围施加种种压力。亨利终于决定公开抨击苏联。罗伯特与亨利决裂。亨利被左派运动开除。法共舆论对亨利穷追猛击。
其实，要是由亨利在苏、美之间作一选择，他还是会选择前者，可共产党人称他是帝国主义的奸细。罗伯特对建立共产主义心驰神往，可他确信自己必然不能适应共产主义的生活。法国知识界的一代名流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罗伯特的左派运动终于解体了，他的中左社会主义理想亦告破灭。亨利呢，由于朗贝尔的倒戈，他最终被挤出了自己手创的《希望报》。罗伯特慨叹：今天在法国，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所作为的。“我们想独立于两个阵营之外，其实却无能为力”。
亨利深感人心冷漠，世事叵测。他受到美丽的庸俗的若瑟特勾引，把她捧成明星，让她演出自己写的剧本。他甚至为若瑟特母女出庭作证，帮助她们洗刷沦陷时期的丑行。他做此事并非毫无遗憾，却未感受良心责备，他说：“在这种时代，良心毫无用处。”
安娜与刘易斯的热恋在一年后告终。当她第三次横渡大洋时，发现刘易斯已丧失了对她的爱情：“双重生活”看来难以为继。安娜的幻梦破灭了，又一次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她服毒自尽，打算了却此生。可是罗伯特他们没让她死去。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罗伯特和亨利并未改变信念，他们依然期望实现人类正义，期望在法国建立社会主义。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失意，共同的情操，使两个朋友言归于好。他们互述思想，讨论着未来的行动。
亨利与娜第纳结婚，有了一个女儿。
安娜想道：“我一定会重新受到召唤。也许，有一天，我又会重新幸福。谁知道呢？”
4. “你知道人们会说，你身后有萨特……”
小说问世后，人们便议论安娜是她自己，罗伯特是萨特，亨利是加缪，刘易斯是阿尔格雷，惟有波尔那位越来越神经过敏的女子没有实际“原型”，西蒙·波娃的几个朋友都在这个人物身上认出了自己，云云。
对此，西蒙·波娃在《时势的力量》里作了具体的描绘和解释--
关于安娜。“的确，她的身上有我的影子，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我把她塑造成了一个连我自己也不认识的女子。我让她带有我的兴趣，我的感情，我的反应和我的回忆。我还常借她的口说我要说的话。但是，她缺乏我的欲望，也没有我的韧劲，更重要的是，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职业赋予我的那种自主性她没有，她与一个比自己年长20岁的男子的关系几乎像一个女儿和父亲的关系。虽然夫妇间非常理解，但她仍感孤寂。……她过着一种‘从属’存在的‘相对’生活。在她身上描述的主要是我经历的负面：害怕死亡，恐惧虚无，耻于健忘，以及对世界多样化的不知所措和对生活的反感。生存的快乐、行动的愉快，写作的乐趣，所有这些都写到了亨利身上。他至少同安娜一样与我相似，或许，是他更像我”。
至于亨利，人们怎么说，他反正不是加缪。西蒙·波娃辩解道，他虽与现实中的加缪一样年轻，长着黑发，办了张报纸，是个作家，但加缪仇恨共产主义，这一点本身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就足以说明他与亨利的差异。“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亨利所拥有的只是从我身上移植过去的感情和思想”。
还有，萨特是否就是罗伯特？回答是：非也。关心世界，迷恋工作这是他们惟一的共同点。除此以外，罗伯特的年龄、感情冷漠、独断专行、悲观沉默等等，都与萨特相去甚远。此外，在对待苏联劳动营事件的处理，与加缪最终反目的原因，加缪离开报社的原因，左派组织的兴衰等重大情节的描写上，与生活的原貌亦大相径庭。因为“从记忆中挖出的全部素材都经过了一番折射、掺和、解释、充实、锻造、移植、扭曲，有时，它们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无论如何，在每种情况下，它们都经过了一番再造”。她再三提醒人们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谈这本书，既不要认为它是一本自传，也不要把它看成一部报告文学，总之，不要把它看作某种真人真事的再现。
诚然，她的确试图塑造一组以1944年的法国为大背景的知识分子群像。“写这部小说的欲望之所以这样不可遏止，那是因为，我感到自己置身于这样的时间与空间中，在那里，我每发出一个声音，都有机会从许多人的心底听到回声”。
她描写了战后的某几种生活方式，却并没有给折磨主人公的诸多问题提出答案。她不想重蹈“主题小说”的旧辙。小说中回荡的主旋律之一是“重复”，即：为真正占有某物，一个人得先失去它，然后再把它找回。如亨利和罗伯特最后重归旧好，同时重新迷恋文学，投身政治，即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是，在这出发点和终点之间，他们曾万念俱灰。从此以后，他们将不再满足于肤浅的乐观主义，不再像旧日那样热情地坚信某些东西。强烈的择优意识武装了他们。
这部历时四载写成的小说，意外地获得了资产阶级报刊和共产党报刊的一致称颂。萨特称这是她写得最好的一部文学作品。《法国文学选集》称这部作品是战后最具代表性的小说，“通过将存在主义作家--受尊敬的和不存戒备的--与中国的达官贵人相比较，表明了存在主义的结局”。为了庆祝，他们在米雪儿家中举行了一次午餐，在那儿，萨特送了一套龚古尔兄弟的传记给西蒙·波娃。
令人气愤和觉得可笑的是，有些人仍在坚持西蒙·波娃父亲50年前所持有的旧观点：“女人是由丈夫造就的。”他们总以为西蒙·波娃的一切思想都是萨特给注入她的头脑的。西蒙·波娃的书是萨特写的，是萨特使她成为作家的。在她被授予龚古尔奖的第二天，就有人善意地提醒她：“如果接受采访的话，你必须解释清楚《一代名流》确实是你写的，你知道人们会说，你身后有萨特……”
事实上，从这部小说写作伊始，萨特就十分关注，预计将是她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在阅读手稿时也曾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一如西蒙·波娃读萨特作品手稿时提出修改意见时那样。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萨特把她的两份手稿带给布里斯·帕兰，其中的一份被还了回来。
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了。
西蒙·波娃在年轻时就培养自己不去介意公众舆论，以后，又得到了萨特及其保护她的牢固友谊。虽然如此，她还是无法忍受一些冲她而来的谣言和目光。社会总是十分热衷于维护一种旧观念，认为女人只能是“二等”公民，只能是男人的影子和玩偶，只能是有权势的男性的附属品。西蒙·波娃为此感慨道，在法国，如果你是一位作家，那么，是个女人这一点就足以让人用作痛击你的棍子。你若是个妙龄女郎，人们会挤眉弄眼奉承你；你若是上了年纪的大姐，人们会向你鞠躬致敬；但你若是刚刚褪去青春年华，又未达到受人尊敬的年龄，却胆敢发表自己的观点，譬如女人不是天生就有许多品行方面的缺陷的之类，那么，一切指责便接踵而来了。
西蒙·波娃写道：
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萨特保持了那种关系。30多年来，我们只有一个晚上是在怏泱不乐中去睡觉。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我们从对方言谈之中得到的兴致丝毫未减。一位女友曾评论说，我们总是全神贯注地聆听彼此的谈话（见玛丽·罗莎·奥里弗对一家阿根廷报纸发表的谈话）。人们总是说，我们的思想几乎完全一致，然而我们却始终一丝不苟地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评、修正或者肯定。我们从相同的地方获得记忆、知识和印象，我们在同一个范围内以同样的手段、在同样的原则指导下尝试着把握世界。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中的一个说前半句话，另一个人就能说出后半句；如果有人问我们俩同一个问题，他会得到相同的回答。在某个字眼、某种感觉、某层阴影的刺激下，我们俩会走上相同的思路，并在同一时刻产生相同的感触--相同的记忆、相同的联想，而这些，第三者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此，我们对在各自的著作中不约而同地写到某些东西，已不再惊诧了。最近，我读到萨特在1952年时记下的一些随想，虽然我至今才读到它，但其中一些段落却一字不差地出现在我10年后写的回忆录之中；虽然我们的性格、爱好以及最初的抉择截然不同，我们的文风从总体上看也毫无相似之处，但这些段落看起来却如出一辙。
惟其如此，有些人便指责他们俩的这种关系同在《第二性》中阐述的道德观点相矛盾：作者西蒙·波娃认为女人应该独立于世，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西蒙·波娃却从不是寂寂一人。其实，“独立于世”与“寂寂一人”并非是矛盾的对立体，更不是同义词。
萨特对西蒙·波娃富有思想、富于表现力是极为欣赏的。10年后即1964年，年届花甲的萨特在接受《时尚》杂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可资印证：
我认为她是漂亮的。我始终认为她是漂亮的，尽管当我初次遇到她时她戴着一顶难看的小帽子。我决计要结识她，就因为她漂亮，她曾经有，并且至今仍赋有那深深地吸引着我的面容。惊人的是，西蒙·波娃竟有男子的智力和女性的敏感。简言之，我在她身上发现了我可能需要的一切。
此外，在1965年的一次私下采访中，萨特说道：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一切应归功于她。当然，即使她不存在，我也会写作，因为我有写作的愿望；可是，我对她的完全信任始终给我以十足的安全感，……我总是把手稿给她看。每当她对手稿提出批评时，起先我会气恼异常，对她大肆谩骂，然后我总是接受她的意见。这不是修养问题，而是因为我看到，她的批评总是中肯的。这些意见不是根据表面现象作出的，而是绝对理解我想做的事，同时又带有我完全不可能具有的客观性。
诚然，萨特善于创造新思想，无论在哲学还是在政治方面，新的观点总是由他提出的。“如果我拒绝承认这种特定的优势在他一边，那么，我实际上就背弃了自由；结果，我会成为一个具有蓄意的挑战态度和不诚实的囚犯。这种不诚实同时也是男女之争的必然结果，与知识分子的正直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西蒙·波娃认为--她从来不把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卸给萨特，因而她的独立性从未受到过威胁，她从不盲目地赞同任何一个观点，任何一个决定，而完全依靠自己的分析、判断而确定是否接受。她所从事的工作要求她自主地作出大量决定，进行无数探索，付出不懈努力。正如她帮助过他一样，他也帮助过她，两人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依相携、互助互爱的终生伴侣式的关系，而绝非她以他为媒介而生活而生存的附庸性质。
她不喜欢引人注目。她从未上过电视屏幕，从未在广播中谈论过自己，也几乎没有接待过记者。到《一代名流》获龚古尔奖时为止，她已好些年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了，也不再去咖啡馆了，连去剧院参与“巴黎人”的消遣活动也尽量避免。但她希望在接受龚古尔奖的同时，把她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外部的影响。
生活在继续。西蒙·波娃身为一位知名作家，她看重对生活的享用，对她来说，精神追求和肉体愉悦同样不可或缺。朗兹曼那里，她在充分利用重新找到的青春，享受迎面而来的每一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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