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她在逗留美国接近尾声时坠入情网
为西蒙·波娃美国之行提供帮助的，是外交部文化关系司的一位曾是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官员。
一到纽约，她便去找陶乐赫丝。陶乐赫丝正准备动身去巴黎，确如萨特所描述的，陶乐赫丝长得娇媚美艳，有着世上最迷人的微笑。
在美国度过的4个月，是精疲力竭又激动不已的4个月。繁华的闹市、辽阔的国土，使得西蒙·波娃眼花缭乱。后来她将在美国期间写的部分日记交《现代》连载，又集成一卷出版，书名为《得过且过的美国》。
她通过考察，认为美国确实是资本主义的故土，但它已帮助欧洲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原子弹保障了它在整个世界范围的头号强国地位，使它有恃无恐。但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展示出一种足以与他们父辈一比高低的沙文主义。他们对杜鲁门的每一次演说都点头称是，其反共产主义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他们对待欧洲和法国，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者的态度。“从哈佛到新奥尔良，从华盛顿到洛杉矶，我听到学生、教师和新闻记者们都一本正经地在问，是否最好在苏联有能力反击之前，就向莫斯科丢原子弹。这使我明白了：为了捍卫自由，必须镇压自由”。
她与美国作家阿尔格雷，是在她逗留美国接近尾声时坠入情网的。7年后，西蒙·波娃在她最著名的小说《一代名流》中，以20多页的篇幅，感人地描述了她与阿尔格雷一起度过的三天：
他光着身子，我也光着身子，我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他的目光伤害不了我；
他也没有对我评头品足。从我的头顶到我的脚尖，他的双手爱抚着我。我又说，“我喜欢你这双手”。
“你喜欢它们？”
“一整晚我都在想，我是否能在自己的身体上感觉到它们。”
“一整夜你都会感觉到它们。”他说。
突然，他变得不笨拙也不羞怯了。他的欲望感染了我。我已有这么长的时期没有体验爱的滋味了，我重新感觉到了乳房、肚子和性器官的存在；肉欲压倒了我。我像面包一样给人以滋养，像泥土一样散发出气息。这真是不可思议，我丝毫没想到衡量时间和地点。我只知道，当我们的身体终于不知不觉地分开时，已能听到黎明的轻轻的鸟啼声。
他叫她“我的小高卢人”。最后一晚，当他们站在密执安湖边，看到流星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他说：
“说一个愿望吧。”
“我们会再见的。”她向他保证。又说：“我将永远在巴黎生活下去。”
阿尔格雷相信了她的话，却没有听出其中的弦外之音。
在忠诚和自由之间，是否有协调的可能？15年后，她将在《时势的力量》中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彻底的忠诚常被挂在口头，但很少见人身体力行。当人们约束自己实现彻底的忠诚的时候，他们常认为它伤害了自己。他们或是寻求感情升华，或是借酒浇愁，安慰自己。传统的婚姻往往允许男子间或地寻花问柳，但不允许女子这样做。如今，许多妇女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补偿男子的朝三暮四在生活中所给她们造成的损害，她们会妒忌、烦闷。许多男女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与我和萨特类似的关系，即在允许双方随心所欲地‘偏离正道’的同时，保持‘某种忠诚’。相比而言，‘塞纳拉，我对你忠贞不渝，以我的方式’。这样的忠诚风险不小，这样的可能总是存在：其中一方喜新厌旧，那么，另一方会认为他或她被不公正地欺骗了；于是，两个自由自在的人变成了针锋相对的虐待者和被虐待者。”
在许多情况下，一对夫妇常常因为迷恋对方，或者因为孩子，或者因为共同的利害关系，他们的关系显得坚不可摧。假如一对伴侣各自只限于和对方过性生活，那么，维持这种关系没有问题；只是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允许拥有的自由，有些名不副实--西蒙·波娃这样认为--她和萨特远比上述这种人雄心勃勃，他们都希望和乐意体验“偶然的爱情”。只是他们有意避开了一个问题：第三者会如何看待他们俩的协议？他或她是否有相应的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
就事论事地说，以往的经历中，第三者都能轻而易举地适应西蒙·波娃和萨特的协议，因而在他俩的关系中尚有不少余地让他俩尝试风流韵事、露水姻缘。但是，假如第三者得寸进尺，毫不满足，那么冲突的发生就势所难免了。值得一提的是，萨特与陶乐赫丝之间、西蒙·波娃和阿尔格雷之间，都已经或即将面临这一困难境地。
2. 阿尔格雷再一次要求她同他白头偕老
5月20日，当西蒙·波娃在失魂落魄的状态中回到巴黎，陶乐赫丝还没有走。她竭尽全力想让萨特挽留她不走，她想至少逗留到7月。陷入困境的萨特狠着心肠放弃了挽留。
为了避免摩擦，西蒙·波娃和萨特住到巴黎郊区的一家小旅馆去了。花园里，玫瑰花开得正欢，沼泽地中牛群嬉戏，他们常常沿着让·拉辛散过步的一条杂草丛生、碎石遍地的小路上遛达。
到了固定的几个晚上，萨特便进城与陶乐赫丝会面。假如她对这种局面很满意的话，那倒皆大欢喜。然而，她不能忍受萨特要她再次离开。但是，不这样的话又能怎样呢？假如由她抛弃一切来巴黎与萨特成家，那么她当然指望着从萨特那里得到一切；然而，萨特这一方却无法承诺她的这一指望，于是他只好懊悔地倾听她发泄怨气，感到自己该受责备：虽然他曾有言在先，他们不可能结百年之好，但是在他说他爱她时，实际上便已宣告自己的话不能算数了，因为在女人看来--爱可以冲破一切障碍。从理论上讲，陶乐赫丝的这种想法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她那无所顾忌地愿意献身爱情并要求全部拥有萨特的爱情也是值得肯定的。问题面临的关键在于，萨特坚持：在拒绝改变与西蒙·波娃的关系的同时，他深爱着陶乐赫丝，并一心希望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不久后，萨特陪陶乐赫丝去勒阿弗尔。两人分手时，她还在抱怨萨特带给她的痛苦。她写信来说，以后要么永远不来，要么来了永远不走。
时值酷暑，萨特和西蒙·波娃去气候宜人的哥本哈根度假。但是，头一天的生活使她想起了尾随萨特的那些灰暗岁月。走在海滩上。萨特沉默寡言，她也没多饶舌。她惊恐地问自己，他们俩是否缘分快尽，将成陌路？这些不祥的念头一直延续到以后的几天，才慢慢地消散了。
与萨特同赴英国、丹麦、挪威、瑞典四国旅行归来，西蒙·波娃便马不停蹄飞往芝加哥。阿尔格雷已在瓦朋西亚路的一间房子里等了她4天了。阿尔格雷又一次要求她同他白头偕老。她只好向他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这次分别时不比去年5月那样伤感，因为双方约定，西蒙·波娃将于来年春天重返芝加哥，两人一起沿密西西比河南下，然后赴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作为期数月的旅行。
3. 法共称萨特是讨厌的毒蛇
法国曾因战败和维希投降政府而蒙受羞辱，作为重述这种自我羞辱的史诗，也作为人类极其需要束缚自身的象征，曾被称作令人失望的《自由之路》前三卷，其地位将在几年内节节升高。《芬克和韦格纳尔斯现代世界文学指南》称这部作品是“本世纪最杰出的小说作品之一”，《企鹅欧洲文学指南》说，“这几卷小说在传达人的选择的模棱两可方面是才华横溢的，因为它们想像出了大自然的令人不安的富饶、躯体的不知不觉中的神秘变化和城市风光的忧郁的诗意”。
1947年的秋天，存在主义狂热达到了高潮。多芬街上的“塔布”是最著名的存在主义者的夜总会。每逢星期六晚上，这家夜总会就人头攒动，财源亨通。作家、小女明星和大人物们推推搡搡地为自己寻得一席之地，倾听维昂弹钢琴或是欣赏新奥尔良式的爵士音乐唱片。年轻的朱利埃特·格雷科，这位来自草场圣日耳曼亚文化群的女歌手，一头黑发，嗓音沙哑，当她高唱维昂和穆卢吉的悲歌时，那魅力足以令男人们为之倾倒，让女人们也以为她们成了格列科。
萨特总共才到过“塔布”两次，但报上的闲话栏却说他是它的鼻祖。流亡归来的出版商皮埃尔·拉扎雷夫发誓，在接管《法兰西晚报》后，他将倾尽全力“击败存在主义”。可是，为了打倒萨特，拉扎雷夫将不得不谈萨特，自己在以报纸帮助萨特扩大名声，却又指鹿为马地责备萨特在追求名声。
萨特和加缪之间亦存在着分歧。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即：存在主义可以成为介乎两极分化的反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合理的选择。
由于各政党联盟在内阁中容纳了共产党人，安德烈·马尔罗担任了情报部长，因此戴高乐于1946年1月就已辞去了联盟首脑的职务。他满心希望这一举措会令举国为之惊恐，而将他召回来，然后由他来提出苛刻的条件。然而，事实并非如他期望的那样，他的被召回已是12年以后的事了。1947年4月，戴高乐曾建立了法国人民联盟，在它的领导人心目中，这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国民能量的集结点。其成员百分之八十是工人、小商人和公务员，但该党骨干却持传统的中右意见，以至于自认为是戴高乐的左翼的马尔罗，也感到为难。一个月后，共产党就加入了反对派。
法国共产党人信奉“如果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你就是反对我们”的观点，于是，萨特、西蒙·波娃以及“第三种选择”即存在主义者们自然就为他们所不容了。--传记作家A·马德森在《心心相印》里写道，--法国共产党称萨特是讨厌的毒蛇、山姆大叔的代理人、诲淫的小说家和使人类倒退到爬行时代的哲学鼻祖。扎斯拉夫斯基在苏联《真理报》上撰文抨击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令人作呕和腐败透顶的大杂烩，资产阶级舆论却企图让它冒充为最新颖和最富独创性的哲学模式”。
萨特什么都忍受了。即便对话从眼下看来根本没有可能，他也无法设想左翼能没有共产党人的参加。时隔8年后的1955年，西蒙·波娃偕萨特去中国旅行期间，发现30年代后期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与自己的共产党朋友间发生的争执，竟与萨特遇到的情形惊人地相似！
4. 她痛苦流泪时，他却拔腿跑了
陶乐赫丝不断给萨特写信，信中多是怨言。起先，她已答应在西蒙·波娃去美国与阿尔格雷出外旅行时，前来巴黎与萨特共同度过4个月。可在西蒙·波娃动身的前夕，陶乐赫丝又给萨特写信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她决定不再见他了。
这使西蒙·波娃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她渴望着与阿尔格雷见面，这位被她在《一代名流》中称为“亲爱的丈夫”的男人，的确令她一想起来就激动不已。然而，陶乐赫丝不肯来陪伴萨特了，西蒙·波娃一方面极想回到阿尔格雷身边去，另一方面又想自己毕竟只同他生活过半个月，因而为他对自己的价值究竟有多大而进行掂量。
最后她决定在美国待2个月而不是4个月。不过，她没有写信告诉阿尔格雷她已改变了逗留时间的计划。在纽约中途停留时，她与斯蒂范和费尔南多·赫拉西一起过了一天，还出席了在布利克街新舞台进行的《毕恭毕敬的妓女》的第100场演出。她怀着复杂的感情度过了在芝加哥的最初24小时。阿尔格雷陪她先去看望一群毒品贩子，阿尔格雷告诉她，这些人的最大乐趣是同其他吸毒者一道交谈关于毒品注射的话题。后来又陪她去看一个小偷的妻子，这位小偷的妻子也在学习写作，每天眼泪汪汪地等着丈夫归来。
翌日一早，西蒙·波娃和阿尔格雷乘火车赶往辛辛那提。碰巧这天辛辛那提正在过节，飞机和探照灯在空中打圈，两岸的篝火交相辉映。航行在辽阔的水乡土地上，尤其是当俄亥俄河汇入密西西比河后,它的夜景、它的月色比想象中更为迷人。
他们从新奥尔良飞往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参观了位于尤卡坦的玛雅人遗迹和危地马拉城中的印第安人茅舍。在乘长途公共汽车从墨西哥城前往莫雷利亚时，她终于唐突地对阿尔格雷说，她要在巴士底日即7月14日返回巴黎。本来，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与阿尔格雷相聚后，她就一直鼓不起勇气谈这桩事情。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讲这桩事情显得越来越紧迫，也越来越困难。阿尔格雷听到她突然改变主意，日程压缩了一半，其懊恼和失望之情便可想而知了。
“噢，好啊。”他淡淡的答道。
在莫雷利亚，他不愿出去遛达，任凭西蒙·波娃一个人走街穿巷，逛集市买织品。当她开始盘算下一天的行程时，阿尔格雷打断她的思路，说他看够了印第安人，看够了集市，看够了墨西哥，他跑够了跑腻了不想跑了。她起初还以为他像以前那样随便发发脾气而已，渐渐她惴惴不安了。他总是甩开步子跑得很快，当她赶上他时也不同她搭腔。她痛苦地流泪时，他却拔腿跑了。
旅行中止了，他俩乘飞机回到纽约。在《一代名流》中，西蒙·波娃说是阿尔格雷背着她寄回一封信给他的编辑，要这位编辑发一封电报来，嘱他必须立即返纽约。
在纽约，正赶上令人终日大汗淋漓的热浪。阿尔格雷与她交谈时的神志不像过去那样了，她甚至不时感受到他对她的敌意。一天夜里，西蒙·波娃问他：
“你对我不如我对你那样体贴吧？”
“对，”他答道，“两者永远不会是一样的了。”
那天晚上，西蒙·波娃倚着窗户，望着寂静的天空，听着冷漠的市声，哭了一夜。
接下来的几天，西蒙·波娃实在被阿尔格雷的生硬、乖戾所刺伤了，她说：
“我可以明天就走。”
“不！”他突然冲动地说：“我现在就要娶你！”
她一下子明白了，她没有任何理由怨恨他，他是无辜的，错在她这一方。他是十分执著地全身心投入地爱着她，并且一心一意想娶她的呀！
7月14日，她离他而去。归程中，当飞机一头航进茫茫黑夜，她失魂落魄，但是，通过这一段日子的相处，她发现双方的感情绝非是一种逢场作戏、过眼云烟式的消遣，也不是逃遁现实的一种手段。甚至，每一方都希望对方来同自己共同生活。
然而，即使没有萨特，她也决不会永远在芝加哥待下去，他也决不会来巴黎定居，为了写作，各自都需要扎根于祖国，扎根于为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双方的生活早已定型，这两种生活也不可能互相嫁接了。
西蒙·波娃写道；“我清楚地知道我和萨特的关系是什么，不过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从一开始，这种关系就已确定无疑了，但即便是最切合实际的言辞，也难以表达这种关系。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遥远的距离使我和阿尔格雷陷入了‘要么什么都有，要么什么都没有’的境地中。一个人涉洋过海，一连几个星期与自己的生活一刀两断，为的不仅仅是追求那种‘伙伴般的感情’，它只会转变为狂热得多的举动。我并不为有这种举动而遗憾，它给我带来的收获远远超过它给我带来的损失。”
《美国纪行》这时刚由莫里伊恩出版，反响挺不错。萨特正在写作《心灵之死》和一部评述19世纪诗人斯特凡那·马拉梅的论著。两人正准备在7月底出国旅行时，陶乐赫丝冷不防地从纽约打来电话，说她再也无法忍受与萨特分开了，想来同他过一个月。在大洋彼岸，她抽抽搭搭哭了起来，叫人心酸酸的。萨特答应了她。不过，他们在法国南部度过的整整一个月中，他狠狠数落了她一顿，他已把自己当初的负疚之心“兑换”成了对她的任性的怨恨。
这时，轮到西蒙·波娃为缩短在美国的行期而遗憾了。她给阿尔格雷拍了一封电报，说可以再到芝加哥去一趟。他却回电说：
“别来，太忙。”
她的心被刺痛了--写作忙无疑只是一个借口。不过，她也如释重负。对她来说，这种聚散分合，这种拒绝和冲动应诺显得过多了。在萨特与陶乐赫丝外出的这个月中，她便待在巴黎写作，读书，会友。
5. “不是说我不爱你了，但你离得好远啊……”
9月，西蒙·波娃与萨特前往阿尔及利亚旅行、写作。回到巴黎后才见到阿尔格雷的一封封来信。信中告诉她：在一次为华莱士举行的宴会上，他爱上了一位年轻女子，她正在办离婚手续，他想与她结婚，她还在考虑，在考虑成熟之前不想和他建立暧昧关系，后来，他们几乎不再约会了。他在信中向她解释自己当时的想法，也许是步入不惑之年的缘故罢，他需要属于他自己的女人，需要属于他自己的孩子，并一起住在属于他的空间里--
你不同。你有萨特，有确定的生活方式，有知名度，有对思想的浓厚兴趣。你生活在法国文化界的中心，每天从工作和生活中获得满足。相比之下，芝加哥几乎如乌斯马尔一般远离一切。我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毫无例外地围着自己转，我从中感受不到任何快乐。我告诉过你，你也明白我是被粘在这儿了，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写这个城市，我只有在这里才能做这份工作。换言之，我已陷入我自己的陷阱里。……这位女孩帮助我更清楚地认清了我周围的现实。去年，我还担心因为对你不忠诚而毁坏了一切。如今，我懂得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因为手臂再温暖，当它远在大洋彼岸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温暖的了；我懂得生命如朝露，生活太冷酷，我不能在那么长的时间中把一切温暖拒之门外。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谈到了同一话题--
我想得到某些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的心情，很大程度上是在这几个月中对我来说如此亲近，如此可爱的那个女人带给我的（那几个月虽然已告结束，但这种心情丝毫没有改变）。如果这个女人不是她，也肯定有别人取而代之。这不是说，我已不爱你了，但你离我好远啊，到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相隔好久啊……我感到谈论我们早先的交往有点无聊。但我们只能这样无聊，因为你不会远离你的祖国来到芝加哥，我也不能去巴黎，因为我总要回到这儿，回到我的打字机旁，回到我的寂寞中，我总感到需要别的什么人来亲近我，因为你离得好远啊……
复信中，西蒙·波娃简直无言以对。阿尔格雷讲的一切都很实在。但是她与他的关系真的要中止的话，她会一辈子感到苦恼、懊悔。在密西西比河，在危地马拉，他们在一起度过一个个多么令人终生难忘的良宵啊……
幸而他的信又渐渐升温了，不时给她寄来剪报、资料和各种烟酒糖果。后来又写信说，他正在预订6月份开往巴黎的船票。她那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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