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在新一届议会的第一次演说中宣布了要执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法案，在１０天后，即５月１５日星期五，我将在海牙讲话。我的讲话稿写作班子和我设法在一篇讲话稿中把要取代马斯特里赫特式欧洲的所有主要内容都包括进去了。我有意打算把它当做布鲁日第二阶段，当然，我不能期望它能产生同样的影响，毕竟我已不再是政府首脑。但也就是因为这一原因，我希望我的想法更加具有启发性，使欧洲思想开阔的政治精英们能注意到还有新的可能性。
我讲话开始时把在布鲁塞尔贝莱蒙大厦——将要拆除的欧洲委员会总部——的建筑术比做欧洲共同体的政治结构，说它“充满了昔日未来的精神”。自从共同体成立以来，情况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因而对许多大的问题都要进行重新思考。回顾它的起源与发展，我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经济传统——自由主义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现在已经到了欧洲不得不在这两种传统中进行选择的时候了。马斯特里赫特的联邦主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它含有某种程度的集中控制。我认为，事实上，它所包含的是：
……一个主要的理性错误，（它）认为，未来政府的模式是一个集中的官僚政治模式，它可以向上集中信息，在上面作出决定，然后向下发号施令。１９４５年被视为的时代智慧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谬误。等级森严的官僚政治可能适合于组织一个面对外部强烈竞争的小企业——但几乎在其他各种情况下，它只会造成停滞和无成效。
……随着大欧洲的扩大，它所要求的合作形式必定会更加多样化，其模式不应是一个集权的官僚政体，而应当是一个市场——不仅是一个个人与公司的市场，而且也是一个政府是参赛者的市场。这样，政府就可通过较低的税收和较少的条例为争取外国投资、先进的管理和高收入者互相竞争。这样的市场会要求各国政府接受财务纪律，因为它们不愿赶走专门知识与企业。这样的市场也会有助于制订一些财务和管理政策，产生最佳的、全面的经济效益。毫不奇怪，社会主义者不喜欢它。自然，要使这一市场能够起作用，不受外国控制的政府必须在社会和经济事务方面保留它们拥有的大部分权力。由于这些政府与它们的选民更加接近，向他们负责，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将权力保留在全国这一级。
基于这一分析，我认为有两个明确的变化。我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没有理由在每次提出有关欧洲的新倡议时，要求所有共同体成员参加。如果欧洲的确进入了新的领域，必须分别签订条约，对已交出的权力明确作出规定：
我们应该着眼于一个多轨道的欧洲，不同国家的专门小组，如申根小组按照一个个的问题在不同的水平上建立合作和一体化。这一结构不会像坐标纸那样匀整，但是它能容纳共产主义之后的欧洲出现的多样性。
第二，欧洲委员会只应该有较小的权力，远不是要给予它更多的权力。事实上，根据目前的形式，它不需要许多权力。从任何意义上说，它不应继续拥有立法的职责与权力，它应当成为一个行政机构，只是执行政策而不是制订政策。
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我提到了一个每个人都在思考但又未列入他们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即“德国问题”。我对德国人的成就表示赞赏，井同意德国的某些有特色的政策，如它的货币政策和承认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它的力量已成为一个问题。德国人他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他们解释说，为什么科尔总理和德国的政治机构如此急迫地想让他们的国家在欧洲“扎根”，由联邦决策机构对它加以限制。可是，把德国格利佛拴在联邦制的欧洲共同体内，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德国在共同体内的优势是如此之大，联邦制只能加强德国的力量而不能对它进行制约。我们必须回到力量均势政治以代替上述想法，因为，如果德国执行损害我们利益的政策时，力量均势会保证像英国、法国这样一个个的国家能够与之抗衡。同时，在任何现代的力量均势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能保证任何欧洲国家在坚持自己的利益时不会超出某一界限。
某些人士指责这一坦率的分析是反对德国人。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我坚决相信，在外交关系中反映出强权政治的实际，而不是将其隐藏在联邦政治正确这一面纱的后面，这可能对德国和它的邻国都同样有利。德国是一个富裕和强大的国家，它有许多东西值得赞赏。但由于它的面积、地理位置和历史，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德国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非常自由和负有责任感（即使我碰巧不同意他们为它所找出的某一解决办法）。没有理由表明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正如早些年我还在反对党时，我发现在国外谈论国际关系中的这些争论点要比国内更容易些。在英国，我对每一句话都要仔细审查，以防被曲解。我一直意识到应该让约翰·梅杰以他自己的方式自由地领导这个党和这个国家，因此，我对此是同情的。
１９９２年７月在辩论欧洲共同体中英国主席一职时，我在上院发表了首次演说。那一经历略微有点奇异。我知道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习惯于上议院那一套，因为在那里，拘泥于形式上的谦恭有礼，说话办事都要得体，这一点非常明显，以致没有什么可以称为生动的辩论。在这次演说中，我得以指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给欧洲带来的我所认为的“态度急剧变化”。丹麦人刚刚在公民投票中拒绝了这一条约。在德国，反对单一货币的态度强硬了。法国人将举行他们自己的公民投票。保守党后座议员也开始明确有力地表达在他们自己的选区日益明显的反对马斯特里赫特的情绪。
但是直到秋季，除了那些最热心的鼓吹者以外，在其他所有人眼里，一些事件远比我更有效地损坏了欧洲联邦主义者的计划的信誉。随着１９９２年不断向前推移，汇率机制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英国和其他国家定值太高的外汇率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后果，最后，在９月１６日星期三，在企图挫败金融市场的意图没有成功而消耗了估计１１０亿英镑的储备以后，当实际利率达到了灾难性的８．４％（第二天可能达到１１．４％）以后，英国货币退出了汇率机制。人们可以感到经济恐慌即将发生。政治家和新闻记者的反应就好像《启示录》中的４个骑兵刚刚冲过了英国银行。政府大臣们企图将危机的责任归咎于（西德）联邦银行。而评论家们不相信这一伎俩，试图仍将责任归咎于政府。
在星期三（按照各人自己的感受，无论说它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英国离开汇率机制以后，碰巧我将于星期六在华盛顿有线新闻电视网的一次金融会议上讲话。我住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里，当上述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准备发言稿。我不得不放弃了我原先的讲话草稿，但与我约定要我讲话的日程安排又如此之紧，我在星期五傍晚几乎得从头开始。我在走廊头上的一个房间里干了个通宵。在城里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的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正在熟睡。至少我没有听到从浴室果传出的歌声。他可能已经猜到了我将要说些什么：
不是英国政府的政策没有执行好，而是政策本身有问题。不管发生什么事，如果违背诺言以维护某一汇率，这会令人感到尴尬。但如果这一诺言最初就是错误的，那么，不遵守这一诺言应该引起一阵掌声而不是指责……我自己也不会找替罪羊，无论是在英国国内还是国外。我们必须做的是要从已发生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头一个和总的教训是，如果你试图冲撞市场，市场也会冲撞你。一个国家不应该拿它的储蓄进行赌博。因此，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应该非常小心，要有明确的限度。第二个教训是，汇率机制目前的形式及其目的对经济发展是一个重大障碍。我自己不相信英镑应该重新进入汇率机制，也不相信其他货币能从它僵硬与脆弱的结合中得到好处……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不同，它们的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率不同，最灵活和最现实的调整经济的办法是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样，每个国家就能使它的货币政策适应国内情况，就没有必要由行政对外汇市场大声喊叫……
像对待汇率机制一样，也该彻底改变对待马斯特里赫特的政策了。自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这一联系都是很紧密的。如果欧洲各国经济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甚至汇率机制也不能控制它们，那么，这些经济将会如何对单一的欧洲货币作出反应？回答是，将会出现混乱与怨恨，相比之下，它们会使近期的困难大为失色。
华盛顿的听众对于这一演说反应非常热烈，甚至英国新闻媒体的反应也很好，即使要点不同。《星期日快报》认为“思想崇高”。《星期日邮报》说：“玛吉报了仇。”英国广播公司说：“我告诉你，是典雅的”，从而采取了折中态度。
部分原因是由于自尊受到了损害，部分原因是已对马斯特里赫特计划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资本，因此，政府拒绝排除英镑重新回到汇率机制的可能性。当时，这一拒绝似乎不太重要。我们脱离汇率机制时的情况已使大多数保守党议员、绝大多数的民众和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多数金融界人士都相信，固定汇率的危害很大。看来，事态的发展本身已排除了回到汇率机制的可能性，因此不需要正式的承诺。几乎一夜之间，对我的观点的看法改变了。我“毕竟是对的”。不幸的是，那时已经造成了损失，尤其是对政府和保守党的地位造成了损失。
很自然，为了符合外国而不是本国的期望所制订的对欧政策，已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特殊的处境，即关于有争议的马斯特里赫特的法案的命运是由外国人决定的。虽然爱尔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都被允许举行公民投票，但英国政府一直拒绝这样做。可是很清楚，如果法国在公民投票中反对了马斯特里赫特，英国议会就不会讨论这一法案。我谨慎地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以鼓励法国的反马斯特里赫特运动。我发现非常令人鼓舞的是马斯特里赫特的３位主要中间偏右的反对者——菲利普·德维利耶，菲利普·塞甘和夏尔·帕斯——显然属于法国最强有力、最具有魅力的政治家的行列。并且，尽管新闻媒体抱有偏见，但他们的运动立即拨动了法国广大爱国民众的心弦。可是，最终力量还是不够，５０．９５％对４９．０５％，多数票仍然支持了马斯特里赫特。所以，假如２６９，７０６名投票者反对而不是支持了马斯特里赫特，英国就永远不会执行这一条约。
像汇率机制的失败一样，欧洲卷入前南斯拉夫的痛苦处境也以其自身的方式使马斯特里赫特受到了辛辣的评论。人们还记得，“马约”的条款它设想了一个共同的欧洲外交和安全政策，它将导致共同的防务政策，也许还会导致共同防务。于是设想要加强西欧联盟，“共同防务”的第一步是建立了法—德“欧洲军团”。人们和马斯特里赫特的制订者都立即意识到，位于欧洲东南边境的前南斯拉夫危机是对这些愿望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是一次决定性的检验，卢森堡外长雅克·普斯当时领导着由欧洲外长们组成的、负责指导共同外交政策的“三驾马车”。他生动地指出，这是“欧洲的时刻了”在与荷兰和意大利的同行们开始进行调解时，他继续说道：“如果说有一个问题欧洲人自己能够解决，那就是南斯拉夫问题。它是一个欧洲国家，不用由美国人作出决定。不用由其他任何人作出决定。”
结果欧洲人证明他们不能掌握由塞尔维亚和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南斯拉夫国家军队发动的这场战争，更不用说改变这一现实。共同体的外交活动实际上使情况变得更糟。显然，在事实上相当于一场反对南斯拉夫联邦体制的塞尔维亚政变发生以后很久，共同体仍在支持维护南斯拉夫的政策。共同体的“监督员”深深卷入了战争的复杂处境，没有明确地谴责侵略者。甚至当南斯拉夫军队从克罗地亚撤退时，还允许它将其装备有重武器的军队驻扎在显然是它下一个侵略目标的波斯尼亚。就在１９９２年初，当恼怒的德国不顾共同体大多数成员的愿望最后坚持要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时，这为在意见一致这一基础上制订的、发挥作用的欧洲外交政策——更别提共同的防务政策——敲响了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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