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将从根本上冒犯党的政治智慧。自从伊诺克·鲍威尔１９６８年在伯明翰发表有关移民的讲话后，中间偏右的政治家都回避就移民问题和种族问题发表演讲，认为这样做是文明的高尚心怀的标志。而且，如果无法避免，那就借用政治光谱中的左翼词汇讲话，以飨“多文化”、“多种族”现代英国社会的听众。这种态度对移民带来的实际问题有时视而不见，而且把那些受到直接影响的人的顾虑说成是“种族主义”。我从不准备赞同这种态度。这种态度既不诚实，也很世故。
我把英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我认定的一种资本主义上，没有什么比它更不认识肤色了，我的信条之一是，个人只有作为个人时才值得尊敬，而不是作为阶级的成员或者种族的成员。我所赞成的政治经济制度旨在为了社会的利益解放个人的才能。我不赞成煽动种族主义的人，如全国阵线，他们企图利用种族问题。我发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些团体既是社会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分子，这一点具有深刻的涵义。所有集体主义都导致压迫：只不过受害者不同而已。
同时，多年来新英联邦的大批移民已经使英国大片大片的地区变了模样，这使当地居民难以接受。富有的政治家在公开场合发表种族容忍的讲话后，回到座落在富人区安静街道的舒服家庭里，那里的房价确保种族隔离而又不背恶名。这是一回事；而穷人眼看着他们的邻居更换了，他们却无力搬家，他们的房子的价值不断贬值，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陷入这类处境的人们，应给予安慰而不是褒赞。通过同我的选区的人们的谈话，我得知不仅白人对此忧心忡仲，已经迁来的移民，他们想成为居民区的真正成员，他们深知继续不断的移民可能引起反动，他们可能成为受害者。这些普通人的感情得不到表达，这就为极端主义敞开了大门。而且，极端主义分子取得的任何成就都会被各种牌号的左翼分子利用。不管社会主义分子的经济管理多么不善，多么削减国防开支，在维护法律和秩序方面多么不力，至少当他们谴责他们的对手是顽固派时，他们仍能确保一部分同情他们的听众。左翼从来都会迅速利用他们自己制造的麻烦。
１９７８年２月之前，起草移民政策的工作已经在威利。怀特洛的指导下进行了一段时间。但进展不大，肯定没有取得我们党的年会上的大嗓门的支持者希望的进展。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威利本人在内政问题上是一位具有天生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问题的困难在于弄清目前和将来削减移民的规模。
罗伊·詹金斯已经修改了移民条例，允许未婚夫移民英国与英国公民结婚，这一条规定在很多情况下被滥用了。赦免条款实际上鼓励非法移民，其规模很难猜测。１９７３年１月后，由于取消了时间限制，有些人入境英国“短暂”停留，后来被接受在英国定居，而且他们的家属也被接受。这在当时成了一种通常做法。做工的限制也没有严格执行。特别是，没有确定无疑的移民数字，也没有潜在的移民数字及其有权移民英国的家属数字。因此，在这些方面虽存在着采取行动的领域，但是有限。因为我们有些义务是无法体面地、人道地推卸的，特别是东非持有英国护照的人以及（按照１９７１年保守党政府制定的移民法）那些在１９７１年１月１日已在英国正常居住的移民的家属。
补好破绽，加强管理，对初级移民和二级移民采取新的管理措施，所有这些都可能减少移民入境人数。但是，我知道，处理好种族关系的最重要一环是减少对将来的未知性。危险在于对未知的恐惧，而不在于当前的已知情况。威利·怀特洛赞成这一基本分析，因此他在１９７６年党的年会上表示我们“正如战后年代看到的那样，将执行一项明确的旨在结束移民工作的政策”。
尽管在移民问题上我没有准备发言，当在“世界在行动”采访中间到这一问题时，我并不吃惊。我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思考，在其他采访中我已经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由于以上原因，回答这类问题我并不感到拘束。我说：
人们确实非常担心这个国家可能彼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淹没……因此如果想要良好的种族关系就得减轻人们对移民数目的恐惧……我们的确曾经设想结束移民的前景，当然，属于安置性的情况除外。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有多少人有权移民……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按照法律受到同样的对待，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担心自己的处境，或者担心自己会受到别人的敌视，除非我们削减移民入境人数。
对于这些极为温和的语言所作出的反应令我吃惊。这迅速表明政治家离开人民的真正忧虑该有多远。自由党领导人戴维·斯蒂尔谴责我“可怕的不负责任态度”，后来为了充分表达，他又补充说我的讲话“的确邪恶”。丹尼斯·希利说我“冷酷无情，机关算尽，意在把种族偏见的水搅混……在安静的社区散布恐惧与仇恨”。内政大臣莫林·里斯指责我“制造尊贵的种族仇视”。大主教们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１５年以后，我的这些思想在立法中得到体现并被普遍接受。上述反映看起来简直是歇斯底里。
即使那时，我的讲话在全国的反应也大不相同。无疑批评者的夸大言词使这种反应更加尖锐，他们认为他们最终已把我打倒在地。在我接受采访前，民意测验表明我们与工党并驾齐驱。而此后我们领先工党１１个百分点。在这次采访中，通过即席回答，在无意中收到的效果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不管威利在内心有何感觉，不管其他同事感觉如何，在我们极为困难的时刻这一效果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值得欢迎的激励。影子内阁内部对有关政策建议的讨论也尖锐起来。几周以后，我们取得了全面的一致认识，除了坚持遣返移民的顽固分子外，大家都感到满意，这一认识将伴随我们进入大选。
这件事的整个过程表明，在关键问题上我必须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一定事先期望说服我的同事们；我可以期望国内会有人追随我，也许是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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