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述这场危机的结果之前，有必要从头追述一下关于“权力下放”之争的一些背景，这场争论此后还将以更猛烈的势头再次出现。这场争端——至少到１９－－７９年３月的最终结局前——已经给工党和保守党带来了几乎同样多的麻烦。
由于苏格兰民族党曾经一度获得很多支持——事后表明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在１９６８年５月的苏格兰党大会上，特德曾承诺说将在苏格兰下放权力。特德的“琅思宣言”令众多保守党人大吃一惊，甚至包括那些在苏格兰的保守党人。我从不欣赏这项政策，而且整个英国保守党一般对此也不热情。但特德坚持这么做。他设立了一个以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起草详细的计划。亚历克的建议于１９７０年普选前在苏格兰党会议上通过，并写进了宣言中（对威尔士没有权力下放的承诺）。然而在１９７０—７４年我们党执政期间对“权力下放”的承诺却不怎么提了。尽管基尔布兰顿皇家宪法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详尽的权力下放方案并于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提出报告，我党二月宣言只承诺研究一下这份报告，而工党则承诺他们将就此事立法。
大选后，特德坚信我党应该向苏格兰下放更多权力以此赢回对我们的支持，并任命艾历克·布坎南一史密斯为影子内阁苏格兰事务大臣来负责此事。在５月份的苏格兰党会上，特德重申了我们“权力下放”的政策，允诺由北海油田款项资助一个苏格兰发展基金，这比霍姆在资金方面的建议内容还过份）在这项政策基础上，我们致力于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后举行的选举——尽管我们提出了众多权力下放的措施，我们在苏格兰的支持却进一步减少了。事实上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大选中排在第三位。
对于我们党采取的这种新政策的忧虑从来就不少。尤其有一小群苏格兰保守党议员，包括我的老朋友贝蒂·哈维一安德森，他们从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后开始大声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建立苏格兰议会的建议将威胁而不是巩固联合王国的团结。他们不认为有必要与工党采取同样的战略，更不要说提出更甚于工党的提议。而苏格兰党本身意见也是极不统一，代表基层意见的“权力下放”反对者和左倾苏格兰党领袖象艾历史·布坎甫—史密斯，马尔科姆·里费金和乔治·杨格等人意见相左。
这就是我刚坐上党魁的交椅时留给我的摊子。特德把我党尬尴地挂在了这个极其令人痛苦的大钩上，留给我一个棘手的任务：把它解下来，作为一个本能的保守统一党人，我不喜欢“权力下放”的承诺。但我意识到对这项计划已进行了巨大投资，我已无法立刻改变政策方向。如果我这么做了，就会有很多人辞职，这是我无法承受的，暂时我只得接受现状。
我让威利·怀特洛领导一个关于权力下放的政策小组。在影子内阁内，我们及时讨论了威利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直接选举的议会的提议，井同意他们实行比例代表制，但我们没有承诺采取这一制度不少主张权力下放的保守党人想要实行比例代表制，他们害怕在简单多数选举制度下苏格兰民族党将会在苏格兰取得胜利，他们似乎并不厌恶将来在南部或北部实行政治联盟制度，对此，我并不为之所动。
１９７５年５月，在丹迪召开的苏格兰党大会上，我尽可能简短地重复了对其建立直接选举产生议会的承诺。与参加会议的人进行谈话使我更清楚地了解到，有一些苏格兰保守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和他们的领袖们意见极不一致。我更加不安了——其他人也是如此。在夏季，英格兰保守党议员们开始对苏格兰权力下放表示疑问，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对联合王国的团结有不利影响，此外，他们的疑问也有其深厚的策略上的基础：如果苏格兰有自己的议会又同时留有现在的（众多的）议席份额的话，它将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中拥有过多的代表。另外，工党内部对这个问题也因有异议而相持不下，显然“权力下放”在策略上已不再是一个有利于使政府为难的课题。我和后座议员们开了一系列会议。他们和我有同样的顾虑。这更加剧了我的忧虑。到１９７５年底，后座议员们持强烈反对“权力下放”的立场。此时，亚历克·布坎南—史密斯和马尔科姆·里弗坎德更加脱离实际，竟想出了设立独立的苏格兰行政机构这一主意。这进一步超出了霍姆的提议，把我们带到了工党的策略范围中去。
政府提议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直接选举议会的白皮书于１１月出台。但影子内阁对此应如何反应，意见极不相同。在准备１９７６年１月进行的关于白皮书的辩论时，艾历克·布坎南一史密斯和伊恩、吉尔摩要求在我们的修正案文字中提及保守党对苏格兰议会的承诺，而反对“权力下放”的人则争论说，如果我们不再重述这个承诺，工党内反对“权力下放”的人的弃权可能会使我们胜利。我暂时听从了艾历克·布坎甫—史密斯的意见。
争论在１９７６年继续进行。朱利安·艾默里和莫里斯·麦克米伦显示出他们是保守党阵营反对“权力下放”的有力领袖。威利设计出一项希望全党能团结在其周围的方案，５月份在琅思召开的苏格兰党会议上我使用了该方案。我们重申对直接选举苏格兰议会的支持但又表明我们反对任何以政府提出的白皮书为基础的计划。为了加重语气，我补充道：“我不能支持这样一个苏格兰议会，我们谁也不能支持成立这样一个议会——如果我们认为它可能使联合王国陷入危险境地的话。”在珀思的这场演说听众反响良好，但它显然解决不了党内纠纷。
我开始坚定我们的反对派立场，在１１月份，当该法案公布时，我与二位宪法律师——伯明翰的扬德里教授——共进晚餐，讨论其中的细节。我也见了宪法学者内维尔·约翰逊多次。我听得越多，越仔细地阅读这项法案，就越觉得它对联合王国是危险的。它带来的是官僚主义和无休止的争吵，而指望它能抚慰那些想要独立的苏格兰人则越来越不可能了。再者，１９７６年１１月我党私下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证实了我对“权力下放”问题对选举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怀疑。苏格兰人的意见四分五裂：政府的“权力下放”计划只获得了２２％的支持——比我们党的主张所获支持（２６％）少，甚至比“不进行任何变革”（２３％）都少。只有１４％的人赞成独立。一项深远的宪法变革需要比这多得多的公众支持。
在１９７６年１１—１２月问，该法案即将在议会进行二读（辩论是否采纳该法案）。影子内阁为此进行了４次辩论，讨论是否要发出一个要求保守党议员出席议会辩论的紧急通知来投票反对这项法案。我们的态度再也不能不明朗了。不仅我们后座议员中的绝大多数，影子内阁的部长们也大都不赞成“权力下放”，至少不赞成任何与“白皮书”观点类似的做法。但在“权力下放”的支持者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条：他们认为这是唯一阻止苏格兰独立的办法，甚至一些极不喜欢“权力下放”措施的人也行事谨慎，惟恐给人以反苏格兰或超越了苏格兰保守党领袖的印象。但直到最后，在一场１２月２日星期四凌晨结束的马拉松式长会上，我们决定——有很注目的少数人持异议，包括艾历克·布坎南—史密斯一发出要求保守党议员出席议会辩论的紧急通知来投票反对这项议案。
我根本就不幻想我们这么做会没有人辞职抗议。我想把辞职数量降到最少，但同时也不削弱对“权力下放”的攻击力度。影子内阁会议后那天上午，马尔科姆·里弗坎德、乔治·扬格、约翰·科里、赫克托·芒罗、哈米斯·格雷和拉塞尔·费尔格里夫（苏格兰党主席）来见我，说应该给艾历克·布坎南—史密斯特许，让其在投票中弃权，否则他们６人就都从前座议员位置上辞职。对此我不同意。让我生气的是第二天早晨的《金融时报》登出了这次谈话内容。代表党内左翼的”“保守党改革小组”——当它成立的时候，我曾以假设的无知口吻写信给它的发起人之一罗伯特·卡尔，间他们到底想“改革”什么——他们把我们描述成“下定决心在苏格兰选举中自杀”。后座议员们的态度则不同。当那天晚上在１９２２年委员会宣布发出紧急通知的决定时，人们大声欢呼。当然，当特德·希思４天后在格拉斯哥突然宣布说他自己不会投票反对这项法案时，我也并不感到吃惊。艾历克·布坎南—史密斯适时地辞去了他的影子内阁苏格兰事务大臣一职，同时辞职的还有马尔科姆·里夫坎德。４名其他前座议员也想离开，但我拒绝了他们的辞呈，甚至允许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在辩论中与我们唱反调并且投了政府一票。没有任何政党领袖能比我更宽容。为填补艾历克·布坎甫一史密斯留下的空缺，我把特迪·泰勒从贸易部调来做影子内阁的苏格兰事务大臣，他的强烈的爱国之情和稳健早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你知道这场辩论，甚至很可能是这次投票，将暴露出自己一方的分歧时，而且你还不得不作为前座议员发言，这真是令人气馁的事。但我在１２月１３日星期一这项法案进行二读时作的演说却正是我喜欢的那种舌战。关于我们自己的提议我说得很少，只简单提及我们曾承诺在苏格兰设议会，我强调了很多这项立法本身的矛盾及前后不一致之处。辩论结束。２７名保守党议员包括特德·希思和彼得·沃克投了弃权票。５人投了赞成政府主张的票，其中包括艾历克·布坎甫—史密斯，马尔科姆·里夫坎德和哈米什·格雷。但是工党内部意见也不一致：２９名工党议员弃权，１０名和我们一起投了反对票。在二读时出现的４５票赞成的多数掩盖了这个问题给工党和我们带来的同样的不愉快。而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束。在辩论中首相暗示说政府将可能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进行全民公决——这项承诺后来成为解决“权力下放”问题的关键。
弗朗西斯·皮姆这时已从威利处接过了前座议员“权力下放”问题发言人一职。但他和特迪·泰勒关于如何对待这项法案却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弗朗西斯想使之可行，而特迪则想使之夭折，最后这项法案还是夭折了，１９７７年２月该法案截止审议时政府被２９票的多数反对票打败（有２２名工党议员和我们投票一致）。突然间政府发现它失去了全民性的支持，而在“权力下放”问题还远远没有引起重视时， 政府总是能赢得有效的多数。 尽管这一年过些时候工党还将提出新的关于“权力下放”的法案。但他们眼前的形势严峻，这使我们倍受鼓舞。
具体来说要发生什么事情还远不明朗。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７日星期四，政府拒绝迎战我们的动议，在一场有关公共开支的辩论后宣布休会，因为他们害怕左翼工党议员倒戈。我马上称这种几乎闻所未闻的对正常议事规则的破坏为“不光彩的失败”。我们不得不提出一项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获得成功将会进行普选。尽管我天生谨慎，我仍认为这是会发生的。那个周六在我在托基向中央理事会作的报告中提醒全党注意一场大选正在来临。
连日来各党派和他们的督导员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我却不愿被牵制在其中。自由党党魁戴维·斯蒂尔已经表示，如果条件对他们合适，他们可能准备让工党继续执政。为在比例代表制基础上直接选举议员进入欧洲议会立法，“工业民主”和税收改革等的话题已经成为公众的话题。但没人相信自由党人在是否支持工党的决定这个问题上会被一些细枝未节所左右。对自由党人来说他们有两个大问题必须回答：把一个不受支持的政府留在台上，他们会受到指责吗？或者他们将会由于使政府的政策变得温和些而受称赞吗？我自己并不相信他们会和政府达成什么契约——这肯定不可能，除非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那时内阁中会有几位自由党人担任部长，但简直不能想像工党的左翼会容忍这种做法。
事实上，我对政治均势的计算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我忽视了虚荣心这个重要因素。尽管工党一自由党同盟对自由党危害不小，而对吉姆。卡拉汉有无穷的好处，但它确实给自由党发言人以令人激动的幻觉——认为他们自己举足轻重。
在对“反对党提出的不信任案”投票后，有人攻击我说我没有准备与自由党进行某种交易。我事先没有这种念头，事后也不后悔。１９７４年２月大选失败后保守党就曾试图把自由党拉过来组成少数派政府，这种不够光明磊落的做法完全表明了其危险性。更何况，即使在现在情况下，不需要费神去对付自由党的这些不负责任的怪人，我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为了使英国拨乱反正，我得设法使保守党左翼和现在影子内阁中的部分成员相信我们将来的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
当然，既然我们已经反对了“权力下放”，那么要赢得民族主义党派的支持就更不可能了。具有保守主义思想的北爱尔兰统一党人应该支持我们。在艾雷·尼夫和我身上他们应该明白他们找到了联合王国的强有力支持者。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增加议席以弥补他们省代表不足的要求很可能是任何政府都会支持的，因为从公平角度讲他们很占理。但他们对希思政府废除斯托蒙特议会——１９２０至１９７２年由北爱尔兰统一党人控制的管理北爱尔兰的机构——这一做法的普遍厌恶以及伊诺克·鲍威尔一一他现在作为统一党人担任代表南丘地区的议员——私人的恩怨意味着实际上我们不能依靠他们的支持。
事实上，能够影响选举结果的事，我们所能做的也很少。小党都会根据举行一场普选对他们是否有益来决定他们的立场。要衡量这一点，每人都会去看民意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保守党将以绝大多数当选并组阁，这将极大减弱一些具有不同观点的其他个体影响政府的能力。
在我将要在议院提出不信任案的几个小时前，我被告知自由党将支持政府。对于他们会同意那么拙劣的条件，我感到震惊。显然这些条件首先将在本期议会期间有效。自由党人不能成为政府成员，但将同部长们有单独的联系并派代表加入迈克尔·富特议长主持的联合顾问委员会。 政府承诺实现进入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和“权力下放”（在比例代表制基础上实行自由投票）。允诺找时间通过自由党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法案井同意限制计划中的关于地方当局属下的直接工党组织立法的规模。这并不是什么诱人的条件。已经知道我们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失败，并想到新闻界和我们的支持者将对我发出诸难，面对这一形势我简直有些一筹莫展。
安格斯·莫德帮我起草了发言。我们决定使它十分简短。事实上，太短了些。其实这篇发言稿是在看来就将进行一场普选时起草的，因此更倾向于对我们的政策作正面表述，而不是对政府的政策细节发起攻击。这篇发言在我所有的发言中是报界反映最差的一篇。当然如果那天我们最终胜利了，我就是全文宣读威斯敏斯特冗长的电话号码薄也没有人责怪我。但是，政治如同人生一样，“如果”之类的话从来无济干事。那天深夜，当我开车口福拉德街时，令我沮丧的不是我在议院没有取得良好反响，甚至也不是政府赢得了２４票的多数。令我难受的是经过这么多努力，看起来我们能令英国开始调转方向的机会还和以前一样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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