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月１３日星期二内阁充满了忧郁的情绪，因为每个战线的危机都在加剧。托尼·巴伯告诉我们，这一天的１０月份贸易数字将显示出另一个大赤字。人们在谈论削减公开开支和提高税率（最低借贷利率事实上已提高到１３％的创记录的水平）。看来还得再宣布一次紧急状态，并且要下命令限制商业建筑物照明和取暖用电。甚至还在谈论要发石油票。我当时不知道的是这些措施中还包括停止学校取暖用电的计划；事实上，我只是在第二天无线电广播新闻中才听到这一消息。我极为生气，一方面因为这是一个政治上愚蠢的行动。另一方面是因为事先没有与我商量过。我进去找工业大臣汤姆·博德曼，在经过外交家们称作的坦率交换意见之后，这一措施停止实行。
然而，关于学校取暖问题的不同意见是更广泛的争论的一个部分，一直持续到宣布大选之后。当我们要在节约能源的措施问题上做决定时，我们是应当偏严些呢还是应当偏松些？这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矿工禁止加班加点的命令将持续多久，在甚么时候或会不会升级为一次罢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工业能够克服电力短缺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至少要密切地看一看政治方面的影响。但在这方面也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采取最严格的节能措施肯定将有助于使一般公众确信，在国际上出现严重经济问题的时刻，这是由工会的好斗性引起的真正的紧急状态。但是，也有这样的风险，即人民因限制措施而发怒，特别是有些看来不必要的小的措施，如晚上１０点半以后关闭电视广播的决定。然后，此后的任何放松措施，当然又都会遭到批评，说这表明我们过去是小题大作了，而且无疑，首先是保守党出于政治原因造成的。
１２月初，特德采取了一个精明的行动。他将威利·怀特洛从北爱尔兰事务部调回，代替莫里斯·麦克米伦担任就业部大臣，威利既随和又老练，如果要想找到与矿工的斗争的出路，这两种素质的结合是特别必要的。政府的地位也增强了，因为，也许是出人意料的，由于公众对矿工的行动很愤怒，民意测验表明我们明显领先于工党。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最好斗的工会会员外，都担心对抗将促使大选的来临。不久，新闻界对这方面的推测开始增多。
１２月１３日星期四，特德宣布实行３天工作周以节约能源。他当天晚上还作了广播讲话。这给人一种危机感，使得全国意见两极分化。最初，工业产量或多或少停留在原来水平，这本身就说明英国工业不少部门效率低和超员。但当时我们并不了解这一点。我们也不可能知道３天工作周能维持多久。我发现保守党内部强烈支持政府采取的措施。对几天以后宣布的削减１２亿英镑公共开支的必要性也是理解的。
在这一阶段，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依靠工商界领导人。圣诞节前不久，丹尼斯和我去兰伯赫斯特参加一个朋友家的晚会。由于削减供电，我们借助果酱瓶里的灯光上了楼梯。整个气氛颇有战争时期的味道。那里的商人都一致认为：“要反抗他们、奋战到底、送他们走、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些话在当时都是很鼓舞人心的。
似乎没有一个体面的或令人满意的办法解决纠份。与全国矿工工会的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如果全国矿工工会在此条件的基础上恢复工作的话，政府提出将立即对矿业和矿工工资的前景进行调查，但这个建议被全国矿工工会断然拒绝。１９７４年１月９日，英国职工大会在全国经济开发理事会会议上表示，如果给全国矿工工会提供更多的好处，他们将不把这一点作为解决其他问题的谈判依据。托尼·巴伯拒绝了职工大会的这一表示。从而失去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第二天托尼向我们解释说，他认为那是一种宣传伎俩，而不是一个严肃的表态。尽管后来内阁同意继续就英国职工大会的表态进行工作，邀请了英国职工大会的人到唐宁街１０号来举行了几次长时间的会议，然而损失已经造成了：看来好像我们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我们如果接受了职工大会的表态，我们的处境会好些，会使英国职工大会为难。事实是，英国职工大会的表态无疑使我们处于被动地位。这一事件给我的教训是，在其后果未得到充分权衡以前，既不要接受也不要拒绝任何表态。
在福拉德街我家的寓所里，丹尼斯和我在烛光下谈论着政府当时所处的困境。很清楚，政府犯了许多错误。而且，如果我们想办法度过了当前的危机，那就必须对政府的方向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然而，无论我们已经采取的做法有多么不同，无可置疑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着一场我们必须获胜的斗争。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工会和工党支持的矿工，正在违抗议会制定的法律。那些斗士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搞垮政府并一劳永逸地表明，英国只能按照工会运动的意向进行管理，这一点不仅是我作为保守党内阁大臣不能容忍，而且其他千百万看到国家基本自由受到威胁的人也不能容忍。丹尼斯和我，我们的朋友和大多数我们党的工作者们都感到，我们现在必须接受挑战，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举行大选并赢得大选。从这时起，我一有机会就极力倡导这一见解。
然而，特德·希思的态度使我感到吃惊和困惑。他似乎脱离了现实“他更关心第三阶段的前途和石油危机，而不是政府的生死存亡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内阁的讨论集中于策略和细节，从来不谈根本性战略。这种内容的讨论也许可在其他场合进行，但我说不准。无疑，他们缺乏紧迫感，令人不可思议。我想，这是由于特德心里想拼命避免进行大选，因而不愿严肃地考虑举行大选的可能性。最后，也许正如我们有些人猜想的，由于他的核心成员对这个问题意见分歧，他终于在１月１４日，星期一分几批把我们召到唐宁街１０号他的书房去见他。
到这时，我们离２月７日——最好的、最可能早的日期——大选的最后限期没有几天了。在我们这一批去唐宁街１０号的人中，主要是约翰·戴维斯和我发表讲话。我们二人都强烈地劝说特德面对事实，不能让工会这样违抗法律和民主选举的政府的政策。我们应及早举行大选并问心无愧地为“谁统治英国”的问题而进行斗争。特德很少讲话。似乎他要我们来只是为了走形式而不是出于任何其他目的。我看得出他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虽然他没有这样说，我离开时感到沮丧。我仍然相信，如果他早一些举行大选，我们可能有突破，因为我们有可能将竞选运动集中于工会权力问题。
１月２４日星期四这一天内阁开了两次会。当时担任能源大臣和党的主席的彼得·卡林顿主张对电力限制放宽些。但是，由于上边我所说的原因，我们之中许多人都对这种建议感到优虑。那天晚上举行的第二次内阁会议是在全国矿工工会执委会为罢工决定进行投票后举行的。这或多或少使形势发生了变化，更加有利于采取谨慎从事的态度，尽管对限制措施稍有些放松。我感到，赞成罢工的票可能占多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就要进行大选运动了。
下一个星期三，１月３０日，矿工投票结果尚未揭晓，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特德告诉我们内阁已经收到了工资委员会关于各种工资比照级差的报告。问题是，我们是否接受这个报告并建立一个新机构以便调查因“比照级差”而提出的工资要求。矿工们一向扬言要求提高他们的比照级差工资——因此他们拒绝了特德提出的“社交时间加班工资”，而且这一提议适用于所有倒班的工人。工资委员会的报告可能为他们在收入政策范围内解决问题提供基础——尤其是因为该报告特别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即由于“外部事件”而使某种工业的重要性产生的相对变化，也可作为决定工资时考虑的一个因素。迅速增长的石油价格正是这么一个“外部事件”。
我们感到政府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建立处理有关“比照工资级差”的机构。不这样做会让人看来似乎我们在极力设法阻止矿工问题的解决，何况我们已经接受了有关“比照工资级差”问题的报告。而且当时很可能举行大选，我们的每一步骤都要考虑公众舆论。
但是，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还有重要的策略问题。我们可以把要求英国职工大会接受工资政策的原则作为条件。我们可以规定，在工资委员会进行调查时，矿工要复工并接受国家煤炭局现在提出的条件。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条件并非不合理，但是英国职工大会和全国矿工工会却很可能不接受。
特德和几个大臣一起起草了给英国职工大会和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信，信中提到把矿工接受当时国家煤炭局的条件和复工作为条件。该信邀请英国职工大会和英国工业联合会进行谈判。我猜想特德对这封强硬的信稿并不那么高兴。在心灵深处他想要把问题了结，而且直到最后时刻他还相信他会取得成功。但是到这时，甚至他在内阁中最亲密的朋友都想要与矿工见个高低。政府核心集团内部的分歧在提前大选的问题上已经暴露出来。我想，起草上述信件的小组内也存在同样的分歧。
最后，内阁淡化了信的内容，不再把矿工接受国家煤炭局提出的条件作为条件，也不把英国职工大会与大臣们进行谈判的建议作为附加条件。这封信发表了。当我们第二天再开会时，大家普遍感到新闻报导反应是好的，因而我们重新得到了月初在英国职工大会提出的条件问题上失去的某些主动权。但事实上，我们这时承诺了接受建立“比照工资级差”机构的建议以及它可能随之提出的任何意见。很清楚，矿工很可能赢得工资的大幅度提高。如果我们继续前进并举行大选。前景将是：我们在大选后马上会面临另一次威尔伯福斯法庭调查。当时它具有策略意义。但是，回过头来看，我必须相信，有些人正在为收买矿工准备条件。
当２月５日星期二我们得知，参加全国矿工工会投票的８１％的选票支持罢工时，大选是肯定要进行了。对举行大选的推测达到狂热程度，势在必行。两天以后，当特德在内阁告诉我们他决犀举行大选时，我想我们没有人感到吃惊。大选将于２月２８日星期四举行，也就是说要尽快举行。威利正式建议将矿工的要求提到工资委员会去进行比照工资级差的研究。他婉转他说明他这样做的理由，完全是为了在大选时人们不可避免地提出，“如果你们获胜，你们将如何解决矿工问题”时，我们有话可说。然后内阁作出同意威利提议的重大决定。
由于大选的紧急性质，我甚至连宣言中教育部分初稿的拟定都没有参加，宣言在几天之内就发表了。尽管陈述了成绩，但新东西很少。无论如何，宣言的突出主题是清楚而鲜明的；在危机时期需要一个坚定和公平的政府。主要的新承诺是修改社会保障制度，为罢工者的家属付社会保障金。除了通货膨胀和工会权力问题外，１１％的抵押贷款利率为我们制造了政治上的困难。自然，人们问我的问题主要是关于教育方面的事情。威利·怀特洛和我在竞选过程中出席了罗宾·戴主持的“选举访谈”电视节目，问的也是这类问题。但是，在回答一个提问时，我强烈地表达了我对联合政府的观点：如果设想你的政府是由所有最聪明的人组成的，这些最聪明的人对于要做的工作会有一致的看法。我想这是一个错误的设想。你可以让两个专家去解决任何一个问题，而他们两人事实上不会有一致的解决办法……在联合政府中，你必须放弃自己的很多信念。
未料到，我这一段话与大选后期的保守党有着联系。当时的保守党领导一方面在设法恢复元气，一方面在寻找重新掌权的办法，因此他们被一个“全国团结政府”的概念所吸引。我还要补充，如果你没有信念，或者如果你已经放弃了你的信念，“全国团结政府”就对你有更大的吸引力。
在竞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还算有信心，相信我们会获胜。那些由于政策上的１８０度大转弯而疏远了保守党的支持者们，开始转向我们。实际上，过去他们看到我们的缺点而感到沮丧，因为，现在他们看到我们已经决定对工会的好斗性进行挑战，他们下定决心支持我们。哈罗德·威尔逊在与工会签订的“社会契约”中陈述了工党的方针。那些渴望过安静生活的人可望被这一做法所诱惑。但我感到，如果我们能坚持由“谁来统治”？这句话所概括的中心问题，我们会赢得这场辩论，从而赢得大选。
在最后的一个星期内，我具体地感觉到胜利在从我们的手中溜走。电台广播了泄露出来的工资委员会的证词，声称在第三阶段矿工的工资本来可以提高，意思是说整个大选都是不必要的。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政府试图否认这一点，但因为确有失误，政府的否认吞吞吐吐，没有说服力。我们被错综复杂的工资政策套住了，最后被它扼死。从这时起我们走上了无情的下坡路。
两天以后，伊诺克·鲍威尔劝人们投工党的票以博得就共同市场问题进行公民投票，我可以理解他采取这种立场的逻缉：加入共同市场使英国废除了主权，因此，首要的政治问题是恢复主权。但他做这件事的方式使我震惊。他是在宣布举行大选的当天才宣布他不再竞选沃尔沃漠普顿的议员席位的，随即在竞选运动结束时投下这颗炸弹——劝人们投工党的票。我认为，用这种方式背叛本地的支持者和选区工作人员是无情无义的。我想，伊诺克在１９７４年２月的决定，像他过去在１９７０年的干预性发言一样，影响非常大。
接着，３天以后又有另一次打击。英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坎贝尔·阿达姆逊公开号召废除劳资关系法。这是英国工业领袖的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们在参战前虚张声势，但又缺乏战斗的胆量。然而，我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干预主义政策很难鼓励英国商人和经理们为了自由承担风险和责任。
部分地由于这些事态的发生，但无疑部分地也是由于在为期３周的竞选运动中只集中于一个问题，这种做法肯定是难以奏效的。我们的竞选活动失去了势头。我仍然在想，我们也许可能获胜，但我意识到我们竞选的热情降低了，我们的目标混乱了。我也从民意测验和我的选区的反应中了解到，自由党对我们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到了投票日，我的乐观已经变为不安。
当我从芬奇利和全国其他地方听说那天早晨很多选民令人吃惊地参加投票时，我的情绪就更加不安了。我但愿这些人都是愤怒的保守党人，出来表示他们拒绝工会权力的敲诈。但这些选民似乎更像来自工党控制的公房社区，他们出来投票是为了给保守党一个教训。我很高兴在我衣服的扣眼上戴着一枝蓝色的花而不是平常戴的纸玫瑰花。这枝花是马克给我的，一天都保持新鲜，它帮助我提精神。
大选结果很快表明，我们没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我们失去了３３个席位。这将会是一届动荡不定的没有一个政党占绝对多数席位的议会。工党占３０１个席位，在议会中是最大政党，距占多数席位还缺１７席。我们降到２９６席，虽然我们得票数的百分比稍高于工党；自由党得到了将近２０％的选票，占有１４个席位。那些小党，包括北爱尔兰统一党占有２３个席位。我在芬奇利选民的多数票从１万１千降至６千，尽管下降票数部分是由于选区划分变化造成的。
我对大选结果感到烦恼。我们最后终于对工会摆好了进攻的架势，而人民却没有支持我们。再者，我喜欢我当教育大臣时的日子，或者说当教育大臣的大部分时间。我会想念我的工作和我的决策，当然还有给我带来的很多便利，如大臣专车。从现在开始，我将再一次开我自己的沃霍尔—维瓦牌老车出去了。不过，至少我不必去经受清理塞满了个人物品的桌子和柜子的痛苦过程。无论怎样，我从来没有把许多个人乱七八糟的东西带到教育部去，而且，出于谨慎，我在竞选运动开始时就把大多数东西带回了家，只是偶尔当我在伦敦市中心活动时到办公室去签署紧急信件。我可以说干净利索地离开了办公室。
星期五下午我们开会。这是一个疲惫不堪，垂头丧气的收拾残局的内阁会议。特德·希思问我们现在应当怎么办，有几种选择可以考虑。特德可以建议女王召见哈罗德·威尔逊，他是议会最大政党的领袖；或者是，由政府诉诸议会，看看在议会中是否能得到对政府纲领的支持；或者是他可以与较小的党进行交易，设法制定一个克服国家眼前困难的纲领。由于我们的北爱尔兰政策使北爱尔兰统一党与我们疏远了，这事实上就意味着与自由党进行交易，尽管这样也不能使我们处于多数。毫无疑问，从特德讲话的样子可看出，后者是他主张的办法。我们对这几种可能性轮番地进行了辩论。
我的直觉是，在下院占有最多席位的党，有理由期待被要求设法组织政府。但特德争辩说，由于保守党获得的选票最多人他有责任寻求组织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此他提出给自由党领袖杰瑞米·索普在联合政府中安排一个位置，并许诺请议长召集会议讨论选举改革间题。索普回去与他的党商量。虽然我愿意留任教育大臣，但我不愿意在保守党永远不再能形成一个多数政府的情况下留任。而这正是自由党人要求实行的比例代表制可能造成的形势。我也意识到，这种交易也会使我们看起来可笑。英国人最讨厌的是表现不好的失败者。我们下台的时间到了。
当我们在星期一再一次开会时，特德详细地告诉了我们他与自由党讨论的情况。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按照杰瑞米·索普的要求行事。我们还在等待着他的正式答复。但现在特德似乎肯定要提出辞呈。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是在那天下午４点４５分召开的。这时杰瑞米·索普的答复已收到。从特德的讲话中使人感觉到，他的意见已经转向组成一个所有各党参加的国民政府的想法，这种想法日益吸引着他。当然，这种想法根本没有吸引我。无论如何，自由党人不想与我们组成联合政府。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我悲伤地离开了唐宁街，但却有些解脱的感觉。我很少想到将来。但我心中知道，不仅是更换政府的时刻到了，保守党变革的时刻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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