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２年夏天，继通货再膨胀和对工业进行干预之后，新经济方针的第三方面在我们面前展示出来。这就是企图通过与工业联合会和英国职工大会进行‘三方’谈判，就物价和收入问题达成协议。我们尽管没有明确的工资政策，但自１９７０年秋天我们制定了工资增长不超过１％的政策以来，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一个“规范”的世界中。我们制定此政策就是希望能降低现行工资谈判中提出的增资“幅度”。矿工问题的解决办法引人注目地破坏了这项政策。但特德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应进一步向前走而不是后退。从１９７２年夏天开始，我们的目标是制定更加复杂的物价和收入政策，而且决策的中心越来越离开了内阁和议会。因此，我只能部分地叙述事情的经过。内阁仅仅能从特德那里听到实际上在其他地方制定了什么政策，而大臣们日益陷入多变的、复杂的工资谈判的细节中。政府一方面对工资的细节的关心达到执迷不悟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在最后达成的交易上又表现得无能为力。事实上，最重要的结果是使大臣们分散了精力，忽视了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当我们应该向前看，看到那些正在出现的威胁时，却被无关紧要的小事蒙住了眼睛。
从７月初至１０月底，政府与英国职工大会和全国工业联合会进行了三方谈判。在这期间政府在用压低工资要求来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它却使我们在其他方面滑坡了。英国工业联合会提出争取英国最大的２００家公司“自愿”限制价格，将下一年的价格增长限制在５％之内。作为交换条件，我们着手将国有化工业的价格增长控制在同样水平，其代价是高昂的，这是自寻失败的政策，意味着这些国有化企业继续赔本。而英国职工大会利用在三方会谈中赋予它的作用，自己另搞了一套经济政策。与我们当选时承诺的政策完全相反，它们要求采取行动降低公房租金（这将破坏我们打算使租金接近市场水平的住房财务法案）。它们要求控制利润、红利和价格，目的是从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好处（换句话说就是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还要求废除劳资关系法。对英国职工大会９月份举行的年会提出的这些要求，特德都是相当认真对待的。他需要研究使低收入工人的工资得到提高，但不会带来其他工人工资也相应提高的方法。换句话说，我们全盘地走到了社会主义阵地上来，即低收入——无论怎样定义——是一个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的作用来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政府建议下一年工资的增长限于每周２英镑，同时工业联合会同意在同期内价格增长最多不超过４％，并同意延长政府的５％经济增长“目标”的期限。
无论如何这是不够的。英国职工大会不愿意——也许不能够——限制工资增长，１０月底，我们在内阁中对从这时起进一步走向法定政策的论点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持这种论点的人主张从冻结工资人手。我们当时的心态是异乎寻常的，就我的回忆来说，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内阁中没有任何人由于这恰恰是我们在１９７０年大选的宣言中拒绝考虑的政策而提出过反对意见。然而，没有人可以指责特德不愿多走一步。他只是极不情愿地承认英国职工大会是无法说服的。因此，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３日星期五，内阁作出了实行法定工资、物价政策的重大决定，并以冻结物价和收入９０天为开始来实行这一政策。特德的话最为真实无误了，他作总结时警告说，我们面临着一个多事之秋。
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内阁也进行了改组。莫里斯·麦克米伦——哈罗德·麦克米伦的儿子——已从１９７２年７月开始从罗伯特·卡尔手中接过了就业部。后者在内政部代替了雷吉·莫德林的职务。现在特德提拔他的年轻追随者了。他派彼得·沃克去代替约翰，戴维斯在贸易和工业部的位置。并提拔吉姆·普赖尔为下院领袖。杰弗里·豪，一个天生的经济自由派，进入了内阁，得到了管理物价和收入政策的苦差事。传说还曾考虑派我担任这个职务，如果确有其事的话，我只能感谢没有派我干这个差事。
越来越多的后座议员认为，新政策是一个走得大远的１８０度大转弯。当伊诺克·鲍威尔在下院问首相是否发疯了时，在公开场合他受到了冷遇，但许多人私下里同意他的看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坚决反对我们政策的人，像尼克·里德利、约克·布鲁斯一格尔丹和约翰·比芬等被选为重要的后座委员会的主席或副主席，而且爱德华·杜坎，党内的右派、特德的不共戴天的反对者成为保守党后座议员１９－－２２年委员会的主席。
由于第一阶段冻结结束了，我们设计了第二阶段。这就是将工资和物价冻结延长到１９７３年４月底；１９７３年５月以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工人可企望每周提高一英镑的工资，但不超过４％，总共全年工资提高不超过２５０英镑——这是为照顾低收入者而设计的方案。为实施这项政策成立了一个工资委员会和一个物价委员会。
我们的后座批评家们比大多数评论员更有见地。这些评论者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工会的不负责任行为的明智和务实的回答。在最初的日子里，似乎这些评论贝们是正确的。３月底，煤气工人对此政策的挑战被击败。矿工，正如在他们前一年大幅度提高工资以后我们所希望和期望的，４月５日投票拒绝了一次罢工（违反他们的执委会的建议）。由于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急剧下降。失业人数是１９７０年以来最低的。一般说来，政府的气氛越来越轻松了。特德戴上了他那集体主义的新帽子，比他戴着用塞尔斯登乔装起来的帽子时明显地高兴多了。
我们的思想感情应当是很不同的，１９７２年３月的通货再膨胀预算，以及它所代表着的放松银根的财务政策的影响，如今已经很明显了。财政部至少已为大大超过５％经济增长率开始优虑，显然这是不可能持续长久的。货币供应量，如以货币供应量之三（Ｍ２）（广义货币）来计量，增长得太快——尽管政府主张的货币供应量之一（Ｍ１）（较狭义货币）增长的不那么快。１９７３年３月的预算对冷却过热的经济毫无作用，而且由于需要降低物价和其他费用以便支持“反通货膨胀政策”而变得极为不正常。人们按照自己的希望，把物价与收入政策称为“反通货膨胀政策”。在５月，大家同意少量降低公共开支。但这太少了，也太晚了。尽管１９７３年上半年通货膨胀已有上升，最低借贷利率仍不断下降并实行了一种临时性的抵押贷款补贴。首相也发出命令，作好对抵押贷款利率进行法定控制的准备，如果在补贴取消后建筑协会还不能降低抵押贷款利率的话。这些异想天开的方案只起到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作用，使我们没有感到需要解决日益增长的货币供应松驰的问题。只是到了７月时，最低借贷利率才提高，先是从７．５％提高到９％，然后提高到１１．５％。在１９７３年６月的民意测验中，我们竟然自１９７０年以来第一次领先于工党，但在７月的补选中自由党从我们手中夺去了埃里和里彭选区。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报应。
１９７３年夏天，特德与英国职工大会举行了更多的谈判，寻求对第三阶段的一致意见。具体工作由一个以特德为首的大臣小组来进行，我们其他人对情况了解甚少。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已经在密切注视着矿工可能发生的问题。我想，像我的大多数同僚一样，我认为他们的非分要求已经得到满足，不会回来再提更多要求了。
可是，我希望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重视增加煤炭储备问题，以防发生另外一次矿工罢工的可能性，无论这次罢工是多么遥远。矿工或者应被安抚，或者应被击败。然而，尽管政府善于打专家治国的官腔，却极为缺乏战略意识。特德明显地认为不必具有战略意识。因为，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他与乔·戈尔姆莱在唐宁街１０号的花园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见， 他认为已经找到了收买矿工的方案——为“社交活动时间加班”额外付酬。但这种办法失算了。矿工的要求在第三阶段内不可能得到满足。
内阁于１０月份按时批准了第三阶段白皮书。这份白皮书非常复杂，它代表了希思政府集体主义的顶峰——如果这个措辞是正确的话。工资的增加幅度限于每周２．２５英镑或７％，工资提高按年计算最多不得超过３５０英镑。关于倒班工人的“社会活动时间加班”付酬的规定是复杂的，而且为关于生产率的协议和妇女合同工付酬的措施额外支付留有余地。此外，在通货膨胀达到规定的水平时还确定了“最低报酬”——我们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率作了乐观的估计一一还对领取养老金者给以补助，对第二次购房者给予新的抵押贷款津贴。但是，新增加的最重要的内容是规定工资委员会须对各类工人之间付酬的“比照级差”进行调查，目的是在第四阶段消除音乐不均。你可能认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考虑到了。但是，正如过去实行的工资政策的经验应当说明的那样，你可能惜了。
我对这项新的详细的工资政策的唯一直接参与是经常出席有关的内阁经济小组委员会会议，一般是由财政部一位国务部长特伦斯·希金斯主持。甚至那些认为这项政策是以“公平”为基础的人，当看到其条款实际应用时，也开始产生了怀疑。我参加希金斯委员会通常是由于教师工资问题的需要。但有一次当我在那里遇到文官部大臣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时才知道委员会要讨论次官的薪水问题。我知道在我工作的部门，最重要的政策工作是在次官一级进行的，而且我看到，由于工会权力和政府的工资政策，通货膨胀达到１０％左右，而且工薪等级差别缩小，这些人需要通过合理地提高薪水得到适当的激励。当然，这些理由也适用于许多其他各类人。然而我印象最深的是，没有人怀疑这一特定类别的人的薪水需要比工资政策所允许的水平更高些。而且作为公务员的次官们的情况与经济部门无数其他类的人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的工资政策不仅仅是荒谬的，它不但不“公平”，而且基本上是不公正的。事实上，这极好地表明，在适当的机制内运行的各种市场力量有利于实现公平，而即使是仁慈的国家控制也只能有利于实现平等。
在另一庄严时刻，我们就议员的秘书的合理薪水水平进行辩论。这是最使人不能忍受的事了。我说，我进入政界不是为了对这种问题作出决定，我会付给我的秘书足够的薪水用来维持生活。其他大臣们同意我的意见。然而，他们了解他们的秘书，但不了解他们正在为其工薪作决定的其他人。
无论如何，不久现实开始闯入到政策中来。在宣布第三阶段的两天之后，全国矿工工会拒绝了国家煤炭局的提议，即以提高工资１６．５％为条件签订生产效率补贴协议。政府立即主持该项谈判。（我们“不干预”的日子早已过去。）特德在唐宁街１０号会见了全国矿工工会的代表，但没有进展。１１月初，全国矿工工会宣布禁止加班。莫里斯。麦克米伦告诉我们，尽管看起来不会很快进行罢工投票，而且，即使投票也不会得到赞成罢工的必要多数。但是，禁止加班加点将急剧降低产量。内阁中仍然普遍认为，政府不能默许对新实行的工资法的违反。相反，我们应当做出特别努力，以表明在工资法范围内能解决什么问题。要制造麻烦的不只是矿工。消防工人、电工和技工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纠份。这是工资政策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惩罚，我们必须在许多条战线上作战。
同样，我们当时正在迅速向计划经济转变，而计划经济不可避免的弱点是很少考虑或不考虑外部事件。我们大家在１９７４年２月用来解释希恩政府经济战略失败的论点（而且有些人很长时间以后还继续使用）是，１９７３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造成石油价格上涨４倍，从而使我们初见成效的经济政策被粉碎了。这显然是错误的。松驰的货币政策已经播下了通货膨胀的种子，在即将到来的工党政府时期，通货膨胀将高高涌起。收入政策只不过是在时间的长河中重新分配通货膨胀造成的恶果，对上述情况的好转起不了作用，即使此项收入政策取得有限的成果，也都会像其他所有收入政策一样，表现为提出更高的要求和为满足这些要求而付出更高的代价。再者，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快，很难持续发展，对这样一种尚未进行减少管制、没有实行私有化和没有进行削弱工会权力改革的经济来说就更是如此。公共开支也上涨得太快，而且我们在尚不了解石油价格提高的全面影响之前就已经在讨论减少公共开支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像我们所夸耀的那样使英国的工业“现代化”一重要的是，因为只有工业而不是政府才能有效地使工业本身“现代化”，更糟的是，由于对通货膨胀火上浇油，加之，太多地代替经理人员和工资谈判人员作出决定，我们为工业取得成功恰恰创造了错误的气氛。
然而，即使先不去管上述这些情况，认为石油价格的飞涨仅仅是“倒霉”的基本论点是根本错误的。是政府未能全面考虑有关情况，从而妨碍了经济计划的实施。而且，正常运转的市场经济能够非常敏感地对每一个信号作出适应性的反应从而可以避免由于压力的积累造成急剧的混乱。
显然，由于那年秋天的阿以战争可能导致石油禁运和石油价格上涨，形势更加恶化。由于矿工的劳工行动影响更加深入，我们不再能控制局面的意识也加深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摆脱这种困境。这就使得尽快举行大选日益有吸引力。如果我们重新当选，我们究竟会干什么，这一点当然难以确定。也许特德会喜欢朝管理型的经济继续走下去。其他人可能会愿意向矿工付丹麦金而寻求一种较安宁的政治生活。基思和我，还有保守党议会党团中大多数人主张摒弃当时政府的总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标帜，回到我们自１９７２年初离开的自由市场经济方针。
确实，基思和我除了交换对经济政策缺点的看法之外，也对政府在阿以战争期间所采取的姿态极为恼火。为了从石油生产国获得有利的待遇——这些国家正在限制对西方国家的石油供应一政府拒绝谴责破坏１９６７年停火协议的阿拉伯国家，而且我们还对双方都实行了武器禁运，从而剥夺了以色列人所需要的备件。政府还拒绝允许美国人使用英国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继续提供供应。
作为芬奇利选区的议员，我对在英国的犹太人对我们的政策的感觉有第一手的了解。战争开始的几天对以色列特别不利——形势比１９６７年糟得多——我每个小时都听新闻。内阁中有些艰苦的讨论。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不失风度地为该政策辩护，而特德则决心顽强地控制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将决定我们整个经济战略的成败。最后，他直言相告，部长们正在传阅他的便条，上面提出了要求他们表示赞同的公开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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