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以压制新思想来维持一个不被打扰的和平世界，他们使秘密警
察成为最有权势的国家机构，不久，所有国家的监狱都人满为患。那
些宣称老百姓有权按自己心意进行自治的人们受到迫害。
清扫法兰西“祸水”
要完全清除拿破仑洪水所带来的祸害几乎是不可能的。古老的防线被一扫而空，历经几十朝代的宫殿被毁坏到无法居住的程度。其它的王宫则以不幸邻居的损失为代价，拼命扩张地盘，好把革命时期的损失找补回来。革命的洪水退去之后，留下许多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革命教义的残余，强行清除它们势必给整个社会带来风险。不过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工程师们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极限，以下是他们取得的种种“成就”。
多年以来，法国一直是世界和平的“祸害”。人们不免对这个国家有些本能的恐惧感。虽然波旁王朝借塔莱朗之口，允诺以后好好治理国家，但“百日政变”却教给欧洲国家，一旦拿破仑第二次脱逃将会出现什么可怕的情况。于是它们开始未雨绸缎，防患于未然。荷兰共和国被改为王国，比利时变成了这个新尼德兰王国的一部分（由于比利时没有参加16世纪荷兰人争取独立的战争，它一直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之一，开始由西班牙统治，后又归属奥地利）。无论是新教徒控制的北方，还是天主教徒主导的南方，没人需要这种人为的联合，但也没人提出反对意见。它似乎有利于欧洲的和平，那就勉强接受吧，这就是当时的主要考虑！
波兰人对未来怀有极大的憧憬，因为他们的亚当·查多伊斯基王子不仅身为亚历山大沙皇的密友，而且在整个反拿破仑战争及维也纳会议期间一直担任沙皇的常务顾问。他们有理由期望很多东西。但波兰被划为俄国的半独立属地，由亚历山大出任国王。这种解决办法引起波兰人民极大的义愤，导致了后来的三次革命。
丹麦一直追随拿破仑，是他最忠诚的盟友。相应地，它也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惩罚。七年前，一支英国舰队驶到了卡特加特附近海域，在没有宣战或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炮轰了哥本哈根，并掠走所有丹麦军舰，以免它们为拿破仑所用。维也纳会议则采取了进一步的惩罚措施。它将挪威从丹麦划出（前者从1397年的卡尔麦条约签署，一直与丹麦联合），将它交给瑞典的查尔斯十四世，作为他背叛拿破仑的奖赏。想当初，还是拿破仑帮助查尔斯走上王位的。非常离奇的是，这位瑞典国王原是一名法国将军，本名贝纳道特。他作为拿破仑的副官长来到瑞典，当霍伦斯坦一戈多普王朝的末代统治者去世，身后未留下子嗣，好客的瑞典人就请贝纳道特登上了王位。从1815至1844年，他尽心尽力统治着这个收养他的国家（尽管他从未学会瑞典语）。他是个聪明人，治国有方，赢得了他的瑞典子民和挪威子民的共同尊重。可他也不能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与天性调和起来。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联合体是一个无法挽救的失败。1905年，挪威以一种最平和有序的方式，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王国，而瑞典也乐得祝愿挪威“前途顺利”，明智地让它走自己的道路。
意大利人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饱受人侵者的躁路，他们对波拿巴将军寄予厚望。可作了皇帝的拿破仓却让他们大失所望。非但没有一个统一的新意大利出现在望眼欲穿的人民眼前，它反而被划分为一系列小公国、公爵领地、小共和国及教皇国。教皇国在整个意大利半岛（除那不勒斯外）治理得最为糟糕，人们生活极其悲惨。维也纳会议废除了几个拿破仑建立的小共和国，在它们的地域上恢复老的公国建制，分别奖赏给哈布斯堡家族几个有功的男女。
可怜的西班牙人发动过反抗拿破仑的伟大民族起义，为效忠他们的国王牺牲了宝贵的鲜血。可当维也纳会议允许国王陛下返回其领地时，西班牙人等来的却是严厉的惩罚。斐迪南七世是一位心胸邪恶的暴君，他流亡生活的最后4年是在拿破仑的监狱中度过的。为打发坐牢时光，他给自己心爱的守护圣像编织了一件又一件外套。而他庆祝自己回归的方式却是恢复残酷的宗教法庭和刑房，两者本是在革命期间被废除掉的。此人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家伙，不但其人民，连他的4个妻子也同样鄙视他。可神圣同盟却坚持要维护他的合法王位，正直的西班牙人民为清除邪恶的暴君及建立一个立宪王国的所有努力，最后都以屠杀和流血而告终。
自1807年王室成员逃到巴西的殖民地，葡萄牙便一直处于没有国王的状态。在1808至1814的半岛战争期间，该国一直被惠灵顿的军队用作后勤补给基地。1815年后，葡萄牙继续做了几年英国的行省，直到布拉同扎王室重返王位。一位布拉同扎成员被留在里约热内卢当了巴西皇帝，这是美洲大陆唯一的帝国，居然维持了好多年，直到1889年巴西建立共和国时才寿终正寝。
在东欧，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斯拉夫人和希腊人的悲惨处境，他们依然是土耳其苏丹的属民。1804年，一位叫布兰克·乔治（卡拉乔戈维奇王朝的奠基人）的塞尔维亚猪倌发动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被敌人击败，最后被他自以为是朋友的另一塞尔维亚领袖杀害。杀害他的人名为米洛歇·奥布伦诺维奇，后来成为塞尔维亚奥布伦诺维奇王朝的创始人。这样，土耳其人得以继续在巴尔干半岛横行无忌，理所应当地作着主人。
希腊人丧失独立已经整整2000年了。他们先后受到过马其顿人、罗马人、威尼斯人、土耳其人的奴役。现在，他们寄希望于自己的同胞，科俘人卡波德·伊斯特里亚。他跟波兰的查多伊斯基同为亚历山大最亲密的私人朋友，也许他能为希腊人争取点什么。可惜维也纳会议对希腊人的要求根本不感兴趣，它满脑子想着的只是如何让所有“合法”的君主，不管是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或其它教的，分别保住各自的王位。因此，希腊人什么也没盼到。
日尔曼的笑柄
维也纳会议犯下的最后的、也可能是最大的错误，就是对德国间题的处理。宗教改革和30年战争不仅完全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繁荣与财富，而且将它变成了一盘毫无希望的政治散沙。它分裂成两三个王国、四五个大公国、许多个公爵领地以及数百个侯爵领地、男爵领地、选帝侯领地、自由市和自由村，由一些只在歌舞喜剧里才能见得到的千奇百怪的统治者分别治理着。弗雷德里克大帝为改变这一状态，创立了强大的普鲁士，但这个国家在他死后便衰落了。
拿破仓虽然满足了大多数德意志小国的独立愿望，但总数300多个的国家里，只有52个存续到了1806年。在争取独立的伟大斗争期间，许多年轻的德国士兵都梦想着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新祖国。可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统一。谁能担当这个领导者的角色呢？
在讲德语的地区一共有5个王国。其中两个是奥地利与普鲁士，他们各自拥有上帝恩许的神圣国王。而其它3个国家，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维腾堡的国王却是拿破仑恩许的。由于他们一度都做过法兰西皇帝陛下的忠实走狗，在其他德国人眼里，他们的爱国信誉不免要大打折扣。
维也纳会议建立了一个由38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新日尔曼同盟，将其置于前奥地利国王，现在的奥地利皇帝陛下的领导之下。这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不能让任何人满意。确实，一次日尔曼大会在古老的加冕典礼的城市法兰克福召开了，目的是讨论“共同政策及重大事务”。可38名分别体现38种不同利益的代表们济济一堂，做出任何决定都需要全票通过（一项曾在上个世纪毁掉强大波兰帝国的荒唐的国会程序）。这使得本次著名的日尔曼大会很快沦为了欧洲人的笑柄，使这个古老帝国的治国政策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美洲邻居。
这对于为民族理想牺牲一切的德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侮辱。可维也纳会议是不屑于考虑“属民”们的个人情感的。它很快停止了有关德国问题的争论。
密探时代
有人反对吗？当然有。当最初对拿破仑的仇恨情感平息下来，当人们对反拿破仑战争的巨大热情开始退却，当人们开始充分意识到借“维护和平与稳定”之名所行的种种罪恶，他们便开始低声抱怨了。他们甚至威胁要进行公开的反抗。可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只不过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完全处于无权无位的弱势。何况，他们正面对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残酷无情且极富效率的警察体系，处处受到严密监控，只好任人摆布了。
维也纳会议的参与者们真诚地相信，“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是导致前拿破仑皇帝犯下篡位罪行的根源”。他们觉得将所谓“法国思想”的追随者们消灭干净，是顺应天意民心的神圣之举。就像宗教战争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一边无情地烧死新教徒或绞杀摩尔人，一边觉得他的残酷作为只不过是服从自己良心的召唤。在16世纪初期，教皇拥有随心所欲统治自己属民的神圣权利，任何不承认这种权利的人都会被视为“异端”，诛杀他是所有忠诚市民的应尽责任。而到了19世纪初的欧洲大陆，轮到那些不相信国王有权按自己及首相认为合适的方式统治他的属民的人变成了“异端”，所有忠实的市民都有责任向最近的警察局检举他，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有一点必须指出，1815年的欧洲统治者们已经从拿破仑那里学到了“统治效率”的技巧，因此他们干起反异端工作时，比1517年做得漂亮多了。1815至1860年是一个属于政治密探的“伟大”时代。间谍无处不在。他们出人王公贵族的宫殿，他们深入到最下层的低级客店。他们透过钥匙孔窥探内阁会议的进程，他们偷听在市政公园透气、散步的人们的闲谈。他们警戒着海关和边境，以免任何不持有正式护照的不法分子渗入。他们检查所有的包裹行李，严防每一本可能带有危害“法兰西思想”的书籍流入皇帝陛下的领土。他们和大学生一起坐在演讲大厅，任何胆敢对现存秩序提出质疑的教授，马上便会大祸临头。他们悄悄跟在上教堂的儿童身后盯梢，免得他们逃学。
密探们的许多工作都得到了教士的大力协助。在大革命期间，教会的损失异常惨重。它的财产被没收充公，一些教士被杀害。更有甚者，当公安委员会于1793年10月废除对上帝礼拜仪式时，受伏尔泰、卢梭和其他法国哲学家无神论思想熏陶的那代年轻人，竟然围着“理性的祭坛”欢歌笑舞。教士与贵族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流亡生涯。现在，他们随盟军士兵一起重归故里，带着一种报复的心情积极投人了工作。
甚至连耶稣会也于1814年回来了，继续他们教育年轻一代献身上帝的工作。在反击教会敌人的战斗中，它做得非常成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耶稣会的“教区”纷纷建立起来，向当地人传播天主教的福音。不过它们很快发展成一个正式的贸易公司，并不断干涉当地政府的内部事务。在葡萄牙伟大的改革家、首相马奎斯·德·庞博尔执政时期，耶稣会曾一度被逐出葡萄牙领土。但在1773年，应欧洲主要天主教国家的要求，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取消了这项禁令。现在，他们回到了工作中，循循善诱地对商人们的儿女讲解“顺从”和“热爱合法君主”的道理，以免他们将来遇上玛丽·安东奈特被送上断头台这类情形时，会发出窃窃的笑声。
在普鲁士这样的新教国家里面，情形也好不了多少。1812年的伟大爱国领袖们，还有号召对篡位者发起神圣反抗的诗人作家们，他们如今被贴上了“煽动家”的标签，成了威胁现存秩序的危险分子。他们的住房被搜查，他们的信件受到检查，他们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到警察局报到一次，汇报自己的所作所为。普鲁士教官把冲天的怒火发泄到年轻一代身上，极其严厉地管教他们。在古老的瓦特堡，当一群青年学生以一种喧闹却无害的方式庆祝宗教改革三百周年时，普鲁士当局竟将其视为一场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兆。当一名诚实却不够机灵的神学院学生卤莽地杀死了一个被派到德国执行任务的俄国间谍，普鲁士各大学立即被置于警察的监管之下，并且不经任何形式的审讯，教授们便纷纷被投入监狱或遭到解雇。
当然，俄国在实施这些反革命行动方面做得更过分，也更荒谬。亚历山大已经从他突发的虔诚狂热中解脱出来，逐渐患上了慢性忧郁症。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有限的能力，意识到他在维也纳会议上沦为了梅特涅和克吕德纳男爵夫人的牺牲品。他变得日益讨厌西方，开始变成一位名符其实的俄罗斯统治者。而俄罗斯的真正利益其实存在于那个曾经给斯拉夫人上过最初一课的圣城君士坦丁堡。随着年龄日长，亚历山大工作越发努力，他取得的成就也越少。当他端坐于自己的书房时，他的大臣们正努力将整个俄罗斯变成一个刺刀林立的兵营。
这绝非一副美妙的画面。也许，我该缩短对这个大反动时期的描述。但是，如果能让你们对这个时期产生彻底的了解，那也是一件好事。要知道，这种阻碍历史进步、扭转历史时钟的尝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结果无非是螳臂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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