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林军及其所拥护的刘玄，经过洛阳到长安，取代王莽新朝，建立更始政权，任职的官员多半来自社会下层民众，是普通农民、厨师、商人。这些人原来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名望，让人看不起，认为他们不足以当大任，就连更始的军帅将军李淑都说：当今位至公卿和重要官职的尚书，都是打戴帻劳动者仗出身的士卒等平凡的人，他们的资质当个亭长，捕捉小盗还可以，但不是掌握纲常的辅弼材料，因而要求重视百官的任用，改聘英才。百姓也对更始官员的状况表示失望，形成俚语：“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讽刺更始官员的出身卑下。
人们对更始官员的这种观点，还不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卑微出身造成的，同他们不注意衣着仪表也有很大关系。
更始的将领从平民上升为将军，然而还是根据原来的习惯穿着。他们戴帻，穿诸于，绣，襜褕，锦裤，绣面衣（《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刘玄传》）。帻，前文业已提到，这里略作申述，据应劭的《汉官仪》讲，是“古之卑贱不冠者之所服也”（《后汉书》）。蔡邕的《独断》说是“古者卑微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后汉书》）。它是不做官的百姓和虽在公府而不配戴冠的胥役所戴的，换句话说，戴帻的人不是官，是庶人和同于庶人的人。诸于，是袖子宽大的上衣，像妇女穿的褂子，所以记载说更始将官“服妇人衣”。绣，亦写作“绣”，是背心，穿时套在褂子上。锦裤，锦色套裤。襜褕，短衣，不是朝服，汉武帝时外戚汉代女直裙武安侯田恬穿襜入宫，被认为不敬，取消他的侯爵封邑（《史记·武安侯传》）。更始将领的这种衣帽，是平民百姓的服装，不是贵胄官僚的品服。
我们知道，比较定型的官服是在东汉年间形成的，但在周秦服制已经建立，周朝已有九章服，汉承秦制，自身也订立了一些衣冠制度。官服与民服绝对不同，这一点不待到东汉已经很清楚，绿林军打了天下，建立了政权，却没有像西汉官员穿起官服，更没有自己的服饰制度。而这个制度，如我们在《商人、工匠的服饰礼制与习俗》篇所说，是为“别贵贱”，“辨等威”，是崇爵显官的，更始官员没有相应的服饰，如何显出尊贵和权威呢？在当时等级观念严重的情况下这尤其成了问题。当长安的官吏和士人代表出关迎接更始队伍时，见将领们穿女式平民服装，大失所望。一些人看不起这种装束的将领，心里笑话他们，还有人从而认为更始政权成不了气候，不会长久，给它做事，将来会倒霉，因而逃到别处，不与更始政权合作。另一方面，刘秀到洛阳，按照西汉规矩办事，人们看着心气顺，有人感动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有的人进而倾心刘秀集团（《后汉书》）。这是人们因为官员着装而对政权产生不同的看法和相应的对待态度，更始官员的平民装束建立不起权威，失掉一些人的拥护，成为更始政权迅速失败的一个因素。
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在政权草创或初建时继承前朝的服制，稳定后就根据本朝实际情况加以修订和补充，他们对于皇帝、贵族、百官以及这些人的妻子的服饰制度规定得不厌其详。因而我们在二十四史的《舆服志》或《礼志》、《仪卫志》看到大量的资料。他们如此用心，就是给这些人树立相应的权威，以使他们行施职权。
冕只能皇帝用，进贤冠由文官专用，法冠是司法和监察官员用的，武冠由名称可知是给武将用的，方山冠是乐人戴的，却敌冠是皇家卫士戴的。人们看到他用的什么冠，就知道他的官职，他在执行公务时，就知道如何对待他。可见冠服有利于官员执行公务。一个政权服色制度制订得好，对于它的稳固显然是有价值的。封建时代百官服制很繁琐，形式的东西太多，那是专制制度和迷信思想造成的，不可取，但不必因此而不研究它，而摒弃它可以启发后人的因素。
一个政权制定它的公务人员的服装制度，公务人员穿着整洁的严肃的制服，会使民众尊重他所代表的国家机构的权威，使其执行公务来得顺利，可以提高行政效率，行施其政权职能。不懂得服饰制度的重要，是政治上的浅薄，也就是不知道从多方面来认识政治，来维护自己的政权。更始政权在服制上的失败教训应当说是深刻的，足资后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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