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小雅·斯乾》：“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说明周朝以来，父母对生儿子和女儿的截然不同态度，故后世对生男叫“弄璋之喜”，生女是“弄瓦之喜”。生男孩高兴地把他放在床上，下体遮以衣裳，给他珪玉玩耍，表示男子将来要到外面活动，要做官，而生女孩，将来不过在家内劳动和纺织，没有出息。
由于对男女地位和作用的不同看法，婴儿一诞生，就给以男尊女卑的待遇。还有比这更奇怪的现象，就是溺死婴儿，尤其是女婴。
汉元帝时，谏大夫、御史大夫贡禹多次上书，指陈时政的得失。他讲当时的一种现象：百姓“生子辄杀，甚可悲痛”，表明元帝时百姓溺男婴是一种普遍现象。贡禹又分析产生这个社会问题的原因：自汉武帝起，小儿到3岁出口钱，15岁拿算赋，百姓害怕这种人口税的负担，不得不溺杀婴儿，他建议推迟人头税的年龄，改为7岁出口钱，20岁出算赋（《汉书·贡禹传》），以减少人民溺男婴的现象。
西晋初年，还没有统一吴国，巴郡邻近吴国，徭役特多，人民为躲避繁重的征役，“生男多不养”。王浚来当太守，减少徭役，凡生育者一个时期内免去徭课，因此几千家存养了男婴（《晋书·王浚传》）。老百姓遇到这样的太守是幸运的事。
东晋孝武帝时，中书侍郎范宁说当时“四境晏如，烽燧不举”，但是人民“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娶妻”。究其原因，还是赋役太重：“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这就不能不出现不敢结婚，不敢养子的情况（《晋书·范宁传》）。
北宋仁宗时，福建建州风俗“生子多不举”，王鼎去当知州，禁止溺婴（《宋史·王鼎传》）。南北宋之际，福建崇安人胡安国的弟媳儿子多，打算淹死新生的胡寅，幸亏安国的妻子把胡寅抱养了，才使他存活下来（《宋史》卷四三五）。
南宋初年，衢、严、信、饶等州的百姓，“生子多不举”，礼部侍郎、枢密都承旨赵子尽因而提出禁止溺婴的建议（《宋史·赵子尽传》）。接近这些地区的徽州也有溺婴现象，据《淳熙新安志》卷一《风俗》记载：“愚民嗜储积，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赀分始少。”这是怕分家时，儿子多分不到什么财物，因而不愿意多要男孩。
以上发生在南宋以前的淹毙男婴由两个因素造成：
一是政府征徭过重，百姓贫穷，负担不起，只好以减少人口来对付，这是主因。次因是考虑分家时的家产，不愿因人多而陷入贫困境地。
淹死女婴的记载要比溺男的多得多，元代以降尤其如此。
战国时期溺女婴就有一定的普遍性，《韩非子·六反》：
“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说明溺女已是人们的带有一种普遍性的心理。到南北朝时，“世人多不举女”，表明溺女婴者多，颜之推在说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特地举出他亲戚的例子：那人广有婢妾，每当她们将分娩时，派奴隶守在产房门外，若是生的女孩，就拿出去害死，产妇心疼，号哭不让，其悲惨之声令人不忍听闻，但并不能改变那个人溺女的习性和举动（《颜氏家训》）。颜之推这个亲戚极残忍，是溺女的一个典型。
元末人郑文和在《郑氏规范》中说：“世人生女，往往多至淹没。”反映的是元代人的溺女习俗。
明初浙江严州府遂安人“生女多不举”，知县袁政禁止，以后百姓生女儿，多取名叫“袁留”，表示对袁县令的纪念（民国《吴县志》卷六十六引《姑苏志》）。金华府人“产女多不举”，县令吕祚禁止，据说活下的女婴甚多（光绪《常昭合志稿·人物》）。嘉靖间兰溪令李昭祥令民间生三个女儿的豁免徭役，因此几年内没有抛弃女婴的（光绪《华亭县志·人物》）。同时间江西贵溪县民人也使溺女成为风俗（民国《吴县志·传》）。浙江新昌人弃女，县令采取刑法处断的手段严行禁止，他在任九年，有成千的女婴存活下来，他离任时，女孩的父亲为他送行，向孩子们说他才是你的真正父亲，表示感激（乾隆《绍兴府志·人物》）。万历时，刑部侍郎吕坤指责恶劣的风俗，把江南溺女作为其中的一个现象（《实政录·恶风十戒》）。江西万年县人“弃女者载道”，广东番禺人、知县麦秀歧回家乡请来十几个乳母，抚养被遗弃的女婴。
天旱，上司指示他举行祈雨仪式，他不听，说乾旱是百姓不仁弃女引起的，只有杜绝了溺婴风俗，才能求雨（屈大均《广东新语·事雨》）。崇祯时福建浦城县民也是溺女成俗（道光《武阳合志·义行》）。终明之世，溺女在长江以南地区流行着。
清初左都御史魏裔介上疏，说福建、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甚多溺女之风”，顺治皇帝因而下令：“溺女恶俗，殊可痛恨，着严行禁革。”（《清世祖实录》）这几个省的溺女习气确实严重，此外浙江之风行不亚于福建省，只是魏裔介没有说到罢了。
古人为什么溺女婴呢？我们从清朝人的心理就可以了解到了。乾隆间编撰的《泾县志》讲该地溺女是三大弊俗之一，造成的原因是：“嗣艰者冀目前之速孕，资乏者懮异日之赠奁。”（《风俗》）这里提出的是两条理由，一是没有男儿的希望现在奶孩子的妇女尽早受孕，以得到男孩，而乳母一般不易怀孕，所以淹毙女婴以断奶。二是怕女儿长大，赔不起嫁妆，干脆就不要女孩。在溺女地区赔嫁之风盛行，如安徽宁国人“皆以无厚奁为耻，往往有因嫁女而破产者”（同治《宁国县志·风俗》）。“嫁女破家”，成了许多地方的民谚，可见厚嫁的事实，而且厚奁有传统性，不好改变。如明朝浙江温州项氏家族的家训讲：“吾温风俗，百金嫁女，犹谓不足；十金教子，则鼻大如靴。”形象地说出厚嫁的情状。到了清朝，人们还说当地“奁资盛而溺女”（光绪《永嘉县志·风土》）。光绪年间，翰林院检讨王邦玺上书，说民间溺女，有因“抚养维艰”而淹毙的（《大清律例新增统纂集成·刑律斗殴》），是说贫民养不起女儿而被迫淹溺，这是溺女的第三个原因了。
《点石斋画报·溺女显报》溺女是残忍的不道德的事情，有少数的统治者在那里禁止，可是大多数父母却认为是正常的事。古人大多贫穷，生活条件差，女子劳动力弱，生产收入少，女人多，家庭经济就更差。早在汉代社会上就流行“盗不过五女门”的说法（《后汉书·陈蕃传》），就是讲有几个女孩的家庭必然很穷，小偷也不会光顾。人们以为女儿造成家庭贫困，不要女儿也是不得已的事。再说为了养儿子而不要女儿，人们也认为是常情，因为女儿是人家的人，儿子是香火接代人，两者只能取其一时，只好要男而舍女了。在那个时代，人们就这样把残忍不道德的事情当作合情合理的，这就是那时溺女父母的心情。同治间编写的《雩都县志》卷五《风俗》说：“溺女为俗，相沿已久，皆以为当然。”把溺女当作天经地义的事。依据资料记载，我们知道有这么几个父母溺女时的思想：宁波一个男子连得两个女儿，先后淹死了，到第三个女儿出世，改为焚烧，并绑上石头投到江里。当时有几百人围着观看，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若还是采取淹死的办法，怕她投胎再来，使用火烧的法子可以断绝她，下一胎好生个男孩（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三）。在愚昧迷信和重男轻女思想支配下，他害女儿还以为得计，做得那样“理直气壮”。安徽旌德县人方兰生连得五个儿子，妻子舒氏又怀了孕，别人根据他的思想状况，断定他生女儿要淹死，他的哥哥方帝卜就用著名文人施闰章的《溺女歌》劝他生女儿也要存养，他犹豫不决，妻子怀胎13个月生不下来，这才害怕溺女违犯天意，决定生女孩也要留养。有个叫谢士型的人，妻子有孕，也是打定不要女儿的主意，后来有人给他讲《溺女歌》，他才醒悟，留养女婴（施闰章《愚山先生别集·矩斋杂记·戒溺女》）。方、谢怕“天谴”才改变主意，一般的人没有人给他们讲这种“道理”，不知惧怕，自然不以溺女为非了。
溺婴是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的社会问题。溺女事件史不绝书；溺男在唐以前不时出现，宋以后少见，因唐以后赋役制度改变，人口税前重后轻，穷人不存在因徭役重而淹毙男孩的问题了。所以说，历朝政府的赋役制度是造成溺婴的一个重要原因。
厚奁的风俗是人为的。由于娘家嫁女要丰盛的财礼，婆家反过来娶妇也要富厚的陪嫁。不给嫁奁，女儿在婆家被人看不起，受公婆丈夫的虐待，以至造成疾病死亡，或自寻短见，所以父母为此不得不厚嫁。厚奁若不可能，不如不要养活，免得将来受罪。厚嫁与溺女相联成为社会风习，作为个人讲就不易抵制了。重男轻女观念和社会实践，也是形成溺女的一个社会原因。
对父母的溺婴问题，我们还应有更深刻一点的认识。
封建时代子女是属于家长的，家长就有权来处置他的教育、职业、婚姻、交友，这个权利也包括对婴儿的杀害权。历朝政府没有保护婴儿的法令，溺婴并不犯罪。溺婴既然是家长的权利，它当然就是合理的，道德的。“人一出世，就应当有生存的权利。”这不是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而是近代的意识，这正是我们要批判封建主义的地方。不但统治者不讲人道，连父母也不讲人道，所以那是不文明的社会，终究被比较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取代。如果我们把问题再看得深一些，家长不仅不能溺婴，而且要保证婴儿健康地成长，给儿童以优良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才算尽到家长的责任。封建时代，家长只要把子女拉扯大，就算有了恩，至于孩子缺吃少穿，未受文化教育，父母就管不了那么多了。那时生产力不高，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低下，也不可能讲究孩子的抚养，能把孩子带大，就算尽到责任，就算符合道德了。这是低水平的道德，今天看来很不够了。做父母的在生育之前，就要考虑到有无条件把孩子养育好，即要有钱财和精力，如此才能生育。由“只管生育，不管教养”，到养育兼管，这是人类在自身再生产问题上道德水平提高的表现，这是现代人应当追求的，努力做到的。人类的物质水平总是有限的，要对子女养育得好，就必须节制生育，少生，优生，在不发达的国家尤须如此。
在这里，生育道德的提高，同控制生育结合在一起。作为当代中国人更加需要克服只生不养的传统作风，树立优生优育的观念，提高我们民族的生育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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