Ⅶ．31 从《旧约》到《新约》
其实，《圣经》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部由许多本书汇集而成的，在经过宗教典籍经典化的选择之后形成的类书，从进入《圣经》的各种各样的书的类型来看，首先可以分为宗教原典与宗教著作两大类型，《圣经·旧约》基本上是累积编纂型的宗教原典，而《圣经·新约》则主要是个人著述型的宗教著作；其次可以分为民族宗教典籍与世界宗教典籍两大类型，在《圣经·旧约》之中，民族宗教典籍同时也是世界宗教典籍，而在《圣经·新约》之中，则只有世界宗教典籍。这一宗教典籍经典化的过程，使《圣经》具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宗教形态。
这就表明，宗教原典既是民族宗教经典形成的基础，又是世界宗教经典形成的基点，而宗教著作在完成世界宗教经典体系建构的同时，也将促进民族宗教经典体系的建立。
累积编纂型的宗教原典《圣经·旧约》，不仅成书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具有不同宗教之间的通约性。《圣经·旧约》编纂肇起，是在公元前586年犹太人沦为巴比伦的囚虏之后。当时，犹太人为了维护民族宗教的文化生存，避免被异教文化同化，于是根据保存下来的大量的书面及口头的材料，开始进行宗教典籍的编纂，一直到公元前444年左右，“摩西五经”才编纂完成。而整个《圣经·旧约》的编纂完成时间据说是在公元前167年，足足花费了400多年的时间。
宗教原典的编纂完成，并不等于宗教典籍的经典化也随之完成。根据对《死海古卷》文本原件进行的有关研究，发现了采用两种不同材料写成的抄本，一种是用所谓的羊皮纸来抄写的宗教典籍文本，这些文本都是没有被收入《圣经·旧约》的；另外一种抄本所用的材料，不是将一张原皮剥制成两张的一分为二的羊皮纸，而是整张原皮，所有这样抄写的文本都被收入了《圣经·旧约》。同时，无论是用羊皮纸抄写的，还是用原皮抄写的，所有的宗教典籍文本都在公元前1世纪抄写完毕。
由此可见，在完成编纂工作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圣经·旧约》的经典化一直还在进行。公元64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贤士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编纂犹太教的《希伯莱圣经》这一主张，要求继续进行宗教典籍的经典化，随后在公元90年左右的雅姆尼亚会议上，人们才基本上认可了主要的宗教典籍文本的经典化。之后，在公元140年，在加利利的乌沙举行的有关会议上，与会者又最终决定将《传道书》、《雅歌》、《以斯帖记》正式收入《圣经·旧约》，至此，《圣经·旧约》的经典化才最后完成。《圣经·旧约》经典化的完成，其意义不仅在于对犹太教经典体系形成的内在推动，而且更在于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经典体系最终出现的直接影响。
因此，《圣经·旧约》作为耶路撒冷地区第一部经典化的犹太教民族宗教典籍，不仅因受其文化渊源的影响，而且由于文化交流的传播，先后对发源于同一地区的世界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提供了宗教原典。所以，有人指出：源于《圣经·旧约》的宗教有三个，它们分别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圣经·旧约》加上宗教著作《塔木德》就形成了犹太教的经典体系，《圣经·旧约》加上《新约》就形成了基督教的经典体系，而《圣经·旧约》加上《古兰经》则形成了伊斯兰教的经典体系。
《圣经·旧约》作为民族宗教与世界宗教的共同原典，在其经典化的过程之中，出现了形态的分化，不仅所分的卷数不一样，而且所收入的典籍也有多少之分。《希伯莱圣经》共分为24卷，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圣录三大类，与基督教新教的《圣经·旧约》分为39卷，及其分类排列次序有所不同，但在内容上则完全一样，因为后者不过是因将前者之中的某些部分分开而增加了卷数：除了将《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分成上下卷，《以斯拉－尼希米记》分为《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之外，还把《十二小先知书》分为12卷，故而增多15卷，并且分为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这三类。
《希伯莱圣经》与基督教天主教的《圣经·旧约》在内容上有所差异，这就是与前者相比，后者多收入了7卷，包括历史书《多比传》、《犹滴传》、《马加比传》（上、下卷），智慧书《便西拉智训》、《所罗门智训》，先知书《巴录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这是因为，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的希腊化时期，《圣经·旧约》里面的一部分宗教典籍，以及《圣经·旧约》没有收入的一些宗教典籍，已被当作重要的文化典籍，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由72位学者合作，从希伯莱语翻译成了希腊语。后来，这个翻译文本被称作“七十子希腊文本”，从而使犹太民族的宗教典籍得以在通用希腊语的罗马帝国的广大区域内迅速流传，成为一个被后人视作文化交流的“历史性事件”。
从此以后，《圣经·旧约》陆续被翻译成希腊语。由最初翻译“摩西五经”，到将《旧约》里面的全部宗教典籍翻译完毕，已经是进人公元初年以后的事了，总共花费了将近300年的时间。在公元1世纪基督教创建的时候，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的犹太人，特别是在罗马帝国各地散居的犹太人，大多数都是使用希腊语来作为自己的第一语言，因而不仅《圣经·旧约》使用的语言以“七十子希腊文本”这样的希腊语宗教典籍为基础，而且有关《圣经·新约》的著述，更是直接以希腊语来撰写。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教是在希腊语文化的氛围之中发展起来的世界宗教，所以能够超越民族乃至国家的种种有形与无形的人为限制。
正是由于基督教自创建以来一开始就使用“七十子希腊文本”，来对犹太教的《圣经·旧约》进行希腊语的文本翻译，并以此作为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因此，在公元4世纪就出现了后来被称为“梵蒂冈古卷”与“西奈古卷”，以及在公元5世纪时出现的后来被称为《亚历山大古卷》的这样一些《圣经·旧约》的希腊语抄本。基督教《圣经·旧约》就是在这些抄本的基础上来完成其自身的经典化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比《希伯莱圣经》多出了后者没有收入的7卷宗教典籍，并由此形成了基督教《圣经·旧约》46卷的经典传统。
尽管在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以后，基督教也随之分为希腊语地区的东派教会与拉丁语地区的西派教会，并且在公元1054年正式分裂，分别以东正教与天主教为代表。但是，无论东派教会从公元7世纪开始推行的经典化，还是西派教会从公元5世纪开始推行的经典化，都同样恪守了这一经典传统。特别是天主教，在新教从1529年掀起宗教改革运动以来，仍坚持《圣经·旧约》46卷的经典传统，并在1546年确定了以包括《旧约》与《新约》在内的拉丁语《圣经》标准本。然而，新教主张《圣经·旧约》直接以希伯莱语言原本，也就是根据《希伯莱圣经》，用各种民族语言来翻译，而《圣经·新约》则从希腊语原本翻译成各种民族语言，从而使《圣经》出现各种民族语言的众多版本，以改变《圣经》由教会垄断的状况。
《圣经·旧约》作为宗教原典，主要是用希伯莱语言写成的，而《圣经·新约》做为宗教著作，则主要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圣经·新约》所收入的宗教著作，是分别由耶稣的众多门徒个人撰写的，一共27卷，分为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启示录这四类。在《圣经·新约》中最早出现的宗教著作，是在公元70年以前就写成的，但《圣经·新约》成书的时间，则直到公元2世纪中叶才结束，整个撰写过程将近100年。随后，也就开始了与《圣经·新约》相关的经典化，虽然在公元2世纪末，已经初步完成《圣经·新约》的经典化，但这一工作的最后完成，则是在公元5世纪初叶的事情了。
基督教《圣经·新约》经典化的完成，不仅加快了基督教经典体系的最终形成，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从犹太教到伊斯兰教的经典体系的进化，也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例如，犹太教的《塔木德》就是从公元175年开始进行搜集编著，并在公元5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则在公元7世纪初叶开始口传，到公元10世纪出现书面定本。同时，这种促进，还是全面性的，既有可能作为宗教经典体系建立的某种参照系，又有可能提供宗教经典体系建构所需的文本资源。
虽然从宗教典籍经典化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圣经》的确是在《旧约》经典化以后，才有《新约》的经典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基督教的《圣经》中，《旧约》的地位与作用必然超过《新约》的地位与作用。事实上，恰恰相反，《新约》的重要性事实上远远地超过了《旧约》，无论是地位，还是作用，《新约》都占据了基督教《圣经》中的首要位置。这是因为，《旧约》是耶和华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约法，而《新约》则是上帝亲临人间的基督耶稣与信徒立约，民族宗教的约法不过是为世界宗教的立约提供了关于神与人盟约的思想资源，而世界宗教正是以立约的方式来重建神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
正如《旧约》的根本是通过“摩西五经”来确立民族宗教的律法体系，《新约》的核心则是要以“四福音书”来创立世界宗教的救世思想，它表现出了两者之间的某种对抗——
有一个人干枯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
很明显，《新约》从尊重人的生命存在出发，以平等待人的救世思想，来修正强制威慑的律法体系。
尽管不能否认耶稣是以基督的姿态来进行救世的，所以才处处显示奇迹，时时教诲众人，但是，正如《马太福音》中所指出的那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因此，他对于现存的律法体系不是抛弃，而是要通过修正使之上升为普遍的真理，于是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这样，唯一的善就是爱！对于构成律法体系基础的，由全能先知摩西传达的十条诫命之中的宗教律例，耶稣并没有废掉，而是上升为善的真理，这就是爱人，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那么，对于摩西十诫之中的宗教典章，耶稣又是怎样来成全的呢？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由此可见，耶稣也没有将摩西十诫之中的宗教典章废掉，而是同样地上升为善的真理，这就是爱人如己，因而只有当一个人能够放弃一切世俗的利益与偏见时，才能够充分地体现出唯一的善，成为一个完全人。在这里，爱人是成为完全人的根本，而爱人如己则是成为完全人的行动，因而唯一的善就是爱，从爱人的基点出发去爱人如己！当然，达到爱的境界的唯一宗教前提就是必须跟从基督耶稣，这是最大的诫命！
“有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因此，最大的诫命首先就是要爱上帝，这种爱就是虔诚地信奉，体现出唯一的善，爱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立约的基础；其次就是要爱人，这种爱就是爱人如己的行动，显现出唯一的善，爱成为基督耶稣与人之间立约的现实。于是，爱成为上帝之道的绝对真理：在爱上帝的前提之下，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平等地爱每一个人，世界将因之而充满爱，“天国就在你们心中”！
所以，“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很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但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在这里，财主的形象，在实际上，就是对不能撇下一切而跟从基督耶稣这样的人的一个比喻，因而跟从基督耶稣的完全人，在放弃人间的一切的同时，就能够得到天上的一切，而百倍的回报就是进入永生的天国。就这样，人们心中的天国与上帝所在的天国重合。显然，放弃一切世俗的利益与偏见，固然对于净化人的灵魂，达到爱的最高境界是不可缺少的；可是，要是世上所有的人，为了进入天国而放弃一切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人在大地上也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也就将导致上帝与人之间立约的消解，甚至消失，从而形成一个关于天国的悖论。
然而，早在这一悖论可能形成之前，耶稣就以基督的方式进行了消除：“我又告诉你们，凡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就是说，除了人们心中的天国与上帝所在的天国之外，在大地上将出现一个人间的天国。
如果将人们心中的天国视为对于天国的绝对信仰，如果将上帝所在的天国视为对于天国的永恒理想，那么，大地上出现人间的无国，也就是对于天国的可能追求，从而自然而然地将人们心中的天国与上帝所在的天国完整地融为一体：对于天国的信仰与对于天国的理想将成为实现人间天国这一追求的现实过程，而基督耶稣正是以救世思想来体现出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这样，上帝之国将是信仰的天国、追求的天国、理想的天国这三者所共同建立起来的，因而人走向上帝之国，就不仅仅是个人将得救的福音，而是成为所有人都将得救的福音。
因此，人世间的一切人要充满爱心，要坚持信仰、坚持追求、坚持理想，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后得救，这正如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好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地冷淡了。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在末期来到之后，才是复兴的时候，也就是末日复活接受最后审判的时候，但是在此之前，每一个人必须不要让爱心逐渐冷淡，才能够在灾难性的现实之中得救。特别是，耶稣已经预见到了门徒们在这一现实中，对天国福音进行传教的艰难处境，不仅要拒绝假先知的迷惑，以保持爱心的纯正，更要承受一般人的陷害恨恶，以保护爱心的纯洁。这样，从《旧约》到《新约》，便实现了宗教思想的形而上更新，《新约》亦因之而成为世界宗教已经来临的经典性标志之一。
Ⅶ．32 墓穴中的“圣布”
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生成物，既是意识形态的思想存在，以宗教典籍的文本方式流传，于是，便有了经典；更是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以宗教人士的组织方式传播，于是，便出现了教会。如果宗教思想能够进入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甚至占据了意识形态霸主的地位，即在实际上也就得到广泛流传的话语权力，那么，便有可能产生经典至上的宗教效应。同样，如果宗教组织能够进入现实的社会生活主流，成为社会生活的导向组织，甚至决定着社会生活的总动向，事实上也就拥有了官方传播的政治权力，因而有可能会出现教会唯一的宗教政权。
显然，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来说，这两者不可偏废：如果仅仅只有宗教经典而无宗教教会，就难以保持宗教思想的长期流传，因为教会作为传教机构，将促使经典不间断地传播；而如果仅仅只有宗教组织而没有宗教经典，则难以保证宗教组织的长期存在，因为经典作为精神支柱，将维系教会长久的稳固。由此可见，基督教从创建之初，便同时拥有宗教典籍的福音书与宗教人士的使徒，正是其得以成为世界宗教的基本条件。在进行宗教典籍经典化与宗教人士教会化的过程之中，基督教最终成为了世界宗教。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必须把握好其经典与教会应有的度——经典首先作为文化典籍在社会之中流传，使宗教思想在争取进入意识形态主流的同时，与其他意识形态平等地共享话语空间，既不凌驾于也不屈从于其他意识形态，然后发挥宗教思想的独立作用；教会首先作为文化机构在社会之中出现，使宗教组织在进入生活主流的同时，与其他社会组织共同进行社会生活的引导，既不去支配也不去附属任何社会组织，然后发挥宗教组织的独特功能。
如果不能达到这个度，宗教就不是真正的宗教，最多是准宗教，它将成为其他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的附庸，既不能够产生独创的宗教思想，又不能够形成独自的宗教组织，仅仅是徒具宗教的形式而已，从古至今的所谓邪教就是这样的一种准宗教。如果远远地超过了这个度，宗教就更不是真正的宗教了，只是一种超级宗教，在高踞其他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之上的同时，使宗教思想成为唯一的思想，垄断了人们全部的话语权，因而宗教经典成为思想存在的最高权威，并使宗教组织成为唯一的组织，彻底控制了社会生活，从而使教会成为社会权力的最高权威，使宗教走向国教化甚至国家化，以最终促成神权国家的产生。
无论是宗教的国教化，还是国家化，尽管因宗教的地位过于迅速地政治性提高，而在一定时期内似乎予以了宗教发展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当宗教一旦成为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唯一表达时，宗教思想的活力与宗教组织的功能将被完全固定化，这时，它将反而败坏经典与教会的宗教地位与声誉，使之成为国家权力的装饰品，乃至遮羞布，结果自然会大大地有损于宗教的正常发展。只有在宗教与人类文化保持着正常关系的前提下，无论是民族宗教，还是世界宗教，才有可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由传统社会之中的传统宗教向着现代社会的现代宗教转型。
关于这一点，从宗教史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这首先是因为基督教不仅拥有《圣经》与各类教会，而且通过对于《圣经》的不断阐释，与对于各类教会的功能重组，使基督教在人类文化现代发展进程中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宗教，拥有占世界人口将近三分之一的信徒；而其次则是因为在基督教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除了有着正常发展的一面之外，还有着国教化甚至国家化的另一面，它直接导致了欧洲文化发展中的中世纪现象出现，以《圣经》统一思想，以教会取代国家，消灭一切思想异端与权力对手。这时，它已经直接违背了《圣经》所阐述，教会所颂扬的上帝之道。
值得庆幸的是，在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之中，基督教通过不断地进行宗教改革的方式，保持了适当的度，并逐渐克服了在一定时期内的不正常发展，重新回到了真正的宗教这一应有的位置上来。对《圣经》应如何进行阐释，始终是教会的主要功能之一，而对于教会的功能更新，则始终又是《圣经》在提供精神资源。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从文化典籍的角度来对《圣经》进行审视，也才有必要从文化组织的层面来对各类教会进行了解。
在从民族宗教向着世界宗教转型的过程之中，正像《希伯莱圣经》中的‘摩西五经”对于犹太教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一样，《圣经·新约》之中的“四福音书”也是《圣经》的经典中的经典，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作为个人撰写的宗教著作来进入《圣经》的，它们的作者都与耶稣有着密切的关系：都是耶稣选派出来，赋予传教使命的使徒，或与这些使徒有关的人员，其中既有耶稣从众多门徒中亲自选择的十二使徒中人，如马太和约翰，以及与彼得关系密切的马可，也有与先是敌视基督而后来又礼拜基督的使徒保罗有关的人，如路加。
正是因为“四福音书”是使徒们在传教过程之中逐渐写成的，故而也出现了类型分化：具有纪实性特征的《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以相似的措辞与表达方式来述说耶稣的生平事迹，所以被认为是具有“共同的观点”，于是，一般被称为“同观福音”，而有的人还将之称作“对观福音”，乃至“符类福音”；《约翰福音》则着重传达耶稣的言谈，带有思辨性的色彩。“四福音书”之间出现的这一类型分化及其差异，不仅展示出传教活动的日趋成熟，而且表明了传教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同观福音”之中，无论是从撰写的时间上来看，还是从著作的内容上来看，都以《马可福音》为最先，它的作者马可不仅是使徒彼得的门徒，而且后来还成为使徒保罗传教的助手，因而他在著述中试图以生平传记的形式来明确地回答“谁是耶稣”这一问题。尽管《马可福音》的述说比较简略，但却为随后出现的《马太福音》提供了基本的材料，不仅在内容上两者之间有百分之九十相同，而且在措辞上也有一半左右相类。不过，《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马太，所以马太在《马太福音》中，对于耶稣的家谱与出生进行了详细述说，这是《马可福音》里面所没有的内容，因而《马太福音》也就更加完整地述说了耶稣的生平事迹，再加上马太的使徒身份，故其在《圣经》之中被排列在“四福音书”之首，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圣经》中位居《马可福音》之后，第三个出现的是《路加福音》，它的作者路加本来是一个医生，后来成为使徒保罗的门徒，跟随保罗一起到外邦传教，因而路加能够以精确的观察与细腻的描写，来文采飞扬地述说耶稣的生平故事，特别是少年耶稣如何成长的故事。同时，路加除了对施洗者约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述说外，而且还注重对耶稣生活的时代背景进行有意识的交代，因而被人评论为具有文学家的风采与历史学家的风度。在《圣经》中最后出现的《约翰福音》，实际上也是“四福音书”之中最后写成的，它的作者据说是十二使徒之一的约翰。
“同观福音”的作者在《圣经·新约》中的各种文本里面可以得到印证，而《约翰福音》的作者则很可能是出于托名。这是因为在耶稣的十二使徒中最著名的就是彼得与约翰，一个被视为耶稣的传人，一个被称为耶稣最喜爱的门徒。既然彼得的门徒马可已经写成了《马可福音》，促成了“同观福音”的出现，那么，《约翰福音》就很有可能是约翰的门徒，或者门徒的门徒写成的，只是在写成之后再托名约翰所撰写。对于这一点，可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找到一个旁证。
这就是，当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在加利利海边向门徒第三次显现时，正逢彼得等8个门徒乘着渔船在海里打渔一夜而一无所获，结果他们按照耶稣的吩咐下网，就拉起了满满一网大鱼，可是，只有约翰认出了耶稣。“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是主！’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随后，耶稣一连问了彼得三次：“你爱我么？”而“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么？’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与此同时，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罢！’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
显然，如果《约翰福音》的作者真是约翰的话，就不会写成让自己一个人发现是耶稣在向他们显现，而使其他的门徒，特别是大弟子彼得狼狈不堪，以致于使耶稣要再三地问彼得“你爱我么？”，因为这难免有自我夸耀之嫌。也许，托名作者的企图，似乎只是要突出约翰对于耶稣的爱，结果却弄巧反拙。同时，约翰也不会第二次借彼得之口来自我标榜，并且也不会一直不提到自己的名字，而始终用“耶稣所爱的门徒”来代称自己。此外，在“同观福音”之中，基督耶稣是向除了犹大之外的11个使徒同时显现的。所以，《约翰福音》肯定不是约翰撰写的，而是由其它的托名作者写成。
事实上，在《约翰福音》最后的结束语之中，这个托名作者已经情难自禁，不由得多少露出了些自己的底：“为这些事作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很明显，约翰自己是不会这样评说自己的著作的，如果《约翰福音》真的是约翰撰写的话。不过，托名作者倒是在此说明了《约翰福音》的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不再进行对于耶稣生平事迹的一一述说，而是要为耶稣的言行作见证。
总而言之，《约翰福音》不是通过具体且形象生动地述说耶稣如何成为基督的故事，再来继续回答“谁是耶稣？”这一老问题，而是想通过进行对于基督耶稣存在意义的阐发，来说明“基督是谁？”这个新问题一因此，耶稣的自我言说成为《约翰福音》的主要内容，于是，当耶稣自己发言的时候，也就发生了述说人称的变化：“同观福音”之中的耶稣在说到自己的时候，总是用第三人称的“人子”；而《约翰福音》中的耶稣在提到自己的时候，则是用“儿子”，以更加强调上帝之子就是上帝亲临人间的化身，因而宣称“我是世界之光”、“我是好牧人”、“我是生命的食粮”，从而便作为上帝亲临人间的儿子形象的“我”，来与人立约。
所以，《约翰福音》的述说，自然就是从耶稣接受施洗者约翰的洗礼开始的，并且在接受洗礼以后的第一天，耶稣就被施洗者约翰当着面称为“神的羔羊”。第二天当施洗者约翰对自己的门徒说耶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的门徒也就跟从了耶稣，其中一个门徒是彼得的弟弟，他领着自己的哥哥来见耶稣，也成了耶稣的门徒。随后，耶稣在去加利利的途中又接受了几个门徒，于是一下子就有了好些个门徒。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缺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耶稣开始显示第一个神迹，也就成为第一个预示：不仅仅显示了上帝之子那意志与权威的至高无上的荣耀，有助于众门徒在成为虔诚的信徒之后，进一步成为传教的使徒；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神迹，也就是耶稣以洁净的水变成的好酒，在娶亲筵席上来代替已经用尽了的次酒，实际上是以其象征性的寓意，来预示着《新约》对于《旧约》在《圣经》之中的重要地位的最后取代。这是因为，在犹太教中，在对《圣经·旧约》中的摩西律法进行阐释的时候，通常是用“酒”来做为象征物的，并且还常常把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约法比喻成婚姻。
由此可见，《约翰福音》正是立足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样的形而上的阐发高度，来进行关于基督耶稣的述说的，它更多地对基督耶稣的认识提出了具有本质性的观念，特别是为三位一体论的形成奠定了文本基础。当然，《约翰福音》也为此付出了文本的代价，失落了对于耶稣作为历史存在的人的生平事迹进行纪实的文本功能。所以，有人这样评价《约翰福音》说：“它更接近于一部阐述宗教见解的著作，而不是一部具有史实性的宗教传记。”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说，《约翰福音》对于《圣经》的阐释来说，具有着指导性的文本意义，而不再仅仅囿于对某一层面上的解说。
当然，这并不是说“同观福音”中的三部福音书，就没有《约翰福音》那样重要，而是说“四福音书”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只不过它们具有不同的文本功能罢了。事实上，从耶稣作为人的角度来看，“同观福音”，特别是《路加福音》，通过对于耶稣生平的详细而生动的述说，为《圣经》阐释提供了关于耶稣一生的真实可信的史实，有利于冲破笼罩在耶稣生死问题上的神秘气氛，从而为历史地存在过的耶稣进行了人的还原，在承认耶稣作为基督与教主的宗教身份的同时，确认了耶稣作为文化史上的思想家的地位。
《马太福音》之中有这样的记载：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从占星术的角度来看，这颗在伯利恒上空出现的星，预示着犹太人之王出生，决不是偶然的一次，因为在“摩西五经”之一的《民数记》中就出现过这样的说法：“有星要出于雅各，有王要兴于以色列。”来自遥远东方的博士在占星过程中，看见了预示着基督耶稣出生的这颗光辉闪耀的大星，于是不辞辛劳地来到耶路撒冷地区寻找，以验证自己的占星结论是否正确。
博士们的说法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为耶稣的出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不少人将耶稣视为神话似的虚构的宗教人物。一千多年过去了，在1603年的圣诞节快要到来的时候，以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而著称的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观察到土星与木星的轨道出现在了同一平面上，因而土星与木星之间的距离有时会显得异常接近，远远看去就像一颗光芒四射的大星，于是这种大星现象被称为土星与木星会聚。事实上，这样的会聚在1603年发生了3次，只是因为开普勒的视力不好，才错过了前两次的观察机会。
后来，一些天文学家根据开普勒定律，对土星与木星会聚的可能性进行推算，发现在公元前7年，也曾经出现过3次土星与木星会聚的大星现象。这一天文学发现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属于天文学的，它也具有历史学上的意义，因为这一大星现象不仅证明当年那些从东方来的博士所见不虚，更证实了耶稣的真实与准确的出生时间：公元前7年！这正好是希律王在位的期间，即是从公元前37年到公元前4年之内。这样，人们终于知道了耶稣在公元元年的时候已经有8岁了，而耶稣在接受了施洗者约翰的洗礼并开始传道的时候已经有33岁了。
如果说耶稣出生之谜已经揭开，那么，耶稣死亡之谜又如何呢？在《路加福音》之中是这样记载着的：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附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彼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
由此可见，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以后，在死亡的过程中，虽然有不到正午就遍地黑暗，而太阳又在下午三四点钟就消失不见，以及犹太人圣殿悬挂的帐幔开裂这种种的异常现象的发生，但是，这却说明耶稣从被钉上十字架到死亡的全部时间没有超过4小时，比一般钉在十子架上的人要缩短了不少，这是为什么呢？所幸的是，尽管据说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后，离开了那座坟墓，却留下了曾经用来包裹他尸体的那段细麻布，这就是著名的“都里若圣布”——保存在意大利都里若的一段长约4米的亚麻布！
1978年8月，在罗马教皇的默许之下，由40名据说是无神论者的美国宇宙航行局的有关专家，组成了一个调查团前往意大利都里若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从都里若圣布上获取了大量的资料并带回美国，利用最先进的成像分析技术与仪器进行研究。三年以后，即1981年12月，他们终于公布了长期研究的结果：圣布曾经包裹过的基督耶稣，是一个身高1．76米，体重79公斤，年龄约为30岁，脸上长胡须的犹太男人！他的头部被打伤后流出了血，手腕与腿部均被大钉穿过，流出了大量的血，这些都在麻布上面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此外，他的双膝处也曾受伤出血。
这些具体的描述，与基督教绘画里面的基督受难像比较一致。基督耶稣背负十字架时，不慎摔倒使膝盖受伤，而后被钉上十字架时，是左腿放在右腿上面，用一根长长的大钉钉在一起的。不过，仍有一处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就是：基督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并不是像绘画所表述的那样，大钉穿过两个手掌钉在十字架上，而是穿过基督耶稣的两个手腕钉在十字架上的！这就说明了当初被钉上十字架以后，耶稣为什么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死亡的原因，很可能是大钉穿过手腕的时候，弄破了动脉血管而造成大出血，致使耶稣很快死去。
现在的问题是，仅仅从一块长度只有4米左右的都里若圣布上面，就发现了如此之多有关基督耶稣的信息，这是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所谓“圣迹”呢？难道基督耶稣要在一块包裹自己尸体的麻布上面又一次显示出神迹吗？
Ⅶ．33 基督的神迹
一切神迹，无论是贯穿于神话之中，还是出现在宗教里面，实际上都是关于超常现象的想象性述说，即在现实性的基点上，在想象力的扩张中，通过变形夸张以呈现出荒诞不经而又合乎情理的结果，因而只能进行想象性的还原，而无法进行现实性的还原，一言以蔽之，想当然而已，不可能追溯原因。只不过，神话之中的神迹比比皆是，与历史的真实形成某种对应；而宗教里面的神迹则侧重出现，与传道的需要趋于同一方向。
这也就是说，若果真是神迹的话，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进行由果溯因式的考察的，尤其是对之使用高科技手段进行分析与综合研究，试图以此来得出一个所谓的科学结论，或者说一个客观与公正的裁决。因此，只有在相信都里若圣布与基督耶稣直接相关，也就是说相信耶稣是实有其人的前提之下，才有此研究的可能。所有这一切，都无非表明，无论是罗马教皇也好，还是美国宇航专家也好，他们都想做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借助如今的高科技手段，来与当初的耶稣进行无言的对话，尽管罗马教皇是以有神论者的眼光来观看由人而神的基督本人，而美国宇航专家则是从无神论者的视角来探索由神而人的耶稣真相。
事实上，如果现在的人们只是获得了三年研究的结论，知道了都里若圣布所包裹的基督耶稣是什么模样的话，最大的感受也许不过与当年基督耶稣受难时刻，那些在场者的感受相差无几。关键在于，必须进行质疑，问一问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首先是，按照犹太人丧葬的律法规定，一个人死亡之后，必须全身赤裸地清洗干净，然后洒上香料或抹上香膏，直接用亚麻布包裹尸体，再进行安葬，因而不可能在亚麻布上留下多处的血迹，反过来说，这就意味着亚麻布里面所曾经包裹的尸体没有进行过清洗！那么，耶稣死去的当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根据《路加福音》里面的时间记载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在十字架上钉死耶稣的“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也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由于犹太人以星期五的日落到星期六的日落为安息日，因而耶稣被处死的那一天，实际上就是星期五的白天。就在这个星期五快到正午的时候，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并且接近“申初”，也就是快到下午4点钟时，就出乎意料地在短短的时间内不幸死亡，因为那一左一右的两个犯人最后是被彼拉多派士兵将腿打断而死的，然后从十字架上面取下来，以免安息日十字架上还钉着人。
此时距离日落的时分不算太远，所以，已经来不及清洗尸体，人们只好直接从十字架上把耶稣的尸体“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头”，草草地安葬了事。显然，这块细麻布与这个石头坟墓都是在事先已经准备好的，因而还可以在日落之前派上用场；然后“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不过，等安息日过后，他们来坟墓那里的时候，“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据说基督耶稣早已复活。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安葬耶稣的时候，没有进行过清洗，以及在坟墓里面留下包裹尸体的亚麻布的可能性。
虽然一时间无法一下子就说清楚这块亚麻布是怎样被保留到如今的，但是亚麻布是完全有可能被保存下来的，像埃及法老的裹尸布，也是使用的亚麻布，距离现在的时间更远远超过了那块都里若圣布，仍然保存到现在。最后，也许最难说个明白的，正是都里若圣布为何能呈现出基督耶稣的面容来：一张受伤而浮肿的了具有立体感的脸！——先将都里若圣布上基督耶稣留下的从血到各种遗留物的成分搞清楚，再用含有这些成分的混合物涂到一个人脸上去，并用亚麻布包上留下印痕，结果在亚麻布上面，便同样呈现出了这个人的面容。
这样，有关都里若圣布的“圣迹”之说，已经不攻自破，更为重要的是，这块圣布反而证实了耶稣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他就是来自沙南地区北部加利利的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虽然耶稣出生在伯利恒，随后由约瑟和马利亚带着逃到了埃及，但是在公元前4年希律王死去之后，他们又带着3岁的耶稣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加利利的拿撒勒城。耶稣在拿撒勒长大成人，在33岁那年才离开拿撒勒。所以，在“同观福音”之中，都一致承认“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也就是说，耶稣是个拿撒勒人。
加利利在希伯莱语言中的意思是“周边”，因为它位于迎南地区的最北部，相当于现今以色列的北部，长约18o公里，宽约75公里。它的中部即是长约40公里，宽约20公里的加利利海——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淡水湖的加利利湖，因为《圣经》里面“海”与“湖”常常通用，尤其是当湖比较大的时候更是如此——沿着加利利海边的地带，是一片土地肥沃，景色秀丽的浅丘陵，被称为下加利利，现在的首府正是拿撒勒城。不过，由于加利利海的水平面要比地中海低200余米，一旦西风吹来，又被东岸的山林挡住，海中就会怒涛汹涌，声势浩大，十分险恶。
当年耶稣带着门徒们在加利利海边传道的时候，对于众人，“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罢！’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与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要丧命，你不顾么！’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罢！静了罢！’风就止住，大大地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要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么！’他们就大大地惧怕，彼得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在这里，加利利海首先是作为耶稣传道的一个现实的见证：知道了耶稣对众人采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讲道，而且对于门徒则直接面授上帝之道；接着更是作为耶稣一再显示神迹的场所与道具：不仅止住了加利利海上的风浪，而且在加利利海边分别向众人与门徒显示神迹，以此来巩固所有在场的人对于基督耶稣的崇拜与信仰。这就表明对于任何宗教来说，无论是民族宗教，还是世界宗教，求助于神迹以扩大宗教影响，都是完全必需的一种手段。只不过，犹太教的神迹显示必须要通过摩西这一类的先知中介，而基督教则由基督耶稣及其使徒来施行。
神迹之一：众人跟随耶稣来到加利利海边，到吃晚饭的时候，门徒们来问耶稣是否让众人各自去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罢！们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人。”虽然有点儿不可思议，毕竟还是正常的食品，耶稣的饼总比耶和华的吗哪要好得多。
神迹之二：大家吃饱以后，耶稣一面叫门徒们上船渡过加利利海到对面去，一面亲自让众人从加利利海边散开离去，然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害怕！’彼得说：‘主！如果真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罢！’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要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对于基督耶稣是坚信不移，还是疑惑小信，不仅是一般百姓这样的信徒应该作出选择的问题，更是门徒之中将承担起传教使命的如彼得这样的使徒必须解决的问题。只有在拥有了大批信徒的同时，又出现了以使徒为骨干的传教组织，才可能迅速地扩大基督耶稣所代表的上帝之道的宗教影响，形成基督教教会的始基，于是就有了“拿撒勒教党”的出现，也就是希伯来语言中所说的“遵守拿撒勒人的某些教义教规的人们”，这显然是指信奉基督耶稣的信徒们，特别是使徒们，比如使徒保罗被人诬告的罪名即为他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
这是因为，拿撒勒教党虽然与犹太教有着教派渊源上的关系，但实际上已经具有明显的不同，它主张在遵守摩西律法的前提之下，坚信基督耶稣的教诲，在给与《圣经·旧约》以经典地位的同时，编著《希伯莱人福音书》；它呈现出了从犹太教向着基督教过渡的形态，在公元1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流行于整个迦南地区，随后向叙利亚逐渐传播，一方面直接受到了基督耶稣的影响，对于基督教的形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由于它在宗教态度上比较倾向于犹太教，故成为基督教最早的异端教派之一。
事实上，当初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尽管“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于是，耶稣预言这些城市将要毁灭：“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及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耶稣的这一预言实际上反映出在基督教兴起的过程中，即使是在加利利这样的迎南地区的周边区域，它与犹太教之间亦已经出现并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以致于耶稣对于自己故乡的人们，也会发出这样可怕而激愤的诅咒。由此可见，随着基督教的宗教影响在整个迦南地区越来越大，因而与犹太教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深，最终导致罗马帝国在巴勒斯坦行省的当权者出面干预，造成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这样的流血惨案。
迦南地区沿地中海一带，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被从希腊克里特岛来的非利士人占据定居，因而在《圣经》中被称为“非利士人之地”，而在希腊语中，巴勒斯坦一词即为“非利士人之地”的意思。因此，当时的迦南地区也就包括如今的巴勒斯坦，以及叙利亚、黎巴嫩的部分领土。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著作之中，第一次将迦南地区称为巴勒斯坦，到了公元1世纪的时候，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也在自己的历史著作里面沿用巴勒斯坦一词，以取代迦南作为对这一地区的称呼，从此以后，这一地区也就成为如今人们所熟悉的巴勒斯坦了。
自从公元前586年犹大国亡于巴比伦大军的铁蹄之下，沦为巴比伦的囚徒以来，犹太人虽然重返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迦南，但是，随着公元前331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了迦南，受希腊化的影响，不仅迦南逐渐改称为巴勒斯坦，而且迦南的犹大人也逐渐改称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公元前65年，罗马帝国占领了巴勒斯坦，设立了行省，并分封了若干傀儡王，企图杀害耶稣的希律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尽管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领土，但是，犹太教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之中，还是不容忽视的，几乎所有的巴勒斯坦男性居民都施行了割礼，连耶稣出生8天以后也没能幸免，因而犹太教庞大势力的现实存在，对于新崛起的基督教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所幸的是，罗马帝国对于巴勒斯坦的吞并，虽然在政治上由罗马皇帝直接派出总督进行治理，并且直接决定傀儡王的废立，但在宗教上却在设立国教的同时，仍然允许各种各样宗教的存在。因此，这一现状，对于刚刚诞生的基督教来说，无疑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生存空间——犹太教不可能对基督教进行直接的政治压制与宗教打击，而只能通过述诸罗马帝国总督以施加社会压力的方式，促使其出面干预。因而尽管发生了宗教之间的激烈争端，然而，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却在与日俱增。
这一点，在耶稣被迫害致死的过程中，首先暴露出来，并且暴露得最为充分：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传道，由于反响巨大，引起犹太教中的祭司与文士的普遍嫉恨，于是诬陷他要作犹太人之王，图谋造反。然而，老谋深算的罗马总督审问了耶稣之后，“彼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到这里了！’”由于那个曾经企图杀害耶稣的希律王的儿子小希律王，此时也在耶路撒冷，于是，彼拉多就下令将加利利来的耶稣送到小希律王那里去审问，因为他不想被卷入这桩宗教纠纷里面去。
可是，“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见他，并且指望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彼拉多那里去。”显然，小希律王虽然并不是很诚心地喜欢耶稣，但毕竟是在祭司长等人的挑拨之下才侮辱耶稣的，而给耶稣穿上华丽衣服则表现出巴比伦戏弄死刑犯习俗的影响在犹太人心中的根深蒂固。
当耶稣再次被送到彼拉多面前的时候，尽管彼拉多仍然坚持耶稣没有罪，但是，他在耶路撒冷全城犹太教众人的压力之下，不得不作出一个决定，让他们自己在耶稣与一个著名的罪犯之间进行谁生谁死的选择。结果，众人要求释放罪犯而处死耶稣。此时，“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上十字架！’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而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吸收，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罢！’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从此以后，人们纷纷传说由于对耶稣犯下的罪，犹太人才成为飘荡四方的，没有自己国土而流浪世界的民族。不过，现实之中的彼拉多却因为不断地屈从于社会的压力而杀害了无辜者，被罗马皇帝下令到罗马受审，最后自杀而死。这表明，当不同宗教最终形成某种社会势力之后，政治上的统治者会进行利害权衡的选择，一般说来，除了统治者个人的好恶之外，宗教势力越大的一方，往往会受到统治者的偏袒，甚至利用。同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状态之中，宗教势力才有极大的可能出现恶性膨胀，走上国教化，甚至国家化的道路。
尽管基督耶稣在宗教仇恨中被杀害，但是，基督教并没有因为基督耶稣的死而停止发展，乃至消失。恰恰相反，出乎犹太教的教众所意料的是，基督教不仅在巴勒斯坦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在其彻底抛弃了犹太教的民族宗教的封闭性因素之后，在基督耶稣的众多使徒的带领之下，传教活动最终大大地超越了巴勒斯坦的范围，进入了罗马帝国这个多民族的政治区域之内。于是，基督教开始了从迦南到罗马的历史行程，走出了迈向世界宗教的第一步！
Ⅶ．34 谁在控制教会
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所获得的这一生存空间，可以说几乎是无比巨大的，仅仅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最大版图，就曾经囊括了欧洲、亚洲、非洲的广大区域，从东到西约为4500公里，由南向北约为3000公里，纵横达数千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为1．2亿。从迦南到罗马，也就是从巴勒斯坦到罗马帝国，尽管基督教教徒曾经也受到过断断续续的若干代罗马皇帝的迫害，但是，基督耶稣的福音在罗马帝国却不停地四处流传，到进入公元4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教徒的数量已经接近了罗马帝国总人口的一半。
基督教在不到300年的时间内，如此迅速地成长壮大，首先是与“四福音书”宣扬的上帝之道分不开的。为了每一个信奉上帝的人平等地去爱人，基督耶稣提出：“要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得美食，叫富足的空手而去”；为了实现天国的理想并决不放弃对于天国的坚信与追求，基督耶稣指出：“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甚至不反对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以进入天国，这不仅是因为“努力”一词在原文中就是“凭暴力”，而且还因为基督耶稣宣告过：“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当然，基督教主要是以传教的方式来扩大救世思想的社会性影响与吸引力的。
因此，其次就是需要传教的组织，特别是选择能够承担起传教使命的组织者，以有利于进行较大规模的传教活动。于是，“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井医治各样的疾病。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显然，领头传教的使徒，不仅要具备显示驱鬼治病这一类神迹的某种能力，以便使众人受到感化而信奉基督耶稣；而且还要具有适应社会环境而善于为人处世的高度技巧，以尽量避免遭到犹太教众从宗教到政治的迫害。然而，最关键的仍在于，使徒们能否坚守自己对于基督耶稣的信仰，使自己的一言一行完全符合上帝之道，使上帝之灵灌注自己的全身，使自己成为上帝之子的代言人。要言之，使徒应该以基督耶稣最忠实而又最信赖的门徒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是上帝亲临人间的个人见证。
基督耶稣为什么要在众多门徒之中亲自选择出12个使徒来，主要是由于在创教之初所决定的传教对象只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羔羊”，所以，基督耶稣要允诺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这12个使徒将“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很明显，在此基督耶稣并没有完全摆脱，或者说甚至企图利用犹太教关于“犹太人之王”的弥赛亚降临的宗教预言。在这里，可以看到基督教创教之初，与犹太教既有着互相冲突的一面，又有着互相影响的一面。尽管如此，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对于教徒的争夺，导致后者的出现动摇了前者的宗教基础与地位。
特别是犹太教与基督教这两教之间的相互争斗，对于巴勒斯坦的政治秩序造成了社会性的冲击，无论是罗马帝国派来的总督这样的外邦人，还是罗马帝国分封的傀儡王这样的诸侯，都不得不出面来调解，甚至进行干预，因而宗教冲突必定要走向政治解决的道路，由宗教迫害升级为政治迫害。所以，犹太教教众会将这些使徒视为叛教者并进行宗教惩罚，也会将这些使徒诬告为叛逆者以使其接受政治惩处，而面对所有这一切的迫害，势单力薄的基督教，从教主到使徒将不得不保持沉默，凭借心中的信仰来进行无言的抗争。
这一宗教的抗争实际上有着来自现实生活之中的蓝本：一个国王与他的12个部属如何反抗暴政的故事，逐渐转换成基督耶稣与12门徒如何兴教的故事，两者都是受膏者的殉难故事。在公元前3世纪末，斯巴达王进行了一次政策性的革命，试图通过取消债务、重行分配土地、解放奴隶来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结果，被马其顿大军镇压。斯巴达王不甘心失败，奋起反抗，后来因为部属的出卖而被处死。斯巴达王在他临死之前那一天的晚餐上，对他的12个部属说自己已经被出卖给敌人了，因而吩咐部属停止他们毫无希望的战斗，第二天斯巴达王就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从此，斯巴达人称他为“英雄和神子”。
在这里，可以看到基督耶稣殉难故事对于斯巴达王殉难故事的模拟：受膏者的类似身份；救世思想与活动；12个属下之中出现了叛卖者；在最后的晚餐上讲话；被钉上十字架而死；被称颂为“神子”。可以说这种模拟是全面性的，无论是故事的结构顺序，还是故事的述说内容，都几乎如出一辙。这是纯属偶然的巧合？或是直接受到了影响？如果考虑到在公元前这一段时期之内，斯巴达地区与巴勒斯坦地区都曾经被马其顿大军征服，再加上两地之间人们友好往来，不仅在政治上举行过缔结同盟的谈判，而且有大批的犹太人移居斯巴达一带，就不难理解在这一源自斯巴达的巴勒斯坦故事中基督耶稣的殉难是如何模拟斯巴达王的殉难的！
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当下，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从那时候起，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葡萄酒，祝福了，递给他们，说：“你们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赎。”
这样，现实性故事经过宗教性的模拟之后，最后的晚餐就不仅仅是故事述说本身的需要，而是通过故事的述说来表达一种宗教上的意义：提出了基督耶稣之死是为了使人的原罪与本罪都能得到赎救这一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使救世思想具有了更好的言说方式，即提供了一种明白易懂的比喻方式，通过基督耶稣的殉难，来向众人晓谕应信奉上帝之道，并且确立了圣餐仪式，使教徒时时不忘基督耶稣是为自己而牺牲，以鞭策自己努力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
由于耶稣的死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而使最后的晚餐这一场面更像是一出考验门徒是否坚信基督耶稣的宗教喜剧：当耶稣预告自己被人出卖的时候，门徒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主！是我么？’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么？’耶稣说：‘你说的是。’”通过犹大对于耶稣称呼的变化，与耶稣那模棱两可的回答，在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的戏谑气氛之中使预言开始走向现实。当耶稣告诉门徒们今后只有在天国才能相逢之后，“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的那种莫名自信，在耶稣总是要兑现预言的神迹之下显得十分可笑。
喜剧的结局终于来到：当众门徒在耶稣作了三次祷告的同时都仍然沉睡不起的时候，“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由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作的事，就作罢！’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一切预言已经、正在、将要成为现实，这一场喜剧的结束正是为了显示善恶有报，基督耶稣这唯一的圣子回到了圣父的怀抱，而犹大“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了。
如果说耶稣被喜剧式地置于死地，以证明基督耶稣的预言从不落空，那么，施洗者约翰将不得不面对死亡阴影的一步步逼近，并最后走向悲剧性的结局：小希律王由于强娶“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喜欢。希律就起誓，应许随她所求的给她。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她。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她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
施洗者约翰显然是触怒了傀儡王小希律，后者早已暗起杀心，只是碍于百姓对于施洗者约翰的崇敬，才没有直接下手，于是借助同样也对施洗者约翰不满的希罗底女儿之口，以不违背自己的誓言，以及不可失去面子为借口，在装模作样的忧愁之中谋杀了施洗者约翰。现在的问题是，为施洗者约翰被杀害而感到震惊的究竟是耶稣，还是百姓？由果及因地推想一下，正是在“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因为他们的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的情况下，耶稣离开加利利而去了耶路撒冷。此时，施洗者约翰仍然坚持在加利利为百姓洗礼。而事实上，耶稣早在施洗者约翰遇害之前，就已经殉难了。
这样，小希律王杀害的施洗者约翰，是犹太教教众所认为的先知呢？还是基督教的先驱？从举行洗礼仪式的本身来看，与犹太教里面若干教派的洗净仪式直接相关；从洗礼仪式的方法来看，则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不是反复地洗净，而是一次性的洗礼。更通过为耶稣施行这样的洗礼，而得以进入基督教，成为具有象征性的基督教人教仪式，使入教者获得基督耶稣所赋予的赦免原罪与本罪的机会。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施洗者约翰是基督教的先驱之。
然而，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先驱在犹太教之中还有不少，除了被有人认作是基督教前身的洗礼法利赛派，以及其他教派中的人之外，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曾经跟随着一位被称为施洗者班奴斯的先知在野地修行3年，而班奴斯“住在旷野，穿树叶做的衣服，吃地上自生的野菜野果”，与施洗者约翰相差无几。正是这位约瑟夫斯在《古犹太志》之中记载了施洗者约翰被小希律王监禁了1年以后，于公元36年被砍头处死。所以，施洗者约翰显然是一位民族宗教向着世界宗教转型过程之中的标志性历史人物，有着犹太教先知与基督教先驱的双重身份，从而不仅现实地展示出这一转型的初始进程，而且具体地预示着这一转型的未来方向。
这就是，随着基督教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犹太教教徒将从基督教的迫害者转变为虔诚的信仰者，甚至是传教的使徒，其代表性人物就是由犹太教教徒扫罗，转而为基督教信徒的使徒保罗！他改变宗教信仰与四处进行传教的经历，犹如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融喜剧性与悲剧性为一体的，具有鲜明个人特点的宗教传播与发展的正剧，生动地展示出了基督教的影响是如何由巴勒斯坦扩散到罗马帝国的。
这个正剧是由一场犹太教教徒对基督教教徒进行血淋淋的屠杀拉开序幕的：
那时，门徒增多，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司提反等人。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司提反辩论，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大声喊着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作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扫罗也喜欢他被害。
随着基督耶稣的殉难，基督教反而正式形成了教会这一宗教发展所必须的组织机构，其中除了有负责传教的使徒外，还选举出了管理教会日常事务的执事，正是在使徒与执事的同心协力之下，基督教在教会的直接推动之中才得以迅速发展，社会影响亦与日俱增，不仅这犹太教中的祭司也开始改变信仰，更促成了基督教教会与犹太教会堂展开直接的辩论，理屈词穷的犹太教教徒便以血腥的手段来迫害辩论的对手。在司提反成为基督教的又一个殉教者的同时，青年扫罗却以一个犹太教的狂信者的形象出场了，于是正剧的第一幕上演。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的家境富裕，并且因为他的父亲是罗马帝国的公民，所以他一出生就拥有了罗马帝国的公民权。这不仅使当初的犹太教狂信者扫罗能够在耶路撒冷之外的大马色，也就是如今的大马士革去追捕基督教教徒，更使后来的基督教使徒保罗能够在从巴勒斯坦到罗马帝国的广大区域之中进行巡回传教。
随后，“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作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一个门徒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
从此以后，扫罗在一连串的神迹的感召下就成了使徒保罗，正如基督耶稣所说的那样：“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由此可见，使徒保罗所承担的传教使命是空前的巨大，而他传教的对象将主要是从平民到君王的所有罗马人。与使徒保罗的遭遇相仿，在公元312年10月27日，当时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称自己看见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十字架出现在天空，上面写着“靠此获胜”。果然，他后来在战争中大获全胜，于是，就皈依了基督教。
公元313年2月，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与东罗马皇帝李锡尼在意大利的米兰达成政治协议以后，颁发所谓‘宽容敕令”，不仅释放被关押的基督教教徒，归还被没收的教会财产，而且宣布帝国臣民有信仰基督耶稣的自由，更为重要的是，在给以基督教组织教会权的同时，还给予主教以释放奴隶权，以及免除传教士的赋税徭役，教会可以拥有财产等等权利。从此开启了基督教的国教化进程。
Ⅶ．35 出卖基督的代价
一切神迹的显示，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众人，无论是对平民，还是对皇帝，都同样是基于宗教发展，乃至政治进程的现实需要。对于基督教来说，如果没有罗马帝国这样一个无比庞大的政治区域，要想在两个多世纪之内进行广泛地传播教义与普遍地建立教会，并且拥有数千万教徒，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而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如果一味无视甚至压制基督教这样一个规模空前的宗教团体，要想在较长时期之内维护帝国政治体制的统一与社会生活秩序的安定，并且保障皇权统治的延续，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这样，基督教的大发展与罗马帝国的大一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便呈现出某种一致性来，并直接影响着基督教趋向国教化。
随着基督教以耶路撒冷为中心逐渐向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扩展，越来越多的其他民族在受到传教影响之后，要求成为基督教教徒，但是，如果根据摩西律法，凡是入教者当施行割礼，将直接阻碍非犹太人入教，不利于基督教的发展；然而，如果依据基督耶稣生前的传道福音，特别是身后赋予使徒保罗等人的传教使命，必须通过对摩西律法的“成全”，来使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共同沐浴上帝之道。公元50年，基督教教会领袖，十二使徒之首的彼得，与雅各等人决定在耶路撒冷召开基督教全体使徒会议，来共同对有关基督教向着世界宗教发展的关键问题进行抉择：是保留人教施行割礼的陈旧教规呢，还是推行入教举行洗礼的新兴仪式。
保罗等人率领在外邦传教的使徒们，来到耶路撒冷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保罗虽然承认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人不愧是“教会柱石”，对于整个基督教的生成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面对着基督教从巴勒斯坦到罗马帝国的迅猛发展，如果继续囿于摩西律法，而不思“成全”，便忽视了耶路撒冷地区以外的传教活动的根本性变化。所以，保罗认为这样的作法是“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符”，甚至会走上“另传一个耶稣”的道路，因而保罗指出彼得等人的作法“有可责之处”，提出要“当面抵挡他”，并且声称“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应该说，保罗这一自视甚高的发言，实际上反映出了基督教向着世界宗教转型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而那些固守民族本位因循守旧的作法，将使基督教最多成为犹太教之中的一个新的教派，显然是逆基督教发展的历史潮流而动。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耶稣后来非要选择犹太教的狂信者扫罗，来做为向外邦传教的“器皿”的更为深层的原因，因为使徒保罗奇迹般的出现，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基督教向着世界宗教发展的象征性标志。所以，保罗所提出的代表着基督教发展方向的意见在会议上占了上风，从此以后，基督教抛弃了割礼，而采取洗礼来作为入教的仪式。
基督教的这一宗教抉择，彻底地与犹太教划清了界限，因而使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公元56年年底，保罗带着各地教会所收到的捐款上缴耶路撒冷教会，临行前，“保罗就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记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有一个先知名叫亚迦布，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把他交给外邦人手里。’”
果然，保罗来到耶路撒冷以后，就遭到犹太教教众的围攻，身上的衣服几乎被撕成碎片，差一点重蹈当年司提反的覆辙。幸亏保罗拥有罗马帝国的公民权，在罗马帝国行省总督的干预之下，才保住了性命，但却在该撒利亚被监禁了两年。保罗一再提出向罗马皇帝上诉的要求，最后才被押解到罗马，住在一间自己租来的房子里面，由一名士兵看守，每天在罗马城里传教。与此同时，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教会也遭到犹太教会堂的攻击，并且借助于傀儡王与罗马行省当局之手进行迫害，一时间，基督教中从使徒到教徒纷纷逃离，不少人受到监禁。
使徒之首的彼得也曾经被小希律王抓进监狱，出狱之后离开耶路撒冷，前往罗马传教。彼得原名西门，是个渔民，后来受到弟弟的影响，也跟从耶稣作了门徒。有一次，“耶稣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是因为彼得一词在希腊语里面就是磐石的意思。
从此，彼得也就成为众使徒之首，基督教的领袖人物，至于说到“四福音书”均加以记载的，在被犹大出卖以后，基督耶稣关于彼得三次不认自己的预言，其实并非是所谓彼得因贪生怕死而动摇，害怕受耶稣的连累，否则，在耶稣被大祭司带人来抓走的时候，就不会发生“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这样的对抗；而是基督耶稣再次以神迹显示的方式，暗示彼得不要暴露，以便在自己殉难以后，由彼得来完成基督教教会的建立，所以，最后“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随着保罗、彼得等使徒先后来到罗马，基督教在罗马城里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基督教教徒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成为一种越来越不容小视的社会力量。就在保罗、彼得来到罗马之前的公元54年，罗马皇帝尼禄继承了其叔父的皇位。此时年纪还不到17的尼禄，一方面禁止流血丧命的角斗之类的竞技比赛，一方面取消死刑，同时减轻赋税，颇得人心。然而，成年以后的尼禄逐渐变得骄横残暴，据说也许是因为从小心理压力太大而多少有点精神失常的缘故，此时的尼禄，似乎有些疯狂起来。于是，从公元59年开始，尼禄在杀死了自己的堂弟，即叔父的儿子布里塔尼库斯，并逼迫自己的老师塞涅卡自杀身亡之后，又连续地杀害了自己的母亲，与先后娶来的妻子。
尼禄酷爱希腊文化，特别爱好希腊的音乐、诗歌，与体育竞技。公元64年夏天，罗马城中发生大火，烧毁了罗马城的一半，罗马市民们纷纷传言，说这是因尼禄唆使人纵火造成的，以便将罗马重新建成一个具有他自己所钟爱的希腊风格那样的城市。尼禄害怕民心有变，于是就扬言这是基督教教徒干的，随即开始对基督教教徒进行大迫害，使徒彼得也因此被捕入狱，与早已划地为牢的使徒保罗一样，先后死于这场一直延续到公元68年，时间长达5年之久，遇害人数达数千人之多的大迫害之中。尼禄在迫害基督教教徒的同时，还在公元67年，于罗马城中举行了一届奥林匹克竞赛，尼禄本人也亲自参加了战车竞跑，似乎天下太平。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尼禄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他的倒行逆施终于激起了罗马帝国各地的反抗与反叛，使整个罗马帝国一时间陷入风雨飘摇之中。这时候，罗马帝国各军团首脑决定推举加尔巴为罗马皇帝，尼禄本人则被元老院判处死刑。尼禄怆惶出逃，最后死于逃跑的途中。与此同时，罗马大军分别开赴帝国各地，对所有的反抗者与反叛者进行血腥镇压。公元70年，罗马大军抵达耶路撒冷城下，向试图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犹太人发起进攻，一场空前的大屠杀与大毁灭终于降临到了犹太人的头上。
这是近百年以来，在耶路撒冷城下第二次出现的罗马大军——公元前37年，那个曾经想杀害耶稣的希律为了自己能够成为犹太人之王，不惜一切手段，甘愿做罗马人的傀儡王，于是引来罗马大军攻占了耶路撒冷，登上了王位。随后，希律王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开始在耶路撒冷旧城以外进行建筑，修建了第二道城墙，耶路撒冷新城出现。公元前20年，希律王又开始重建圣殿，工程浩大，弥时长久，直到耶稣到耶路撒冷传道的时候，还没有建成，但整个工程的修建规模已经是蔚为壮观。公元42年，小希律王将修建规模更加扩大，不仅在耶路撒冷新城之外又修建了第三道城墙，而且终于用雪白的大理石与耀眼的纯金建成了圣殿。整个建筑群雄伟壮丽，气象非凡，远远望去，“如同一座山顶上覆盖着白雪”！
然而，如此坚固的耶路撒冷城，在罗马大军的围攻之下，仅仅在短短的百来天之内就化为一片废墟！这并不只是由于罗马人的军力太强大，而是因为早在罗马大军陈兵耶路撒冷城下的时候，犹太人就由于争权夺利而发生内讧。此外，罗马人到达耶路撒冷城下的那一天，正好是逾越节期间，结果，刚刚建成不久的第三道城墙，很快就被攻破。到攻城的第134天，耶路撒冷城内火光冲天，房屋被焚毁，城墙被拆除，至于圣殿就更为凄凉：因为小希律王为了显示圣殿的华贵，竟然在大理石缝隙处用纯金作装饰，以至罗马士兵为了获得黄金，将每一块石头都翻了个遍，以刮取石头上面的黄金，最后留下满地大大小小的石块。
罗马大军除留下三座塔楼供驻军使用外，还留下耶路撒冷城西北角的一段残墙，以显示罗马大军的军威。这是耶路撒冷城的空前灾难，更是犹太人的空前浩劫，一共有将近100万犹太人丧命在耶路撒冷城的战火之中。半个世纪以后，约瑟夫斯在《古犹太志》中写道：“荒凉寂静毫无生气，不见一点儿人烟的耶路撒冷啊，犹如死寂荒芜的坟场！”公元132年，罗马人重建此城，但改名为哥罗尼亚，并且建立了一座罗马神庙，同时禁止犹太人进入，违者处死。一直到公元313年“宽容敕令”颁布以后，才恢复了耶路撒冷这一城市名称，犹太人亦被允许进城。
看起来，这似乎是犹太人在为杀害基督耶稣而付出血的代价：“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从此以后，犹太人流落他乡。实际上，耶路撒冷的陷落，固然是一个民族及其宗教的不幸，值得同情，不过，在客观上却更加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不仅彻底地斩断了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彻底消除了犹太人自恃神的选民的狭隘意识，进而使他们最终成为了众多民族之中的一员，从而加快了基督教向着世界宗教发展的进程。从公元326年到336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母亲及他本人，先后在耶路撒冷修建礼拜堂，取代了罗马神庙，随着基督教开始走上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道路，所有的耶路撒冷居民都必须接受洗礼，由此出现了持续200多年的基督教兴旺景象，直到公元613年波斯人再度攻陷耶路撒冷城！
战争与和平，都同样直接地影响着基督教的发展。公元324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战胜了东罗马皇帝李锡尼，从政治上统一了罗马帝国，然后立即着手进行基督教的统一，以便与大一统的政治秩序相适应，为帝国提供精神信仰的有力支撑。于是，在第二年，君土坦丁亲自出面召集近300名罗马帝国各地教会的主教，在尼西亚举行会议，来解决教义及教会体制争端，促使基督教走向规范化，为其成为国教铺平道路。这就是著名的尼西亚会议，它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基督教普世主教会议”，同时也开启了由罗马皇帝来裁决教义争端的先例，这正是国教化对于基督教发展的负面影响：以皇权来压制、甚至剥夺教权，特别是对《圣经》的阐释权。
这次会议的焦点，就是如何理解圣父、圣灵、圣子这三位一体之中圣父与圣子的关系：是“父先于子，子为被造而次于父”呢，还是“父子同质，子为道成肉身”。争论的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后由罗马皇帝出面裁定将“父子同质，子为道成肉身”，而圣灵则“从父出来”，写入作为具有宗教权威性的基本信仰纲要——普世信经《尼西亚信经》——之中，与此同时，凡是持有异议者均被视为异端，遭到政治性的放逐。此外，这次会议肯定了主教制，并按照帝国行省的行政区划设立教区，以建立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确定每年春分后第一次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为复活节。
随着罗马帝国的政治大一统的形成，基督教的宗教大一统也在罗马皇帝的直接指挥之下最终完成。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以罗马帝国的名义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为了确保皇权对于教权的控制，从公元325年到787年，历代罗马皇帝一共召开了7次“基督教普世主教会议”，第七次会议又是在尼西亚召开的，由东罗马皇帝与皇太后来裁决所谓的“圣像破坏”，确认圣像是道成肉身的可见之像，应该对其表示恭敬，但它也不同于对上帝的崇拜，这对于宗教艺术的发展，乃至文艺复兴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然而，皇权对于教权的控制，导致了真假信徒难分，政论与教义难辨的混乱现象，阻碍了基督教本身的正常发展，出现了主要以东方的正教与西方的公教为代表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东正教与天主教的教会分裂。同时，这一教会的分裂更是罗马帝国政治分裂的直接后果：公元359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将帝国分给两个儿子，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西罗马帝国以罗马为首都，因而罗马教会认为自己是使徒之首的彼得所创，加上罗马本为帝国首都，理应居于普世教会之首，罗马教会主教应以教皇的身份来统领所有的教会；而君士坦丁堡教会则随着东罗马帝国的出现，及君士坦丁堡由东都变为首都，也提出君士坦丁堡教会大主教应以普世牧首的身份来统领所有的教会。
除了教皇与普世牧首的长期之争甚至闹出互相开除教籍的笑话以外，两者在教义上的主要争端就是所谓的“和子句纠纷”：究竟圣灵是“从父出来”呢，还是圣灵“从父和子出来”。东西两方教会互不相让，同样也上演了一出出无聊的闹剧，直到最后发生彻底的决裂。公元1050年，罗马教会教皇通告立即废止意大利南部的拉丁教会所使用的希腊礼仪，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教会普世牧首却命令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会一律使用希腊礼仪，于是，1054年，东西双方教会又一次发生了互相开除教籍的可笑事件，从而最后正式分裂成为正教与公教，也就是东正教与天主教。
东正教后来成为拜占廷帝国的国教，以及许多东方民族国家的国教。天主教随着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的灭亡，在解除了国教化的约束之后，开始走上国家化的道路，到公元6世纪末，教皇已经集罗马教会主教与罗马行政长官于一身，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权力格局，并且在不断扩大教皇国的领地的同时，还通过为各国皇帝加冕的方式来体现君权神授的教权，使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由此，罗马教会逐渐地向着神权国家演变。
这种教会国家化的趋向，以其世俗化的鲜明特征不断地脱离世界宗教的轨道，特别是，天主教通过大量出售赎罪券的方式来搜刮财物，使众多基督教教徒认为这是完全违背基督耶稣所传达的上帝之道的，因为每一个信徒的得救，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需要通过天主教的神甫做为中介，就可以进行自我的忏悔，因而他们提出必须进行宗教改革，打破只有神甫才可以讲解《圣经》的垄断权，争取每一个信徒都有直接从《圣经》之中领悟上帝之道的权力。面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天主教开始进行反宗教改革的还击：1545年，罗马教皇决定必须惩罚异端，重申天主教的信条正确无误，坚持教皇为教会的唯一元首。
被视为天主教异端的各国“抗议者”，最后形成了基督教新教，并使新教成为继东正教与天主教之后的第三大基督教教派，根据在1555年明确提出的“教随国立”的宗教原则，新教以基督教的国教化来反对国家化，以便在皇权的保护之下逐渐恢复教会的宗教本质，促使教义的阐释能够充分地体现出上帝之道。
宗教改革运动之中最先出现的抗议者路德指出：“凡不以《圣经》为可靠启示、为根据的说法都只能算为意见，而没有相信的必要”；“教皇与主教都不是基督的代表，也永远不能代表基督”；“在平民信徒和神甫、贵族和主教，以及属灵的和属世的之间，确无差别”；“我们凡为基督徒的就都是祭司，都是君王”，总而言之，“大家都生活在唯一领袖基督之下”。
基督教如何才能回到世界宗教的本位上来，并不是一个纯属宗教的间题，紧接着第一次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所出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运动，就提出了政教分离的响亮口号，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基督教将继续向着既要爱上帝更要爱人的上帝之道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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