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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与无思

  濂溪《通书》有《思》章,引《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继之曰:“无思,本也。”则显与《洪范》义不同。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兼言。季文子三思而行,孔子曰:“再斯可矣”,是孔子又以行思兼言,不专思以为学。孟子曰:“良知良能”,则不待先以思。《中庸》言:“自诚明,自明诚。”濂溪《通书》首言诚,诚亦不待思而得。故曰:“无思,本也。”孟子亦言:“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此一沛然,亦由其内发之诚,不由其思。此乃儒家性天之学。西方哲学则专重思,其学亦学为思而已。此又与中国传统言学一大不同处。

  《大学》之道有三纲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德者,足于己,无待于外,故曰德性。其学则可称性天之学。明德者,孟子曰:“有之己之谓信,充实之谓大,充实而有光辉之谓美。”明德即大德美德。光辉及于人,则亲民。或曰,亲当作新。其德及人,所及者亦必追随趋新,是亲民即新民,其义一也。此在中国人即谓之至善,而可止矣。中国之学本于德,成于善,而有止。西方之学重知识,重权力,重功利,其极为个人主义,不相亲而相争,不辨善恶,亦无止境。此为中西之大相异。

  《大学》三纲领之下有八条目,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是修身乃齐治平之共同出发点。西方之学重求真理,然求之于物。人身亦仅一物,于是重物理,不重人道。人道可止于当身之所接触,而物理研寻则无底止。西方之言天,亦即一物理之天,而非一人道之天。人道乃追随于物理,不能自为主。

  《大学》修身以前尚有四条目,曰:“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则修身之学,内本心意。其所谓物,亦非外在之物,乃心意之物。如孝,譬之射,则父母为标的,物乃射者所立之位。不能移其位以求中,必坚定于为子之位,乃有孝德可言。为人谋必忠,与朋友交必信,亦然。故明明德必亲民,格物者即立己善,尽己道,贵于有其不易之位。孔子三十而立,即立其己,立于其己之位,即能格物矣。

  是则濂溪之志与学,亦即《大学》明明德之道。程子朱子皆尊《大学》,亦可贯通于濂溪之意。伊尹之志,以天下为终极。而颜子之学,则以心意为基本。以一己之心意,而终极于天下之事事物物,即其至善之所止也。

  格亦有感通意。如舜之孝,父母受其感格,斯即其至善之可止。至于尧之举舜,既使摄政,又让位。平天下之大任,可以有其志,未可必有其事。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终其身不改其乐,何必亲履治平之大任,乃为学之终极乎。故董仲舒曰:“明其道不计其功。”西方民主政治,政府元首必经民选,又曰公仆。民众所欲何限,为之仆者,甚难胜任尽职。故又规定年限改选。出而竞选者,亦在自求表现,岂固为民乎。人既各怀其私,则惟有以法律制度为公道。果抱伊尹之志,亦无可舒展。效颜子之学,将断然无意于竞选。此又中西治平之道之大异其趣矣。

  故依西方政治,则不需以中国之修身为本,而齐家亦可不计。今日美国盛行男女同居,夫妇之道日趋淡薄,而平天下则更无其意,惟务国与国之相争。风俗形势如此,何复有所谓明明德于天下哉。今国人既倡复兴文化,又心向西方之所谓民主,此诚难题中一更大难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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