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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朱子曰:“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盖仁有流动发越之意,而其用则慈柔。义有商量从宜之义,而其用则决裂也。”今按:仁义刚柔之辨,古已有之。朱子此条极允惬。《小戴礼》言,东方之人仁,西方之人义。今日中西文化正可以此说之。惟中国人重仁,又重刚,故闻朱子说而喜。西方人重义,亦重刚,则闻扬子云仁柔义刚之说而喜矣。但不了解仁的境界,便觉义即是刚。进而了解到仁的境界,则知义仍还是柔了。故持论者,不贵有先入之见,此则学者所宜注意也。

  问:“妙众理而宰万物。”朱子曰:“道理固本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所以谓之妙众理,犹言能运用众理也。运用字有病,故下妙字。宰,宰制也。无所知觉,则不足以宰制万物。”今按:此条有两要义,一言理,须知方出。言运用理,有语病。如马克思在伦敦创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得谓其全无理。抑且彼乃根据当时英国之工厂及劳工制度,而发此理论。果使当时英国人能知觉,能接受,把其当时之工厂劳工制度能加改进,则资本主义不致继长增高。当时英国人所以对马氏理论无知觉,不接受,则实有一甚深道理。因西方人一切重运用,其寻求发现真理,亦为要运用真理。不知真理发现,惟当依循服从,此即中国一顺字。若求运用真理,便有私意存其间,已失却了真理之真。如中国人讲孝弟忠信,此乃人生真理,惟当顺而循之。若求加以运用,便非孝弟忠信之真了。孟子义利之辨即在此。但当时英国人若因马克思言来改革其工厂劳工法则,便会失却了资本主义之运用,于是遂对马氏所言一若毫无所知,毫不接受。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之为病于世界已曝露。若能因此改进,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不再起。但于帝国主义有何运用可言。于是祸因终不能革,转益加深。可见对真理不该存运用意,然后其理始见大用。朱子此条言运用字有语病,语气若甚平浅,而涵义之深,实属大可发挥。至如中国提出此理字,在西方人意识中,乃可若毫无知觉。此诚今日研讨人类文化问题者一大值注意之事件也。

  朱子曰:“昔杨龟山问一学者曰,当见孺子入井时,其心怵惕恻隐,何故如此。学者曰,自然如此。龟山曰,安得只说自然了便休。须其知其所自来,则仁不远矣。此语极好。”今按:此条辨自然与所以然。自然指气,所以然则指理。朱子理先于气之说,即由此等处来。道家崇尚自然,却不好追问其所以然。故道家言天,只言其自然。而儒家言天,则必追问其所以然。老子太过崇尚自然了,凡属人文演进,老子意多鄙弃。不知人文演进亦从自然来。如老子言,“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不知原始人类本无所谓六亲之和,亦未有国之建设,六亲与国,已不是自然,早是演进之人文了。实乃是先有了孝慈,乃始有六亲之和。有了忠臣,乃始有国之建立。老子说得颠倒了。今试问人类何以有六亲之和,何以有国之建立,此在自然之中还有一所以然。孔孟高出庄老处,即能在自然之中又追问一所以然,却非不顾自然来空言一道理。惟孔孟所言道理主要是人本位的。西方人则忽视了人本位,只从非人文的自然中来寻求所以然,则又与人文不相干。耶稣从自然中寻出一上帝来,与西方希腊罗马传统不同,但亦与中国儒道观均异。今国人欲崇尚西化,却该从孔孟庄老所言指出其不是处,不该只根据西方人看法来加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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