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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再综合上述加以回顾,中国历代政府,西周不论,两汉以下,几乎无不注意国家公立教育之建树。然惟两汉太学最为持久,并有成绩。明代国子监已不能相比。其他如唐、宋两代,虽亦曾尽力提倡,而国立教育之被重视,实仅昙花之一现。外此率皆有名无实,未见绩效。在中国教育史上,其真实具影响力者,多在社会私家讲学之一途。战国诸子乃及宋、元、明三代之理学,声光最显,绩效亦大。即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代之门第与佛门寺院教育,亦不能谓无贡献,此其一。

  而且公私教育,常成对立之势。若论中文化渊源,先有周公,后有孔子,此两人厥功最伟。然周公在上,先秦所谓官学,由其创始。孔子在下,先秦百家私学,承其轨辙。两汉太学,以六艺为教,此则作于周公,传之孔子,故汉人并尊周、孔,公私融会,而周公当尤在孔子之上。故《论语》仅列于小学,五经始得立博士,入大学。是即官尊于私之意,直至唐代犹然。自宋以下,周、孔乃改称孔、孟,又以《四书》上驾五经。元、明、清三代取士,均先《四书》,后五经,是为私家学上驾王官学一确切之明证。此其二。

  中国人常称政统与道统。尊政统则主以政治领导学术,尊道统则主以学术领导政治。自东汉之衰,以政治领导学术之信心破毁无存。下及南北朝之宋代,其时国立太学,分玄、史、文、儒四学,玄居最先,儒列最后,则周、孔经学已屈在老庄道家言之下。此实已见道统尊于政统之意向,盖其时视老庄为得道统之正,而周、孔则似居政统之列。唐代兼崇道佛,佛教东来,本有沙门不拜王者之说。唐代帝王则奉僧侣为国师,帝王转拜沙门。太学所讲虽是儒学,然儒属政,佛属道,儒不如佛,已成一时公见。唐人考试,本分经义与诗赋两项,然明经出身远不如进士。进士考诗赋,则时人之视诗文学亦犹占儒学之上。唐人又崇老子,与汉人不同。汉人崇黄老,其着眼点在政治。魏、晋以下崇老庄玄学,其着眼点不在政治,纯在玄学论道,其价值乃超出儒家周、孔经学崇政之上。唐人承此意而来。是则此一时期已成为道统高出政统之时期。道、释出世法被视为乃道统所在。周、孔经学,乃入世法,仅当领导政治,不能为人生作领导。故其时僧人道士皆得称师,而儒家转不敢自称师。韩愈在太学掌教,则仅是一学官。乃为《师说》,挺身以师道自任,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然韩愈亦仅为一古文师。其自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斯则韩愈亦未脱当时人重视《文选》之意见,乃提倡古文,仍欲导人由文入道。又为《原道篇》,竭论道在周、孔,不在老、释。此论乃上承旧传,下开宋、元理学之先声。要之,唐人群认老、释始是道,文、儒则皆出其下。考试以文为准,学校以儒为教,此则皆在政统一边,而政统则居道统下。故韩愈之论,实际终不得大行于世。此其三。

  宋代理学家兴起,乃重尊孔、孟为道统。老、释不言政事,政统屈居道统下,相互间事可无争。孔、孟论道亦兼论政。果将以学术领导政治,则两者间终不免有争。北宋曾禁洛学,南宋亦禁朱学。阳明在明代,亦屡受政府压制。而东林则在政府间掀起大争端。清代压抑学人更甚,学者竞逃入故纸堆中,其治经仅为考古,不敢侵议政事。然而道统高出政统已成社会公见,清廷亦无奈之何。朱子在南宋,亲受伪学之禁。而在清代,则备受朝廷崇奉。学者乃以训诂、考据反朱,其意端在反朝廷科举之功令。以历史大趋势言,在野讲学,其势力常超过政府所提倡,而政府亦不得不屈意以从。先秦诸子尤其著例。两汉博士今文经学,终为民间古文经学所替代。唐代考试重文选,韩、柳古文运动,亦崛起代之。清廷以理学家《四书》义取士,终不敌在野之汉学。此皆其荦荦大者。然则就中国文化史言,学术教育命脉,常在下,不在上,此其四。

  惟中国历史传统,虽上下皆知重教育,乃从未有坚稳之学校基础。大率言之,尤其在社会之下层,除却地方乡里小学外,可称为有师长,有学徒,而可无学校。学徒亦多属成年人。主要乃在有大师之讲学。有其师,则四方学徒响应雾集。主要在获得一项为学方针,归而自学。师道殒落,则学亦中绝。此其五。

  以上罗举数项特征,若问其所以然,则在此等特征之背后,正可见中国民族性,中国文化传统,乃及中国历史大趋势,具有一番精神力量,有以使然。其间自不能无长短得失。然今日从事新教育者,则于此诸项,不能不知,庶可释回增美,使当前之新教育,不至与自己国家民族文化传统历史大趋势脱节,或甚至于违背乖离,此则今日从事教育事业者,所当共同勉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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