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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皇帝"和"贰臣"

  在历史上的大汉奸首先不能不推五代时的石敬瑭。他求得契丹的帮助,灭后唐,受契丹之封为后晋皇帝。他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并且每年搜括民财奉献绢三十万匹,其他珍宝珠玉也是不断供奉。他拜了契丹君长耶律德光为父,信件往返时,起先他是自称为臣的,后来被允许以家人礼相待,改称"儿皇帝"。--照当时人的看法,称儿是比称臣高一级的,所以石敬瑭死后,他的儿子石重贵继位,没有得到契丹方面的允许,即上书不称臣而称孙,耶律德光大怒,借口兴师问罪。

  像石敬瑭那样的人真可说是无耻之尤的了。就其家世说,他本非汉人血统,而是西夷人。但他的行为并不能以他的血统来做辩护理由。他在后唐时,任河东节度便。他正是当时贪婪纵欲、卑劣无能的军阀官僚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和他同时向契丹献媚、求封为中国皇帝的还有赵德钧。赵德钧是汉人,也是后唐的一个将军,后来契丹兵进攻后晋石重贵时,赵德钧已死,他的儿子仍想做皇帝,率兵踊跃地做契丹的先锋。其无耻和石敬塘父子不相上下。

  石敬塘开了在异族卵翼下做皇帝、称臣称子的先例。以后宋代的皇帝也有向异族侵略者称臣称侄,并割地求和的。南宋初年,更有两个声名狼藉的大汉奸,在金人(女真)手下做傀儡皇帝。

  金灭北宋后,以黄河以南之地建楚国,封张邦昌做楚帝。不久后,南宋复国,诛杀张邦昌,金兵再南下,又把河南、山东之地封给刘豫建齐国。金人因为怕一下子不能完全消化黄河以南的地区,想用中国人之力来间接统治,所以先后建立这两个傀儡国,其用意和抗战期间日本人在中国沦陷区建立各傀儡政权很相似。张邦昌在北宋官居太宰,是宰相的位置,但竟和金人暗中结交,使金人指名要他代宋做皇帝。刘豫在北宋也做过中央大官,南宋复国时,他任济南知府,是独当一面的地方长官。金兵一到时,他要率领百姓投降,百姓不从,他半夜缒城而出,到金营纳降。降金后又钻营金的大将挞懒而得了皇帝的位置。但这个人也不过是当时许多纷纷投敌的官僚中的最特出的代表而已。

  蒙元的灭宋,满洲的灭明,都是直接建立异族的统治,没有制造什么傀儡政权,但是文官武将士大夫投敌求荣的多如牛毛。清朝的扫平全中国,主要的是依靠许多明降臣的力量。如吴三桂、洪承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高杰、刘良佐等人都是率领了十几万军队而向满清投降的。洪承畴受命为蓟辽总督,负责对满战事,战败而降,明人以为他战死了,还在北京城里设坛遥祭,追赠优恤,不料他已率兵做了清军的先锋。后来各地起义抗清的人民武装很多是被他剿平的。

  清朝统治者自然非常重用这些降臣,但在既已建立了巩固的统治政权以后,却把这些降臣称为"贰臣",表示他还看不起这些变节投降的人。其用意自然是在向已经做了他的臣民的人鼓励"从一而终"的"气节",要大家死心塌地,不再起什么二心。

  我们并不是根据传统道德中的"忠"的观念来评价历史人物。在我们看来,一个死心塌地效忠于专制统治者的并不就是可敬的人,一个始终做着异族统治者的忠实奴才的自然更是可卑的人。但像那被称为"贰臣"的人,今天在专制统治的秩序中坐享高官厚禄,一到明天,又投身到异族侵略者面前争取做开国元勋的荣耀,的确是把寡廉鲜耻的性格表现得最充分的了。不过,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明天,他们都同样是拿人民的血汗做代价来填满个人的私欲,其前后行为又还是一贯的。所以在历史上,每当异族入侵,逼得旧的统治政权土崩瓦解的时候,从官僚士大夫中大量地产生这种可耻的"贰臣",并不是偶然的事。这些人在还没有公开投敌的时候,其实早已是祸国殃民的人物了。

  像张邦昌,在北宋做大官时,已曾受到人民的公开申斥。金兵围攻汴京时,张邦昌和李邦彦等人都主张妥协求和,对于认真抗战的李纲等人竭力排挤倾轧。所以当时的太学生曾聚众上书说:"其庸缪不才、忌疾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柷(zhù)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这正是当时民间的公论。北宋末叶,当政的都是这一类"动为身谋,不恤国计"的人,在他们手里,弄到民生凋敝,民怨沸腾(这就是粱山泊好汉的故事发生的背景),弄到将骄兵弱,每战必败(和金人相约攻辽,金已破辽,而宋兵仍节节挫败,遂启金人轻视而长驱直下,无以为抗),弄到在兵临城下时,还是和战不定,终至把中原奉让给异族。--所以这些人不论后来是否像张邦昌那样公开降敌,但在实际上都是扮演着给异族的侵略者铺设道路的角色。

  南宋初年又出了一个遗臭万年的秦桧。他虽没有降过金,但他曾被拘金营,自称是乘间逃归的。事实上是已和金人勾结好了。所以他不惜诬害有能力御金的大将,来促成和议,和议的结果是宋称臣奉表于金,金册封宋主为皇帝,并割让淮水以北的土地,每年又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于金。在对外这样屈辱的时候,他对内则实施很严格的统制,逻卒密布,以排除异己,钳制民意。这样就使南宋再也没有力量翻过身来,只好坐待亡国。所以后世虽还很有人为秦桧辩护,但事实具在,他的罪恶实在更大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一流人。他的名字不能不写在《汉奸传》的前列。

  明代情形也大体相似。明代后期政治上最有权势的是太监,许多腐败的官僚都奔走在太监门下,把整个国家弄得一团糟,使清军得有机会从容地问鼎中原。到了明政府流亡江南的时候,朝中当权的还是属于太监政治集团中的马士英、阮大铖。他们也使这流亡的政府加深腐化,他们也和清人讲和,情愿割地赔款,他们也多方阻挠积极抗战的史可法等人。到了最后,他们看到已不能再依靠明政权而安享富贵的时候,便公开地投顺了清军。

  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些可耻可恨的败类,都是在封建官僚政治内部必然的产物。他们本来就和人民站在对立的地位,所看见的只是个人的私利,当然不会想到在异族入侵下人民的沉重苦难。为了自己安享富贵尊荣,他们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当历史上每度异族入侵时,从官僚士大夫中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够得上称为民族英雄、值得我们歌颂的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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