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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先母之卒

  抗战军兴,余只身南下,赴长沙昆明。于一九三九年夏,自昆明只身返苏州,余妻亦挈子女自北平返,迎母来苏。兵乱中,先母与先兄六八两弟三家同居荡口。及是,得睹余之三儿一女。余之长儿,先母所素爱,次儿仅见于乳抱中,此下一儿一女,先母未曾见。骤睹诸雏,悯抚有加,似不愿与诸雏遽相离。余遂择一荒园无人居者,留家苏州奉养,余亦变姓名。闭户不出,伴母一年。时先母年已七十六,尚能自下厨,治精膳,为余夙所喜者,偕余两人同食。先母食量,与余相若,余每心喜。先母不复谈往事,日在园中以含哺弄孙为乐。翌年初秋,余又只身离母遄返后方,先母率诸孙自园送余至大门,可数百步之遥。余见先母步履颜色,意气谈吐,不虑有他。乃秋末,因园中多蚊,患疟疾。家中有医生相熟者两人,一即上海同济大学毕业之沈君,一女医更有名,为余至友须沛若之女,北平协和毕业。此两医礼敬先母备至,可一呼即来,临别亦以为恃。因先母高年,两医同意投金鸡纳霜求疟速止,不意引起四十年前胃疾,消化不良,终于翌年一九四一年阴历新年初五辞世。除余在成都,长孙在美国,六八两弟及余兄弟四家诸媳诸孙,皆环侍在侧,同视殓葬。先母年七十七,余年四十八。

  自念生平,于先父实无所知。其一二所知者,皆由先母先兄之称述中得之。即先兄所称述,亦强半得之于先母。余之于先母,及今追思,亦复相亲之日少,相疏之日多。先父之卒,余尚在小学,犹得晨夕与先母相亲。自十三岁之冬,进入中学,仅寒暑假在膝下。一九一二年以还,教读在外,亦惟寒暑假获亲慈颜。一九三○年,苏州侍养仅半年,余即赴北平。一九三一年,侍养北平,得一年又半。最后抗战期间,又获于苏州耦园,陪侍先母一年。然从不敢陪先母出大门一步,亲朋亦绝无往来。综计自民国肇建以来,获与先母长年相聚,亦仅此三年而已。先母外和而内刚,其与人相处,施于人者必多,受于人者必少。即对其亲生子女,亦各皆然。常念古人以慈恩喻春晖,每于先母身边,获得深切之体会。即家中养一猫,养一鸡,先母对之,亦皆有一番恩意。自先母之卒,至今又逾三十二年以上。余之不肖,歉疚丛集。惟每一念及先母,其慈祥之气色,其周到之恩情,使余能歉疚渐消而重获新生。八十年来,非先母之精神护恃,又乌得有今日,及今追述,固不能当先母平日为人之万一,然亦何以竭此心所存之万一乎?亦窃愿掬此心以告当余世之同为孤儿者,庶能获此心之不孤,然亦何以报先父先母于地下。悠悠苍天,我悲何极。此文写于梨山宾馆、武陵农场、天祥中国旅行社三处,凡经六日。又在花莲宿两宵,其第二宵晚九时许,即余七十九年前(清光绪乙未六月初九--一八九五年七月三十日)之生辰也。时为公元一九七四年暑。

  余任教北大时,南游庐山之年,过汉口居先姊家。先姊嫁后无生育,偕其亡夫妾所育一幼女同居。及余留苏侍母之年,先姊携女再归省亲,一旬而别,实为余与先姊最后之一面。及一九四九年冬,余初至香港,闻先姊哀耗,时其女已成年,此后音讯遂断。两年前又闻六弟八弟均在大陆先后去世。则余之一家,父母所生育,亦仅存余一人而已。感慨何极。一九八二年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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