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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思想必然是公共的,尤其是所谓时代思想,或某学派的思想等,其为多数人的共同思想,更属显然。凡属大思想出现,必然是吸收了大多数人思想而形成,又必散播到大多数人心中去,成为大多数人的思想,而始完成其使命。此少数之思想家,正所谓先知先觉,先得众心之所同然。然后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以彼少数思想家之心灵,发掘出多数心灵之内蕴,使其显豁呈露,而辟出一多数心灵之新境界。某一时代思想或学派思想,其影响力最大者,即其吸收多数人之思想者愈深,而其散播成为多数人思想者愈广,因此遂成其为大思想。  若思想脱离了大众,仅凭一二人戛戛独造,纵或深思密虑,穷搜冥索,或于书本文字上阐述陈说,或于语言辩论上别创新解,或就个人会悟提出独见,或从偏僻感触引申孤诣,只要是脱离了群众,既非从大多数人心里出发、又不能透进大多数人心里安顿,此等思想,则仅是少数人卖弄聪明,炫耀智慧,虽未尝不苦思力探,标新悬奇,获得少数聪明智慧、喜卖弄、爱炫耀者之学步效擎,但其与大多数人心灵,则渺无交涉。则此等思想,仍必归宿到书本上,言语上,流行于个别偏僻处,在思想史上决掀不起大波澜,决辟不出新天地。  余居常喜诵《中庸》,尤爱玩诵其如下所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窃谓惟德性乃大众之所同,人人具此性,人人涵此德,问者即当问之此,学者亦当学于此。只有在大众德性之共同处,始有大学问。只有学问到人人德性之愈普遍处,始是愈广大。老子曰:“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亦只有在愈广大处,才见得愈精微。若所见粗疏,则据于一隅,不能尽广大之量。不能尽广大之量,则彼此之间不能无异同。于是则敌论竞起,互相角立,仅足以相争,而不足以相胜。大则如吴晋争城,小则如滕薛争长。各有所见,亦各有所蔽,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其病在于不能致广大。若求致广大,则必尽精微。惟有精微之极,始是广大之由。诚使大多数人心灵同归一致,尽以为是,此必无多言说,无多疑辨,无多创论,无多孤见。当知能如此说,虽若粗疏,而实尽精微之能事。凡求于言说中树孤见,于疑辨中辟新论,貌若精徽,而实则粗疏。  南宋陆复斋所谓“留心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徽转陆沈”,即对此等离开广大心灵,拘泥文字言说

  ,而刻意求精微者施针砭。惟致广大而尽精微者,乃始为高明。此高明乃得学问之极于精徽来,而此学问之所以极于精微,则从体悟到广大德性之玄同中来。故真高明者,必转近于广大之德性,更易为广大心灵所了解,所接受,而后此高明之思想,遂易领导群众于实践,故曰“极高明而道中庸。”人人能知,人人能行,此始为中庸之道,此乃本于广大德性内在之所同趋,所以得成其为高明之极。而此则必其人之学问,到达于极精微处,而始可得之。决非弄聪明,炫智慧,好为孤明独见者所能。  然则学问即学于此群众,问于此群众,而群众所同,则远有承袭,自古已然。故必温于故而可以知新,非离于古而始可以开新。不离于群众,斯不离于往古,此之谓敦厚。敦厚故不炫孤知而崇于礼,礼即大群之习俗公行,自往古一脉相传而积袭以至于今。虽有变

  ,而不失其常。虽有歧,而不失其通。惟此乃广大心灵之所同喻而共悦,亦广大德性之所同趋而共安。《易大传》则曰:“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礼以卑为用,所谓卑之毋甚高论,使为易行。若论高则与世俗相违,人人惊竦,认为高论。然论高而难行。难行则与众何涉。与众无涉则决非敦厚之道。若使人鹜于知而不相敦厚,则风薄而世衰。社会大众共受其苦,然则又何贵而有此大知识,有此大思想?故天之崇,非以其隔绝于万物,乃以其包涵有万物。圣知之崇,亦非以其隔绝群众,乃以其即学问于群众,以其包涵有群众之广大德性而又得其共同之精微。故《中庸》之崇礼,乃崇于群众,崇于习俗,崇于往行,乃以高明而崇于卑暗者。  群众乃指夫妇之愚,若不知有所谓思想,不知有所谓理论,不知有所谓疑辨,不知有所谓发明。然群众虽卑,饮食男女,蹈常袭故,而共成其俗,共定于礼。礼由群众来,由群众之蹈常袭故来,由群众之德性之所好所安来。圣知特达,不当忽视于此。圣知特达,则必薄于德性,致其广大,以此为学问,于此获精微,乃以跻于高明,而终不违于中庸,此之谓温故,此之谓崇礼。故得日新其知,而终以成其敦厚。故曰:“舜其大知也欤!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又曰:“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又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圣人虽有大知,而群众亦可以前知。此所谓前知,乃前于圣人之知而即己知。群众非真有知,特群众有诚,其诚出于天,本于性,故圣人出于群众中,此即自诚而明,属天道。圣人尊群之德性,致极于群之广大,而学问焉,而造于精微,成于高明。高明之极,而仍不离于中庸,仍不违于夫妇之愚。而圣人之知,则可以通天心,达天德,而还以成其天,此之谓由明诚,属人道。大哉此道,此则所谓中庸之道。  惟其中国传统,特重此中庸之道,故中国传统思想,亦为一种中庸思想。此种思想,则必尊德性,致极于人性之广大共通面,温故而崇礼。明儒王阳明所倡“知行合一”之学,殆为真得中国传统思想之精义。此亦可谓之中庸之学。中庸之学,造端乎夫妇,而察乎天地。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极其所至,既知天,又知人。聪明睿知,而又宽裕温柔。何以故?道不离人,亦学不离人。  窃尝本此意,研寻中国传统思想,知其必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考诸三王则治史。征诸庶民,则潜求博求之社会之礼俗,群众之风习。本诸身,则躬行体验,切问近思。乃知中国传统思想,不当专从书本文字语言辩论求,乃当于行为中求。中国传统思想乃包藏孕蕴于行为中,包藏孕蕴于广大群众之行为中,包藏孕蕴于往古相沿之历史传统,社会习俗之陈陈相因中。此行为而成为广大群众之行为,而成为历史社会悠久因袭之行为,则惟以其本于天性,通于天德,故可以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故可以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圣人固非生而知之,乃好古敏求以得之。圣人无常师,三人行,则必有吾师。大群众之中庸,即圣人之师。大群众之思想,即成为圣人之思想。惟大群众不自知,而圣人则学问于大群众而知之。亦惟此乃成为大知识,亦惟此乃成为大思想。  去暑在台北,曾作为系统讲演凡四次,初名“中国思想里几个普泛论题”。原意在拈出目前中国社会人人习用普遍流行的几许观念与名词,由此上溯全部中国思想史。由浅入深,即凭众所共知共喻,阐述此诸观念诸名词之内在涵义,及其流变沿革,并及其相互会通之点,而借以描述出中国传统思想一大轮廓。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诚使一时代,一学派之思想,果能确然有其所树立,犁然有当于当时之人心,沛然流行而莫之能御,则虽其人与言而既往矣,而其精神意气之精微,殆必有深入于后世之人心,长留于天壤间,而终不可以昧灭者。以人事冗杂,越秋至于冬杪,始获少闲暇。乃就当时讲演录音,重加整理,粗有润色,易以今名为《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集成一册,先刊以问世。  然我不知,我此书所讲,其果能有所窥于人群德性之大同之深在者有几,其果能有所当于广大人群之所共喻而共悦者又有几。其自所学问之途辙,果能由以达于精微之境,而稍可以冀于高明之万一者又有几。此皆我个人学力所限,不敢自知。然我终不敢违越于往古圣人敦厚崇礼之教,终不敢鄙蔑于往古圣人所示温故学问之功,虽曰未逮,亦我私志日常之所勉。  此四次讲演之所及,则仍限于抽象理论之阐发。至于具体落实,更就历史社会种种实象,作更进一层之发挥与证明,以求尽竭乎吾胸中所欲说,则当俟生活有闲,精力有剩,别举论题,继此阐释,续撰第二第三编,以足成吾意。故此册则暂名第一编,先以呈请于当世通人君子之教正。旧历甲午岁尽前两日钱穆自序于九龙嘉林边道新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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