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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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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还克制忍耐,让他从容说完。他随即宣布请胡适先生讲演,声音甫毕,在静寂中突然一声,有如霹雳,嘘声四起,加上喧哗,经久不息。当时我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声一阵,我只听见‘打仗三日就亡国’的谬论,余多听不清楚。胡适身穿古铜色绸长袍,围灰绒围巾,双手握之,左右急剧飞舞,想压下这场想也想不到的下马威。只听他说:‘你们不是北大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有理智的,北大学生应该站起来保护‘真理’。此言一出,如火上加油,轰轰然愤怒之声、叫骂之声,越来越厉害,胡适不得不从讲台上下来,抱头而去。从此以后,胡适就很少在北京大学公开场合里露面了。”[33]

  尽管遭到自己的学生唾骂,但胡适似乎初衷不改,依然坚持暂时不能与日本开战,必须有一个较长的预备阶段之后方可言战。后来据胡适自己说,这个观点的形成与他在1933年春与蒋介石的一次谈话有关。在这次为时两点钟的谈话中,蒋介石道及日本人的神速出乎自己的预料:“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的多的多!”当胡适问到中国军队能否抵抗时,蒋介石谓需要三个月预备期。当问及三个月后能否开战时,蒋答:“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仅此而已。

  按照胡适的理解:“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34]

  摸到了底牌的胡适于1935年6月27日夜给王世杰的信中说:“以我观之,蒋先生只有‘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似乎还没有‘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在二十二年热河失守后在保定见他,他就说:‘我们现在不能打。’三年过去了,我看他似乎全没有对日作战计划。……但日本不久必有进一步而不许他从容整军经武的要求。因为敌人不是傻子,他们必不许我们‘准备好了打他们’。老实说,无论从海陆空的任何方面着想,我们决无能准备到可以打胜仗的日子。”[35]

  正是受蒋介石几年前所说“现在不能打”的战略思想影响,一介书生的胡适也就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暂时不能打,遂有了与日讲和的念头并公之于众。这一主张给胡适带来了“主和派”的称号,除了学生们的咒骂,还受到主战派猛烈谴责与攻击。当时孙科、居正等国民党大佬,皆主张逮捕胡适,押入大牢灌辣椒汤或老虎凳伺候,以正视听。孙科是亲苏主战派,他当时有利用苏联方面的力量帮助中国制衡日本的构想,但此举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决和喝斥,其道未得行使。

  1936年7月,胡适应邀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当选为副会长,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再次得到提升。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胡适认为虽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仍没有充足的准备,但事已至此,大战不可避免,且势在必战。只是在战之前,还要作最后的和平努力,并给予当局“外交路线不可断”的提示。7月31日,蒋介石邀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人共进午餐,认为不便说话的胡适在告辞时还是一吐为快:“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对于胡氏的进言,蒋介石连连称许,并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36]

  8月5日,胡适向蒋介石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37]

  8月6日,胡适再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书面建议,着重提出三条: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38]按照胡适的设想,通过外交努力,可在中日间维持50年的和平。

  出乎胡适与一切鼓吹和平者预料的是,日本方面的强硬姿态和军队步步进逼的凌厉杀气,最终导致和平之路断绝,中国政府咬牙放手一搏,自此踏上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举国抗战的凶险之路。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仍呈胶着状态,全国军民士气有增无减。面对如此悲壮惨烈的战争场面和中国军队宁死不屈的精神,胡适在大受感动的同时,心境为之改观,认为中国守军不是想象的那样糟糕,在国家存亡的紧急关头,还是以民族大义为重,是可战的。而日本小鬼子并不是打不垮、压不毁、煮不烂的铜豌豆。受此形势和情绪影响,胡适思想随之转弯。又听说此前在五四运动中,躲在赵家楼被傅斯年等学生一把火烧出来的亲日分子曹汝霖,也应邀上了庐山参加会议并表示今日中国非与日本拼一场不可了。[39]

  连一个被国人指斥为汉奸的曹汝霖都如此表示,可见中国面临的处境和人心向背。经过一番思考斟酌,胡适乃彻底抛弃原有的观点,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的抗战政策,并产生了“和比战难百倍”的新观点。鉴于胡在美国知识文化阶层中的声望,蒋介石遂产生让胡适到美国以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疏通国际关系,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同情与支持的战略构想。但此时的胡适觉得在这个关键时刻冒然出国,会招致自己贪生怕死的非议,又不知道出去后“能做些什么”,遂极度情绪化地谢绝使命,并说:目前“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40]

  胡适的坚持使众官僚很是为难,在蒋介石亲自出面劝说无效的情形下,蒋让傅斯年单独与胡适交谈,力促其出洋为国家效力。傅斯年受命前来苦劝,但胡适仍不答应。最后,傅斯年于焦急中流着眼泪说:“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听到这里,胡适深为所动,同样流下了热泪,遂以“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为由答应赴美。

  同年9月8日,胡适以学者身份离开即将进行一场血战的南京,由武汉转赴欧美。临行前,对前来送别的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主和派干将们清楚地表明:“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41]并劝对方不要太性急、太悲观,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这样写道:“晚上八点半,正料理上船,空袭警报又起了,有翁詠霓、陈布雷、孟真、枚荪、之椿、慰慈诸人和我们父子两人同坐在黑暗中静候到‘解除’的笛声——我独自走到外边,坐在星光下,听空中我们的飞机往来,心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有许多朋友的首都。”[42]

  尽管胡适舍不得离开战火纷飞的家园故土,但又不得不为民族的使命远走他乡。1937年9月23日,胡适辗转多日终于抵达檀香山,26日抵达旧金山,开始了自嘲为“过河卒子”的非正式外交使节生涯。

  当胡适到达华盛顿,随驻美大使王正廷首次去拜访罗斯福总统时,罗氏颇为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并有“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等语,胡适听罢倒吸一口冷气,想不到美国佬对中国如此轻视,但中国的情形实在令人担忧。胡适有些激动地予以肯定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通过胡适的进言,罗斯福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军事情形,同时也理解了中国人民需要美国政府“拉兄弟一把”的迫切心情。只是当时的美国奉行“中立主义”政策,也就是说不管你们中国、日本还有其他什么东亚或南亚国家如何开打,打到什么程度,是你死还是我活,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最后打出个什么名堂,美国全部采取袖手旁观,绝对置之不理的态度,舒舒服服地过好自己的安稳日子。这个政策令身居总统高位的罗斯福对胡适提出的问题难以回答。临别时,罗斯福紧紧握住胡适的手,态度极为诚恳地说了些安慰的话,嘱咐不要着急,此举令胡适深为感动。

  1938年9月,国民政府召回在美国四处碰壁,过街老鼠一样的无能大使王正廷,于17日发表了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任命状:“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延准免本职。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此令。”

  当天,胡适接到了电令,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938年9月17日

  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今天下午王亮畴有电来贺。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42]

  注释:

  [1]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976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内见面之前,傅斯年与李济并未谋面,据李济之子李光谟推断,傅决定聘李大概得益于李四光(字仲揆)的举荐,因李四光当时正奉命筹备中央研究院地质所,李济是院聘筹备委员,自然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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