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南下迎接罗素了。我先到汉口、由赵大夫介绍她两位堂兄弟赵缘生和赵雨生招待我，他们陪我参观汉阳铁厂、黄鹤楼等处，黄鹤楼很让我失望，被火焚毁之后，重修成方顶西式建筑。经过九江时，我短暂停留，纪录当地的方言。经过南京时，我不须纪录南京的方言，我在1907—1910年，曾在那里住过三年，10月13日我看到“波诌”（Porthos）号轮船停泊在上海，料想罗素一定大驾已到。我在日记上记载罗素极像我从照片及描述中所想的模样，惟看起来比我想象的更强壮、更高、仪态更优雅。
由于我们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我易于结识他。当天在上海，次日在吴淞有盛大的宴会和欢迎会。在欢迎会上，随同罗素来的荳拉·勃拉克女士（Dora Black）也讲了话。欢迎词以及罗素和勃拉克的答词都由我翻译，通常是讲完一段翻译一次。我发觉客气话极难翻，不过以后翻译学术演讲就比较容易，尤以事前我能看到讲演大纲的时候为然。在上海短暂停留后，我和罗素一行经杭州、南京、长沙，然后北上去北京，沿途趣事颇多。在女子高等师范讲演的时候，人们兴趣浓厚，有一千五百人挤不进讲堂，那个年头并没有有效的音响设备将讲词播放于场外。我利用这种机会演习我的方言。
在杭州，有名的西湖便在城外，我以杭州方言翻译罗素和勃拉克的讲词，杭州方言实际上是一种吴语，因曾为南宋（1127—1279）首都，故带官话语汇。在我们去湖南长沙途中，在江永（S．S．Kiang Yung）船上有杨端六，他是湖南赞助人之一，我从他那里学了一点湖南方言。10月26日晚，我翻译了罗素的讲演，讲完后，一个学生走上前来问我：“你是哪县人？”我学湖南话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以为我是湖南人，说不好官话，实际上我能说官话，而说不好湖南话。次日有几次集会和餐会，我得有机会晤见蔡元培（以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比我年长的同乡吴稚晖。在湘督谭延闿请宴席上，我为谭翻译，杨端六则为罗素翻译。那晚月全蚀，罗素在讲词中特别提到两位古代天文家因未敲打盆锅和放爆竹，吓走试图吞下月亮的天狗，而被处决。可是杨端六只翻译他说的客气话，而未翻月蚀的事！
回到北京，活动频繁，讲学社的蒋百里在东北城（译者按：以内城及当地习称而言，应为东城）遂安伯胡同二号找到一所住宅，由我和罗素同住。他和勃拉克小姐住在北上房，我睡在东厢房，书房则在西厢房。在那个年头，结婚前，青年男女见面都有悖传统（《自由结婚》小说是1900年代印行的），而罗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同宅而居竟未引起议论。校长金邦正同意将我“借与”“讲学社”一年，于是我便从清华搬进城内。11月5日进步党领导人梁启超先生来访，那是我第一次会晤这位著名学者和大人物，在1900年，每个月我们都引颈盼望阅读他所主编的《新民丛报》。
罗素在北京大学讲演，通常是在三院，在师范大学则在顺治门（译者按：又称宣武门）外。第一次演讲，约有一千五百人前来听讲。我在11月10日第二次讲演后的日记上写道：“我照着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讲，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后才引起听众反应。”在师范大学讲哲学问题，讲到老问题：什么是物质（Matter）？不足挂齿（Never mind）！什么是心意（Mind）？无关重要（It doesn't matter）！我翻译起来颇觉困难，只能说那是一种英文文字把戏。“需要大加思考以证明没有思考”（It required a good deal of thought to prove that there is no thought）这句话还较易翻译。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师大演讲，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中文的“婚”字，男子是“娶”，女子是“嫁”，我给翻拧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听众当然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我只得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和罗素讲演有关的一连串活动开始进行了。11月，蒋百里创刊《罗素月刊》，由瞿世英任编辑。不久，罗素赞助人之一的傅铜创立一个“罗素研究组”，第一次聚会是在“西方回国学生俱乐部”举行的，有时也在其他处所。
我既搬进城内和罗素住在一起，和我两位女医生朋友在森仁医院见面的机会更多。她们常请我吃涮羊肉，或在医院，或在附近的小馆。有一次罗素在师大演讲，我和杨大夫迟到了，罗素站在台上呆看着，毫无办法。看到我和女孩子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照那时的发展情形看，我觉得我确知我爱谁，或开始爱谁。不幸李大夫多少较为天真。我写给她一封长信，用友好的口气解释我的感觉，先给韵卿（杨步伟女士别号）看——我开始这样思量赵大夫——她说李大夫不会懂我的意思。我将信交给她，她果然不懂，我不得不直说我的意思是另有其人。不久李大夫便神经紧张不宁，不得不到汤山温泉休养，以后我和韵卿曾同去看她。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韵卿问明天早上能不能看她。她说可以，她会在家的。我说我要在中央公园西山坡上见她。七点钟她来到的时候，我已经在山顶上等了。
“你那么高啊，赵先生”，这是她说“早哇”的另一种方法。我走下山坡对她说：“杨大夫（我一直不敢叫她名字，除非在思想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么好，可是我怕你可能伤害她，而对她没有好处。我愿意一切美好，不过我不能老让她误会。也许像我以前说的，我应该少来看你们。可是为什么我该——”我说了半句停住不说了，和她在公园里静静的走来走去，最后在“公理战胜牌楼”停下来，她说：“对了，赵先生，你还是不要再来看我们吧。我想这样于你最好，于我也最好。”说了她就转身走开。
“韵卿！”我亲切地叫她，她回过头来。
“韵卿！”我又叫一声，“就那么样算了吗？——我是说咱们？”我怕她会回答：“咱们？怎么叫咱们？”但是她未作声，向我走过来。
“韵卿”，我说，“我不能。”
我们在公园里走着，又回到西山坡，走过“来今雨轩”，穿过松林，走“格言亭”底下，经过“社稷坛”，到了公园门口，一直到游人渐渐多起来，才提醒我这公园不光是属于“咱们”的，我们两个都还有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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