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主修数学的，可是从上列的课程表，可以看出我选修的物理课程如不比数学课程多，至少也相等。在我读大学的初期，我的兴趣已扩及语言、哲学和音乐。
如我常说的，近几十年来我的主要职业是在语言方面，与其说是改变初衷，毋宁说是回到旧好。在“早年回忆”中我叙述过我对中国各地方言颇有兴趣。所以这次我修毕康奈尔需要的语文学分后，我又主动从宾州史克兰顿城（Scranton，Pa．）的国际函授学校学习法文。那真是一所学校，因为他们不只供应详尽的课本，还给你留声机片。我不但可听，且可用他们供给的设备在未录音的留声机片上，录下练习，送到学校改正。不幸有一次练习未寄回来，我便录下“国函校监理他人财物”（I．C．S．wasinrceivership）。
那时是“世界语运动”的初期，我加入了“世界语俱乐部”，为其活跃分子。我的中国同学之一吴康，自名为Solvisto K．Wu，也这样签名。我的年长朋友胡敦复后来作（上海）大同大学校长，称自己的学校为“乌托邦大学”（Universita to Utopia）（译者按：Solvisto、Universitato似均为世界语）我对语言学发生浓厚兴趣是在选修戴维森教授所教音韵学之后。学了国际音韵字母，使我大开眼界，也大开耳界。以后在哈佛大学我选修更多音韵学课程，兴趣更为提高。
我对哲学方面兴趣也不小，在康奈尔第一年，兴趣就从数学转移到哲学。哲学入门是齐莱（frank Thilly）教授教的；客座讲师席佛（Visiting Lecturer Henry M．Sheffer）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他讲的课值得“彻底享受”（1912年2月12日日记）。后来席佛在哈佛指导我写博士论文。克雷顿教授教导我逻辑学和其他课程。1913年5月10日晨，天气异乎寻常的冷，教室内温度是华氏表四十度，克教授一面试探微温的散热器，一面举首看窗外，顺便以实用主义对理想主义的口吻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光线，而是更多的热，”博得满堂——课堂也——彩。
在校内及校外，均使我提高对音乐的兴趣。在林登道安顿后不久，我以二百二十元买了一架二手货钢琴（原价三百五十元），分期付款，每月付三元五角。清华奖学金一个月只有六十元，全部开支（包括学费）包括在内。可是那个年头，物价便宜，我们付女房东膳宿费三元五角，早餐竟可吃到牛排大餐。现在回头来再说音乐。我常去听音乐会及私人演奏，诸如弦乐四重奏的崔沃（J．E．Trevor）教授、侯维兹博士，同学卡甫（Isidor Karp）和波飞（Perfy）先生。有些学生对于音乐兴趣极大，自排队购买每年一度“庆典音乐会”（Festival Concerts）季票一事，可见一斑。
有一次我清晨四时即起床，到毛瑞尔馆（Morrill Hall）前等候开始售票，惟仍排到第三十名。又有一次我凌晨两点钟就到毛瑞尔馆排队，然后由邹秉文（1915班）接班，我回去睡觉，六点半我又去接替他，等候买季票。我经常去听每周在圣家堂（Sage Chapel）的风琴演奏会。第一次演奏的是姜斯东（Edward Johnstone），我跟他学谱曲；第二位是括尔斯（JamesT．Quarles）。我在日记上说，括尔斯教授奏的罗科哉进行曲（Rockoczy March）远不如姜斯东奏得好，惟括尔斯则是一位好教师。我跟他学弹钢琴与和声。我将中国一首老调“老八板”谱了和声，他于1914年5月18日风琴演奏会上予以演奏，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公开表演。我在日记中说“听起来非常美好”。
我第一次印行的曲谱是《和平进行曲》（Marchof Peace），刊在1915年在上海出版的（中文）《科学》第一卷第一期一百廿一页，那首曲子像以后多数我谱的曲子一样，完全是东方格调。我的另一位钢琴教师是宋雅·席佛曼（Sonya Pa－eff Silverman），她是我数学老师路易·席佛曼（Louis Silverman）的太太。上文提到我数学两门学科得了一百分，其中一门是《方程论》，我想就是他给的。
我从席佛曼太太先学弹《布尔格弥勒一百首》（Burgmulley 100），然后学弹莫扎特的钢琴曲（Mozart's sonatas）。时至今日，因为常弹贝多芬和肖邦的曲子，而少练习布尔格弥勒，我的手指仍照着布尔格弥勒曲谱滑动。我和席佛曼一家的关系继续了另一个世代。起初，在席佛曼太太指示给我看，某些调子该如何在钢琴弹奏时，我用奶瓶为小拉费尔（Raphael）喂奶。拉费尔长大以后以奚礼尔（Raphael Hillyer）之名为邱拉德四重奏（Juillard Quartet）的大提琴手，演奏多年。1943年他在哈佛选修我的广府话课程。一天，我带领全班同学到波士顿顿香餐馆（Joy Hong Restaurant），侍者用广州话问他：“先生，你是什么时候从中国回来的？”他的音调感一定对他学习九种广州音，颇有帮助。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