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狐狸厅路和母亲共进午餐，要比拜伦预料的更为愉快。彼得斯准将没去。（在洛斯阿拉莫斯说要给日本人投下一两枚炸弹的那个人，原来就是他。）杰妮丝来了，穿着一条直筒裙和一件素棕色上衣，戴着眼镜，拿着公事皮包。她不肯喝酒。暑假里她在“山上” 工作，怕喝了酒发困。她人发胖了，不大修饰，把头发一直拢到头后面。她娓娓动人地谈到法律学校毕业后的打算。拜伦接触到她的眼光，只觉得她在亲切和懂事的神情中透出了机警。她给小维克多拍的那些快照很像华伦在幼儿园里拍的，拜伦看了很难过，但是罗达却对它们发出做祖母的那种爱怜的声音。
“妈妈酒喝得太多了。”那天晚上拜伦在公寓里对他父亲说。
“她有时候会一阵子贪酒。你说太多，是喝了多少？”
“午饭前两杯威士忌苏打，吃鸡丁沙拉的时候又是两瓶白葡萄酒。葡萄酒几乎是她一个人给包了。”
“那喝得太多了。我知道，她因为要见到你，就感到紧张。她对我说过。”
“搭飞机的事怎样啦？”
“明儿早晨把行李打好，跟我一起去。最多是他们把你赶了出来。”
“我根本没打开行李。”
一位急使乘了专机，把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些文件和照片赶紧送往波茨坦去给史汀生国务卿和杜鲁门总统，而帕格就是搭那架飞机去的。这条消息不敢用电话或电报通知。它仍旧是一条绝密消息。只用隐语拍了一份简短的海底电报给总统，说一个健康的“婴儿”诞生了，于是总统就通知了丘吉尔。所以这两个人知道了这件事。很可能斯大林也知道了，因为洛斯阿拉莫斯一位主要负责的科学家是个忠实的共产党间谍。否则它始终是一条绝密消息。因此拜伦很快抵达欧洲，他搭的这架急使的专机终于使局势急转直下。真所谓吹来了一阵恶风。
“我们没有理由担心他不会活着，”拉宾诺维茨说，“她让他逃出了德国人的虎口。瞧她真敢当机立断，我认为这都亏了她。”
“我要去找他，可这件事从哪里着手好呢？”
“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问题非常棘手。”
他们在纳伊的一个露天咖啡茶座上喝咖啡，等候娜塔丽午睡醒来。“别去跟她谈那些事情，”拉宾诺维茨说，“时间不可以呆得太久，这一次还不可以。她会受不了的。”
“我们肯定会谈到路易斯的。”
“那就谈得含糊点儿吧。只告诉她，说你要去找他。二十五天时间不多，但你还是可以试一试。”
“最好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日内瓦。在那儿你可以找到为儿童汇订的大卡片，那儿有红十字会、红联、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它们也开始在那儿编制互见索引。去过日内瓦，再回到巴黎来。我们这儿有一些汇订的文件。我可以让你知道许多难民营，它们收留了很多儿童。”
“我为什么不直接去布拉格呢？他肯定在那儿附近。”
“布拉格我已经去过了。”拉宾诺维茨像老年人那样无精打采地对着咖啡。他需要刮胡子了；他那双瞳充血的眼睛肿得几乎像是合拢了。“所有四个收留儿童的中心，我都去过了。我核对了卡片索引，查看了四岁大的儿童。即使他们在一年内改变了许多，我相信还是认得出他的。至于娜塔丽所说的那所农舍，它已经被烧得精光，只剩下一片野草和荒地。邻舍多半已经不知去向了。只有一个农人肯谈一些情况。他说记得有那么一个孩子，还说那些人没遭到屠杀，他们都逃了。德国人抢劫了一所空房子。不管怎样吧，反正他是这样说的，你能知道的也就是这一点儿。所以，这件事很棘手。好在儿童能吃苦，再说路易斯又是一个健壮的孩子，他人挺精神。”
“我明儿就去日内瓦。”
拉宾诺维茨望了望墙上的钟。“她现在该醒了。你需要我陪着你吗？”
“好的。你瞧，只是刚见面的时候需要。”
“我也不能多呆。拜伦，她对我说过不止一次：如果真能找到路易斯，她要带他去巴勒斯坦。”
“你相信她这话是真的吗？”
拉宾诺维茨耸了耸肩，表示怀疑。“她现在人还不大好。你别去跟她争论这件事。”
他们向接待处报了姓名，然后在一个花木葱茏的园子里等着，那儿病人们都坐在太阳底下，有的打扮得很齐整，有的只披着浴衣。她走出来了，穿着深色的衣服，头发剪短了，有点儿像从前那样摇摇摆摆地向他们走过去。她迷茫地露出微笑。她的腿细瘦，面容憔悴。
“啊，拜伦，原来是你来了。”她说时伸出双臂。他拥抱住她，只觉得一阵震动。她那身体一点儿也不像是一个妇人了。胸部几乎是平坦的。他抱在怀里的是一个骨头架子。
她在他怀里向后仰靠，奇怪的眼光紧瞅着他。“你看上去像个电影明星。”她说。拜伦穿着他那身白色军服，佩着勋章绶带，因为像他对拉宾诺维茨所说的，军装可以使他吓倒那些办公桌后面的傻子。“可是，我看上去怪可怕的，对吗？”
“没有的事。我不觉得你可怕。说真的。”
“我早该在马赛跟你一块儿走的。”她呆呆地说出了这么一句，就好像是在背一句道歉的台词。
“别去提它了，娜塔丽。”
她向伛偻着身体站在他们旁边吸烟的拉宾诺维茨看了一眼。“你瞧，阿夫兰救了我的命。”
拉宾诺维茨说：“你这条命是自己保下来的。我要办我的事去了，拜伦。”
娜塔丽向拉宾诺维茨扑过去，比对拜伦更热情地吻了他。她用意第绪语说了几句什么。拉宾诺维茨耸了耸肩膀，走出园子去了。
“咱们坐下吧，”娜塔丽对拜伦说，客气得近于做作。“你父亲写给我几封很感动人的信。他是一个好人。”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没有，拜伦。我记不起来了。我的记性不大好，现在仍旧不大好。”娜塔丽说这话时带着一种试探的口气，几乎是在竭力回忆什么外国语言。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隐隐地在凹陷的眼眶中露出了害怕和疏远的神情。他们靠近一丛丛盛开的玫瑰，在一个石磴子上坐下了。“那不是真的信。你瞧，我是在做梦。我老是在梦里看到你。我也在梦里看到那些信。可是你父亲的那些信，我知道它们是真的信。你的父母分开了，我替他们难过。”
“我父亲很快乐，我母亲也很好。”
“这样才好。可不是，帕米拉我在巴黎就认识了。多么奇怪，你说对吗？再有斯鲁特，斯鲁特怎样了？你知道斯鲁特的近况吗？”
拜伦觉得这次谈话的开头很奇怪。她最近的几封信都要比这次谈话更亲切，更有条理。这会儿她好像心里想到了什么嘴里就说出了什么，而为的则是要遮掩恐惧与不安；没谈到重要的事，没谈到路易斯，没谈到埃伦·杰斯特罗，没说什么亲切的话，只勉强扯了一些闲谈。他顺着她的话说下去。最后他告诉她说，斯鲁特为了要国务院给犹太人采取措施，怎样毁了他的前程，后来怎样当上了杰德堡的特工，这些他都是从帕米拉和他父亲那里听来的。娜塔丽听了下去，她的眼光逐渐变得正常了。那惊慌神色部分消失了。“我的天哪。可怜的斯鲁特，他去跳伞呀！那种事他是不会干得很好的，对吗？可是，你瞧，我从前喜欢他，那并没错。对一个异教徒来说，他的心是好的。这一点我能够觉察出来。”她没注意到，自己这样一说，就突然打断了拜伦的话。她笑嘻嘻地瞅着他。“你这副样子真威武。你经历了许多危险吗？”
“你问我这个吗？”
“是呀，有种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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