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赛的错误
我生平从来没一次像在莱特湾对海尔赛那样恼火。直到现在，我仍旧记得当时愤怒和失望的情景。我一想到那一次错过了机会，未能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外列成战列舰阵形打上一仗，就会又感到一阵难受。
我并不想为海尔赛中了小泽诱敌之计或未能留下舰队邀击栗田一事进行辩解。这些都是他犯的错误。隆批评了他所发表的推卸责任的借口，击中了他的要害。海尔赛过分热衷于速战，不能冷静地从事分析——这都是我在他的驱逐舰上任少尉时注意到的——而这就导致了他的失败。如果当时他留在圣贝纳迪诺海峡，派米切尔去追击小泽，或者如果他只要把李和战列舰队留下来防守，那他就能击败日本的两支舰队，而威廉·海尔赛的名字就会与约翰·保罗·琼斯 一起列入史册。可是结果呢，两支舰队都一部分逃走了，而他所受的非议也就无法辩解了。
然而，我认为，阿尔明·冯·隆对海尔赛将军的批评也有很大失实之处。
海尔赛担心穿梭轰炸；事实证明，那并不是他强词夺理，为自己进行辩解。十月二十五日刚开始，还不到两个小时，从吕宋岛起飞的飞机已经炸毁了“普林斯顿号”。海尔赛担心再遭到这样的袭击，他的顾虑是对的。然而如果他过分顾虑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凡是做军人的，都读过（或者，应当读过）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部书里谈到了一些颇成问题的历史与军事理论；其中有这样一个见解，他认为实际上战略与战术计划在战争中根本不起什么作用。战争有无限多的变化，整个是一片混乱，一切全凭偶然。托尔斯泰是这样说的。而在战斗中，我们多数人也往往有这种想法。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就以美国的事例为证，格兰特 和斯普鲁恩斯指挥的战役说明，如果要稳操胜算，就必须先制订稳健的计划。然而，上述的作者又指出了颇有说服力的一点，即胜利全靠个人在战场上显示出勇武精神，靠一个人在胜负未卜的片刻斩将搴旗，高呼“万岁！”冲锋陷阵。而这也是一条尽人皆知的真理。
在太平洋战争中，威廉·弗·海尔赛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海尔赛在莱特湾指挥失当，的确有人要叫他引退，但是当时一些权势人物坚持他是一个“国宝”，少了他不行。这些人的想法也对。只有一些职业军官——此外再有某些高级将领——知道谁是斯普鲁恩斯。同样，只有很少人知道谁是尼米兹和金。然而，凡是新入伍的人都知道“雄牛”海尔赛，都觉得在他的指挥下出航作战既安全又值得骄傲。在瓜达卡纳尔岛那些黑暗日子里，他一声高呼“万岁！”我们那些已经丧失斗志的军人重又恢复了信心，于是他们都奋勇向前，打赢了那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
十月二十五日下午，海尔赛唤我去听舰间通话。当时我在“衣阿华号”上指挥战列舰第七分舰队，而他则在“新泽西号”上。我们正准备率领大部分舰艇，赶回去救援金凯德。他像一位球艺超群的四分卫 领着全队反攻时那样，用雄壮和愉快的口气问我——不是命令我，而是问我——是否认为可以率领战列舰第七分舰队，以最大航速带头前进，去攻打中央舰队。我表示同意。他就派我任战术指挥，于是我们就以每小时二十八海里的速度乘风破浪前进。
我们没有碰上栗田。栗田决定不进入海湾，他前几个小时里就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逃走了。我们大约在夜间两点钟发现了一艘落在后面的驱逐舰，我们的护航舰艇击沉了它。海尔赛在他那本书里写道，那是他在海上四十三年里仅看见过的一次炮战。
我虽然对海尔赛十分气愤，但是经过我们那天的舰间通话，我就原谅了他。要急忙调动两艘战列舰，去跟栗田打上一场夜战，这是一次轻举妄动，这也许跟他追击小泽是同样地莽撞。然而，我一听到他高呼“万岁！”忍不住就要随着响应。斯普鲁恩斯也许不会像那样勇往直前，但是斯普鲁恩斯也就不会率领六艘战列舰向北急驶三百海里，然后再向南返航三百海里，在整个一场大战中不曾发射一炮。这就是海尔赛的作风，在这种地方可以看到他的长处，也可以看到他的缺点。我和海尔赛在莱特湾执行了组成战列舰队的作战计划，在热带的黑夜里搜索敌舰，由于双方力量有巨大悬殊而捏着一把汗。结果一无所获，我也许是个傻子，然而我参加行伍一生中最后听到的那一次“万岁！”仍给我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
“组成战列舰队”
人们不会再听到这样的命令了。海战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工业技术已经打破这种传统的军事概念了。也许，一个年纪极老的水手，最后还会漫谈几句从莱特湾获得的真正的教训。
在我们这个科学与工业时代里，莱特湾已经成为人类野蛮和愚蠢地进行了一场战争的遗迹。战争一向是一种暴烈的捉迷藏游戏，这游戏是用人的生命与国家的财富来玩耍的。然而，玩这种游戏的时代现在结束了。
当一个民族已经进步到不再用人作牺牲，不再以人充当奴隶，不再从事决斗时，他们就必须不再进行战争了。战争的手段已经使它的成果显得更无意义了，毁灭性的机器在政治中已经变成不值得采用的东西了。在莱特湾就是这个情形。发动了庞大的海军，在那里大战一场，耗费了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大量人力与国币，把国家的命运交托给一两个情绪激动、消息不灵通、精力衰弱的老人，凭他们在无法胜任的压力下作出决定：这确实是“愚蠢的”。做这样的笨事，要不是因为其结局十分悲惨，那倒像是在演出一场拙劣的闹剧。
不错，我们承认这一切，然而那时候除了在莱特湾打上一仗，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们的处境当时就是如此，现在仍是如此。
四十年前，我还是一个海军少校的时候，我国的一般和平主义者就正确地指出，工业化的战争已经是过时的、愚蠢的，而希特勒和日本那些军国主义者，要实现其掠夺世界的罪恶目的，正为自己准备科学和工业所能供给的一切最可怕的武器。为了阻止这种罪恶行为，英语国家和俄国打了一场正义战争。我们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方才赢得胜利，如果当时我们放下了武器，让纳粹德国占了上风，统治了全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呢？
现在，当每一位有识之士都对核武器忧心忡忡、隐怀着恐惧时，克里姆林宫里那些愚昧无知的马克思主义独裁者却统治着我们过去的战友，统治着那个非常伟大、非常英勇、非常不幸的民族；他们那样处理对外事务，就仿佛叶卡德琳娜女王仍旧在那里独揽大权一样；只不过他们称自己贪得无厌的沙皇政策为“反殖民主义斗争”而已。
我不知道如何解答这个永远困扰着人的问题，我也不指望能够活到这个问题获得解答的那一天。我尊敬我们军队中的青年人，尽管他们必须操纵那些威力可怕的机器，从事他们本国人民既蔑视又害怕的行业。我衷心地尊敬他们，同情他们。他们作出的牺牲远比我们从前所作出的为大。从前我们还对“组成战列舰队”的那个伟大时刻怀着信心与希望。我们的国家为此尊敬我们。我们也感到自豪。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自从遭了两次大灾难以后，人们想到了工业化的战争就痛恨。然而，当世界上某些地方还有一些好战的白痴或恶棍，认为战争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政策时，那么自由人又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他们对付这一伙人，只好像在莱特湾对付日本人那样，像一九四〇年在英格兰上空对付阿道夫·希特勒那样：必须使出威慑一切的力量，必须具有准备使用这种力量的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
如果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和平的君王” 到来，那我们就只能指望多数人，甚至是最狂妄、最愚蠢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最疯狂的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论者，会从心底里爱他们的孩子，不情愿眼看着他们被活活烧死。肯定没有一个政客会那样愚蠢，甚至要发动一次莱特湾的核战争。现在看来，未来将取决于这样一个可怕的设想：要不就是我们结束了战争，要不就是战争结束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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