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幼儿园给人留下一个多么美好的印象啊！负责的那个苗条、俏丽的犹太女郎，那位名作家的侄女儿，在工作中显得那么快乐，对于提出的问题总是那么迅速地就作出肯定的答复！显而易见，他跟拉姆司令官和海因德尔督察的关系极其友好。这是这次访问的一个骗人的尾声：健康、美丽的孩子们荡秋千，滑滑梯，站成一圈跳舞，在池子里泼水，乘坐旋转木马，他们在落日的余晖里在游乐场的青草上投下了滑稽、颀长的影子，他们的笑声像轻音乐似的悦耳动听。年轻美貌的保姆照管着孩子们，不过她们中没有一个及得上那个穿蓝绸衣裳的一半漂亮或一半高兴。经司令官许可以后，柏林红十字会的那个成员拍了一些照片，包括一张娜塔丽抱着她儿子的。她儿子是一个活泼淘气的小娃娃，笑起来真叫人疼。罗塞尔先生心头突然涌起了一阵好感，告诉她一定寄一张照片给她在美国的家属。
战后，当丹麦议会提出质问，要弗朗茨·赫瓦斯解释他何以受到德国人的欺骗时，他回答说，他一点儿也没受骗。他看得出，这次访问是事先安排好的。他递上一份赞扬的报告，为的是保证丹麦犹太人可以继续受到较好的待遇，食品包裹可以继续送到他们的手里。这就是他的使命——不是揭发德国人的奸诈。虽然如此，赫瓦斯向议会承认，这次访问使他放下了不少心。鉴于红十字会手中已经掌握着的有关德国集中营的可怕报道，他先前有点儿担心，生怕看到满街都躺着死人，伊斯兰教徒在污秽与死亡的气氛中趔趔趄趄。尽管德国人装假作伪，却还没有出现那样的景象。
全世界一直感到纳闷，国际红十字会——以及就这件事而言，梵蒂冈——虽然在大战期间的确知道那场秘密的大屠杀，却始终缄口不言。勉强可以接受的解释总是弗朗茨·赫瓦斯的那一篇：控诉德国人犯下在战时无法证明的罪行，只会使落在德国人手中、依旧活着的犹太人境况更糟。红十字会和梵蒂冈对德国人知道得很清楚。也许，他们颇有道理，虽然接下去的问题是：“境况还会变得怎样更为糟糕呢？”
盛大的美化运动的成功，使柏林的上级动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拍摄一部影片，显示出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生活得多么美好，从而使盟国就屠杀营和毒气室等日益加强的恶毒宣传变成虚伪的谎话呢？他们于是立即下达了命令，准备拍摄一部这样的影片。片名是：《元首授予犹太人一座城市》。指定参加剧本编写委员会的，有埃伦·杰斯特罗博士，而幼儿园则将作为重要的特写镜头加以摄制。
摘自《军事领袖希特勒》
七月二十日——暗杀希特勒的阴谋
……战况汇报会议在一座木造的营房里举行，因为俄军在前线迫近拉斯滕堡，那个坚固的混凝土地堡司令部正在进一步加固，以防空袭。这一下救了希特勒的性命。倘使在地堡里，我们就会全被那次有限的爆炸消灭干净。
炸弹爆炸之前，会议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令人厌烦的场面。豪辛格正在阴郁地喃喃谈着东线的情况。希特勒俯身对着桌上的地图，戴起厚眼镜凝视着。我站在他的身旁，呆在通常那群参谋人员当中。这时只听见一声破裂的轰响，房间里满是黄烟。我发觉自己十分痛苦地躺在地板上，喉咙里不自觉地发出呻吟声。我以为我们遭到飞机的轰炸。我的第一念头就是，要逃脱性命，不要给活活烧死，因为这时火焰劈啪作响，有一大股燃烧的气味。我虽然一条腿被炸断，还是挣扎着到了外边，在浓烟和幽暗中绊倒在好几个摔下的人的身体上。四周的呻吟和尖声号叫是可怕的。到了外边地上，我瘫坐下来。我看见希特勒倚在一个人的胳膊上从浓烟里逃出来。他脸上有血，头发被灰泥胶凝着直竖起来。从划破的黑裤子外面，我可以看到他的光腿。那两条纺锤形的白腿，那两只圆滚滚的膝盖，一时使他看来像一个可怜的普通人，不像那个凶狠残忍的军事统帅。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称颂那些阴谋分子的作品。我本人无法为那些人感情用事。我几乎遭到杀害这一层，倒毫不相干。冯·施道芬堡伯爵通过了森严的门禁和狼穴的保安检查，把那只装满炸药的公事皮包放到桌下，这当然是勇敢、机智的，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已经是一个肢体残缺的废人，在北非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右手，左手还缺了两个手指，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为什么不全部牺牲掉呢？诚然，他是那次阴谋的主谋，但是整个目的就是要杀死希特勒。惟一十拿九稳的办法就是，走到他前面，手里拿着伪装起来的炸弹，使它一下爆炸。看来，伯爵的模糊的基督教理想主义并不包括殉难在内。造化弄人，他无论如何也只多活了几小时。因为同天晚上，他就在柏林被逮捕并处决了。
武装部队中的这些阴谋分子我几乎全都认识。他们中有些人竟然牵连在内，使我大为震惊。有些人加入进去我是可以猜到的，因为他们早期也来试探过我。我驳斥了来试探的人，就此没人再来找我。暗杀掉国家元首来结束战争——不论对我们幕中人说来元首非常明显的缺点是些什么——这种概念据我认为是大逆不道、违背我们军官的誓言和乖谬已极的。今天，我依旧认为如此。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武装部队到处还深入敌境，他们的人数多达九百万，尽管领导乖僻反常，仗还是打得十分出色。祖国虽然遭到猛烈的空袭，却依然完整无缺。德国的政治中心不论好歹，就是德国人民和希特勒之间的紧密关系。暗杀掉他，就会造成局势混乱。希姆莱、戈林和戈培尔仍然控制着全部国家机器，他们准会发动一场意想不到的报复性大屠杀。每一个德国人的手都会反对他的同胞。我们的没有领袖的军队就会崩溃。军事情况虽然很糟，却并不要求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实际上根本不是解决办法：使我们自已陷入无政府状态，把布尔什维克野蛮人请进来，抢劫掠夺，一直闹到莱茵河畔！
事实上，七月二十日的炸弹爆炸事件，促成了第二次国会纵火案。它给了希特勒他所需要的一个借口，把活着的反对派人士全部斩尽杀绝。这次至少死了五千人，大多数全是清白无罪的。总参谋部的人员和独立的、优秀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劳工领袖、传教士、教授和残存的古老德国贵族——几乎剪除殆尽。我的看法是，七月二十日事件也许反而使战争延长了。我们当时正处在八月灾难的边沿，那也许会迫使纳粹党人自行摆脱希特勒，有秩序地投降。与此相反，七月二十日事件使德国感到震动，于是全国团结到了元首的周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九个月可怕的日子以后他开枪打死自己时为止。在德国人民中，并没人支持那次笨拙的暗杀尝试。阴谋分子受到人们的咒骂；希特勒再一次变得趾高气扬。
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在狼穴的医务室里，希特勒就坐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跟戈林谈话，大夫正在治疗他震破的耳鼓。“现在，这些家伙正在我要他们呆的地方给我逮住啦，”他这么说，或者大意是如此。“现在，我可以采取行动了。”他知道这次暗杀的失败反而使他的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为希特勒辩护的人们说，他并没看他下令拍摄的处决将领们的那些影片，但是放映的时候，我就坐在他的旁边。他当时的痴笑和议论比较适合于看查理·卓别林的一部喜剧，而不适合于看我的老战友们那种可怕的、变了样的神情，他们脖子上套着琴弦绞索，赤身裸体地正经历着临死前的痛苦。我从那以后根本无法再尊敬他了。今天回想起这件事时，我也无法尊敬他遗留下的形象。
就我来说，七月二十日事件完全是大祸临头。从那以后，我走起路来一直跛得厉害，右耳完全聋了，而且经常一阵阵头晕目眩，人会摔倒。还有，这断送了我离开最高统帅部的机会。我像七月二十日事件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出身于一个保守的地主家庭，所以很有可能成为希特勒荒谬绝伦的猜疑的牺牲者，被他处决。不过，或许我的负伤使我的清白无罪似乎不讲自明。再不然，也许秘密警察知道，我并无嫌疑。不管怎样，我又成了那个“好阿尔明”，跟那帮“别人”全不一样，除了莫德尔和古德里安以外，几乎比任何其他将领都更受到希特勒的礼遇。这一来，我被迫亲眼目睹了他的一步步没落，直到在柏林地堡中的那个惨痛的结局，每天忍气吞声地听着他对我的同行和我的阶级发出最最下流的恶骂。
英译者按：这个密谋者的小团体可以说是具有基斯通警察的本领。他们不断放置一些未能爆炸的炸弹，策划一些自己人犯下错误的行动，而且一般总是自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他们是很英勇的人，他们的行为是复杂而动人的。隆不以他们为然，这种见解在德国并不普遍。我得到的印象是，隆因为自己没有加入而感到内疚，因而在表示异议时过甚其词。
摘自《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七月二十三日
今天，拉姆领着导演这部影片的那个荷兰犹太人在区里察看。电影剧本规定，要在幼儿园拍摄一个大场面。娜塔丽知道他们要来。她告诉我，等两辆汽车驶到时，她紧张得几乎要虚脱了。但是拉姆听到路易斯死了的消息，却丝毫不以为意。“噢，太不幸啦。那么用一个其他的小家伙吧。”这就是他说的话。“挑一个活泼的，把你的孩子唱的那支法国歌教给他。”在他看来，这孩子患斑疹伤寒死去是合情合理的事。他没加以安慰，自然也不疑心有他。当然，我们必须等着瞧。他也许还会调查一下。目前，真感到莫大的宽慰。
也许，娜塔丽凄凄惨惨采取的预防措施没一件是必要的：她卧室里放着的路易斯的骨灰瓮，追悼的蜡烛，跟拉比就哀悼程序进行的商议，上会堂去念祈祷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但是这些事使她心头平静下来。她用不着装模作样！持续的捉摸不定，使她有点儿支撑不住了。三星期过去，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只有那份正式的死亡通知，以及火葬场的那个听来可怕的提议：叫她出一笔代价去领骨灰。娜塔丽房间里放的也许真是路易斯的骨灰，谁知道呢？当然，我们并不相信，可是这件事自始至终一直太叫人相信了。
（啊呀！这些骨灰究竟是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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